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编·专论篇

第二章 宋初士人隐逸风尚

中国文人向来有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 当国家走向安定、政治表现出清明的时期，文人就要入仕参政；当天下大乱、政治黑暗的时候，则要隐而不见，做个退隐山林、明哲保身的隐士，以去危图安，远祸避害。用司马光的话说：“邦无道”之时，“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2]。就一般情势而言，盛世入仕，乱世归隐，这是与历史的常态相符的。翻检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乱世一般是隐士数量大增的时代，像汉末魏晋、唐末五代时期，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文人纷纷隐遁山林，一时山野多士，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隐士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完全按照历史的常态进行，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悖谬。宋代就是这样一个悖谬的时代。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长达百余年的乱世，不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政治安定，而且宋太祖立国之初便明确宣布“以儒立国”，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像这样一个蕴涵着与以往开国气象不同的太平治世，不仅隐士的数量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并一跃成为中国古代隐逸士人出现的高峰时期[3]。仅就北宋初期而论，大量有姓有名有字号的隐逸士人就散见于正史、地方史和各类野史以及笔记小说中，隐逸之风又盛极一时。诚如《宋史·隐逸传序》中所说：“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

一

从各类史籍记载可以看出，北宋初期，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隐逸群体，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见于《宋史·隐逸传》中的隐逸之士有：

河南洛阳人李渎，“淳澹好古，博览经史”，然其“杜门不复仕进”。他常常往来于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以旷达隐逸自居。王旦、李宗谔与之世旧，屡次劝其出仕，都为李渎所拒。真宗时期，朝廷多次遣使召见，李渎皆“辞足疾不起”，并向前来慰问的朝廷官员“自陈世本儒墨习静避世之意”。他曾对诸子说：“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愿也。”[4]

楚丘人戚同文，世代为儒，早年随当地名儒杨悫学习儒家经典，由于其聪敏过人，再加上勤奋刻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能背诵《五经》。他虽然学识渊博，但绝意仕途。杨悫曾勉励他入仕为官，被他以“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5] 为由拒绝。

陕州陕人魏野，一生不求闻达，以山水为乐，他筑草堂于陕州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曰乐天洞，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酒肴从之游，啸咏终日”。凡前来造谒之人，无论贵贱，魏野“皆纱帽白衣以见，出则跨白驴。过客居士往来留题会话，累宿而去”。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魏野与表兄李渎同被朝廷征召入仕，魏野上言，以“臣实愚戆，资性慵拙，幸逢圣世，获安故里，早乐吟咏，实匪风骚，岂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尝婴心疾，尤疎礼节，麋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仰奉清燕。望回过听，许令愚守，则畎亩之间，永荷帝力”为由拒绝。[6]

亳州真源人陈抟，自幼聪颖，颇有诗名。早年他“举进士不第，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他先隐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后隐居华山云台观，“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7]。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他多次被召入朝觐见皇帝，恩礼有加。他曾向宋太宗进诗以明其隐居之志，诗中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8] 在上辞召表中他还说：“九重仙诏，休教丹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9] 进一步表明了自己隐居不仕的决心。

杭州钱塘人林逋，字君复，生性恬淡好古，淡于荣利，即使家贫衣食不足，他仍旧安然自若。真宗景德年间，他漫游于江淮等地，后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10]。在西湖孤山，林逋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11]。他一生不娶妻不入仕，凡有劝之者，皆为他所谢绝。他自谓：“人生贵适志耳，志之所适，方为吾贵。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而鼓钟琴瑟未尝不佳，以我志揆之，则落英饥可餐，笑举案齐眉之多事；紫绶金章未尝不显，以吾心较之，则山林偏有味，愧碌碌因人之非高。”[12] 表达了自己对隐逸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河南洛阳人种放，沉默好学，7岁便能撰写文章。其父曾令他应举进士，种放以学业未成为由推辞，而“慨然有山林意”。其父去世后，他的几个兄弟皆仕进，唯独种放与其母俱隐居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13]。《宋史》本传称其“得辟谷术，别为堂于峰顶，尽日望云危坐。每山水暴涨，道路阻隔，粮糗乏绝，止食芋栗。性嗜酒，尝种秫自酿，每日空山清寂，聊以养和，因号云溪醉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泝长溪，坐盘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与樵人往返”[14]。

郑州新郑人杨璞，善为歌诗，多士大夫传诵，“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构思为歌诗，凡数年得百余篇”。他平生与毕士安相善，“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杨璞曾被朝廷召见，返还住处后，作《归耕赋》以述其志[15]。

家住雍丘的邢敦，宋太宗太平兴国初，“举进士不第，慨然有隐遁意”。他“性介僻”，工于绘画，颇嗜酒，“或游市廛，过客询以休咎者，多不之语”。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朝廷下诏征辟，诏曰：“敦早预词场，勤修天爵，超然处退，亦既累年。属览公车之言，俾参郡学之职，用精儒业，以宠耆年。可许州助教。”邢敦辞让不受[16]。

自幼“养于外家”的高怿，13岁能属文，且精通经史百家之书。他听闻种放隐居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随种放受业，与同时的张荛、许勃号称“南山三友”。高怿一生不求闻达，隐居山林之志甚坚，寇准曾“闻其名荐之”，杜衍“尝请赐处士号”，命其为大理评事，皆为高怿推辞[17]。

北宋初期归隐山林的隐逸之士还有很多，像“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的万适，师事种放、隐居嵩山的韩退，“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的王昭素，一生不求仕进、先后隐居于嵩山与济南明水的田诰，“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能属文，隐而不仕”的宗翼[18],“结庐百泉之山，布裘蔬食，从李之才学易，以易名世”的道学隐士邵雍，“卜居终南，遍观奇胜，落笔雄伟，与李成并为山水画宗师”的隐逸画家范宽[19]，皆是名闻宋初的隐逸之士。正是由于北宋初期隐逸之风的盛行，赵宋政权建立之初，政府衙门中甚至一度出现“阙多员少”[20]的现象。

二

随着时代变迁，宋初隐士的隐逸风格和隐逸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时代特征。

（一）以一生隐逸、不求仕进为乐为荣

蒋星煜先生在其《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论著中，通过对中国历代隐士的系统考察和分析，发现中国古代隐士之中始终隐居不仕的仅占到很小的比例，其隐逸思想常常受到外来的或内在的影响而淡化，而动摇，甚至于消减；换句话讲，“在某种情形之下，隐士自有其出山从政的可能性”[21]。蒋星煜的结论无疑带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如果我们对北宋初期的隐士进行一番考察则可发现，北宋初期，除了个别案例（如种放）外，绝大多数隐士始终如一地将隐逸不仕贯穿于人生实践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说：“宋初山林隐逸诗人已经与前代，例如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人有了观念形态上的差异。他们虽然喜爱结束五代动乱的宋王朝带来的和平与安定，为他们的隐居生活提供了必然的基本条件，但却又不愿意放弃隐居，出仕为官，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一代隐逸之士的隐，已不是为了仕之前的积蓄力量等待进机，而是为隐而隐，唯隐而已。隐成了他们追求实现自我时的动机和目的的统一，而不再是当作敲门砖使用过之后就弃之如敝屣的曲线求仕的特殊手段”，相反，“倘若有人再像前代那样以隐居作为求仕的终南捷径，就会受到社会审美主体的非议和鄙夷”[22]。应当说，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公允之论。检点《宋史·隐逸传》所载宋初隐士，绝大部分隐士如前述李渎、戚同文、魏野、陈抟、林逋、邢敦、万适、高怿等，一生不求仕进，隐逸之后又绝意仕途，对于朝廷的征召屡辞不从[23]。对他们来说，隐逸犹如“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24]。他们以一生隐逸、不求闻达为乐为荣，像林逋，“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25]，就是这方面心志的反映。其《湖山小隐》云：“猿鸟分清绝，林萝拥翠微。步穿僧径出，肩搭道衣归。水墅香菰熟，烟崖早笋肥。功名无一点，何要更忘机”，更是其以隐逸为乐心情的展露。而魏野在其《书友人屋壁》中所写的“达人轻禄位，居住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娴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静想闲来者，还应我最偏”之隐逸志趣，亦表达出一个隐者终身不仕的隐逸乐趣。如果说，隐逸对大部分隐士来说是一种以隐待名的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对宋初隐士来说，隐逸则已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状态或者人生归宿。用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宋论》卷3中的话讲，他们是“以隐始，以隐终。志之所存，行则赴之，而以隐成”。

宋初隐士隐逸风格的变化，与宋初三朝的主要治国理念——黄老之学的流行有关。北宋建立后，适应唐末五代大乱后休养生息的需要，宋初三朝统治者将黄老思想作为主要的治国理念，一时黄老之学流行。黄老之学强调清以致静、无为而治，崇尚恬淡无欲。应该说，宋初大多数隐士将隐逸不仕贯穿于人生实践的始终，与宋初崇尚清静无为、恬淡无欲的黄老之学是不无关系的。

（二）关注时世，与社会各阶层广泛交游

五代时期，由于文人境遇的恶化和仕途的险恶，隐逸士人大部分采取避身世外、与世隔绝的生活态度，“避门杜绝人事，虽亲戚故人造者不见其面”[26]，表现出对世事的冷漠以及对现实政治的踈隔甚至对立。而身处崇儒尚文社会环境下的宋初隐逸士人，由于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宽松，其隐逸风格和隐逸心态已与五代明显不同。在北宋初期，无论是那些以隐求仕的隐士，还是那些对朝廷征召屡辞不从的隐士，他们虽然隐身山林，但并没有置身世外，远离政治和社会，也没有仅仅陶醉在自然闲适、幽雅静谧的生活之中，与世隔绝。一方面，他们身在山林心系朝廷，关注时势和政治，而不再像五代隐士那样与朝廷处于一种情感踈隔甚至对立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又与社会各阶层广泛接触和交游，酬答唱和。

有关宋初隐逸士人对时势和政治的关注，史籍多有记载。像魏野、林逋，虽“迹已远于市朝，而讽咏且不忘于规谏”[27]。“学古嗜退，本求山水之乐”的种放，多次以处士的身份被皇帝召见，“访以礼乐之制，询其刑政之方”;“每所询问”，种放“皆据经以对”，并“颇有可采”。譬如真宗咸平五年（1002），诏对崇政殿，“询以民政边事”，种放以“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之语进行劝导。他还向真宗上《时议》13篇，其篇目分别为《议道》《议德》《议刑》《议器》《议文武》《议制度》《议教化》《议赏罚》《议官司》《议军政》《议狱讼》《议征赋》《议邪正》[28]，其对时势政治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在北宋初期的隐逸士人当中，陈抟更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宋人轶事汇编》卷5有这样一则记载：

陈图南（陈抟）有经世才……后隐华山，自晋汉以后，每闻一朝革命，则蹙数日。一日方乘驴游华阴，市人相语曰：“赵点检作官家。”抟惊喜大笑。人问其故，又笑曰：“这回天下定叠也。”

一个隐逸士人向往和期盼天下统一太平的形象活现在人们面前。陈抟一生虽以山水为乐，隐居不仕，但他并没有因此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漠然，而是以在野者的身份时时关注着政治。史料记载，宋太宗在位期间，曾两次召见陈抟。在这两次召见中，陈抟都表现出一个隐士身在山林而心系朝廷的入世心态：“太平兴国初，召（陈抟）赴阙。……先生（陈抟）服华阳巾，草屦垂绦，以宾礼见，赐坐。上方欲征河东，先生谏止。”[29]太平兴国九年（984），宋太宗再次召见陈抟，对此，《宋史》本传记载说：

（陈抟）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山野之人，于时无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博达古今，深究治乱，真有道仁圣之主也。正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炼，无出于此。”[30]

后周时代，陈抟即因名闻当世而受到统治者的征召。《宋史》本传这样记述道：“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宋史》本传这两则记述表明，隐逸中的陈抟仍然怀抱“致君尧舜”的儒生情怀，劝导君臣要同心同德，以天下为己任，关注人事，勤行修炼，致世太平。

相对于五代时期大部分隐逸士人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宋初隐逸士人与社会各阶层的交游和酬答唱和则表现得更加突出。“就总体而言，宋初隐士并不像五代隐君那样，隐居于山野林泉，感受与世隔绝的悲哀与凄凉，而是以一种平和、包容和怡愉心态，不断扩大交游范围，感受隐逸生活的自在和悠闲。”[31]他们的交游范围，不仅仅限于那些身居江湖的隐逸士人和那些传教布道的道士，更多的是那些居于庙堂之上的文人士大夫。像隐士邢敦，虽“性介僻”，但亦“不妄交友”，与宋初大臣寇准、赵昌言交游甚厚[32]。“善歌诗”的隐士杨璞，则与真宗时期宰相毕士安“尤相善”[33]。一生寄情山水、绝意仕宦的魏野“所居颇萧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如寇准、王旦等朝中权贵，其中“寇忠愍（寇准）尤爱之”[34]，两人经常一同出游，赋诗唱和[35]。种放一生特别是后期更是出入于山野与朝堂之间，与朝臣交往频繁，宴游赋诗，酬答唱和。“有诗名”的潘阆，则与真宗咸平年间进士“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所游处皆一时豪杰”[36]。除了钱易、许洞外，潘阆还与当时朝中大臣如参知政事寇准、宰相丁谓、翰林学士王禹偁、吏部尚书宋白、知制诰孙何、礼部尚书张咏，以及开宝年间进士、著名散文大家柳开等频繁交游，赋诗唱和。太平兴国七年（982）和至道三年（997），潘阆还曾因分别卷入秦王赵廷美案和受宫中显贵王继恩牵连而遭缉捕[37]。再像隐士陈抟，一生虽隐居不仕，但却与真宗时大臣、官至礼部尚书的张咏交往甚密，两人互赠诗文，交游唱和。如《宋人轶事汇编》卷6《张咏》条载，张咏为布衣时，与陈抟友善，“尝因夜话谓抟曰：‘某欲分华山一半住得无？’抟曰：‘他人则不可，先辈则可。’及旦取别，抟以宣毫十枝、白云台墨一剂、蜀笺一角为赠。公谓抟曰：‘会得先生意，取某入闹处去。’曰：‘珍重。’抟送公回，谓弟子曰：‘斯人无情于物，达则为公卿，不达为王者师。’公常感之。后尹蜀，乘传过华阴，寄抟诗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总之，与前代相比，宋初隐士的数量不仅增多，而且其隐逸风格和隐逸心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与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时代特征。

三

南朝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曾就隐士隐逸的目的和原因进行过这样的概述：“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38]这段话总结了隐逸之士各自不同的隐居动机和原因，有的是求志，有的是全道，有的是镇躁，有的是图安，有的是保气节，有的是激浊扬清。不能否认，北宋初期的隐士，其隐逸的动机、原因也不可一概而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期隐逸之风能盛极一时，并能形成一个隐逸群体，自有其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从总体而言，北宋初期隐逸之风盛行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五代乱世的影响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逸无疑是与乱世紧密相连的。前已述及，唐末五代是一个兵连祸结、军阀割据、武人专横跋扈的混乱时代，社会秩序严重失范，所谓“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39]。时逢乱世的文人士大夫，地位低下，仕途坎坷，命运多舛，性命不保。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唐末五代的文人士大夫产生了一种“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40]的变态扭曲心理，避祸保身、隐逸遁世由此成为一时风尚，所谓“五季之乱，避世宜多”[41]，就是此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反映。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有云：

唐兴迨季叶，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罕得安居。当其时，远钓弋者，不走山而逃海，斯德而隐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间出，皆远腾长往之士，危行言逊，重拨祸机，糠核轩冕，挂冠引退，往往见之。跃身炎冷之途，标华黄、绮之列。虽或累聘丘园，勉加冠佩，适足以速深藏于薮泽耳。然犹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焉。

宋人汪藻也有类似的记述：

当唐末五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42]

生就这样一个“干戈纷扰”,“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罕得安居”的乱世，为了远祸避害，隐逸遁世或“挂冠引退”便成为大部分士人的选择，这是他们迫不得已或说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有经世才”的后唐进士陈抟，因“厌五代之乱，入武当山，学神仙导养之术”,“后隐于华山”[43]。由五代入宋的隐士戚同文，也因“晋末丧乱”而“绝意禄仕”。

北宋上承五代，同五代各王朝“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建立模式一样，宋王朝的建立者也是武将利用手中的军事力量通过兵变登上帝位的。虽然开国皇帝赵匡胤上台伊始便作出了崇文抑武、重用儒士的姿态，但刚从五代战乱中走出来的文人对唐末五代士人屡遭军阀杀戮的生存境遇仍是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因此对新王朝普遍抱着一种冷漠观望的心态，坐视皇帝的征聘和朝臣的推荐而不受，于是隐逸之风又盛极一时。史载，北宋初期，士人“虽知向学”，但“不乐仕宦”[44]者比比皆是，当时的“仁人志士，多以退静相高，于荣利无所慕。府君虽向学，亦无仕进意，治身守道，恬晦自如”[45]。苏辙所说的“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美才良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闾而效力于官事”[46]之言，就是对北宋初期山野多士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

（二）与宋初统治者对隐士的优容礼遇有关

首先应该承认，优容礼遇隐逸之士，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段。但是，上承唐末五代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对隐士的优容礼遇却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个中原因，一是处于新旧王朝更迭时期的北宋王朝更加需要“举逸民”，因为“新王朝建立后，新上台的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就是巩固新政权，而政权巩固的关键就是笼络民心。在前朝吏民中，最有影响的是那些忠于前朝的忠义之士和隐逸之民。新王朝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争取这些人与新政权合作，支持新政权。争取了这部分最有影响的人物，就争取了前朝大多数的吏民。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举逸民天下归心焉’。因此，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都很注意搜罗隐逸之士，力求做到野无遗贤”①。二是惩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为害天下的弊端，因而宋太祖立国之初便确立了优待文士的治国方略，优容礼遇隐士，这是与北宋王朝优待文士的治国方略相统一的。

从史籍记载看，北宋初期的统治者对隐士的优容礼遇的确是空前的，或征召或表彰，或赐官赐号赐衣帛，或赋诗或唱和。像宋太祖为了征召隐士夏乾锡，特地为他制冠服②。宋太祖的继任者宋太宗对隐士也是倍加礼遇，如他诏彰陈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并赐陈抟号“希夷先生”，赐紫衣一袭，还将陈抟留至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③。在宋初三朝的皇帝中，真宗对隐士的优容礼遇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位期间，他不断遣使召见隐士，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真宗“召草泽李渎、刘巽，渎以疾辞，授巽大理评事”，而后“召见隐士郑隐、李宁，赐茶果束帛”，三月“次陕州，召草泽魏野”④。李渎去世后，真宗下诏称其“簪缨传绪，儒雅践方，旷逸自居，恬智交养。迨兹晚节，弥邵清猷，奄及沦亡，良深轸恻。特行贲典，式慰营魂。惟蓬阁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还特赠其为秘书省著作佐郎，“赐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蠲其差役”，并饬令地方长官，“优恤其后”⑤。魏野生前，真宗曾“诏州县长吏常加存抚，又遣使图其所居观之。……复遣内侍存问”；魏野去世后，又得到了和李渎同样的礼遇。真宗对种放的优礼，更是达到了“近世少比”的地步。史载，某日，真宗“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

②

③

有道之时而隐者，此不当隐而隐者也。若种放、林逋诸公，其不当隐而隐者也。岂生于野者，不

愿为公侯？国初风俗淳厚若此乎？然当人主求贤下士之时，而卓然有髙士清风义概，岂不动人主

欣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节义之风；一严光不出，可以植东都节义之风，孰谓隐士无

益于世哉。”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47]。真宗在位期间，多次召见种放，赐官、赐钱、赐银器及绯衣、象简、犀带、银鱼等，如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正月，“复召赴阙，表乞赐告，手诏优答之。作歌赐之，乃赍衣服、器币，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职就山存问”[48]。

《魏书》卷90《逸士传序》有云：“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矞和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在《魏书》作者看来，隐逸之士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礼遇、推崇，就在于隐士的德行有“激贪之用”，有“束教之风”，虽然他们的德行与历史上那些“迈德弘道，匡俗庇民”的圣贤君子相比要少，但他们身上所显现出的价值也不可忽略。应该说，宋初统治者对隐逸之士的优容礼遇，其用心既是为了网罗人才，稳定统治秩序，也是为了激浊扬清，敦厚民风，正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下诏中所讲：“国家举旌赏之命，以辉丘园，申恤赠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风俗也。”[49]何况宋初隐士，大多是一些高节之士。如戚同文，《宋史》本传称其“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焉用此为！’由是深为乡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谕以善道。颇有知人鉴，所与游皆一时名士。乐闻人善，未尝言人短”。再如魏野、王昭素，宋人文莹分别赞其“貌寝性敏，志节高尚”[50],“学古纯直，行高于世”[51]。像戚同文、魏野、王昭素这样德行淳厚的高节之士，亦实有激浊扬清、敦厚民风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

从一定程度上讲，时代风气的形成是与统治者的好尚紧密相连的，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效之”。宋初统治者对隐逸之士的优容礼遇，不仅使隐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且更重要的，它是隐士社会价值得以体现的风向标，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推动北宋初期隐逸之风的发展。

四

韩愈说过：“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也。”[52]尽管隐士隐居不仕的目的、动机不同，但就其追求林下逍遥而言，也是一种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的外化表现。因此，无论是处于治世还是乱世，隐士都带有很大的消极性。何况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社会，士人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要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挥出更大的影响与作用，就应当积极地参与社会，参与政治。由此而论，北宋初期的隐逸之风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北宋初期“清静致治”的保守主义政治环境下，淡泊功名的隐逸之风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改造。

宋初隐逸之风虽有消极避世的成分，但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推动了宋代私学的发展

北宋初期是宋代私学蓬勃发展时期，“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53]，各类形式的私学如寺院庙学、书院等盛行一时。宋初私学的发展，除了与宋代举业的刺激有关外，也与隐士的推动紧密相连。宋初的不少隐士，除了读书以及进行诗文、书画创作外，把主要精力用于聚徒讲学、传道授业上。像北宋初期隐士杨悫、王昭素，以“教授生徒”“聚徒教授”自给，一生隐居乡里从事私学教育。种放早年也是“以请习为业，从学者众”，种放因此而“得束修以养母”[54]。辞官不受的高怿，也曾“讲授诸生，席间常数十百人”[55]。齐州历城隐士田诰，先后隐居于嵩山与济南明水，一生以著述讲学为生，《宋史》本传称其“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其中“以故闻名于朝，宋惟翰、许衮皆其弟子也”。楚丘隐士戚同文，“筑室授徒”，更是把一生精力用于聚徒讲学的事业上。由于他知识渊博，教学有方，“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门下“登第者五六十人”，其中像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等人皆位至馆阁大臣，戚同文和他的学舍也因此声名鹊起，其学舍所在地一时成为京东附近士子荟萃之地，有力刺激了当地私学教育的发展。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府民曹城即在戚同文旧居旁建造学舍百余间，聚书数千卷，延纳生徒进行讲学，一时大盛。不久，该学舍经应天府知府上奏朝廷批准，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以戚同文之孙、奉礼郎戚舜宾为主持，曹诚为助教，由应天府幕官提举[56]。应天府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号称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

（二）促进了宋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宋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主要标志便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讲，宋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与宋初隐逸之士密不可分。张海鸥先生在《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57]一文中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传统哲学、史学、文学之尊隐是隐逸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早期隐士与哲学密不可分，《高士传》中的第一、二、三位隐士披衣、王倪、齿缺纯然都是哲学符号；他们虽然“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却在不断地探求知与不知、人与神、人与天之类的哲学要义；中国隐逸文化一直葆有浓郁的哲学意味，虽然后世隐士多为文人而哲人渐少，但隐逸始终代表着古代士人生存哲学的一个方面。这是公允之论。以北宋初期隐逸士人而论，宋初隐逸士人大多知识渊博，作为隐士，他们不仅仅是文人，而且更多的是学通经史的哲人，像“博览经史”的李渎，“精通五经”、有《孟诸集》20卷传世的戚同文，“通经史百家之书”的高怿，“读经史百家之言，一见成诵，悉无遗忘”的陈抟。王昭素更是一个学问渊博的思想家，史称其“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58]。“喜学问”的万适，精于老子《道德经》，一生“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除有《狂简集》100卷、《雅书》3卷、《志苑》3卷、《雍熙诗》200首外，还有《经籍擿科讨论》计40卷问世。“性介僻，不妄交友”的邢敦，除“工绘画”外，“耽玩经史，精于术数”及儒业。前已述及，宋初隐逸士人广与三教九流交往，既有道士、佛教徒，也有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这样他们的思想、学说在与三教九流的交往中，相互传承、影响，对宋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以陈抟为例，陈抟好读《易》，手不释卷，著有《指玄篇》81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59]。有学者指出：“陈抟的《指玄篇》是宋代研究《易》的开山之作，也是开风气的著作，对宋代《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按照程颐的看法，最能代表宋代《易》研究水平的人物，也在隐士之中。程颢程颐两位理学大师的《易》学研究，就受到隐士研究的影响。”[60]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相符的。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对陈抟学术思想的传承有这样的记载：“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61]由此可知，陈抟的学术思想先后经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许坚、范谔昌、刘牧、周敦颐等人的相互传承，然后到北宋理学大家二程那里。邵雍是北宋理学形成初期的代表人物，周敦颐、二程则为宋代理学派的主要代表，北宋理学的产生显然受到陈抟学术思想的影响。尹志华先生的《北宋文献中的陈抟事迹考》亦表明，陈抟精通易学、老学和丹道，其易学之传人为种放和穆修，道士张无梦则兼传陈抟之易学、老学与丹道。张无梦传其学于道士陈景元，陈景元撰有《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等多种著作，对道教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抟的另一弟子刘海蟾则被认为是张伯端之师，张伯端所著《悟真篇》，是道教内丹学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著作。由此可见陈抟对宋代道教的影响[62]。总之，宋初隐士与三教九流的交往，使他们的思想相互传承、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宋代学术思想特别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与隐士和三教九流的交往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