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关陇集团”与“李武韦杨”之间：太原功臣研究的问题空间
第一章 从“关陇集团”到“李武韦杨”：陈寅恪对唐代政治史解释的转变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中，开国史永远是宏大叙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对易代合理性的描述与对“天命”的建构相互缠绕，使事实记录、对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描述以及对灾祥玄象的解说在历史叙述中交叠，往往令开国史处于虚实之间。拜其所赐，考察某一王朝的开国史时，传信传疑便成为最首要的工作。可能是文献不足的缘故，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片段式的信息；也正因为无法对开国史做全盘的辩证，从开国史中的合法性建构这一最易留下斧凿痕迹的问题入手，已经成为学界拆解开国史叙事的重要方法。
与合法性建构这一最容易留下破绽的问题相比，开国史中对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描述更为具体——当然，这种描述与合法性建构并不属于同一层次的工作，有时相关描述还是合法性建构的一部分——其背后的事实也更加难以破译。其复杂性在于，开国史中出现的各色人物，历史形象也常是虚实掩映：他们被定型为某些角色，其功能在于强化叙事的合理性，这些角色与功能之所以分配给他们，则是因为他们确实拥有与此相关的事迹；而让他们在开国史中所拥有的角色与功能最终定型的关键因素，是建国初期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结构——在古典政治叙事传统下，现实际遇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体历史形象的本相，故而开国史描述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据后来的政治现实建构出的历史，而非原本存在的事实。同时，这些人物在开国史中被设定的形象也会固化其个人与家族在现实中之地位，因为这种历史化的形象意味着在政治上的“定性”，除非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开国史被后来者重写，否则其政治地位不会随一般的政治波动发生变化。
在无法直接从编纂史料中获知政治人物与政治力量在真实开国过程中的作用时，我们或者可以据此思路反推，从开国史中的某些人群在建国后的现实际遇出发，探寻其在开国史中所拥有的角色与功能的成因，进而对开国史中相关部分的虚实进行分离。
与其他王朝开国史的状况相似，唐代开国史中非事实内容也占了较大的比重，学界对此所做的考辨已有很多成果，开国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此不一一列举。这类研究中，曾经最受关注的是对李渊和李世民谁为晋阳起兵“首谋”者的考辨，《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对此有较为全面的归纳，[1]在这些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树桐的相关研究，李氏不但从史料记载的歧义中发现正史中以李世民为起兵首谋者的说法存在疑点，而且在确认李渊为起兵首谋者后，进一步对正史中出现李世民首谋说的原因进行分析，对相关史料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假设，认为李世民在贞观年间授意许敬宗篡改实录，以突出自己的功绩，伪造出高祖欲以其功大而立其为太子的说法，以洗脱其为争夺储位而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罪责。[2]尽管在今日看来，其观点特别是对许敬宗篡改实录所涉及的内容所做的判断似乎略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李氏在考辨史事的同时对不实之记载的成因一并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唐代开国史叙事的若干特点，是在实证研究时代对唐代开国史研究空间的拓展。
与晋阳起兵“首谋”问题同样受到学界关注的，是对唐代开国史中合法性建构的分析。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中国学者曾经试图从相关史料做回归事实的研究，如毛汉光《李渊崛起之分析——兼论隋末“李氏当王”与三李》、[3]李锦绣《论“李氏将兴”——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一》[4]与《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5]以及杨梅《也谈“李氏将兴”与“刘氏主吉”》[6]等文章，都是从当时产生很大政治影响的谶语中探寻其“本事”，分析这些谶言背后的社会与观念现实，而对谶言在唐代开国史叙事中如何被使用、对合法性建构起到何等作用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近年来，在日本学者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以史料批判为基本方法，重视合法性建构这一问题本身的研究倾向，徐冲《〈旧唐书〉“隋末群雄传”形成过程臆说》、[7]李丹婕《承继还是革命——唐朝政权建立及其历史叙事》[8]等文章都是从历史书写或史学史的角度对此问题的思考。这种研究倾向推动了对此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最近陆续出现的一些学位论文，如王友振《李唐建国中政权合法性建构研究》,[9]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考察唐代开国史中的合法性建构问题上。
当我们面对这些已有的成果时，仍然会对唐代开国史研究有一丝隐隐的担心。问题在于，受史料所限，实证研究已经几乎很难产生新的典范式课题，偶尔刊布的新史料如出土墓志也只能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考辨，不能撼动叙事史学下的整体事实；对开国史叙事的考察虽然方兴未艾，研究空间相对较大，但基本上只能对史料的形成过程及其成因做出分析，而史料背后的事实如何，通过此方法所能做出的考辨也极为有限。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本身也需依赖实证研究作为基础，当实证研究进展缓慢且分析方法相对固定时，叙事研究的突破也不易实现，而一些有待进行考察的问题，如开国史中对若干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描述，应如何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进行审视并进行适当还原，并不容易以目前学界已有的思路（这种思路或可简单归纳为将目光聚焦于与史料形成有关的记载，从中寻找答案）来解决。因而，前文提出的从建国后某一人群的政治际遇出发，对开国时期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推的想法，也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太原功臣”就是唐代开国史中可以注意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体在史料中的正式名称为“太原元谋勋效”，是李渊在武德元年赐予免死特权的一批功臣，在唐代开国过程中，他们原本属于晋阳起兵中追随李渊的“元从功臣”这一范围更大的群体，而免死特权正是李渊赐予太原功臣的特殊待遇。作为唐代开国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力量，太原功臣在李渊建国之后被赋予特殊政治身份，在唐初的政治结构中也曾拥有一席之地，这种政治状况又投射在唐初的开国史叙事中，形成了该群体成员在《大唐创业起居注》和实录中的历史形象。研究“太原功臣”在唐初政治中的境况，不但可以对唐初政治史有所发现，也能借此对唐代开国史叙事中有关政治力量间关系的内容进行具体考察。
有关这一群体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就笔者所见，黄永年和雷家骥曾对此功臣群体进行过集中讨论，[10]而对“元从功臣”进行研究的，则有布目潮沨、王吉林和伍伯常等。[11]
在对这些研究做出具体考量之前，需要注意到它们所具有的共同倾向，那就是这些相关研究在分析唐代元从功臣或太原功臣时，都以唐代开国时期作为具体时段，以元从功臣、太原功臣作为分析样本，对陈寅恪“关陇集团”学说进行验证、修正或质疑。换言之，如果没有“关陇集团”学说，这些研究可能不会以今日我们所见之面貌展开，故而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旨趣，是对陈寅恪提出的这一重要概念进行回应。
作为北朝隋唐政治史研究领域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假说，“关陇集团”学说具有极强的影响，凡研治北朝隋唐政治史者，无论赞同与否，都无法绕过“关陇集团”这一概念及在此基础上搭建起的解释体系。学者们在对西魏至唐初的政治走势进行描述时，实际上都是以“关陇集团”说为基础进行具体的论证与考辨，且在使用时虽对其外延界定各有不同，但对“关陇集团”确曾存在基本持肯定态度。对这一学说的使用，业已成为学界的一种“路径依赖”，作为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太原功臣自然也被纳入对“关陇集团”的解释体系。而问题在于，这一学说是否可视为陈寅恪北朝至唐代政治史解释的定论？对隋唐之际政坛上出现的太原功臣而言，此说若非陈氏最后定论，是否有其他理论可适用于太原功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