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因其偏重文本阐释、思想解读、现实关怀，与主张实证的史学研究多有不同，因此，虽在学科体系中列入专门史，但与哲学、阐释学等学科也有紧密联系，似乎本然地具有多学科综合的学术特点。

近代以来，经学崩解、道统式微，传统学术研究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迎来新的契机，加之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开始植根于中土，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呈现出百舸争流之势，胡适、冯友兰等前贤的研究，初步建构起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域、理论及方法。20世纪40年代以来，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自成一派，[1]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张岂之、姜广辉等都是刘泽华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经学思想史》等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因其鲜明的学术主张、强烈的现实关怀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刘先生梳理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王权主义”，并以此为分析工具，重点解析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并借此反思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对近现代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刘先生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他培养的学生及受其影响而用“王权主义”为思想史研究分析工具，主张中国古代王权支配社会观点的一些学者，如李宪堂、张分田等都属于刘泽华学派，这一学派还被称为“南开学派”“反思学派”或“王权主义学派”。[2]此外，余英时先生的士大夫研究，葛兆光先生提倡的一般知识、思想、信仰研究等，都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起到重要的示范或引领作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之时，在中国，这一学科仍然充满活力，这是中国人习惯于用“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特殊背景使然，[3]而如何顺着这一“习惯”，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深化研究理论，则是当下思想史学界热议的话题。

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书写经历过一个串“糖葫芦”的阶段，即以历史上依次出现的精英思想家及经典文本为分析对象，介绍其生平、思想主张、阐释其思想主旨，再用某种一以贯之的所谓“史观”串联起来，构成了一度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史写法，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作“典籍思想”研究。目前，“典籍思想”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其研究范式也受到质疑，秦晖先生认为，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的是“社会思想”而非“典籍思想”，他所指的“社会思想”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的思想，心性义理之学只有落实到这一层面，才会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因此，思想史研究在关注典籍和形而上层面的同时，有必要从“制度化的思想”的角度考虑问题。[4]的确，“典籍思想”与实际的历史状况之间存在差异，但“典籍思想”对“社会思想”的总结、提炼并不一定都要落实到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作为理想型思想的文本表达，“典籍思想”对“社会思想”的统摄作用不可小觑。秦晖先生所说的“制度化的思想”即当下流行的制度思想史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有助于从制度与政策的变迁轨迹中寻找“思想”的真实面目。但是，制度思想史无法解释固化的制度与变动不居的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往往会把动态的历史固着在既有制度上。

实际上，“思想”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有其起伏变化的自身逻辑，思想史研究应当按照“思想”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问题展开研究，不恰当的研究与写作范式，以及一厢情愿的建构、重构或解构手段，可能都不利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典籍思想”是“思想”自身逻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可能体现不了“思想”，也有可能蕴含着特定时代真正的“思想”，因此，“典籍思想”研究如果以那些体现“思想”的典籍为研究与写作对象，那么“典籍思想”研究仍有它切实的学术价值。制度是权力运作的手段也是结果，如把“制度化的思想”与权力运作的过程结合起来，才能看清制度生成的具体过程，建构制度的目的等，这样，制度思想史研究才有意义。思想史研究与写作的具体方法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关键是要结合历史发展变化的总体方向，并遵照“思想”自身的逻辑。

如何评价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也是思想史学界关注的一个议题。以钱穆先生为代表的具有新儒家身份的思想史家，以鲜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书写中国传统思想，[5]使思想史承载起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使命。现当代中国内地一些学者的思想史研究与书写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浓厚的权变色彩，他们总是能以思想史研究迎合不同时期的主流政治及社会潮流。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强烈的批判意识与真诚的现实关怀赢得学界尊重，但其思想史研究与书写主要是依据话语立场，对“思想”发展变化的细节关注得不够，其价值判断因此也有可商榷之处。也有一些学者受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影响，质疑精英思想与典范文本的思想史意义，主张考察一般的技术、知识等。由于传统中国的一般技术、知识等被精英阶层的历史书写所遮蔽，想要落实这种研究思路着实不易，而且，一般的技术、知识等是不是“思想”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总之，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受到时代因素、文化观念、政治立场等因素影响，主观色彩颇为浓厚，这或许是思想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颇引人注目却广受质疑的主因。就笔者从事十数年思想史研究的浅见来说，思想史研究应当摆脱诸多所谓“立场”，理论与方法也应当回归本土且应自成体系，重要的是要建构起与哲学史、文化史研究的边界，且应向实证史学方法靠拢，将其学术价值定位于史学的求真、求实，基于某种文化信仰的、满足现实需要的或迎合国际学术潮流的思想史研究，虽能占得先机、博得关注或引领潮流，与史实本身蕴含着的真理及其厚重的史学意义相比，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

就本书的研究内容而言，总体上属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畴，至于所谓“统治思想”的概念，学者也有过讨论。张分田先生认为，统治思想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统治思想是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狭义的即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对现存秩序的基本模式和主要法则做出合理性解释、规范性定义、操作性指导、理想性展示和永恒性论证。统治思想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观念体系，往往以最高统治者的政见、统治集团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潮、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基本原理等为载体。[6]张先生的定义唯其“包罗万象”，基本上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相重合。

笔者所说的“国家统治思想”是指最高统治者关于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的思想总纲领，它是政治思想的组成，是其中颇为重要但也较狭隘的一个部分。笔者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运作具体过程、方式的考察，以及国家权力与重要社会势力及精英思想界的互动，考察最高统治者实施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的思想观念与具体技术，以及重要社会势力及精英思想家对这些观念、技术的回应、反思、批判，进而总结出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思想。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国家权力与重要社会势力及精英思想界互动背景下的统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它按国家统治思想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问题展开研究，充分考量了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尤其是与最高权力集团关系密切的社会势力对社会发展进程及国家统治思想的作用与影响，同时也试图在宏观角度判断国家统治思想与国家形态、社会性质的内在关系。笔者在研究中尽量避免描述式思想史研究使思想景观平面化的缺陷，也试图避免把史实当作思想阐释的借镜，力图使思想史研究吻合史学基本研究规范。

本书是政治思想史著作，研究中结合了政治史、制度史，因此，与本书内容相关的先秦、秦汉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的论著是笔者研究与写作的重要学术基础。论文方面，笔者引述了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论文观点。专著方面，钱穆先生《秦汉史》（《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童书业著作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吕思勉先生《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瞿同祖先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陶希圣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印刷出版公司1948年版），徐复观先生《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田余庆先生《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刘泽华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朱凤瀚先生《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峰先生《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邢义田先生《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刘小枫先生《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阎步克先生《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苏镇先生《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等皆为笔者参考、引述的专著。史料方面，笔者以传世史料《尚书》《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及诸子之书为主，结合了出土甲金文字及郭店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材料，总体上以传世史料为主，且以能够全面、完整体现古史发展变迁的正史材料为核心去分析相关问题。

传统史家追求“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7]的著史境界，力求“事”与“理”的圆融，这也应当是现代史学工作者追求的著史境界。然而，笔者水平有限，只好将此当作不断追索的目标，本书内容及观点不当之处，敬请学界诸贤及读者朋友指正。

[1] 方克立、陆信礼：《“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读〈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3] 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史哲》2011年第3期。

[4] 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5] 陈勇：《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6] 张分田：《深化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7] （清）章学诚：《原道下》，载（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