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何整体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对韦氏“文学研究”观的应用与完善

由于韦勒克“文学研究”及其学科体系架构观具有相当的中西普适性和有效性，因此我们基本上可基于韦氏的学科观来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的基本的学科架构及知识分类形态，但是要想做到跨文化、整体性地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的知识学术活动体系，则同时又需要对韦氏“文学研究”观的内涵及外延给予一定合理性的发挥应用和补足完善。这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要整体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就必须注重“文学研究”三大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结性、包容性或蕴含性，对文学现代研究活动中的学科及知识归别问题作模糊化、总摄化处理；二是要整体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就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学研究”知识学科格局在现代中西之间的实际的差异性，从而注意突出现代中西文学研究各自的重点学科领域或专业形态，对中西双方作区别性、非对等性的对待；三是要整体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就必须补足、完善被韦勒克所略过或轻视了的“文学研究”在知识学术活动基础环境方面、制度方面、过程方面的有关形式化要素或内容，不放过对文学知识研究过程中某些基础的知识性构成、规制工作的形式化、实证性清理及分析。下面依次做必要的解释。

首先，要充分重视、发挥和应用韦勒克有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完全是互相包容”、有机联系而可彼此合作的观点。[8]可以说，韦勒克的这种文学研究各学科及专业“包容观”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它表明“文学研究”是一种知识学术结构总体，现代历史上各类学科形态、各类专业分支、各类探考方式的文学知识研究活动其实都是被某些共同或共通的知识与思想、范式与话语问题所“包容”、包裹在同一片文学现代学术史空间中的。二是，如果说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所涵摄各学科形态及分支专业的“区划观”，显示了“文学研究”宽广的内涵外延，那么，其关于“文学研究”所涵摄各学科形态及专业分支的“包容观”，则对于整体地、有机地、核心地就认识与把握这具有宽广内涵外延的现代“文学研究”知识活动，具有十分切实便利的指导意义。这个“便利”就在于，在对文学现代知识研究活动的具体认识和把握上，可以讲求两个原则及“两个不必”：其一是模糊化原则，“不必守界”，即不必恪守某具体的文学知识研究必定只归属某类专业分支，而是淡化门户之界，将各类、各专业的文学研究一律视为关涉文学的一种知识学术认知；其二是总摄化原则，“不必求全”，即不必对文学研究各学科形态或知识领域都一一去认识，而是突出中西各自的重点学科形态或专业领域，一以总万，管以窥豹。

历史地看，确实，无论是在现代中国还是在现代西方，有不少具体的文学研究都是不应当被简单、牵强、粗率地画地为牢而圈定为只属于某某专业分支的；“理论”在“批评化”,“批评”在“理论化”[9],“文学史”也成了“批评”和“理论”的言说场，这种边际的不确定性和游动性，是现代中西文学研究知识学科格局中的一个共通特点。

例如，在现代西方，许多“文学理论”其实涉及的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内容，完全可另命名为“文学批评理论”（即文学批评学，如瑞查兹《文学批评原理》）、“文学史理论” （即文学史学，如尧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所表达的接受美学观）；反之，许多“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史”研治及书写，又都不忘以对相关“文学理论”（诗学）的思考及建构为根本着眼点。也许，韦勒克正是看到了现代西方文学研究中各学科及知识形态交融互涉这种状况及特点，并出于要同其《文学理论》中的理论立场包括其“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包容观”达成“相互阐发”、相互支持[10]的目的，故其《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所阐发与论述的就既有批评的“实践”也有批评的“理论”，既关注批评与文学创作、思潮及运动的联系，也关注批评与哲学、美学的联系。[11]又如，在现代中国，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文学史”几乎渗透蔓延到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一般的关涉历代创作层面的“文学史”（即文学创作史），其中有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文论意识，常旁及古典文论史的内容，利于拓展对古典文论的研究视野[12]，而且还有专门论及文学学理层面的“文论史”（即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以及基于对一般“文学史”书写的学理提升及学术史清理而生成即“文学史学”（即围绕文学史编纂、书写而形成的有关学术问题探讨及理论观念，也就是文学史理论，如胡适的“双线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学史”（即对文学史编纂、书写本身的历史，以及与其有关的学术问题及理论观念的历史采取历史的考察）——一方面，这些都可归属于泛指的“文学史”（即一切有关文学的“史”）；另一方面，在这泛指的文学“史”中，其中“文学批评史”又关联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和“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学）”又关联着“文学理论”。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对新文学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有比较普遍的对文学基本原理的一般性、普及性的思考，因此带有文学理论（文学概论）的内涵。再如，无论中西，凡是对具体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孤立、静态研究，都既是一种当下批评视界的研究，而属于“文学批评”，又同时是一种对历史上文学的回溯与检视，而带有“文学史”的内涵。

也许是由于现代中国学术仍然受到古典知识分类不严格、研究中追求文史哲会通、学术崇尚博通致远这一传统的深层影响，因此充分发挥和应用韦勒克文学研究学科及专业“包容观”而对具体文学研究活动的学科及知识归别问题做模糊化、总摄化处理，这眼界特别适用于对现代中国文学知识研究活动体系的整体认识及把握。王瑶、陈平原先后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之所以没有采取其他类似著述[13]那样“综述研究”、整体把握、分学科专业俱述的思路，也许正是多少看到这种思路之于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把握不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画地为牢，在分析上会陷入“汗漫无所归依”、画蛇添足而难以深入的困境，于是便不如采用了以各个大学者为中心的“学案体”——由于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这些大学者基本都有“兴趣广泛、课题不够专一”的倾向，其对文学的治学门径普遍是以“文学史”（这里是泛指的一切有关文学的“史”）、古典文学类研究为中心，同时兼及时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新文学的辐射式思考，从文学学科专业体系角度看本就有牵一动万的研究特点，因此立足于对他们的“个案分析”，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考察，更是得“体贴入微”，更利于细致开掘，从而更能有力地触及和透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整体变迁趋势及发展脉络。[14]

其次，现代中西之间，在文学研究的知识学科格局方面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性，而其差异性之一便在于双方各有不同重点、不同中心的学科形态或专业领域，这各自的重点、中心性形态或领域，在各自文学研究整个知识学科体系中都占有十分关键、十分核心的地位，对全个的文学研究活动具有知识学术整合的作用。具体地说，在现代西方，那种追求体系、流派纷呈的“文学理论”（诗学）构建是文学知识研究活动的专业重心，这个重心因其强烈的学说体系性和理论知识性而对“文学批评”“文学史”等专业研究的开展具有很强的范型架构及牵引作用，因而我们几乎可以把现代西方“文学研究”的内涵就等同于“文学理论”（诗学）的具体构建，从而不妨对现代西方文学知识研究学科整体给予更具体贴实的另行命名，即从立足“文学理论”的角度可分别名为“文学元理论（即文学理论学）”“文学批评理论”（即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文学史理论”（即文学史方面的“理论”），从立足“文学批评”“文学史”的角度则可名为“文学元批评”（“文学批评学”“文学理论性批评”，即以批评的理论建构为本，以批评的实践指向为末）、“文学史学”（即以文学史的原理及理论思考为本，以文学史的实际指述为末）。而在现代中国，或许是由于史学传统对现代学者治学取向及思路的深刻影响，以及新文学及文化运动对时代转型的影响，两者同样都是巨型、深广而摄取知识思想中心的事件，因此，在文学知识研究上存在两个专业重心：一是以出入子史的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一切有关文学的“史”类（即泛化的“文学史”），古典文学类研治；二是以新文学作家及评论群为主体的“文学批评”（新文学批评）实践。这两个重心彼此相对独立，虽然都不追求体系性的“理论”构建，但各自都渗透、蔓延或扩展到文学研究的其他有关专业中（参见前文论述），从而造成了文学知识学科格局上的两大特点现象：一是对泛化的“文学史”（参见前文论述）的研治书写异常兴盛，这可以从王瑶、陈平原先后各自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所涉猎的个案情况见出；二是新文学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概论（文学基础原理、文学通识）”的知识普及与建设两者在相互渗透、相互裹挟中言述纷呈[15]。

总之，由于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在文学知识研究的专业重心建设及学科格局发展上有着上述实际的不同之处，并从前文所述的基于韦勒克文学研究学科及专业“包容观”而对具体文学研究活动的学科及知识归别问题做模糊化、总摄化处理，即不必因专业形态之别而画地为牢或求全责备的角度出发，论者认为在跨文化、整体性地对现代的文学知识研究活动体系进行认识和把握时，对于西方一方无疑应突出集中于追求体系、流派纷呈的“文学理论”（诗学）活动方面，而对于中国一方则应同时突出两大方面，即泛“文学史”及古典文学类研治和新文学批评实践及文学概论知识普及。

再次，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定为“一门知识”，应当具有“知性的形式”，但其“文学研究”学科体系架构观更多的是关注“文学研究”这门知识活动的内在学术理路（包括研治重点、方式、角度、理论框架等）、思想论域和学术思想及价值体系方面，即包含“解释、分析和评价等精细的研究项目”在内的“文学研究的特点”方面[16]，换言之即文学研究的“本体”方面，而对文学知识研治过程中的知识环境因素、某些初步的知识活动形式或知识工作制度、个人研治如何借助一种公众活动形式或知识体制而获取知识的公度（即公认）性效应等与知识性的基础过程、规制、建构密切相关的外在形式方面（即“技术方面”）却比较忽略或轻视。也许，他之所以认为用“research”，这一“仅仅强调初步的材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的名词来指称“文学研究”，相较于用“Scholarship”而言“更加不恰当”,[17]正是缘于他的这一偏识。实际上，这些看似外在的形式化内容是现代中西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于各专业各类别的文学研究能否具有扎实的知识性、学术性内涵及效力，能否统合地构建起一套有关文学的现代知识系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只是认识到“文学研究”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个知识分支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正如“无论是‘批评’还是‘理论’，都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不是‘研究’的全部”[18]，三个知识分支相加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构成了“文学研究”内涵及外延的主体（即本体）部分，而不是全部。因为，既然是“文学研究”，就涉及研究的过程，涉及研究过程当中的知识领域涉猎工作、知识活动的展开环境及方式，以及一些具体细致而基础的工作制度与工作形式，如对各种资料包括对“那些描述或体现文学研究具体实践过程及其效果的资料”[19]的整理考订等。正是基于上述的道理，论者认为应把对涉及文学知识研究之基础环境、过程、规制、建构方面的外在形式化因素及内容的实证性清理分析，即“形式化分析”[20]及审理作为整体认识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戴燕、陈国球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研治及书写的学术考察，以及王铁仙、王文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文学卷》等著述都涉及了这方面内容），而其中对涉及文学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研究机构运行、文学从业队伍机制、文学公共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文学的现代建制”现象及有关问题的总体性分析，则无疑是这方面内容中很重要的环节。

综上所述，从跨文化、整体性地认识和把握现代中西文学知识活动体系这个目标出发，现代的“文学研究”活动是指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学科门类或三大知识分支在内的，有关文学方面的一套不断发展变化的治学体系及知识求索活动系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学科门类或三大知识分支，作为文学研究活动的内在主体要素或本体内容，共同显示了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思想论域、知识方向、理论观念、价值体系等，而围绕这三大学科门类或三大知识分支而出现的，涉及文学知识研究之环境、过程、规制、建构方面的种种基础活动，作为文学研究活动的外缘形式，则是构建文学研究的知识性及学术性的重要技术性、形式化要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大学科门类或三大知识分支，不仅彼此之间既相互区分、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结、相互包孕、相互蕴含，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而且在现代西方与现代中国两大不同知识文化境域之间，表现出知识学科格局性的差异，即现代中、西文学研究各自以不同门类（分支）的治学形态及论说领域为学科重点与知识中心，并以此为核心各自统合为一种现代文学知识学术整体，也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以有关文学的“史”类（即泛“文学史”）及古典文学类研究和新文学批评实践及相关概论性知识普及为两个核心，而现代西方文学研究则以追求体系、流派纷呈的文学理论（诗学）活动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