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
容闳是中国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他的毕生事业都与中国近代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拟将容闳所从事的近代化事业纳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
一
近代西学输入中国经历了三个层面，一是器物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文化层面。容闳是第一个层面即器物层面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末清初，在欧洲宗教斗争中渐处下风的耶稣会教士被迫向中国、美洲发展。耶稣会教士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天文算学知识。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经过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儒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如宋明理学的理性主义等）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借鉴。思想家伏尔泰曾由衷地赞美东方文明，称中国史学是一种典范。[1]这时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中西双方各取所需，交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后，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仅限于澳门一带（容闳即在此接受了早期西方教育），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2]。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的差距逐渐拉大。西方传教士也不再是保守的“耶稣会”教士，而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1841年容闳读书的马礼逊学校就是为纪念第一个登陆中国的新教教士马礼逊而建的。1844年签订的《黄埔条约》使西方传教活动变为合法，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继续。但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已失去平衡，主流已成为“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是一种文化动态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将西方文化简单地拿来，它涉及有关文化的诸多方面，如怎样评价和发展本位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和本位文化的关系，如何利用西方文化来对本位文化进行扬弃等许多问题。按汤因比的文化“挑战—回应”模式[3]，一种文化在遭受到另一种更先进的文化的挑战时，这种文化要想生存就必须回应挑战，回应挑战首先要解决本位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回应外来文化挑战的态度一般有三种，即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和中西文化互补。
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态势下发生发展的，而容闳就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容闳的“西学东渐”思想与同时代的中国人还有所不同，有着一种相对“超前”的意识，即相对超越同时代人的倾向。这主要是由容闳的独特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容闳出身寒门，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入私塾以“仕进显达”[4],他的家乡距澳门很近，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他自然而然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835年，容闳入教会学校读书，开始接受西方教育。1847年，在勃朗先生的帮助下，容闳等3人负笈西游，正式接受西方教育。1850年，容闳考取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当时的读书费用非常昂贵，虽然容闳不名一文，但还是拒绝了其母校孟松学校以终身当传教士为条件的资助。当时容闳已成为基督教徒，但他对宗教事业能否造福中国却持怀疑态度。他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5]容闳所说“要造一新时势”就是他后来进行的洋务事业和留学生事业，由此可知容闳的“西学东渐”思想在此时就已初步形成。
容闳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时时关注着中国的时局。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腐败，“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为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6]。但中国百姓却愚昧无知，因为“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7]。而要唤醒他们，则只能将西方的学术灌输给他们。1854年容闳在毕业时将这种思想很清晰地表达为“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而且容闳“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8]。
容闳的个人经历和同时代人相比，无疑有太多差别。由于长期接受西方教育，他对祖国文化所知寥寥。正因为他不太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他也就不可能背上太重的传统包袱。容闳回国之初，对整个清王朝落后的了解，也仅仅达到“机关腐败”的程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封建制度进行研究和批判。再者，与同时代人相比，容闳的爱国主义思想发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冯桂芬、王韬、严复等人亲身经历了祖国丧权辱国的痛苦，对西方有一种本能的抵制或敌视。容闳的爱国思想更主要的是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的基础上阐发的。容闳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自由、平等的观念对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西方人在他的眼中并不可怕，在他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华夷之大防”的观念，所以他能毫无顾忌地引进西方文明，发展中国的近代化事业。
二
容闳一生都以“西学东渐”为己任，但当时中国风气未开，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寻找政治上的靠山，依靠他们来推动“西学东渐”是容闳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容闳首先将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容闳出身贫寒，感情上容易和太平天国接近。归国伊始，因为受广东巡抚叶名琛滥杀无辜的刺激，容闳当时就“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9]。1860年末，容闳冒险和两个美国传教士进入太平天国控制区域进行考察，他在香港时的旧相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接待了他们。为了推行自己的计划，容闳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并坦言如果太平天国能实施这项计划，他“愿为马前走卒”[10]，但并未引起重视。其实，在容闳之前，洪仁玕就已提出过《资政新篇》，其中内容也多与容闳的“七条建议”相合，但也未见实施。当时太平天国处于与清政府的战争之中，战事紧张，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改革方案。
太平天国之行使容闳失望至极，他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的洋务派官僚。洋务派官僚的支持是容闳推行“西学东渐”最大的政治保证。曾国藩和李鸿章都非常赏识容闳，容闳购回机器局所需的机器后，曾国藩称赞容闳为“中国可造之才”[11]，李鸿章也认为容闳对“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12]。容闳的确与洋务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在洋务派官僚的支持下做了不少事情。但他与洋务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走的是“将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的近似于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洋务派强调的是将西学仅仅限制在器物层面。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容闳和洋务派最终走向了决裂。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容闳的救亡道路有了一定的变化。他开始注重政权的建设，亲自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他的改良事业逐步让位于政治斗争。
从1860年到1898年，容闳不遗余力地进行他的“西学东渐”事业。这个事业是从向中国输入物质文明开始的。1863年曾国藩就有关建立机器局的问题向容闳咨询，容闳趁机向曾国藩提出制造“制器之器”的主张，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13]。“制器之器”的主张无疑开阔了洋务派的眼界，对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1864年，容闳漂洋过海，远赴美国购买机器。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的近代机器，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奠定了一定基础。1867年，容闳向曾国藩等人提出建立华商轮船公司的建议，并拟定了公司章程。公司的具体运作完全仿照西方的企业制度，严格限制外商参股。由于得不到洋务派的有力支持，轮船公司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但以后轮船招商局的设立，许多方面取法于此。同年，容闳在上曾国藩的条陈中提出了修筑铁路的建议，但是未引起曾国藩的注意。
容闳在给太平天国的七条建议中提到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和民众教育等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方教育是“西方文明的表征”[14],是改变中国民风的重要手段，所以极力推崇提倡。1867年，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一所“机械学校”，以培养近代工程技术人才，1873年又在自己的家乡办了一所“容氏甄贤学校”，来促进家乡教育的发展。留学生事业在容闳一生的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自己“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计划，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的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可为的切实可行的办法”[15]。经过容闳的多方努力，中国近代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于1872年终于成行。按当时洋务派官僚的要求，不过是要这些留美幼童“学习军政、历算、制造”，以收“长远之效”[16]。但是，“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他们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 idea and ideals），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17]。虽然清政府于1881年将留美学生撤回国内，但是这次留学活动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舒新城曾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18]
三
容闳以他自己独特的眼光提出了“西学东渐”的思想，即“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后来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救国思想就是容闳这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教育救国”和同时代的“实业救国”“商战思想”一样，都是那个时代救亡图存的产物。这些思想都没有注重政权的建设，不懂得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实施这些思想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及其实践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先进的东西，尤其是容闳的“西学东渐”事业，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容闳无疑是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尤其是器物层面文化输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提倡建立银行制度，建立近代海军，实施近代教育，制造“制器之器”，建议创设轮船公司，建议开矿修路等，使器物层面文化输入的内容已非常全面，为过渡到下一个层面即制度层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然，容闳的“西学东渐”并不仅仅限于器物层面。作为一个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闳的“西学东渐”有超越器物层面的倾向。1872—1881年派遣留学生的事业，就是他向制度文化层面迈进的尝试，他的本意是要培养一批精通西方文化的精英，而派遣留学生的事业也确实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同时开了近代留学的风气。大批近代归国留学生不仅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学到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们把所学到的这些先进的知识都带回了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实践。
容闳在向中国输入“西学”的过程中，完全套用了“全盘西化”的模式，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影响。他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这样评价：“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19]他因缺乏了解而对本土文化采取的这种轻视态度，使他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从而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他的“西学东渐”事业。也正因为如此，容闳对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容闳的“全盘西化”毕竟“曲高和寡”，因此他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他的“西学东渐”计划。这个艰巨的任务就留给了比他晚三十年出国留学的严复等人。
容闳和严复都是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都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两个人所走的道路却不尽相同。
容闳从“将西学灌输于中国”入手，向中国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严复却将这些东西视为“标”。他说：“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终废。”[20]“本”就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只有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才能真正进行各项近代化事业。无疑，严复的启蒙思想要比容闳的“西学东渐”深刻得多。
容闳在国外的游学时间要比严复长得多，理应对西方有更为深刻的了解，但他的文化背景和游学经历却限制了他思想的发展。容闳在美国所受到的教育带有太多的学院色彩。美国南北战争之前，耶鲁、哈佛等国立大学仍力图保持大学的传统性质（古典性而非实用性）,这样就使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太重视政治、科技等实用科学，而过多地重视文学写作。[21]在这种背景熏陶下的容闳，自然对文化的重视要超过对政治的重视。严复则是另一种情况。他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其传统文化的功底“骎骎乎可比于先周诸子”。他留学的英国当时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最盛行的时期，欧洲大陆近代政治的发展更是美国难以相比的。严复等人就在容闳等人西学输入器物层面的基础上，使“西学东渐”发展到了制度层面，从而促进了中国维新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就是在以容闳、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爱国者的努力下逐步发展的，而容闳的事业则具有披荆斩棘的开路作用。
本文与周山仁合作，系提交“纪念容闳诞辰170周年‘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收入论文集《容闳与中国近代化》（吴文莱主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
[1][法]伏尔泰：《风俗论》第2册，梁守镪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4—75页。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19页。
[3][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页。
[4]（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0页。
[5]（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58页。
[6]（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98页。
[7]（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61页。
[8]（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62页。
[9]《叶依曲尔牧师的演讲》,（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附录》，徐凤石、郓铁樵译。
[10]（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94页。
[11]汪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4—265页。
[12]（清）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3，清光绪刊本，第34页。
[13]（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111页。
[14]（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39页。
[15]（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39页。
[16]（清）张寿镛等纂：《皇朝掌故汇编》卷29，清光绪刊本，第1页。
[17]温秉忠：《走向世界丛书·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2页。
[18]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页。
[19]（清）容闳：《走向世界丛书·西学东渐记》，徐凤石、郓铁樵译，第39页。
[20]（清）严复：《原强》，天津《直报》1895年3月4—9日。
[21]滕大春：《美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