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甘肃士绅的构成

虽然对于在职的官员、生员等低级功名乃至无科举功名者是否应该属于士绅阶层，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关于科举功名和身份属于士绅主要标志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所以，结合古代社会甘肃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客观状况，我们主要以张仲礼比较宽泛的概念和内涵为依据，即将那些低级功名获得者的生员以及业儒者都纳入清代甘肃士绅的范围之内。据此，我们将分别对清代甘肃士绅的主要构成作一简单论述。

（一）业儒者

业儒者，是指那些未通过童生入学考试的读书人，他们连最低级的生员功名都未得到。[11]清代府、州、县童生入学考试，由于没有年龄限制，导致业儒者大量长期存在。清代同一时期存在的生员人数，据学者估计将近百万人，而参加童生考试者，往往几十人取中一人。因此，业儒者的人数应该比生员人数更多一些。这些业儒者一般有两种类型：

一是生员队伍的后备军。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理念，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士人逆袭事实，使得古代中国的广大家庭对子弟入仕抱着较大的希望，于是对男性来说，“读书—科考—入仕”就成了他们人生的首选，乃至终极奋斗目标。究其原因在于，读书不但可以做官，赢得社会尊重和认可，而且被视为入仕的正途，同时是发财致富的门路。所以，为了达到入仕做官和发财致富的目的，他们必须经过业儒，因为这是入仕最基本的学习阶段。因此，那些还没有取得最低功名，即生员资格的读书人，就属于业儒者，在古代士绅构成中，这些人比比皆是，而且人数众多。

二是那些科举考试中童试的失败者。由于名额的有限和参加考试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无限扩大，总会有大批读书人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落第，从而成为“业儒”大军中的一员。此外，科考无年龄限制的特点，以及业儒者今年不中，来年再考心理的驱使，使得滞留在这一最低阶段的人不仅大量存在，而且人数众多。于是，“业儒”对于这批人来说，很可能就成了终身职业。[12]在清代甘肃各地，也有大批这样的业儒者。不过，由于资料的有限性，我们无法对他们的人数作出准确的统计，但是业儒者大量存在不仅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而且他们在幅员辽阔的甘肃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大量的蒙馆中充任教师的大多就是这批业儒者，因为，一旦取得科举功名，他们的选择就比较多，而且收入也会比业儒者高许多。对此，张仲礼有明确的论述，他说：“只有那些自己中了生员的绅士才有资格辅导学生准备乡试，他们也会从这种教学中获得较高收入。而那些自己还未获得功名的白衣书生通常只能为幼童启蒙，其薪酬也要低许多。”[13]很明显，张先生在这里所指的“白衣书生”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业儒者”。

之所以把业儒者纳入甘肃士绅群体构成要素之中，是基于甘肃地处边远，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客观事实。此外，从士绅参与地方事务和在地方的影响来看，虽然在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和甘肃这样的边远地区，他们的文化成就和所获得功名者的人数差异较大，但是，他们作为士绅的作用是无差别的。例如，在文化发达和获得较多高级功名的江苏、直隶等地，一个举人所发挥的士绅职责也许并不比甘肃地区“业儒者”所发挥的职责大，这是由于不同地区士绅人数的差异造成的。对此，美国学者瞿同祖的观点可以借鉴，他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地方上的许多事务是受士绅阶层影响的，但其角色有地方差异，如举人在江浙地区可能称不上显赫之辈，但反观在穷乡僻壤，秀才、生员之流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14]对此，张仲礼也说：“虽然下层绅士的特权和势力都小于上层绅士，但是他们的人数以及他们所管理的社区也多得多，并且在没有上层绅士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有放手管理的权力。”[15]所以，在甘肃地区，业儒者实际上在许多领域发挥着士绅的作用。如：

刘振邦，字汝翼，漳县庠生。重义轻财，邻里有急，辄慷慨周恤，倡建东麟、西风、文昌各寺宇及堡寨，桥梁，凡有建造，悉身任之。[16]

漳县是甘肃东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相对于兰州府来说，更是一个经济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从以上记载可知，刘振邦虽然只是一名庠生，但却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参与的这些事务具体包括社会救济、庙宇和桥梁等公共工程。实际上，这些地方事务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些事务大多是由像刘振邦这样的地方士绅具体负责的，但囿于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在江浙等文化发达、上层士绅较多的地区，这些地方公共事务大多是由上层士绅负责的，而在甘肃这样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低、上层士绅较少的地区，大多是由像刘振邦这样的下层士绅来具体负责的。

历史资料中，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业儒者很多，再如坐落于甘肃东南两当县的业儒者王尚志传记的记载：

王尚志，字子成，两当人，幼业儒，窘于衣食，因辍学治生。勤苦所得，辄分穷乏。嘉陵江之双河口当要道，每年水涨，涉者辄被陷溺，尚志捐赀造舟，并输经费，行人以便。……各属筹军饷，尚志输巨金，更不邀奖叙。同治七年，岁大祲，大府拨赈粮于秦州，尚志以迫不及待，出所储杂粮数百石济之，存活无数。县仓毁于兵火，尚志倡办常平，为各堡劝，又经理社粮，收放以时，贫民恃为绥急，前后率邑宰者赐“乐善好施”匾额以荣之。[17]

可见，两当的王尚志也是一名科举受挫的业儒者，但是却在两当地方社会事务中担任了许多角色。上述两则事例充分表明，虽然他们并没有获得较高的科举功名，一个曾经业儒，一个终生业儒，但他们却肩负了士绅在地方社会的职责，他们的这种作用与传统士绅，以及同时期其他地区士绅的职责和作用是一致的。而他们也不过是甘肃地区大批业儒者发挥士绅职责的典型代表，这样的记载在清代甘肃各地方志中相当多，在此，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二）生员

在科考时代，一般把那些通过童生考试，进入府州县读书的士人称为生员，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秀才”。清代生员名目繁多，除去正途及五贡外，被统称为“贡监生员”。具体说来，生员可分为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种，贡生（例贡生）可分为附贡生、增贡生、廪贡生三种，监生可分为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本书所指的生员也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地方官学中的学生，也包括国子监的监生。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是以经学为本，打算参与社会事务的人。与治经学者、官员型学者相比，这些生员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只具有准官僚身份。由于他们的主业，以及作为未来官员的潜在人选，也可以说，他们是“自觉以经学为本来参与社会治理”的下层群体。

由于取中名额的限制和科举三级考试由易到难的递增性特点，生员成为士绅阶层中人数最多的部分，他们也是士绅阶层的构成主体。

关于清代生员总数，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统计和推算：清初大名士顾炎武曾就文生员的人数下过这样的结论：“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8]此外，钱德明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写道，文生员的学额为24701个，并估算出生员总数为学额的20 倍，即494020个。[19]对此，张仲礼认为：“太平天国前的文生员数为526869，武生员数为212330，总数约为74 万。”[20]反观这些推论的得出时间，我们发现，顾炎武的估计数字是在明朝宣德七年，是通过当时的相关记载数字推算得出的。与之相似的结论是，《冷庐杂识》中“生员”条也这样记载：“《日知录》谓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员三万有奇，盖现存之数也。今天下岁取生员二万五千三百余名，约计现在之数，以三十年为准，凡岁试、科试各十，共得生员五十余万名，可云盛矣。”[21]比较而言，结论得出较晚的是张仲礼的推算，所以这个结论可能更全面和准确些，原因在于，他是通过确定各州县考试的频次和学额来得出统计数字的。通过研究，他确定“在19世纪，文科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武院试每三年举行一次”[22]。通过这种方法，他确定了考试的频次；关于学额，他通过研究后认为：“太平天国前全国1741所官学每次院试录取名额为25089名。”[23]此外，他还推算出学额与生员数之间的关系，即“任何时候文生员的人数都将是学额的21 倍，武生员的人数为学额的10 倍”[24]。在确定了学额总数后，张先生通过乘法和加法估算了生员的总数：“太平天国前任何一时期的生员人数可如此计算：25089名文生员学额乘上21，等于526869名文生员；21233名武生员学额乘10，等于212330名武生员。总数约为74万。”[25]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以上几位学者的计算结果基本接近。因为本书所论述的士绅不包括武科功名获得者，只指文科功名获得者。所以，顾炎武的天下生员约50万人，与钱德明的494020人，以及张仲礼推算的526869人都比较接近。而且张先生还以太平天国为界限，对太平天国前、后的生员总数和其生员内部的各种组成做了更为具体的估算。他的结论是：扣除升入上层士绅集团者和捐得例贡者，生员净数为，太平天国前任何一时期文生员约为46万人，武生员为19.5 万人；太平天国后任何一时期文生员总数为55万人，武生员为25万人。[26]其中，在46万名文生员中，37177人为廪生，37153人为增生，其余近38.6 万人为附生。太平天国以后的任何一时期，55 万文生员中，37361人为廪生，37337人为增生，其余约47.5万人为附生。[27]因为张先生的研究相对于前两位研究而言是比较新的结论，所以我们在估算清代甘肃生员时，基本上也以这一数字为依据。

按照张仲礼计算全国生员总数的方法，我们除了借用他文生员总数与学额之间的21倍关系之外，只要确定甘肃生员的学额就可以计算出清代甘肃生员的总数了。因为学额是按行政单位分配的，所以各府、县均有生员就学的官学，每所官学在每次考试后录取的生员都有一定的数额，即学额。学额的多寡一般依各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级别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额的多少与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无关，而与各自行政单位的地位相关。毫无疑问，较大的行政单位一般应试的人数也较多，但是学额与应试人数之间，或者学额与地区人口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就每个考生的录取机会而言，各行政单位之间有很大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尽管有时也作一些幅度很小的调整。

根据行政单位的重要性和级别，其官学可分为大、中、小三等。据此，顺治四年（1647）第一次提到的文生员学额为：大学40名，中学30名，小学20名。增生的学额与廪生同。顺治十五年一道上谕讲道，每次文科院试录取名额大府学为20名，大州、县学15名，小州、县学为4—5名。康熙九年又有谕旨指出，大府、州、县官学额仍按旧制，中等官学每次考试录取12名，小官学8—10名。最后，雍正二年又谕准考生多的地方可要求重新分等：“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录取。督抚务必秉公详查，不得徇私冒滥。”[28]

据以上规定，我们得知，府学中廪生和增生数额相同，为40名，州学为30名，县学为20名。因此，如果在得知某府学或州、县学的生员总数后，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该学中廪生、增生、附生的具体学额；反之，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某学是府学，还是州县学以及该学中附生的学额，我们同样可以很准确地计算出该学中生员的总数。依次计算，只要我们可以确定某地的官学数额及其学校的大、中、小，就可以知晓该地区生员的总数。

甘肃的文生员学额，在太平天国前，由于当时陕甘合闱，学额总数为1865人，太平天国后陕西学额为1236人，甘肃为889人。[29]在张先生所统计的数字中，我们注意到，在太平天国后陕西的学额中，正额为1133人，甘肃为882人，陕西因为捐输而永广学额103名，甘肃为7名。因为捐输而永广学额是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政策，所以我们也可以两省的正额为依据，对于陕甘两省的学额正额比率作出计算，即1133∶882，大约为1.28∶1。根据两省之间学额的这种比率关系，我们可以推算出在太平天国前，陕西学额为1047名，甘肃为818名。作出这样的推算，并不是笔者的凭空想象。因为清代中央王朝对各地的学额是严加控制的，所以，至少对于官学中的正额，增减的幅度应该不是很大。“自清初以来一直相对稳定的生员学额，到太平天国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动。”[30]也就是说，在太平天国之前，各地官学中的学额及各省学额总数基本是稳定的，只是因为太平天国时期，由于财政紧张，军饷匮乏，政府出于镇压起义的需要，才实行捐输增加学额的政策。这种规定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实行，同年谕旨说：

现在大江南北军营，援剿之兵，数逾十万。连日捷音迭奏，大挫凶锋。近复调集各路重兵，克期复剿。合之前调之兵，不下二十余万。朕不惜帑金，为民除害，统计所拨，已及二千七百万两。际兹大兵云集，需饷尤殷，仍不能不借资民力，以济军储……着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无论已捐未捐省份，凡绅士商民，捐资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省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倘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赢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广定额。加额银数，及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其捐生本身，应得奖叙，仍准奏请，另予恩准。[31]

同年晚些时候，又有谕旨说：

咸丰三年议准，各省捐输，集有成数。由各该督抚汇奏，除给予本身奖励外，一厅一州一县捐银二千两，广文武学额各一名。如所捐银数浮于应加之额，即归下次数加广。或因捐银较多，准其奏请酌加永远定额。一厅一州一县捐银一万两，加文武学定额各一名，均以十名为限……[32]

这种捐银增加学额的规定实行以后，极大地改变了各地区学额的原有规定，所以为使学额不至于完全失控，政府规定了每个县所增永广学额不得超过10个。咸丰八年（1858）有一补充强调，凡原定学额不到10个的地方，永广学额的增加不得超过原定额。[33]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军需孔亟的状况有所缓解，政府乃进一步限制永广学额。同治七年（1868）上谕指出：

（同治）七年复准，各省加广学额银数，照旧章凡一厅一州一县捐银四千两者，准加一次学额一名；二万两者，准加永远定额一名。其捐银已请奖叙，或已广中额者，均不准再加学额。[34]

据此规定，从此每增加一学额，报效的款项要增加一倍。并且过去每捐一笔款项可获三种奖赏，即报效者获奖叙、增加举人的取中名额、增加生员学额，现在只可获其中一种。同治十年（1871）准予永广学额的做法终于停止了。当年的上谕规定：

（同治）十年议准，外省捐输各案，止准请加一次学额，概不准请加永远定额。其银数改为输捐银一万两者，准广一次文武学额一名。[35]

以上几则材料充分说明，清朝政府对学额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例如关于增加生员学额的规定，从1853年开始之时捐2000 两就可以准广学额，到1868年，4000两才可以加学额一名，若要永加一名学额，则需要捐银20000 两，捐银数明显翻了一番，到1871年停止之时，要加一名学额，捐银数增至10000 两，这与最初的2000 两相比，已经增加了4倍。这些规定和数字充分说明：除了太平天国时期陕西因捐输军饷增加了103个学额，甘肃增加了7个学额外，陕甘两省的学额总数变化不大。而太平天国以后，陕西的正额为1133名，甘肃的正额为882名。所以，我们的推算结论是，太平天国前甘肃的正额大概为818名，陕西约为1047名基本是可信的。至于这个估算学额与当时实际学额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朝廷严格控制学额，学额变化不大，但并不等于绝对没有变化。何况，从1644年清王朝入关到1851年太平天国时期，中间相隔100 多年，陕西和甘肃正额的适当增加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全国和各地的学额都呈缓慢地增长趋势。陕西从太平天国前的1047名增加到太平天国后的1133名，甘肃从太平天国前的818名增加到太平天国后的882名。其中，陕西增加了 86名，增长了 8.2%；甘肃增加了 64名，增长了7.8%，相差0.4个百分点，这个增长幅度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的计算数字应该是基本可靠的。

根据以上推论，我们计算出太平天国前甘肃的学额为818名，太平天国后的学额为882名，借助张仲礼的计算方法，我们用生员总数，即学额乘以21，得出甘肃太平天国前的文生员总数为17178人，太平天国后的文生员总数为18522人。[36]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计算的只是根据学额中的正额计算的，并未包括暂广和永广学额。例如，太平天国期间，甘肃获得了7 个永广学额，[37]这样，太平天国后的甘肃文生员学额既是889名，那么太平天国后的甘肃文生员总数就是889 × 21 =18669人，张先生应该也是这样计算的，因为在他所列的表中，[38]太平天国后甘肃的文生员总数是18690，这个数字是张先生把暂广的1个学额加进去计算得出的，也就是（889 +1）× 21 =18690人。根据以上结果，我们知道了太平天国前陕甘两省的文生员总数为17178 +21987 =39165名，这个数字，也和张先生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39]根据已经得出的结论，我们不但可以进一步确定各个时期的文生员总数，还可以得出武生员总数，但因为本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不包括武科举功名获得者，所以我们不再计算武生员总数，但根据我们的计算和张仲礼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甘肃的文生员学额、总数等情况通过下表来进一步明确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各府、州、县学的学额，我们以《甘肃新通志·选举志》为依据，对清代甘肃各学的学额以表格的形式列举如下。

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得知，清代甘肃的学额正额总数为888名，这与张仲礼计算的太平天国以后甘肃的学额数字相差不多。[40]据此数字可以确定，我们对清代甘肃学额的统计和估算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相应地，基于这个学额总数计算出的清代甘肃文生员的总数也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三）监生

监生的种类较多，有例监生、恩监生、优监生、荫监生等。例监生是通过捐纳银米在名义上或实际上可进入国子监的学生。这些监生中曾经是廪生的通常称为“廪监”，曾是增生的被称为“增监”，曾是附生的被称为“附监”。但大部分监生只是俊秀，即平民，就直称监生。恩监生来源于两条途径：一是因朝廷恩赐而选自官学生或算学生的；二是由朝廷赐予圣人后裔。荫监生则是由父辈为朝廷勋旧而获得监生衔者。优监生，即品行兼优的监生，他们系选自各省各学校的附生和武生员，[41]人数极少，挑选一事由各省学政决定，他们在正式进入国子监以前必须通过礼部和国子监会同举行的考试。

监生相对于那些严格通过层层考试的科举功名获得者来说，属于走捷径者。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通过捐纳而获得功名和身份的。所以在许多文献和学者的研究中，这些通过捐纳而获得功名者被称为“异途”，以区别于通过科考取得功名的“正途”士绅。

事实上，通过捐赀授予的功名，是朝廷控制和制约正途出身者，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防止正途出身的士绅结成朋党的一种手段。例如雍正皇帝的一道谕旨对此目的说得就比较明确。雍正五年（1727）的一道上谕说：

近见科目出身之员，不但多有苟且因循之人，而贪赃坏法者，亦复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之风，比比皆是，牢不可破。假若仕途尽系科目，亦彼此固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患甚巨。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大员，不准捐纳外，如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应酌议准其捐纳。[42]

很明显，雍正皇帝是将捐纳制度作为一种控制正途出身者的手段来实施的。这与后来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捐纳制度盛行的目的是大相径庭的。因为雍正时期正处于清王朝国力强盛阶段，国家财政并不困难，所以当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士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控制，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所以，康雍乾时期对于士绅的政策是以控制为主，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和约束。

而在清王朝中后期，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由于军饷匮乏，清王朝财政紧张，捐纳制度于是被进一步扩大，此时的捐纳则完全是为了解决军饷的不足和财政困难。关于此时捐纳制度实行的目的，咸丰帝的上谕说得也很明确：

……合之前调之兵，不下二十余万。朕不惜帑金，为民除害，统计所拨，已及二千七百万两。际兹大兵云集，需饷尤殷，仍不能不借资民力，以济军储……着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无论已捐未捐省份，凡绅士商民，捐资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省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倘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赢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广定额。加额银数，及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其捐生本身，应得奖叙，仍准奏请，另予恩准。[43]

虽然清王朝为了加强对正途士绅的控制和解决财政紧张的状况，不惜大开捐纳制度，但是从总体上看，捐纳制度并不是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相应地，捐监生等也并未成为整个士绅群体中的主流。这主要是因为捐纳制度和捐监出身者不但受到正途出身士绅的轻视和排斥，而且在官职任命和社会地位方面，捐监出身者和科举出身者间的差距也比较大。以“异途”的例贡生和拔贡等“正途”贡生为例，“异途”贡生社会地位较低，特权较少，属于下层士绅，而“正途”贡生则属于上层士绅。所以，例如在职官选用方面，只有“正途”贡生可被选任为教职，或经廷试而出任知县。此外，在学习时间方面的规定也有所不同，“异途”贡生相对于“正途”贡生，他们在国子监的学习时间更长，然后才能参加相关的选拔考试。[44]对于“正途”优于“异途”官职任用的差异状况，《大清缙绅全书》也有明确记载，即“正途出身者占有2 万个文官职位的近半数，他们控制了朝廷的显职和地方上的要职，并且几乎独揽了教职”[45]。通过数字，张仲礼进一步指出，在太平天国前，“正途”官员数对“异途”官员数之比约为2∶1，太平天国后则为4∶3。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前捐班出身的在职和离职文官总数近1.1 万人，太平天国后为2万人。[46]所以捐纳制度并没有过多危及正常的科举制度，因此，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正途”步入士绅行列和官场依然是士人的首选和主要途径。

关于清朝的捐监制度，张仲礼认为：“在整个19世纪前半期，捐监生的人数在稳定地下降。”[47]并且指出这种下降的趋势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有关。与19世纪上半期的情况相反的是，“捐纳制度，包括监生捐纳，在19世纪后期反而兴盛起来，这并不表现在捐纳的款项，而表现在捐纳的人数上。”[48]这种捐纳制度的兴盛和捐纳人数的增加，无疑是与太平天国时期，清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和军饷不足而鼓励捐纳有关。但与清王朝大开捐纳制度的初衷相反，19世纪后期捐纳制度的盛行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得中央控制权旁落，地方控制力加强。光绪三十二年（1906）度支部的一份奏议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起，至现在止，据直隶、四川、两广、两江、奉天、山东、甘肃等省，先后共请颁给空白执照436700张。核计各该省册到部请奖者，只填用空白执照10 万张有零。未报之数甚巨。尚有续请颁照者，均经臣部驳斥不准。伏思赈捐虽未能即时停止，流弊诚不可不防。空白执照一项，其减价亏蚀，转售遗失诸弊，已指不胜屈。甚且藉部之照，以愚弄捐生，竟予隐匿不报，故有终身不知其捐照，未经核准者。捐款徒供贪橐，于公家毫无裨益……[49]

上述奏议不仅充分说明了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捐纳收入的事实，而且表明了捐纳制度在此时的泛滥。

基于捐监制度的变化，对于监生总数，张仲礼认为，太平天国前为355535人，太平天国后为533303人。[50]对于这一身份头衔获取的代价，平民和生员捐监生需纳银数额，也是有差别的。道光初年，在京师平民捐监生需付银108两，在地方需捐银100 两。自道光七年（1827）起，捐监生者无论京师和地方均需120 两。自道光末年（1850）起，在京师或地方均需108 两。整个道光年间附生捐监生衔无论何地均需纳银90两，增生需80两，廪生需60两。

借助张仲礼的研究成果，以道光朝为例，我们不但计算出了这个时间段里甘肃的监生总数，而且可以确定这些捐监生的纳银总数额。对此，我们依然以表格的形式来反映道光朝甘肃的监生人数和纳银数额。

因为捐监者中大多属于平民，所以增生、附生等为了能早日参加乡试而捐监者的人数也就比较少。据此，清朝甘肃的3477名捐监生中，属于增生、附生等捐监者也相对较少。影响甘肃监生数额变化的因素，笔者认为，除了经济落后等基本因素外，乾隆年间的甘肃捐监贪污大案，也是影响清朝甘肃监生人数较少的重要因素。关于这个案件及其影响，我们将在其他部分里加以集中论述。因为本书是以文科功名获得者，即清朝时期甘肃的知识分子群体为研究对象，所以，平民占主体的监生并未纳入我们的研究视域。

（四）贡生

贡生，通常也简称为五贡，包括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贡相对于通过捐纳而成为士绅的“例贡”来说，属于“正途”出身，因为前者是通过考试而获得的，而后者则是通过捐纳而获得的。

恩贡生，是皇帝赏赐的贡生，每逢国家盛典如新皇帝登基等都有这种恩典和赏赐。关于恩贡生总数，是“将学校数乘以开恩科的次数”。[51]因为“每一学校无论其规模，每次恩科一般应有一名恩贡”[52]。清朝开恩科的次数大约为38次，而清代甘肃各府州县的官学总数为76所，这样，我们得到清代甘肃的恩贡生数为2888名。[53]但是，《甘肃新通志·选举志》中记载有名姓可查的贡生总数大约是1365名，所以很明显，这个计算方法不够准确。如果借助张仲礼所计算的恩贡生在整个贡生中所占比重在太平天国前后分别为15%和30%来计算的话，那么我们可得知，甘肃在太平天国前约有204名恩贡生，太平天国后约有410名恩贡生。

拔贡生，每12年选拔一次。清朝规定，每逢拔贡年份，府学可有两个名额，每个州、县可有一个名额。[54]虽然有变动，但无论怎样，拔贡生的名额至少与官学数一样多。[55]据此我们可以推算出，甘肃每选拔一次的拔贡名额约为76名。[56]按张仲礼的计算方法，用拔贡名额乘以2即为拔贡生总数，[57]那么，清代甘肃的拔贡生总数约为152名。

优贡生，按例三年挑选一次。清初为“大学二人，小学一人……乾隆四年，限大省无过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宁缺勿滥”。[58]按照这个规定，甘肃在清代基本属于小省，也就是说，在每三年一次的优贡生选拔中，甘肃约有两名优贡生，按照张仲礼的估算他们平均获此衔的年龄为24岁，[59]那么，在清代的任何时期，甘肃约有72名优贡生。这个数字与同治二年的一则诏书所说的数字大致一样，“同治二年有一诏书说，挑选一次，各省优贡总数仅60至70名”[60]。而在太平天国以前或以后的任一时期，全国的优贡人数大约为500名。[61]

副贡生，是指那些乡试未中举者，但其成绩可列入副榜的人。关于副贡的名额，是根据举人数来取定的，即每五人中举，即可有一人中副榜。为了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清代甘肃副贡的大致人数，笔者对《甘肃新通志》卷39《学校志·选举上》所列有姓名依据的甘肃举人总数作了统计，结果为：清代甘肃曾获得文举人功名者总数为1959人。按每五名举人可有一名副贡生的规定计算，清代甘肃曾获得副贡生功名者约有392人。

岁贡生，是指按资历递升的贡生。岁贡生是从廪生中选拔的，他们均属于乡试屡试不第者。关于岁贡生的选拔，清朝规定：岁贡生“府学岁一人，州学三岁二人，县学二岁一人，一正二陪。”据此规定，我们如果能准确地计算出某省的府学总数、州、县学总数，基本上就可以计算出该省岁贡生的具体数字。

关于甘肃官学每年岁贡生名额，张仲礼也作了统计，他把陕西和甘肃纳在一起计算，得出结论为：太平天国前陕甘官学每年岁贡生名额为88名，太平天国后为91名，也就是说，他估算的陕甘太平天国前每年约有88名岁贡生名额，太平天国后每年约有91名岁贡生名额。据此数字，也很难了解甘肃官学每年的岁贡生名额总数，但为了确定这个数字，并估算出甘肃的岁贡生总数，我们还是以《甘肃新通志·选举志·学额》的记载为基础来统计清代甘肃官学每年的岁贡生名额。

根据上表统计数字，我们得知清代甘肃官学每年的岁贡生名额约为47名，而张仲礼估算的太平天国后陕甘官学每年的岁贡生名额约为91名。这样，我们的统计数字刚好相当于张先生对两省数字估算的一半多一点，因为以上数字是以史料为基础统计得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甘肃官学每年的岁贡生名额大约就是47名。

关于岁贡生的总人数，张仲礼的计算方法为，用全国每年的岁贡生总名额数乘以20。因为他估算廪生获取贡生时的平均年龄约为40 岁，而获得这一学衔后的寿命约为20年（估计张先生是以当时人的平均寿命60岁作此推算的），所以，在计算岁贡生总数时，他采取了这一计算方法，即用全国每年的岁贡生总名额1000名× 20年=20000人。从而他估算出在太平天国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期，岁贡生的总数约为 2万人。[62]

借助张先生的计算方法，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清代甘肃的岁贡生总人数。即用清代甘肃官学的岁贡生总名额乘以20，即可得出岁贡生总人数。按此方法计算，47名× 20年 =840人。为了确定我们的计算和实际情况，笔者对清朝时获得贡生衔的总人数作了统计，大约为1365人。[63]因为在五贡中，岁贡生人数最多，所占比例也较大，所以840名左右的岁贡生占据了1365名贡生总数的绝大部分。关于五贡之间的比例，张仲礼估算的结果为：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在太平天国前的比率大约为61%、15%、11%、2%、11%；太平天国后大约为50%、30%、9%、2%、9%。[64]按照这个比例，以清代甘肃贡生的总数为依据，我们计算出甘肃的岁贡生总数在太平天国前约为832名，太平天国后约为683名，这一结果与我们依据它用岁贡生名额乘以20年的结果840名比较接近。所以，清代甘肃的岁贡生总数，大约在832名到840名之间。

（五）举人

举人，是相对于生员、监生和贡生来说的，是较高功名的获得者，是指那些在乡试中获胜的考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旦获此功名，就意味着他们挤入了上层社会的行列，在张仲礼的相关研究中，他们属于上层绅士。所以他们距离出仕是比较近的。

在科考时代，科举功名由于中式名额的有限性和参加者的急剧扩大，导致越高一级的考试，其竞争程度也就越激烈，所以相较于生员、岁贡生等功名，获取举人科名的乡试竞争更加激烈，中举者不过百分之一、二。然而一旦中举，其人所获得的荣誉和好处也是相当大的。不光他们本人从此步入上层士绅行列，从此能够与当地的上层士绅，包括督抚等交往，而且也能为自己和家族甚至所在的家乡带来各种利益与好处。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诸多孔乙己、范进这样悲剧性的读书人，也涌现出众多像蒲松龄这样虽皓首穷经但无缘功名的知识人。

关于举人人数，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计算。例如，张仲礼估算，全国在“太平天国前举人人数近1.8 万人，太平天国后约1.9 万人……扣除后来中进士和经过捐纳而步入仕途者外，举人净数将近1 万人”[65]。张杰则依据每科全国的中举总额乘以清朝的开科总数，得出全国的举人总数为144480人。[66]

借助这些计算方法，我们要确定清代甘肃的举人总数，首先就要确定清代甘肃的乡试中举名额。因为在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前，陕西和甘肃的乡试是在一起举行的。所以，关于乡试名额的分配，也很难找到具体的数字。不过，根据一些文献资料，我们大致可以确定甘肃乡试的中举额。例如，光绪七年（1881）各省的中举名额分配，“陕西61名”[67]。因为陕甘合闱，所以甘肃士子在乡试中所占的名额比较少。在分闱前的61名中举额中，甘肃士人获得举人功名的人数要远远少于陕西。直至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才将陕甘两省的中举额作了分解，即甘肃21名，陕西40名。[68]此后，左宗棠又上《奏请分闱增额疏》，要求增加甘肃的中举名额。他说：“仰恳特恩赏准甘肃增额九名，合近科分额二十一名，应广额十名，则甘省得额四十名。”[69]由此，我们得知，在陕甘分闱后，甘肃的中举额为40名。

在确定了甘肃的乡试中举额后，我们就可以大致计算出甘肃的举人数，即用中举额乘以开科次数即可得到举人总数。清代总共开科112次，如果按陕甘分闱后的40名来计算的话显然并不合适，因为在分闱前甘肃的中举额肯定比较低，不会是40名。所以我们以平均数30 作为中举额来计算，得出的数字就是：清代甘肃约产生过3360名举人，即30名× 112 科 =3360名。显然，这一数字高于《甘肃新通志》卷39《选举志》所记载的有姓名可查的举人总数1959人。所以，关于清代甘肃举人的确切人数，学术界暂时还无法得出精确数字，估计应该高于《甘肃新通志》卷39《选举志》所记载的1959名，低于我们估算的3360名，大致在2000多人也许更为客观一些。

（六）进士

进士，是指那些通过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即殿试考试者。他们虽然在整个士绅群体中人数最少，但却享有所有士绅构成者中最多的特权和最高的社会声誉，因为他们居于士绅构成图——金字塔的顶层，这也是读书人所获得的最高科举功名和荣耀，所以该层次功名获得者通常将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团体。

在科举考试废除前，清朝总共举行会试112 科，共产生了26747名进士。[70]这个数字相对于清朝庞大的政治体制构成来说，并不算大，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供给和统治者的有意限制，使得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他们出仕的机会将是100%，也就是说，进士功名获得者都会被任命为封建王朝的各级官员。关于进士的授职情况，清代进士有“甲科”或“甲榜”之称，“一甲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71]清代会试在北京进行，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前，因各省没有固定的名额限制，所以江浙地区取中人数最多。此后，清朝统治者不断对各省的中式名额作了规定，目的是平衡和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所有读书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一般来说，会试名额的多少是按应考人数确定的。同时，中举名额的多寡也能反映出该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程度的高低。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的会试中额：江苏、浙江、直隶分别以25、24、23 高居前三，而台湾、奉天、甘肃则分别以2、3、9 列为后三位。[72]这个学额的多寡，事实上是与各省教育文化水平的高低相吻合的。

由于甘肃地处偏远，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清代甘肃考中进士的人数也比较少。关于清代甘肃进士的总人数，对其做过统计的学者比较多，但是由于各自所依据的文献不同，研究对象、范围不同，每个人得出的数字差异较大。例如，张利荣认为，清代甘肃进士有280人；[73]漆子扬认为，清代甘肃进士为348人；[74]雍际春的统计数字为清代甘肃有进士300人；[75]张镔统计的清代甘肃进士为305人；[76]张晓东则依据现在的甘肃行政区划，统计得到清代甘肃有据可查，可确认的进士为292人。[77]很明显，张晓东是以现在的甘肃行政区划为准，因此没有把宁夏府、西宁府和迪化的进士纳入其中。可见，这些众多的统计结果使我们对清代甘肃到底产生了多少进士，无法得到一个可靠、确切的数字。因此，为了弄清楚清代甘肃到底产生过多少名进士，笔者以《甘肃新通志》卷39《选举志》所罗列的进士姓名对清代甘肃进士作了非常仔细的统计，统计表明，清代甘肃获得进士功名者共有332人（为了解决学术界对于清代甘肃进士数字统计不同的情况，笔者依据《甘肃新通志》的记载，逐一进行了核对，对清代甘肃进士的籍贯、取得进士功名的时间、官职等数字做了详细的统计与核对，见附表）。

根据附表的统计我们得知，清代甘肃有姓名、科考年份、官职等可查的进士有332名。在这332名进士中，同治乙丑科的崔文海和丙戌科的潘泰谦是迪化人。[78]这332名进士是甘肃士绅群体中获取科举功名最高的部分。他们的分布基本上可以体现清代甘肃各府、州乃至各地县的经济、教育等发展水平。所以，本书将以进士为代表来分析清代甘肃士绅的时空分布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