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绪论篇
第一章 宋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
士风，即一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由此而论，研究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及其行为方式，有必要先对宋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做一概述。
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上接汉唐，下绪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和成熟时期[1]，这已是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的观点。如以研究中国史而著称的日本“支那学”开山祖、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基于宋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早在1910年就率先提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的观点，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2]。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其所著《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则从“大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宋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指出“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3]。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在《与熊纯如书》中则指出：“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4]台湾学者刘伯骥先生在《宋代政教史》论著中，也对宋代所具有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宋之有天下也，历时三百载，声华之大，不逊于唐。然唐之治近于古，宋之治近于今，宋之孕育中国之社会民风，为纯粹中国型之传统；陶铸中国之文化，经过一番创造，多彩多姿，超越欧洲中古之发展而步入近世期。元明以降中国之社会与文化，实皆继承宋祧”[5]。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不难看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宋代凸显出以下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和契约租佃制的确立。
自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计口授田的均田制，到唐中叶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以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实施为契机，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不仅官僚富豪在大肆地积聚土地，就连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也在急剧地扩展其田产，土地在迅速地向不同身份的地主手里转移、积聚。这不仅使封建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彻底瓦解，而且使长期以来把持政局的门阀世族阶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使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受世家大族排挤、打击的庶族地主力量蓬勃发展起来。适应唐中期以后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宋朝立国之初就采取“田制不立”[6]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对土地兼并和自由买卖采取放任政策。加之宋代商品货币经济的空前发展，土地也如同商品一样进入流通领域，“以钱买田”的方式如同商品买卖一样相当普遍、盛行，“有钱则买，无钱则卖”[7]成了宋代土地买卖的主要形式。土地买卖的频繁，加速了土地转移的速度和频率，用宋人的话讲，即是“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8],“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9]。土地买卖的频繁和转移速度的加快，使宋代土地私有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发展起来。宋史专家漆侠先生的研究表明，北宋时，“国有地占垦田总数4.3%左右，而民田亦即私有地则占总数的95.7%左右”[10]，土地私有制已毋庸置疑地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与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换相适应，宋代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状态，社会各阶层都有可能因为得到土地或失去土地而改变其原有的身份地位，相较于以前，其经济地位不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较大的流动性。在宋代，即使那些王公贵族和朝中权臣的后裔，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世代保持其家族地位的优越性，而是有可能在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走向没落，整个社会贫富贵贱的升降起伏日显频繁，致使宋人有“盛衰之变，何其速也”[11] 之感叹。时人“朝为富室，暮为穷民”[12] 以及“贫富久必易位”[13] 之语，便是对宋人身份、地位波动状态的形象概括。与“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局面的出现相适应，南北朝以来通过荫庇制直接控制部曲、典客的士族地主退出历史舞台，庄园经济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类地主所代表的庶族地主经济，且已居于农村中的主导地位。与世族庄园经济相比，地主经济大都采用租佃制的方式剥削客户，致使“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14]，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佃田殆遍”[15] 的记载，租佃制已居于宋代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城市性质的嬗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城市不同，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冒险精神，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能，特别是治河的行政管理”[16]。如此，它造成中国封建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远远超过经济职能。大致说来，宋代以前的都城绝大多数是“作为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所在地，其他城市大多是不同级别的地方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其政治职能的发挥十分充分，经济服从于政治十分明显”[17]。宋代以前在城市行政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坊市分隔制度，便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考虑的。在坊市制度施行时期，作为居民区的“坊”与作为商业区的“市”是分区而设的。当时城市以大街为界，划分为若干个坊、市，每个坊、市四周以高墙环绕，组成一个个封闭的单元。为了便于管理，政府规定居民不得在坊内开设商业店铺，不能临街开店。当时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都限制在商业区市内进行，并规定入市进行商业交易的时间仅限于白天，如《唐会要》卷86《市》中除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外，还有“其市当以午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的制度规定。除非特殊情况，夜晚禁止在“市”中进行一切商业交易活动。与宋代经济结构中契约关系的普遍存在相适应，宋代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在超经济强制的剥削中得以弱化，由此导致了宋代农业、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超前繁荣。宋代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繁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侵蚀和破坏了宋代以前城市坊市分离的格局，坊市分离制度由此走向瓦解。坊市分离制度的破坏、瓦解，意味着封建王朝对城市居住和商业交易种种限制的解除，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者可以在城内各个角落乃至城外随处摆摊设店，城市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商业功能大增。以坊市制的突破、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为契机，宋代的城市已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军事中心，还成为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像汴京“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18]。而作为南宋“行在所”的临安，城市的商业经济更是繁华，“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每日街市，不知货几何也”[19]。从此以后，城市的经济职能大为增强，并且在一部分新兴的城市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其经济职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亦随之加快。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宋代城市的数量、规模和人口较之宋前有了突飞猛进的扩展与增长。当时除了一些传统的商业性大都市外，又兴起了一些地区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并且发展迅速，遍布全国，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突破了原来城郭的范围，在城市周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城草市。两宋时代，随着环城草市的增多和商业贸易的发达，城郭以外或城郭附近逐渐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城市空间随之向外延伸。就当时城市人口规模和数量而言，宋代都居于世界前列。朱瑞熙先生认为，有宋一代10 万户以上的大城市比以前大幅度增加，他据《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统计得出，北宋10万户以上的城市，宋神宗元丰年间有40多个，而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则上升到50多个，而唐代仅有10多个[20]。而像汴京、临安等大城市人口更为繁盛。周宝珠先生在其论著《宋代东京研究》中认为，汴京最盛时人口已达150 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两浙路首府杭州的人口也极为繁盛，苏轼估计在哲宗年间（1086—1094 年在位）计四五十万人[21]。到了南宋，杭州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有学者考证，南宋临安（杭州）城外约有人口40 万，城内人口80 万—90 万[22]。宋代不仅城市居民数量有了增长，而且城市居民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宋代以前，城市居民主要为各级官僚、地主和军队，以及一般的居民，工商业人口只占少数。但时至宋代，随着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业店铺的增多，加之城镇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和宋人在职业选择方面的相对自由，一些无地少地或生活困窘的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也拥入城市，弃农经商，正如宋人所言：“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23]，或谓“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24]。于是在宋代，以工商为业的城市居民成分与日俱增。如《梦粱录》记载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25]。由于城市中以工商为职业的居民人数的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定为坊郭户而单独列为户籍，并于宋真宗朝将此办法推广于全国。据王曾瑜先生《宋朝的坊郭户》[26] 统计，当时全国约有坊郭户98万户，人口约有500万之多。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其成分虽然包括比乡村户更为复杂的人员构成，但其主体是居住在城镇中的工商业者。坊郭户作为法定户名的出现，既是宋代市民阶层壮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城市面貌变化的一个主要体现。总之，时至宋代，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分离制度的瓦解为表征，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进入了如西方汉学家所说的“城市革命”的新阶段。
第三，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成为社会新贵，士大夫文官政治体制得以确立。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官僚专制体制中，士从进入政权到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力量，是经过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的，并且在中华帝国创建伊始，“知识文化角色和职业官僚角色之间，曾经有过相当充分的分化与分离”[27]。虽然自汉高祖“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28] 的“求贤诏”下达开始，到汉武帝时创建太学、宣布“独尊儒术”之后，大量熟谙经术的儒生源源不断进入官僚政权机构，汉代亦由此开始了从“皇权—吏员”体制向“皇权—士大夫”体制的社会转型，但汉代实际情况正像汉宣帝在训斥皇太子“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建言时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9] 儒、法并用或谓“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使儒生很难成为汉代王朝政治的核心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政治的盛行，作为官员选拔制度的九品中正法被门阀世族所垄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30]，从根本上堵塞了广大士人阶层尤其是那些贫寒出身的士子倚其才智谋取官位的道路。隋唐时期，虽然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兴起，新兴的科举选官制度取代了注重门第血统的九品中正制，社会各阶层入仕参政的机会增多，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本身远未完善，还存在着以往荐举制下“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31] 的种种弊端，因而那些出身于中小地主之家的所谓“寒士”如果无人举荐，即使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也很难进士及第。这种情形，就很难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原则得到贯彻落实。而且即使唐代士人科举及第后，也只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并不能直接授官。要真正入仕任职，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关试，只有合格后才能入仕为官。这无疑又为朝中缺乏政治资源的寒士增设了一道入仕的关卡，故当时有大量寒士“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32]。另外，唐代每次科举取士的人数极为有限，“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虽然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众多，但每次“所收百才有一”[33]，应举者与科举录取的比例相差悬殊。概而言之，在唐代政治权力分配体系中，科举制度对广大文士阶层身份地位的提高相对有限，由于科举取士的不完善，广大的文士阶层还不足以通过科举跻身于王朝的政治权力机构，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中华帝国典型的士大夫政治体制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
经过唐中叶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以及唐末五代几十年的大动乱，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地主至宋彻底衰微，庶族地主取得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特别是随着宋代封建租佃关系的普遍盛行，“不立田制”土地政策的推行，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进一步增强，宋代社会出现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34] 的趋势，地主阶级内部升降沉浮加速，大批中小地主涌现出来。这些中小地主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也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一定地位。宋代统治者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提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和作用，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不仅彻底取消唐时科举考试中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而且不断扩大科举取士的途径和科举取士的名额。宋代科举制度中的种种立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为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寒门士人敞开了科举入仕的大门，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得以通过科举入仕参政，并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唐代那种“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35]的情形，到宋代便转化为“取士不问家世”[36]，士庶界限被彻底打破，科举制在选官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陈义彦先生的研究表明：《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37]。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促使宋代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基本上取代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中华帝国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已经完全确立。
第四，以文治国，厚待文人，崇文尚儒。
宋朝是上承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王朝，依靠兵变从后周夺得帝位的宋太祖对因武人专横跋扈、拥兵自重所造成的皇权式微、为害政治的历史局面可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使武人专横跋扈、割据以至篡位的局面不再重演，避免北宋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维护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赵宋统治者立国之初便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大政方针，崇文抑武，重用儒士，欲“以文化成天下”[38]。故南宋陈亮有言：“艺祖（宋太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39]应当讲，同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宋代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赵宋统治者深知“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40]的道理，强调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尊孔礼儒。为此，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便不断接纳那些“士之潦倒不第者”入仕。如“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戌，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41]。他多次强调无论是中央宰执官还是地方父母官，都必须重用读书人[42]。他还特别为他的继任者立下三条祖宗家训，其中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43]。其后历代嗣君大都遵守了这一戒规，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在这种优容文人、厚待文士的政策环境下，宋代文人士大夫很少有因上书言事而遭杀身之祸的。对此清人王夫之《宋论》有云：“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44] 宋代这种优容文人、厚待文士的开明政策，极大激发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直言不讳和关注社会的热情，因而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敢于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发表言论，“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已发而思之，则无及。……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45]。正是这种直言不讳的文人风骨，使皇帝对自己的言行有了一种畏惧和自律意识。司马光《涑水记闻》有一记载就是明证：“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46] 在宋代，虽然中央集权有了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但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却使文人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权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有所谓“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47]。
宋代崇文抑武的政策，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了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由汉唐时代的尚武任侠，转化为崇文尚雅的思想意识，从而亦激起了全社会各阶层读书为文、崇尚儒雅的浓郁风气，以至于在宋代出现了如宋人所说的“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48]的文化景观。美国学者捷克·杰鲁内认为，从宋代开始，“教育被看成是优于其他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时期的中国已是“以书籍为基调的文明了”[49]。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公允之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宋人崇尚儒雅的好学之风是非常突出的，这在正史、各地方志以及文人文集中均有丰富的材料记述。如《宋史》卷89《地理志》称福建居民“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则称“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50]；宋人施宿等编纂的《会稽志》卷1《风俗》记载会稽（浙江绍兴）地区“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不以殖赀货习奢靡相高”；而明人曹学佺编纂的《蜀中广记》卷56《风俗记第二》则称四川眉州地区“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读声朗朗相闻”。好学之风更是盛行于江西各地。如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1记载的“艺文儒术，斯之为盛”的吉州，“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亦“吟咏不辍”。而在江西饶州，“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甚至有些父母使小儿“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51]，使其专心读书。在当时的饶州，已经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52] 的社会现象。上引资料已表明，在崇文抑武和科举制度的刺激下，宋代已经形成了一种崇文尚雅、万众向学的社会风气，甚至有的地区“士俗以诗书为耕，以笔砚为富，往往薄于农桑”[53]，人们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已经远远胜过生产经营[54]。可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成为宋人普遍的社会心态。这种文化普及社会各阶层的情况，不仅使宋代文化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深入，而且使宋代士人群体得以发展和壮大。宋人陈傅良《止斋集》卷3《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中所说的“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第五，意识形态领域中三教并行。
如前所述，宋代鉴于“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55] 的教训，立国之初便采取了以文抑武为特征的文治型文明体制，在“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国方略下大力强化中央集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56]，不仅革除了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为害天下的弊端，而且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迅速走向巩固。在这种大权在握的情势下，宋代统治者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加之宋代经济生活中契约关系的发展，使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的松动。这种松动，不仅表现在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宽容，亦表现在儒家思想主导下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的文化政策。
毋庸置疑，就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看，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为此，宋代从开国皇帝宋太祖开始，便极力抬高孔子的地位，大力扶持儒学，称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倡导尊孔读经。但与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一家独尊不同，宋代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并没有排斥佛老思想，而是对佛、道二教也持尊奉的态度，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文化策略。为此，宋统治者在大兴儒学的同时，又加大了对佛道二教的扶持和提倡，表现出对佛道二教的尊崇。如宋太祖登基不久，即在扬州召见僧道晖，“造寺赐额建隆，赐田四顷，命僧道晖主之”[57]。即位数月，还“解除显德毁法之令，佛寺中兴，铜像复出，敕定长春节赐百官宴于相国寺，诏普度童行八千人”[58]。开宝年间，又下诏官刻汉文大藏经。宋太祖继任者宋太宗赵匡义也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崇尚，在他看来，“浮图氏之教有裨政治……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5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宋太祖在位期间加大了对佛教的支持，在御制《新译三藏圣教序》赐天竺三藏法师天息灾文中，宋太宗俨然一佛氏之徒，对佛教大加称赞：“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道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辩，英颜莫能穷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苞括万象，譬喻无垠，综法纲之纪纲，演无际之正教。”[60] 在位期间，他不但完成了太祖开宝四年（971）开刻的汉文大藏经（开宝经），还在东京等地立译经院，设官分职，招揽中外佛师译经，并广建佛教寺塔。宋真宗登基后，在崇儒的同时，也以“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61] 之语垂诏天下，主张以道家学说教化朝臣和百姓。同时，他还亲撰《释氏论》，宣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窃则廉矣，不惑则正矣，不妄则信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62]，认为“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耶”[63]，明确主张儒、佛、道三教并存。宋代三教同设并存的文化策略，不仅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直接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而且使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儒、佛、道三教日趋融合的情势下，大都表现出对佛道之学的关注，许多人在习儒、崇儒的同时，往往又信奉和兼习佛老之学，与佛道保持密切关系，这不仅使宋代儒学融合了佛道思想因子，也使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特征深受佛道思想影响，打下了佛道思想的印记。
第六，俗文化发展、繁荣，美学领域中雅俗并峙成为时代的审美取向。
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从雅到俗的滥觞，反映下层庶民百姓思想意识、生活情趣、审美爱好和艺术欣赏的俗文化成为一种时代的审美取向。当然毋庸置疑，受宋代整个社会读书为文、崇儒尚雅社会风气的影响，两宋文化的各种门类如理学、诗、词、书画等，都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特质，忌俗尚雅成为宋代文化重要的审美取向。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在两宋雅文化发展的同时，反映广大庶民百姓文化生活情调的下层俗文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跻身社会的文化系统之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美学领域中雅俗并峙已成为时代的审美取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市民文化勃兴。代表市民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百戏伎艺起源或根植于社会下层，由于其以追求感官刺激和感官享受为目的，所以一些伎艺花样百出，表演内容丰富多彩，迎合和满足了形形色色的市民阶层种种不同的审美趣味。与此相适应，属于市民阶层的娱乐场所——瓦子（或称瓦舍、瓦肆）亦应运而生。瓦舍中士庶咸集，热闹异常。它“融赏、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为一体，集视、听、味、嗅、触生理快感于一身，获得全方位的娱乐与满足”[64]。宋代市民文化从其诞生起，便显示出一种强烈追求感官刺激的娱乐性，具有一种野俗的活力，导引宋代文化向俗文化的方向发展。其二，俗文学创作的繁荣。宋代是从雅文学向俗文学的重心倾斜和发展的时期。首先，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创作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盛况，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像原来为贵族所不齿的艳曲俗词，这时也从民间堂而皇之地传入了宫廷和上层社会，备受青睐。其次，俗文学文体的相对独立。宋以前描写民间生活、抒发百姓情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而宋代出现的描写市民情感的话本小说，则以平易生动的口语代替了以往文学作品典雅的文言，语言风格凸显出口语化、通俗化的特色，开启了后世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进行小说创作的先河，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学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以白话文为主的俗文学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最后，文人士大夫阶层大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如在诗歌创作上，宋代士大夫对那些“街谈巷说，鄙俚之言”是“全不拣择，入手便用”[65]；那些“其言至俚”、多为“街巷鄙人”所歌的蕃曲，也为士大夫所青睐，“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66]。而在绘画上，宋代士大夫除了擅长那些吟咏性情的文人画作之外，更“好画世俗人物”[67]，并创作出许多诸如《货郎图》《纺车图》《清明上河图》《婴戏图》等凸显城乡百姓世俗生活的绘画精品。应当说，宋代市民文化的勃兴和发展，使宋代美学领域中雅俗并峙的格局已经形成。其三，受时代环境变迁的影响，宋代士大夫在“雅化”的同时，其文化特色也出现了“俗化”的趋势。宋代士大夫及时行乐的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导引出来的游走于歌馆楼台，“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68] 的疏狂行为，就是其社会生活俗化的极端表现。
宋代俗文化的发展、繁荣，无疑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宋代社会关系的变革，门阀贵族阶层的瓦解，庶人阶层的崛起，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为文化下移创造了此前所缺乏的社会条件。其次，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使大批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进入上流社会，这不仅使上流社会的出身成分发生了变化，促使官僚集团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而且给上流社会带来了不同于以往门阀士族的审美情趣，使来自下层社会的世俗文化因官僚集团构成成分的变化而得以在上层社会确立起来。最后，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世俗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发展条件。另外，伴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市民阶层迅速崛起。与唐朝相比，宋代的市民阶层不仅十分庞大，而且开始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他们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这个社会群体虽然地位还较为低下，但他们相对集中，还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因此他们一旦崛起、壮大，便要在精神上寻求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文化娱乐活动，以此来调整自己因繁忙的商品交易活动而带来的精神上的匮乏。于是，那些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野俗而带有活力的审美活动，便成为市民阶层追逐的目标。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与宋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对有宋一代士风产生了深刻影响。宋代士大夫所凸显出来的精神风貌及其行为方式，大都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以及宋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1]北宋大臣李清臣在谈到本朝文明时就这样夸赞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见（宋）吕祖谦《皇朝文鉴》卷135，四部丛刊初编本。
[2][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3][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4]严复：《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5]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导言》，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页。
[6]（元）脱脱等：《宋史》卷17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06页。
[7]（宋）袁采：《世范》卷下《治家》，载（宋）袁采等撰《世范（外四种）》，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0页。
[8]（宋）袁采：《世范》卷下《治家》，载（宋）袁采等撰《世范（外四种）》，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0页。
[9]（宋）罗椅：《涧谷遗集》卷1，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10]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11]（宋）曾巩：《曾巩集》卷44《殿中丞监扬州税徐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7页。
[12]（宋）楼钥：《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宋）黄震：《黄氏日钞》卷78《七月初一日劝上户放债减息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0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德]马克斯·韦伯：《儒教和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23页。
[17]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思想战线》1999年第5期。
[18]（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梦华录序》，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1页。
[19]（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载（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9页。
[20]参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14页。
[21]参见葛金芳、顾蓉《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2]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4页。
[23]（宋）高弁：《望岁》，载（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2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103页。
[2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25《上神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4页。
[25]（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载（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8页。
[26]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载《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27]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8]（汉）班固：《汉书》卷1下《高帝纪第一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2页。
[29]（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7，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880—881页。
[30]（唐）房玄龄、褚遂良等：《晋书》卷45《刘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4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6《公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页。
[32]（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7《出身授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7《出身授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宋）袁采：《世范》卷下《治家》，载（宋）袁采等撰《世范（外四种）》，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0页。
[3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9页。
[36]（宋）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9页。
[37]参见陈义彦《从布衣入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卷9,1972 年第4号。
[38]（宋）赵与时：《宾退录》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39]（元）脱脱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40页。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冬十月辛酉，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528页。
[41]（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42]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记载：“上（宋太祖）初命宰相选前世所无年号，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阅其奁具，得旧鉴，鉴背字有‘乾德四年铸’，上大惊，出鉴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榖、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上乃悟，因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页）宋人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则称：“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
[43]（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4]（清）王夫之：《宋论》卷1，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页。
[45]（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思堂记》，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363页。
[46]（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页。
[47]（宋）徐度：《却扫编》卷中，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93页。
[48]（宋）张伯玉：《吴郡州学六经阁记》，载（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7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2页。
[49][美]捷克·杰鲁内：《儒教给中国社会形态带来的变化》,《社会科学报》1991年2月7日。
[50]（宋）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140页。
[51]（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2，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7页。
[52]（宋）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683页。
[53]（宋）李石：《方舟集》卷18《眉州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参见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5]（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5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70页。
[57]（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附录二《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95页。
[5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冬十月甲申，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554页。
[60]（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宋）李攸：《宋朝事实》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八月乙亥，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961—962页。
[6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乙酉，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1419页。
[64]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65]（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5，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498页。书中谓：“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
[66]（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书中记载宣和年间，京师“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
[67]（宋）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1《叶仁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8]（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5，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