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奥兹作品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对奥兹作品的翻译始于短篇小说。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奥兹的三部短篇小说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即《游牧人与蝰蛇》[6]《风之路》[7]《胡狼嗥叫的地方》[8]。国内对奥兹作品的大规模翻译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译林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何去何从》（1998）、《我的米海尔》（1998）、《沙海无澜》（1999）、《费玛》（2001）、《了解女人》（2007）、《爱与黑暗的故事》（2007）、《一样的海》（2012）、《地下室里的黑豹》（2012）、《故事开始了》（2012）；南海出版公司相继出版了《莫称之为夜晚》（2006）和《鬼使山庄》（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黑匣子》（2004）；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咏叹生死》（2010）、《胡狼嗥叫的地方》（2010）。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钟志清博士对奥兹作品的中国翻译和经典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奥兹的大部分作品已被翻译为中文，部分小说和大部分的散文随笔还未曾和中国读者见面。

2007年，奥兹的中国之行使中国的媒体、作家们开始关注奥兹本人及其作品。中国作家毕飞宇、莫言、阎连科、池莉、邱华栋等都高度评价了奥兹及其作品，学者们对奥兹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奥兹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奥兹具体作品的解读

在目前国内奥兹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中，占比例最高的是学者们对奥兹具体作品的解读。如对于《我的米海尔》，易国定认为作家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抒写了女性的精神史，小说展现了奥兹的女性观和对非勒司中心主义的颠覆意图。[9]彭超认为《我的米海尔》中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情绪和逃离的冲动；汉娜先后接触到父亲约瑟、丈夫米海尔、邻居男孩约拉姆三位男性，这三位男性分别代表渐逝的历史、无奈的现状与远去的理想对汉娜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也代表了耶路撒冷对汉娜的深刻影响；奥兹通过汉娜这样的女性形象，传达出自己关于耶路撒冷的见解。[10]关晓雪运用城市理论研究成果对《我的米海尔》的耶路撒冷描写进行了研究，尝试呈现奥兹的文学想象对圣城的建构过程。[11]

郑丽采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剖析奥兹的短篇故事《等待》，指出小说中不幸婚姻的根源在于“对话”的缺失导致的“失之交臂”。为了实现与对方真正的“相遇”，主人公必须实现从“我—它”关系到“我—你”关系的转变，以包容的态度参与到“完全在场”中来。郑丽认为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作者通过对话结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分歧，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希望，《等待》因此具体体现了作家深邃的哲学思考和深切的人文关怀。[12]冯利苹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等待》进行了平行研究，认为两者提供了相似的文学典型，即男主人公都以自我为中心，把女性看成自己人生的附庸；对话的缺乏导致两个家庭悲剧的诞生。[13]

少远认为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书写了犹太人所遭受的多重苦难，即除了在茫茫的历史之河中流徙、漂泊，遭受其他文明的屠戮和戕害，还要面对更为深重的“找不到家”的孤独。[14]唐诗以《爱与黑暗的故事》为对象，研究了奥兹的多重文化身份、犹太人的心理创伤、奥兹的写作和叙事策略。[15]

邱华栋认为奥兹小说《黑匣子》以书信体形式将爱情、性、婚姻、代沟、种族、国家、政治等问题一一囊括，该书折射了当代犹太人生活的全景画面，“黑匣子”作为书名寓意丰富。[16]

高毛华认为《忽至森林深处》中两个孩子从“村中世界”到“山中世界”的穿越表达了奥兹企图弥合世界创伤的创作衷愿。[17]

王璐认为奥兹处女作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以复调的写作手法，通过“狗”“胡狼”“配马”等隐喻为读者展现了生活在基布兹的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和独特民族心理：狗与胡狼隐喻了对异己的排斥与迫害、基布兹的“流亡者”和新一辈；被诱惑的“胡狼幼兽”隐喻了犹太人对欧洲文化的依恋和向往，其中包括少女加里拉对欧洲文化的依恋和向往；被捕的胡狼幼兽隐喻了犹太人对故国家园的爱；配马的故事隐喻了犹太人出生的苦难和罪恶与关于血统的阴暗史诗；有关“洪水”的梦隐喻了犹太民族苦难的历史和心理创伤，以及作者对以色列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反思，也隐喻了阿摩司·奥兹渴望用“爱与和平”解决民族、种族、文化冲突的美好希冀。[18]

关于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徐兆正认为8部短篇小说充斥着孤独、失落、忧伤、恐惧、惊悚、奇特、怪异乃至绝望；古稀之年的奥兹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问题、悖论与谜团浓缩在一起，并以写实加象征、隐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没有做出解答。[19]高中梅认为奥兹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生活的种种阴暗面，展示出一幅具有超现实色彩的以色列乡村生活图景；百年老村、虚构的乌有之乡特拉伊兰的变革象征着在以色列的城市化进程中，拓荒者的人生理想和现代人的观念发生的冲突与矛盾。[20]

钟志清对《地下室里的黑豹》进行了详细解读，指出在该作品中孩子成为家庭描写的中心人物；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使命与道义、民族情感与人道主义准则等诸多充满悖论色彩的问题不仅是小主人公的问题，也是作家的问题；作品以将个人命运和共同体前途并置的方式探讨个体身份，显示出作家浓厚的道德深意和矛盾心态。[21]对于《地下室里的黑豹》，遆存磊认为奥兹试图以书写的方式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裂痕。[22]

（二）奥兹作品人物研究

李春霞对奥兹小说中的阿拉伯人形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奥兹的作品一方面展示了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从民族生存的角度逼真地再现了两个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兵刃相见的历史现实。李春霞认为奥兹作品既流露出作家对犹太民族身世多艰的哀悼，也流露了对阿拉伯民族所遭受苦难的深深负疚，个人道义与民族责任的冲突跃然纸上。所以她认为奥兹笔下的阿拉伯人形象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成了复杂的文化心理现象，负载着作家深厚的历史意识与民族体验。[23]

刘悦研究了奥兹小说中犹太人的“应允之地”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主张对犹太民族造成的影响、在基布兹生活的犹太人个体意识与族群意识的冲突，从历史、政治、个体意识三个维度研究了奥兹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24]

刘国爱研究了奥兹的基布兹题材小说，认为基布兹的新一代更注重主体意识与个人价值，与注重集体意识的基布兹老一代人间产生了价值观上的冲突。[25]

陈茜研究了《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知识分子的来源及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形象，认为奥兹关注特殊情境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并试图从犹太哲学的“对话”理论中探索其走出精神困境的出路。[26]

（三）奥兹作品主题研究

奥兹作品主题的研究目前多见于硕士学位论文。李沁叶研究了奥兹小说中的女性婚恋悲剧主题。[27]文海林对奥兹长篇小说“爱”的主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奥兹有着对“爱”的多角度理解，其作品从家庭之爱到故土之爱、民族之爱，再升华为信仰大爱，自始至终都展示着人本主义关怀。[28]张文洁研究了奥兹作品中的犹太悲剧主题，认为该主题贯穿于奥兹对犹太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犹太家庭的悲剧与犹太民族现实的苦难三个维度的描写中。[29]丁蕾研究了奥兹小说的“回家”主题，探讨了犹太人的回家之路、回家后的种种生活困境，并试图寻找犹太人的“回家”障碍，寻找一个能够让犹太人肉体和灵魂都返回家乡的有效途径。[30]张向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神话存在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为基底，以耶路撒冷、“基布兹”和英雄三大符号为侧面的“三棱锥”结构，奥兹在文学创作中消解了三大符号，从而实现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神话的瓦解。[31]

（四）奥兹创作倾向研究

关于奥兹的叙事理念，赵玫认为《故事开始了》佐证了奥兹所涉猎的文学作品之多：奥兹对冯塔纳、阿格农、果戈理、卡夫卡、莫兰黛、卡佛、马尔克斯等十位作家颇有研究，并更钟情用希伯来文写作的以色列作家。赵玫还以作家的身份分析了奥兹在《故事开始了》中阐述的创作观，并认为《故事开始了》与该作品之后诞生的《何去何从》几乎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32]曹琳研究了奥兹的故事观念并对《爱与黑暗的故事》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奥兹的故事观建立在其人生历程的基础上，传承了犹太民族文学的故事传统并接受了西方小说故事观的影响。[33]

关于奥兹创作的价值取向，徐兆正认为奥兹的多数小说把个人放到充满悖论与冲突的社会语境中，通过个体人物的心灵剖析与外在的环境展现，促使读者对个人、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进行思考。[34]遆存磊认为“叛徒”的暗影缠绕着奥兹，他深入思考个体身份与民族命运交织所产生的矛盾与悖论，不仅仅为了辩诬，而是试图追索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隐然隔绝与弥合尝试。[35]

关于奥兹作品的艺术风格，钟志清认为奥兹善于借助幽默、反讽等手法，对某些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卫道士、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揶揄，这使得他笔下的人物鲜活饱满，鲜有“传声筒”痕迹。[36]

国外学者对奥兹小说的女性形象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阿门德与凯思琳（Amende & Kathaleen，2010）对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干旱》与奥兹的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进行了影响研究：奥兹深受福克纳小说创作的影响；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试图以臆想中的性袭击煽动针对少数民族的武装袭击；因缺乏魅力不能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两位女主人在男性世界被边缘化，她们陷入饥渴并试图以杜撰的性袭击发泄并吸引男性的注意，以民族种族身份属性强调自己的归属；她们所在的群体将异己的贝都因人或黑人妖魔化，抱着寻找替罪羊心理，该群体将恶劣天气制造的焦虑发泄到少数民族这一弱势群体上，视他们为制造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其他学者，如卡琳·格伦贝格（Karen Grumberg，2010）将奥兹与同样擅长以母亲为原型进行写作，作品也具有自传色彩与抒情特征的作家阿尔伯特·柯恩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布吉亚与诺伯特（Bugeja & Norbert，2015）则研究了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比对国外奥兹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见下表）可以发现，总体上我国对奥兹及其作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非常有限。

阿摩司·奥兹国内外研究成果检索结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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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徐新《以色列文学漫谈》，《译林》1995年第2期。

[2] 参见钟志清《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3] Amos OZ，“Hitler Is Already Dead，Mr.Prime Minister”，Yediot Aharonot，21 June 1982.

[4] 康慨：《德国向以色列作家授勋阿摩司·奥兹获歌德奖》，《中华读书报》2005年8月31日。

[5] 图片来自半块方糖：《阿摩司·奥兹》，http://www. sohu.com/a/193247558_653963。

[6] 参见徐新《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7] 参见[以]理查德·弗兰茨《以色列的瑰宝：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基布兹”短篇小说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以]阿摩司·奥兹：《胡狼嗥叫的地方》，汪义群译，《世界文学》1994年第6期。

[9] 易国定：《走向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我的米海尔〉的女性主义解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0] 彭超：《〈我的米海尔〉：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秘密》，《东吴学术》2015年第3期。

[11] 关晓雪：《当代以色列小说中的圣城书写》，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4年。

[12] 郑丽：《生活乃是对话——阿摩司·奥兹〈等待〉中的对话哲学》，《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

[13] 冯利苹：《皈依“永恒之你”——易卜生〈玩偶之家〉与阿摩司·奥兹〈等待〉中的对话哲学》，《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

[14] 少远：《来到迦南之地，发现没有“应许”》，《中国三峡》2015年第12期。

[15] 唐诗：《个人的圣经，民族的史诗——解读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2年。

[16] 邱华栋：《阿摩司·奥兹：以色列人的记忆与形象》，《西湖》2010年第11期。

[17] 高毛华：《对峙、对视和穿越：弥合被割裂的世界——评阿摩司·奥兹的讽喻童话〈忽至森林深处〉》，《译林》2015年第5期。

[18] 王璐：《解读〈胡狼嗥叫的地方〉中“动物与洪水”的隐喻世界》，《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6期。

[19] 徐兆正：《阿摩司·奥兹〈乡村生活图景〉没有结局的故事》，《文艺报》2016年6月8日。

[20] 高中梅：《坚守灵魂深处的悲悯》，《深圳特区报》2016年7月19日。

[21] 钟志清：《阿摩司·奥兹〈地下室里的黑豹〉：建构历史与现实象征联系的少年故事》，《文艺报》2012年7月16日。

[22] 遆存磊：《“叛徒”与“敌人”的文学呈现》，《北京日报》2012年8月16日。

[23] 李春霞：《阿摩司·奥兹小说中的阿拉伯人形象》，《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4] 刘悦：《阿摩司·奥兹小说中的精神困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南大学，2015年。

[25] 刘国爱：《阿摩司·奥兹“基布兹”题材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探索》，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

[26] 陈茜：《论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知识分子”形象》，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

[27] 李沁叶：《阿摩司·奥兹小说中女性爱情婚姻悲剧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9年。

[28] 文海林：《爱与黑暗的故事——阿摩司·奥兹长篇小说“爱”的主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民族大学，2010年。

[29] 张文洁：《“爱与黑暗”——论阿摩司·奥兹笔下的犹太悲剧书写》，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6年。

[30] 丁蕾：《寻找“回家”的路——阿摩司·奥兹小说“回家”主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13年。

[31] 张向超：《奥兹小说对犹太复国主义神话的解构》，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7年。

[32] 赵玫：《赵玫文化随笔 穿越奥兹的长廊》，《世界文化》2015年第2期。

[33] 曹琳琳：《奥兹与以色列现代小说的故事观问题》，硕士学位论文，黑龙江大学，2017年。

[34] 徐兆正：《阿摩司·奥兹〈乡村生活图景〉没有结局的故事》，《文艺报》2016年6月8日。

[35] 遆存磊：《“叛徒”与“敌人”的文学呈现》，《北京日报》2012年8月16日。

[36] 钟志清：《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