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是秘鲁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随笔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1936年3月28日，巴尔加斯·略萨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父亲是一家航空公司的无线电技师，母亲出身外交官家庭。由于父母离异，巴尔加斯·略萨随母亲住在外祖父家。1937年外祖父被派往玻利维亚科查班巴任领事，母子同往。巴尔加斯·略萨在那里上小学。1945年随外祖父回国，定居皮乌拉。次年父母重归于好，合家迁居利马。1950年奉父命进入普拉多军校。军校纪律森严，没有民主，学生像生活在地狱中，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伤害，从此埋下对军事当局和黑暗势力疾恶如仇的种子。1953年进圣马科斯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律，毕业时获文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博览群书，加强修养，渴望成为作家。毕业后和作家路易斯·洛阿伊萨、阿贝拉多·奥根多合作，先后创办《写作手册》和《文学》两种刊物。在此之前，他曾观看阿根廷几个剧团的巡回演出，激发了他写作的欲望，于是写了一出神话剧《逃亡》（1952），在皮乌拉的民间节日里上演，受到欢迎，被称为“来自大都邑的剧作家”。1958年以《挑战》获《法国杂志》在秘鲁举办的短篇小说竞赛奖，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首领们》。其中的作品大多描写街头发生的事件，人物是青少年。他们性情暴烈，桀骜不驯，打架斗殴，互相残杀。

1958年，巴尔加斯·略萨获得马德里大学奖学金，赴该校攻读博士学位。但随后又放弃，赴法国谋生——在法新社和电视台工作，同时大量阅读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萨特等作家的作品，并在那里结识了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等拉美作家。

1962年，巴尔加斯·略萨在巴黎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的创作，1963年在西班牙出版。《城市与狗》是巴尔加斯·略萨根据自己在军校学习时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作品反映了军校士官生的生活及其同校方当局的矛盾和斗争。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和阶层，有着不同的学习动机。但在学校的严格训练下，都要被培养成合乎军事当局要求的军人。学校的压迫、专断、欺骗和摧残，严重损害了那些青少年的心灵。狡诈凶残的上校校长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统治的代表。他表面上道貌岸然，摆出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子，实际上是个老奸巨猾的反动政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谁要是进行反抗，他就凶相毕露，残酷镇压。在以他为首的校方的控制下，学校变成了一座壁垒森严的牢笼。作者对他恨之入骨，创作上运用嘲笑、讥刺的手法予以无情的抨击。小说的锋芒刺痛了学校和秘鲁军事当局的神经和脓疮。盛怒之下，他们把刚出版的一千册小说在校园里付之一炬，并把作者宣布为学校和秘鲁的敌人。但是他们的倒行逆施没能把这部杰作扼杀。此后小说更加流行，作者也一举成名。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获得西班牙简明图书奖、批评文学奖等。

1964年，巴尔加斯·略萨回国，去秘鲁丛林地区考察，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他的创作不能囿于个人经历的狭窄天地，因为“秘鲁有一个远比我通过普拉多军校看到的更为广阔、更为可怖的世界”。在此基础上，他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1966）。小说以皮乌拉省城和秘鲁丛林为背景，描述了“绿房子”妓院的兴衰史和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秘鲁的社会现实。作品获秘鲁全国长篇小说奖、西班牙批评文学奖和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

1966年年底，巴尔加斯·略萨移居伦敦，在伦敦大学任教。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小崽子》。

不久，又出版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和作家评传《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1971）。

1973年，巴尔加斯·略萨出版第四部长篇小说《潘塔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

1976年，巴尔加斯·略萨被选为第四十一届国际笔会主席，任期四年。

在后来的岁月里，略萨的创作热情依然高涨，陆续出版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1）、《玛伊塔的故事》（1984）、《谁杀死了帕洛米诺？》（1986）、《部落发言人》（1987）、《继母的赞扬》（1989）、《安第斯山的利图马》（1993）《堂里戈维托的笔记本》（1997），剧本《达克纳的小姐》（1981）、《凯蒂与河马》（1983）、《琼加》（1986）、《阳台上的疯子》（1993），随笔集《逆风顶浪》（1983），文学评论集《谎言中的真实》（1990）和回忆录《水中鱼》（1993）等。

1989年，巴尔加斯·略萨曾参加秘鲁总统竞选。1992年加入西班牙国籍。1994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

进入21世纪以来，巴尔加斯·略萨似乎返老还童，精力特别旺盛，相继创作《公山羊的节日》（2000）、《天堂在另一个街角》（2003）、《一个顽皮的坏女孩》（2006）、《凯尔特人之梦》（2010）和《谨慎的英雄》（2013）等5部长篇小说。此外还写有剧本《奥德赛和佩涅洛佩》（2007）、《一千零一夜》（2010）等。2010年，“由于他关于权力机构的地图绘制法和他个人的抵抗、反叛和失败的锐利形象”，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公山羊的节日》讲述的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最后一位独裁者特鲁希略逝世前后发生的事情。小说以描写那时一个名叫特鲁希略城（现今的圣多略各）的城市的风貌开篇。直到25页我们才知道作品的女主人公乌拉尼亚·卡夫拉尔在美国生活了35年后回到故乡圣多略各，是独裁者统治国家的时代发生的一桩可怕事件使她离开故土。小说第二章介绍了可怕的男主人公拉菲尔·莱奥尼达斯·特鲁希略，这位可憎的“公山羊”。早晨4点钟，房间里充斥着瘴气，“公山羊”开始了他那会令人作呕的勾当。

后来，乌拉尼亚去拜见她的老父亲、独裁者曾经的心腹、前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夫拉尔。从此借助回忆、破解秘密和与独裁当局有关的奇闻逸事，一系列人物交织在一起，独裁者及其追随者的罪行、暴虐无道和凌辱无辜的行为也昭然若揭。两个重要事件不可避免会发生：一是独裁者死于非命，二是乌拉尼亚在亲生父亲的安排下把自己14岁的贞洁献给了“公山羊”。

从结构上讲，整部小说由三条线索构成。第一条线索是乌拉尼亚的故事，小说以她的故事开始，也以她的故事结束，都发生在同一地点——哈拉瓜饭店。她是小说的关键人物，通过这个人物折射出了多米尼加过去的和当今的历史。她也是特鲁希略独裁时代女性的一个象征：她坚决抵制被“公山羊”推向极致的大男子主义的压迫。对独裁者来说，性是权利和他的男子气概的象征，而女人则是他手中的玩物，父母应该把自己的女儿献给“祖国的救星”。乌拉尼亚就是这种权利的受害者。第二条线索是描述若干爱国的密谋者在特鲁希略城郊外的公路上长久等待的情形：安东尼奥·德·拉·马萨、加西亚·格雷罗等七八个前特鲁希略的追随者肩负着杀死“新祖国之父”最高元首的使命。有关的几章描写了他们不谋而合的情景和他们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建立的联系：只有处死特鲁希略才是挽救国家于恐怖和腐败中的唯一出路。第三条线索是独裁者自己的声音和意识，以及同他最密切的合作者军事情报局局长约翰尼·阿贝斯、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武装力量部长雷内·罗曼将军、参议院主席阿古斯丁·卡夫拉尔等人的模棱两可的关系。

《公山羊的节日》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小说深刻地剖析了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反动本质，揭露了特鲁希略30余年来对多米尼加实行的暴政，及其同贪官污吏们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的罪行，同时赞扬了平民百姓不甘受奴役、不甘受欺凌的反抗精神，颂扬了多米尼加有觉悟的爱国人士的爱国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虚构、政治和回忆交织在一起，运用叙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技巧，把小说变成了一部独具魅力的作品。

《天堂在另一个街角》讲述的是两个真实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是法国名画家保罗·高更，另一个是他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高更早年做过商轮海员和股票经纪人，业余习画，过着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后来放弃这种舒适的生活，致力于绘画艺术，曾三度去法国布列塔尼亚地区采风，对当地的风物、民间版画及东记的绘画风格的着迷，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写实画法。由于厌倦了都市生活、向往异国情调和大自然，又到南太平洋上的法国殖民地塔希堤岛，以画笔表现岛上的风土人情和古老传统。他在那里和一个又一个土著少女结为伴侣，由于放纵性欲而染上了梅毒，致使其全身溃烂，终于不治而死，年仅55岁。生前他曾勇敢地捍卫土著人的自主权利，与殖民主义者和教会斗争。但他毕竟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连连受到警察、法官和教会的迫害。

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女性，秘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19世纪法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人物。幼年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但是随着父亲的不幸辞世，她陷入了贫困。成年后她和一位企业家结婚，丈夫十分野蛮、粗暴，动辄拳脚相加，她不得不屡屡出走，四处躲避丈夫的纠缠和警方的追捕，甚至受到枪击，险些丧命。这使她认识到男女的不平等，从而下决心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她回到秘鲁，在那里目睹了荒唐的内战，这使她意识到废除奴隶制度和解救受压迫者的迫切需要。她把秘鲁之行的所见所闻写进了她的著作《女贱民游记》（1938），广泛传播。回到法国后，她决定献身于政治运动，为此她和当时若干杰出的社会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建立了联系，开始致力于研究圣西蒙·艾蒂安·卡贝和乌托邦理论家夏尔·傅立叶。与此同时，她走遍法国多个城市，了解工人的疾苦，竭力帮助法国工人，以图把他们从恶劣的劳动环境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提供一切受教育的机会，使之从事有尊严的劳动，并写了《工人联监》（1843）一书，宣传她的思想。但是由于一些工人“无知、愚昧、自私、冷漠”，她的巨大努力并没有得到响应。这时，她已病入膏肓，于1844年11月12日去世，年仅41岁。

高更和弗洛拉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从事的工作也不同，但是彼此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建立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害人的警察，人人有吃有穿，有受教育的机会，男女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世界。高更曾果敢地保卫土著人的自主权利，与殖民主义者和教会斗争，曾放弃富裕的资产阶级生活，融入毛利族人中去了解原始的生活状态，在绘画方面追求和创造纯精神的艺术世界。弗洛拉更是行动的巨人，她曾深入调查工人的生活与劳动状况，积极组织“工人联盟”，宣传男女平等，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写小册子并发表演说，宣传她的进步主张。祖孙二人的共同理想就是建造人间天堂。所谓“天堂在另一个街角”，是指人类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向往着天堂的理想，正如儿童游戏中表现的：一个蒙着眼睛的孩子去摸手拉手转圈的孩子，摸到谁就问谁：“天堂在哪里？”被摸到的孩子回答：“天堂在另一个街角。”

在结构上，小说共22章，单数各章讲述特里斯坦的故事，双数各章讲述高更的故事。这种结构形式和作者以前的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如出一辙。两大部分各讲各的故事，看似互不相干，但是整体来看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一个顽皮的坏女孩》以20世纪下半叶的伦敦、巴黎、马德里和东京等多个国际化的城市发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化为背景，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40年断断续续的爱情故事。男青年里卡多出身利马上层社会，家住富裕家庭聚居的米拉弗洛雷斯区，他深深地爱着出身卑微的利马女孩丽丽，但是丽丽没有接受他的感情，弃他而去。后来里卡多移居巴黎，租住在拉丁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译员。一天他和丽丽不期而遇。这一次丽丽是为参加秘鲁左派革命运动的游击队而去古巴寻找她的准军事组织的。此后他又先后在伦敦、东京和马德里遇见她几次：有时她是他的一位同事的妻子，有时又是一位英国人的女人，后来做了一个日本走私犯的情妇。每次相遇里卡多都表示还爱她并愿意和她结婚，而她只愿和里卡多共度两个良宵。直到最后她落难了，才不得不和他一起生活并与之结合。但是后来她为了一个年迈的百万富翁又抛弃了他。

小说涉及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革命、秘鲁的左派革命运动、英国的文化革命、20世纪80年代马德里和整个西班牙的政治的变革和民主化，以及巴黎的1968年5月的思潮。但是小说的核心部分是爱情故事，主要是关于里卡多和坏女孩的爱情。这是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说：“在这部作品中，我想讲述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它不受19世纪的爱情的模式的限制。”“在这部小说中，我试图探索脱离一切浪漫主义神话的爱情，而这种神话总是伴随着爱情。”在人类的生活中，爱情是最基本的。“但是每个人采取的方式不同”，“各个时代也不同：今天的爱情有我们时代的特点，它不受家庭、文化、社会、神话和礼仪的限制”。

《凯尔特人之梦》是巴尔加斯·略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谈到康拉德的一部新传记，从中了解了罗杰·凯斯门特（1864—1916）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历而创作的。罗杰·凯斯门特1883年首次去非洲，当时他18岁，在刚果自由州为几家公司和莱奥波多二世国王创建的非洲国际协会效力。他在那里认识了年轻的海员康拉德。其时，康拉德尚未出版他关于刚果之行的小说《黑暗的中心》（1902）。后来他又一度去尼日利亚工作，1900年前后回到刚果并建立英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刚果期间，他曾多次揭露比利时殖民当局强迫工人劳动并加以虐待的罪行。1903年，英国众议院批准了关于刚果人权问题的决定，凯斯门特奉命调查自由州的问题，随后写了题为《刚果的悲剧》的报告，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05年，凯斯门特获得了圣米格尔勋章和圣豪尔赫勋章。1906年，他被派往巴西桑托斯核实伦敦橡胶公司被指控虐待印第安割胶工人的罪行。后又去调查该公司在哥伦比亚普图马约地区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并据此写了题为《普图马约罪行》的长篇报告，再次引起强烈反响。1912年，凯斯门特辞去在国外的工作，翌年参加了爱尔兰自愿军。1914年他去纽约和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请示德国政府帮助爱尔兰的独立事业，在纽约同德国驻美使节进行了谈判。同年他以爱尔兰大使的名义，前往德国签订协议，从德国获得了对爱尔兰提供的武器等物资，不幸的是运送武器的船只还没有到达爱尔兰港口即被英国海岸巡逻队查获。1916年4月21日，凯斯门特在班纳海滩登陆时被捕，8月13日以叛国、破坏和间谍罪被处以绞刑。

巴尔加斯·略萨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依据，塑造了一个充满种种矛盾的人物形象。从一个为英国政府服务的驻外领事和英国国教教徒变成一个竭力帮助爱尔兰摆脱英国辖治的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凯斯门特既是英雄也是平民，既是叛国者也是人权维护者，既道德又不道德，他的心灵既有纯洁的一面，也有肮脏的一面。他之所以不道德和心灵肮脏，因为他在日记中对近乎淫秽的同性恋津津乐道。这种表现在信仰英格兰圣公会教的英国是不可饶恕和极端伤风败俗的，这也是他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爱尔兰，当初人们认为他是维护民族独立的英雄，但得知他是狂热的同性恋者后，人们又开始憎恶他。

小说以凯斯门特的律师的助手进牢房探视他开篇。助手告诉他，他的赦免请示尚无结果，需要等部长会议之后决定。助手还告诉他，他的日记在他的住所被发现，其中的一些片断已在整个伦敦广为流传，参议院、自由党和保守党俱乐部、报刊编辑部、教会，到处都在议论日记的内容，并提出了抗议。这种情形是凯斯门特万万想不到的。由于宗教界人士及社会舆论的不满和纷纷谴责，尤其是借德国的帮助实现爱尔兰独立的叛国罪行，最终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他为之奋斗的爱尔兰独立之梦也随之化为了泡影。

总之，《凯尔特人之梦》讲述了一个冒险家和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人生。他曾在非洲、亚马孙和爱尔兰生活，有一段铁窗生涯，并有不光彩的性爱史，人类的纯洁心灵在他身上受到了玷污，他被埋葬时，“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其名字的词首字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候里，他的亲人都被拒绝以基督教的礼仪埋葬他。小说以法国作家乔治·马塔耶的这句话结束：“人是对立的东西聚集的地狱。”

《谨慎的英雄》讲述的是两个人物彼此平行的故事。一个人物是费利西托·亚纳克，他是秘鲁纳里瓦拉运输公司的企业主，住在皮乌拉市中心。有一天他收到一封黑手党的恐吓信，要他付一笔钱，以换取黑手党的保护。他认为不能任人宰割，便报了警，从此他和利图马军曹发生了联系，后来又和西尔瓦上尉建立了联系。但是他有事也向小商人阿德莱达夫人请教，二人从年轻时候就相识。费利西托·亚纳克出身卑微，生于亚帕特拉，曾在邱卢卡纳斯上小学，直到和父亲到皮乌拉前从没有穿过鞋。与此平行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利马，主人公是堂里戈贝托，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刚从伊斯马埃尔·卡雷拉的保险公司退休。而卡雷拉是一位富有的企业主，他决定和他的女佣人阿尔米达结婚，阿尔米达是一个混血土著人。他的婚事受到他的双胞儿子米基和埃斯科维塔的反对，两个儿子都是真正的恶霸。婚后他们前往欧洲旅行，回来后卡雷拉在利马患脑梗死去，两个儿子怀疑继母害死其父，便提起诉讼，堂里戈贝托和老板的两个儿子谈话，劝他们放弃诉讼，接受阿尔米达做他们的继母，并同她达成某种经济协议。

小说中出现了作者以前的作品中的人物，如《安第山的利图马》中的利图马军曹，《堂里戈贝托的笔记本》中的堂里戈贝托、堂娜卢克雷西娅和丰奇托等，他们都在今天秘鲁繁荣的社会生活中活动着。小说的语言十分幽默，具有音乐剧固有的因素，无论皮乌拉还是利马都不再是具体的空间，而是伟大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众多人物居住的想象的王国。

巴尔加斯·略萨说：“小说的出发点是我听到的关于一个不肯接受黑手党讹诈的人的真实故事，此人是一个小企业主，为了某些原则，他准备面对黑手党，哪怕牺牲许多东西，也要在一种正直的道德原则下作出选择。这使我非常感动。”所谓“谨慎的英雄”，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有的不怕黑手党讹诈，有的设法对付无所事事、总想害死老子的儿子，有的坚持某些原则和信念，竭力不触犯法律。略萨称他们是创造了进步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