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詩文注釋研究

（一）詩文注釋的發展

詩文注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毛亨的《毛詩詁訓傳》，不過因爲《詩》被尊奉爲儒家經典，所以《毛詩詁訓傳》也向來被看作經書注釋。真正的詩文注釋最初圍繞屈原賦和《楚辭》展開，西漢時期有劉安作《離騷傳》，劉向、揚雄分别作《天問注》，但這些注釋大都沒有流傳下來。目前流傳下來有嚴整體例的詩文注釋應當以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爲早，“章句”即離章辨句之義，作爲古書注釋的一種體例，它着重逐句逐章分析大意，發明文辭章旨，在串講和分析中隱含解釋部分詞語的意義。王逸闡明的《楚辭》意象的隱喻象徵之義歷來爲人稱道，成爲後代詩歌闡釋意象象徵的源頭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典籍注釋進一步發展，但詩文注釋卻不受重視。蔣禮鴻先生論及這一時期的詩文注釋概況時说：“文學方面，集部在這時期才開始形成和發展，而且就作爲‘經國大業’的文章來看，集部遠不如經、史的重要，專門給文集、詩集作注的就比較少見。”[1]直到唐代纔有李善《文選注》。李善“祖述源流”，注重引文溯源釋典，將说解語意藴於徵引文獻之中，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注釋類型，集中代表了漢唐時期詩文注釋的成就。這一時期，《楚辭》類注釋，還有郭璞的《楚辭注》、皇甫遵訓的《參解楚辭》，《文選》有吕延濟等五臣注。另有一些零散的單篇文章注釋，如蔡邕注班固的《典引》，薛綜注張衡的《西京賦》，張載注左思的《魏都賦》，劉逵注的《吳都賦》《蜀都賦》，郭璞注《子虛賦》《上林賦》，羅潛注江淹的《擬古詩》等。此外，一些見於史書的單篇文章，往往有史書的注釋者給它們作注，如劉邦、項羽、揚雄、司馬相如的歌詩文賦有顔師古、司馬貞、張守節等人的注釋。

與經史諸子文獻注釋的繁盛相比，漢唐時期詩文注釋的發展比較緩慢。漢代至唐代是經書、史籍、諸子注釋相對比較繁榮的時期，産生了許多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優秀的注釋作品，例如，通行的“十三經”注疏，除宋代邢昺作的《論語疏》《孝經疏》《爾雅疏》，孫奭所撰的《孟子疏》以外，其餘大部分注釋都出於漢唐人之手。史籍注本，如《史記》有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漢書》有顔師古注，《後漢書》有李賢注，《三國志》有裴松之注；諸子注本，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有高誘注，《老子》有王弼注，《莊子》有郭象注，《荀子》有楊倞注、《世说新語》有劉孝標注，等等。而與這種繁榮局面極不相稱的，是集部注釋作品寥寥無幾。

在注釋內容和方法上，除李善《文選注》以外，無論文集還是單篇文章的注釋，都深受經史傳注的影響。陸游在《施司諫注東坡詩序》中曾说：“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注。”[2]也就是说，絶大多數詩篇的注釋，是因它們附於經史纔有注釋，而非出於注釋者的主觀意願，因此，這些注釋作品更多體現了經史注釋的特徵，即重視釋疑解難，很少揭示文學作品本身的特徵。

與漢唐時期相比，詩文注釋在宋代産生了重要變化，出現了詩文注釋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宋代詩文注釋的繁榮，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詩文注釋範圍空前擴大，呈現出盛極一時的局面。詩文注釋發展到宋代，出現了詩人别集注本，這一文本形式也成爲後代詩文注釋的主要材料。宋代詩文注釋的材料可以從朝代上分爲兩類，一是注釋宋代以前的詩文，二是注釋宋代的詩文。

宋人注釋宋代以前的作品取得了重要成就。張三夕先生説：“從文學角度將注詩當作一種具有獨立性的研究工作來做，雖萌芽於唐，而實發展於宋。如宋人注宋以前的詩集有：洪興祖、朱熹注的《楚辭》，湯漢、李公焕注陶淵明，楊齊賢注李白，趙次公、蔡夢弼、徐居仁、黄鶴等人注杜甫，吳正子注李賀；還有號稱‘五百家音注’的注韓、注柳等等，不一而足。”[3]所謂千家注杜和五百家注韓、注柳雖未必可信，或許只是時人爲了增加注釋分量的一種僞托，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詩文注釋的繁榮局面。

宋人不僅注宋以前大家、名家詩文，而且向來以注宋人詩文著稱。給本朝人的作品作注，實際在漢代就已經出現了，如曹大家注釋班固的《幽通賦》，但因所注作品數量极少，在當時和後代都沒有産生什麽影響。而宋詩宋注因其量多質高，集中代表了宋代詩文注釋的成就和特色。蔣禮鴻先生説：“宋代一些名家的詩集，有本朝的人給他們作注，因爲時代相隔不遠，而注者又曾深入鑽研過這些作品，注得簡要得法。這些注解是：任淵和史容的《山谷詩注》、任淵的《後山詩集注》、李壁的《王荊文公詩集注》。”[4]蔣氏所列注本雖然僅是舉例的性質，但他已經注意到了宋人詩注的獨特之處。宋人宋詩箋注，據張三夕《宋詩宋注管窺》一文後列附表統計，存、殘、佚以及只有存目而未見稱引的就有35種，僅注東坡詩者就有17種[5]，而以一人之力注二三家詩的也不乏其人，如任淵注宋子京、黄庭堅、陳師道詩，趙次公注杜甫、蘇軾詩等，這些注本許多都成爲後代研究的主要參考資料。

其次，在詩文注釋內容、方法的理論認識和實踐上，突破了經史諸子文獻注釋的傳統，體現了詩文注釋的特徵。

宋人在評價前人舊注的基礎上間接表明了對詩文注釋內容和風格的認識，其中尤以對《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的評價最具代表性。尤袤在重刻《文選注·跋》中云：“五臣特訓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6]蘇軾在《仇池筆記》中也説：“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真俚儒荒陋者也。”[7]可見，當時的文人大多贊揚李善注。李善注的突出之處在於對詩文用語用事本末的探求，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宋人，使探源釋典成爲宋代詩文注釋最主要的注釋內容之一。

周裕鍇先生總結宋代詩注的特點時指出：“在宋人的詩集注本中，有三個較突出的特點：一是歷史主義，具體説來，這就是‘詩史’概念的普及，由於將詩歌看成是詩人對歷史事件的個人反映，爲詩人編年譜並給詩集編年成爲文本注釋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理性主義，就是按照倫理性、真實性的原則對原文作出詮釋或評判，無論是切己致思的‘心解’，還是自由理解的‘活參’，都不越‘理義大本’的底綫。三是知識主義，以‘博極羣書’作爲對闡釋者的基本要求，相信唐宋時期的大詩人的作品都是‘無一字無來處’，因而將揭示詩歌語詞出處作爲首要任務。换言之，通過釋‘史’、釋‘理’、釋‘事’而最終獲得詩人的‘立言本意’，仍是宋代闡釋者們的共同夢想。”[8]張三夕總結宋詩宋注的特徵爲重出處、重校勘、引證廣、議論多[9]。事實上，“重出處”“引證廣”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些特徵不僅是宋詩宋注，也是整個有宋一代詩文注釋的主流。兩家論述從不同側面指出了宋人的詩文注釋重議論、重史事重編年（知人論世）、重出處的特徵。

宋代最受關注的兩位詩人是杜甫和蘇軾，這與宋人的“詩史”觀念直接相关。“詩史”本指杜甫《贈李白二十韻》一詩，此説見於晚唐孟棨《本事詩》：“杜所贈二十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宋代“詩史”的觀念空前膨脹，不僅杜詩被冠以“詩史”之名，其他如蘇軾、黄庭堅等人的詩也可以稱爲“詩史”，既然詩歌可以反映歷史，那麽，在注釋中，詩文和當時的史事相互發明，就可以在隱喻性的詩文內掘發史事，並以此驗證作品之意，這也成爲宋代注釋者追求的目標。就宋詩宋注而言，因爲注釋者與作者的時代距離不遠，有的且有師承關係（如任淵與黄庭堅），他們對作者時代的史事諳熟，因此，這種以史掘發隱微的注釋方法就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而也受到時人的重視[10]。這一特徵，對清代的詩歌注釋也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兩宋詩文注釋的盛況，在元明兩代並沒有沿着同一方向繼續向前發展，代之而起的是詩文評注的盛行。從創作角度來説，詩歌發展到南宋末年，許多詩人都反對江西詩派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和以文爲詩，他們改變了詩歌創作的方法和審美取向，如四靈和江湖派詩人反對江西詩派運用典故，於是採用白描手法；反對江西詩派“資書以爲詩”，於是就“捐書以爲詩”[11]。與這一風尚相應，詩歌注釋的目標和方法必然也會發生改變。從詩歌注釋本身的發展來看，由於宋代詩歌注釋重視典故出處，重視以史探索立言本意，往往導致捕風捉影、穿鑿附會，必然會在內部産生革新注釋手法的要求。詩歌創作主張的改變與詩歌注釋穿鑿附會的弊端相互作用和影響，最終導致了詩歌注釋方法和風格的根本改變，於是，宋元之交，在詩文注釋領域産生了一股反對重出處、反對以史探索立言本意的闡釋思想，周裕鍇稱之爲“反‘詩史’説、反意圖、反求實説”[12]十分恰當。這一思想反映在詩文注釋上就是詩文評注或評點的盛行。

詩文評點的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殷璠的《河嶽英靈集》，殷璠在選録的每一詩人之下大都有一段總評，品評詩人的品性和詩作的特色，有時摘録妙言警句予以評析，在每一詩篇之下大都沒有評點，體例還不嚴整。真正有影響的詩文評點産生於南宋末年，在評點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宋元之交的劉辰翁，他評點過的詩人作品有李白、杜甫、王維、李賀、孟浩然等至少11家[13]。這一注釋形式在元明兩代進一步發展，最終在明代達到高潮。産生了一批著名的評點家和評點作品，如元代方回的《文選顔鮑謝詩評》《瀛奎律髄》，明代顧琳評點的《唐音》，唐汝詢的《唐詩解》、高棅的《唐詩品彙》，等等。

與傳統的詩文箋注在內容上截然相反，詩文評點以評點者“自己的情性感悟爲中心，無視闡釋的有效性，無意探求作者意圖，古人的文本成爲表示自己情感的工具”[14]。因此，在評點類注釋中，不是語意，而是篇章結構、藝術技巧、格調、妙言警句成爲品評的主要對象。謝榛《四溟詩話》稱“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跡可也”[15]。既然如此，詩歌注釋中意義一項似乎可以省去，這裏的“不解”不是詩意不能解，實在是注者主觀上不願解、不屑解。詩文評點重在評，注可有可無，必要時只作爲評的手段出現，這也造成了元明詩歌注釋的玄妙特徵。例如鍾惺、譚元春《詩歸》，《四庫》提要謂其“大旨以纎詭幽渺爲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玄妙”[16]。明清之交的金聖嘆作的《杜詩解》也以賞析品評杜詩的意境和藝術特色爲主要內容，至於詩篇章旨，則掘發老杜未盡之意，甚至老杜“意之所不能及”[17]者。可見，詩文評注關注更多的是注釋者的個人理解和感受，而不是作品的原意和本旨。

元明時期詩文評點逐漸興盛，而傳統的詩文箋注則逐漸走向衰落，與前期相比，這一時期産生的詩文箋注本相對較少，對後世的影響也比較小。像蕭士贇的《分類補注李太白詩》、胡震亨的《李詩通》，雖然是李白詩文注釋史上的兩部重要作品，但因蕭氏之注舛謬較多，胡氏之注過於簡略，流傳都不廣泛。

任何事物發展到極致都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如同評點是對宋代重出處、重以史探索作者意圖的詩歌注釋的矯正一樣，詩文注釋發展到明末清初，又産生了對元明評點類詩歌注釋的反動，各家的主張似乎又回到了詩文注釋的“正途”，即仍以箋注爲主，藉史事以闡明意義，將作品本意與作者意圖作爲闡釋的目標和最終的歸宿。

清人詩歌注釋主要有兩個原則：即客觀的考據與對詩歌文本的重視。一方面，在“漢學”的影響下，清人注重一般語詞及名物典制的訓詁，對詩歌語言呈現出的表層含意能夠比較客觀地把握，爲探討作品本意奠定了基礎；其次，對詩歌本意和作者意圖的追求，使得清代詩注者重操先秦“知人論世”的解釋原則，沿着宋人“詩史”的觀念繼續發展。清人注詩，往往以“詩”作爲中心，史事僅是驗證詩歌意義的佐證；同時“史”不僅可以證詩，詩歌也可以補充史料的缺訛。這一原則在錢謙益注杜甫詩歌時已經運用得非常純熟[18]。如果單純以詞語訓詁和名物考證來解詩，那麽詩歌注釋同經史諸子文獻的注釋也就沒有多大差别了，如果完全藉史事闡明詩意，很可能又走入宋人詩歌注釋的老路。清代的詩歌注釋者沒有重蹈覆轍，他們在求實的前提下，沒有忽視作品的文學性，因此，雖然他們處在經史考證的學術背景下，卻沒有放棄對作品隱喻性、象徵性的探索，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即所謂“以意逆志”，此“意”雖然包含了注釋者的主觀意圖，但因爲有“人與人”的共同性作爲闡釋的理論基礎，有訓詁和史實的佐證，此“意”的闡發在一定程度上就有據可依。重視文學性的另一表現，即重視解釋典故、重視賞析意境和藝術手法，這種注釋賞析也絶非元明評點注釋的玄妙難解，而是在釋義基礎上的實實在在的、使讀者可以領會的解説。

清人詩歌注釋的主要內容有語詞名物訓詁、溯源釋典、史料考證、詩旨揭示、詩意串講、意境和藝術形式品評等，內容比較全面。在清代以前，漢唐時期的詩文注釋重視語意疏解，李善《文選注》和兩宋詩文注釋重視溯源釋典，元明時期的詩文注釋則重視藝術特色的品評，而清代詩文注釋則將這些內容結合在一起，以哪一方面爲主，與注釋者個人的認識和作注的目標、原則有重要關係，不可一概而論；在解釋原則上，考據與以意逆志並行不悖，共同作用，以指向探求作品本意的目標。基於此，周裕鍇認爲：“把歷史的考訂的‘注’和文學詮釋的‘意’結合起來的方法，可以説是清代詩歌注釋最典型的範式。而這種範式的理論根據，是來自‘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兩個古老的闡釋學觀念的聯手。”[19]此處所謂的“歷史的考訂”是指完全以史事爲材料的注釋，不包括名物訓詁，事實上，名物訓詁中的郡國州縣、山川泉石等地理名物的考證同樣也是知人論世的基礎。

在注釋手法上，清代詩歌注釋遠紹李善《文選注》，延續宋代主流詩歌注釋的風尚，以徵引文獻代替直接説解，將語意融於引文之中。以馮浩的《玉谿生詩集箋注》、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和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輯注》《李長吉歌詩彙解》等最爲突出，這種注釋方法的使用，與詩文內容和注釋者追求的注釋目標有重要關係。

此外，清代的詩文評點也在繼續發展，産生了一批著名的詩文評點家，如錢謙益、朱彝尊、王世禎、查慎行、屈復、黄生、何焯、沈德潛、方苞、姚鼐、紀昀等。與元明詩文評點不同的是，清代的詩文評點在實證之風的影響下，表現出評注結合的傾向，細致而少虛無。乾嘉以後，甚至評、注、考結合，如姚鼐評點詩歌，便是以考釋爲主，藝術風格的評點反在少數，紀昀、程夢星、姚培謙、馮浩等人都是邊評邊考，評考結合，即使像沈德潛這樣以評爲主的詩評家，也難免時雜一二考釋，以顯示學問的根柢[20]。

從詩文注釋的發展歷史來看，清代詩文注釋成就最高。首先，清人不僅繼承了前人在解釋原則、方法、內容上的特徵，並將其融會在一起，開創了區别於其他時代的詩歌注釋風格。其次，清代詩文注釋數量多，優秀的注本也多。前代的名家、大家的詩集在清代大都有了注釋，其中以注釋唐代詩人作品爲多，在唐代詩人中，又以注釋杜甫和李商隱的詩歌最多，以注釋杜甫詩歌爲例，著名的就有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朱鶴齡的《杜詩輯注》、仇兆鰲鼇的《杜詩詳注》、楊倫的《杜詩鏡銓》、浦起龍的《讀杜心解》等。可以説有清一代，大凡唐宋以前著名的詩文集都有了注釋[21]。

詩文注釋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作爲真正的集部注釋的開端以來，經過漢唐時期的初興，到宋代達到第一次高潮，不僅注釋的範圍由以今注古發展到以今注今，而且在注釋方法和內容上都較前代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産生了一批優秀的注本。但是由於宋代詩文注釋方法和原則本身的弊端帶來的穿鑿附會，在南宋末年産生了評點類詩文注釋的形式，並在元明兩代繼續發展，而此時也正是傳統的詩文箋注衰落的時期。有清一代，在經史考證的學術背景下，注釋者不滿於明代詩文注釋的玄妙和“六經注我”的隨意，於是又以詞語訓詁、史料參證等內容、方法來追求作品本意，並以徵引文獻注釋的方式消解注者的主觀性，以保證闡釋的客觀有效。同時，注釋者也沒有忽視詩文的藝術本質，常常在基本的語意理解基礎之上，通過“以意逆志”的方式求得言外之意。這一時期可以看作詩文注釋發展的第二次高潮，無論是在注釋方法和原則的合理性上，還是在注釋的範圍、質量和效果上都超過前代。

（二）詩文注釋的研究

詩文注釋是古代文學、訓詁學、文獻學、注釋學、解釋學等學科共同關注的研究材料。隨着我國進一步普及傳統文化，加強古籍注釋的要求，一部分學者認識到，要想很好地注釋文學作品，首先應該研究古人注釋的經驗，總結規律。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詩文注釋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徵。

1.開展了專人、專書、專題研究

專人、專書、專題研究是指針對某一個注釋家、一種注釋書或某一個問題作專項研究，總結注釋特點，探索注釋方法和規律。唐宋以來，詩文注本日益增多，爲這項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1）專人、專書研究

專人、專書研究，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對注釋專書特點的總結，也往往就是對注釋者個人思想和特點的研究。此類研究大多針對一種或幾種專門注釋作品，從它在某一方面表現出來的特點、成就與失誤、注釋的思想等方面論述。就目前對詩文注釋的研究情況看，專門以注釋者爲研究對象，探討注釋者思想的論著比較少，主要有李開的《王夫之的注釋學思想初探》，該文主要選取王夫之的《周易外傳》和《楚辭通釋》，論述了王夫之在釋詞解句、解釋典故、解釋語法，以及以解釋語意爲基礎闡述哲學思想的特色。

在專書注釋研究方面，以研究李善的《文選注》、仇兆鰲的《杜詩詳注》和其他杜詩注、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的較多。例如，對杜甫詩注的研究，從論文到專著數量較多。如蔣寅《〈杜詩詳注〉與古典詩歌注釋學之得失》肯定了仇兆鰲在解釋詩意、探索詩旨、分析寫作特點和藝術結構，以及編年考證、注釋典章故實等方面的成就，揭示了仇注在溯源上的十種弊病，并借此對語詞溯源在闡釋上的有效性問題提出懷疑。其他如關於趙次公杜詩注[22]、錢謙益《錢注杜詩》[23]、朱鶴齡《輯注杜詩》[24]等的研究皆有論文論著。又如對李善注《文選》[25]、馮應榴注蘇軾詩[26]、馮浩注李商隱詩[27]、戴震注屈原賦[28]、李壁注王荊公詩[29]等皆有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也開展了對今人古詩注的研究，尤以對錢鍾書《宋詩選注》的研究爲多[30]。

（2）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專門的注釋材料來説，主要集中在歷代注釋較多的文集上，如《文選注》、杜甫詩注、蘇軾詩注等；從詩文注釋發展史來説，主要集中在文集注釋比較發達的宋清兩代。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中期，召開“《文選》學”研討會，其中相當一部分討論成果與《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相關。如孫欽善《論〈文選〉李善注和五臣注》一文從彙集舊注而又有所開創、詳於釋事、精於辨字注音釋義、擅長校勘、詩人小傳和題解、徵引博瞻與體例嚴明幾方面論述了李善《文選注》的成就，並從注釋體例、注釋質量和校勘原則等角度評價了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優劣[31]。其他研究成果，如張三夕的《宋詩宋注管窺》選取宋詩宋注的專題，分析特徵，評述它在宋代詩歌注釋中的成就和地位。李一飛的《清代幾種唐集箋注本略評》選取清代幾種有代表性的唐代詩文箋注本，從輯佚的完備、校勘的精審、注釋的縝密等方面作了簡要述評，指出注者深厚的學力、嚴謹的學術規範等是這一時期注釋者的共同特點。王友勝的《論清人注釋、評點蘇詩的特徵與原因》比較全面地梳理了清代蘇詩注釋、評點的成果，指出清代蘇詩注釋重輯佚校勘、訓詁考訂和評注結合的特點，認爲清代蘇詩注釋的繁榮與清人標舉宋詩、推崇蘇軾有很大關係。

2.研究範圍比較廣泛

詩文注釋的研究包括諸多方面，對各方面的研究也不斷擴展。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研究詩文注本在內容和方法上的特點，二是探討在實踐中應該如何進行詩文注釋。

關於詩文注本在內容和方法上的特點的研究，一般是選取有代表性的專書、專題作爲研究材料，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或從總體上論述注釋的成就與失誤，如以上所舉各例。或對詩文注釋的思想觀念和方法進行研究，如李凱《清人注杜的詮釋學觀念》從清人注釋杜詩的接受視域、詮釋目標、詮釋態度和方法、詮釋的核心觀念等幾個方面，選取有代表性的杜詩注論述了清代注杜的主流詮釋思想。或對音注進行研究，如陳若愚《仇兆鰲〈杜詩詳注〉音釋評議》，分析評價了仇注重視對多音多義字注音，重視根據詩歌用韻規律注音的優點，也指出了仇氏在注音上煩瑣冗濫、音義不屬、音律不屬、方音注音等幾個弊病。或從純語言學角度研究詩文注釋者在釋詞方面的特點和方法。如徐道彬《戴震〈屈原賦注〉小學成就述論》，從因聲求義和博綜貫通兩個方面論述了戴震釋詞的方法。還有對詩注中校勘的研究，如胡振龍的《略論王琦〈李太白全集〉的校勘》。

關於實踐中如何進行詩文注釋，主要從注釋的內容、原則和方法等方面進行探討。首先，從讀者角度出發，對詩文注釋的內容和注釋語言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是主張釋疑解難、注重語句章旨的疏解和藝術賞析，不主張溯源出處；主張以現代漢語釋義，不主張徵引文獻釋義和考證。如靳極蒼[32]、董醒斌[33]等學者直接指出我們的注釋所面向的是廣大青年學生，因此注文應當使用現代漢語，反對偏重知識考據和疏引類的注釋。認爲李善《文選注》是“尊古派”，與“詩無達詁”的“創新派”都在批駁之列[34]。第二種意見與上述觀點相反，主張不妨採用李善《文選注》的方式，指出：“‘舉先以明後’，即注明出典的傳統注釋方法，是可取的，只要運用得好，不但可以積累資料，開闊眼界，還可以引導讀者去參閲其他書籍，省去許多翻檢之勞。在繼承並發揚這種優良傳統方面，錢鍾書的《宋詩選注》是做得很出色的。”[35]第三種意見主張“百家争鳴，百花齊放”，如孫玄常先生認爲應根據讀者的需要制定注釋的原則和指導方針[36]，可以説是對上述兩種意見的折中。王寧、李國英兩位先生更據實例指出，《文選》五臣注和李善注代表了詩文注釋的兩個類型，是針對不同層次讀者的實際情況而創作的，前者是基礎，適合初學者使用，後者是提高，適合研究者使用[37]。

其次，從不同的注釋材料出發探討注釋方法。例如，董洪利《古籍的闡釋》主要探討了名物典章制度和歷史背景等內容的釋義原則，指出名物釋義要選擇恰當的信息，與原文內容相互補充，做到既簡明又便於理解，同時指出應根據不同類型文獻的特徵，合理調整注釋內容，如注釋文學作品應該增加文學欣賞的內容，具體有以下原則：第一，從文學作品的藝術形象出發，以形象給人的感受爲依據，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展開藝術分析。第二，充分發揮聯想和想象的作用，深入挖掘作品的藝術內涵。第三，分析文學作品的藝術技巧和表現手法[38]。這些對今天的詩文注釋實踐都很有啓發。但是，因爲藝術特徵本身難以用固定的標準來衡量，而且藝術評析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注者的主觀聯想，因此這些方法在具體實踐中並不好操作。

3.詩文注釋的多學科交叉研究正在興起

詩文注釋現在已經成爲多學科共同關注的領域。在文學領域，廖仲安先生論述了“杜詩學”的發展階段，把杜詩注作爲杜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材料[39]，胡可先先生則直接指出“杜詩學”應該包括“杜詩注釋學”[40]；許逸民、俞紹初先生也認爲“新選學”應該包括“《文選》注釋學”[41]。在文獻學領域，向來談論古籍整理者，都把注釋看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新興的中國解釋學或闡釋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是古代的注釋成果，自然包括詩文注釋，如周裕鍇先生的《中國古典闡釋學研究》即以詩歌注釋爲主要對象來研究宋代以後古籍闡釋的思想特徵。近來，在傳播學領域，也有學者把詩文注釋研究與信息傳播學結合起來，探討注釋傳意的問題，如王寧先生的《論言語意義與傳意效果——從古詩鑒賞看傳意的主客觀統一性》就以古詩注釋作爲典型材料，論述了傳意的主觀性和客觀性，以及影響主客觀性的主要因素。

（三）詩文注釋研究的不足

詩文注釋研究雖日益受到研究者關注，但就目前的研究現狀看，還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1.詩文注釋史的研究尚屬空白

從整個注釋學的發展來看，一些學者已經開始整理古籍注釋史，但主要是經學注釋史，範圍廣一些的，還包括史籍和諸子文獻的注釋，對詩文注釋很少提及。如齊佩瑢先生的《訓詁學概論》是較早的訓詁學著作，在論述傳注訓詁時沒有提及文集注釋。一些專門論述古代注釋史的論文論著，如汪耀楠先生的《注釋學綱要》“古代注釋史”一節論述的主要是經學，兼及作爲經學附庸的“小學”的注釋歷史，僅提到唐代“文選學”的形成[42]。即使提到詩文注釋的，如林銀生在《古代漢語通論》論述“古書注釋的發展概況”，僅提及《楚辭章句》《楚辭集注》和《文選注》，在古書注釋非常發達的清代，只提到了經史諸子文獻的注釋，對於這一時期産生的大量優秀的詩文注釋也只字未提[43]。

2.專人、專書、專題研究的廣度深度不夠

之所以古籍注釋史少有對詩文注釋材料的關注，也沒有專門詩文注釋史的論述，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詩文注釋中的專人、專書、專題的研究開展得還不夠深入和全面。當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文選注》和杜甫詩注，對於其他有影響的宋詩宋注、清代詩注的研究還沒有全面展開。此外，多數研究集中在表層的成就與不足和個别注文失誤的探討上，還沒有系統而全面地從注釋材料出發總結古代詩文注釋的具體內容、條例、特點、思想和方法等，沒有這項研究作爲基礎，只從宏觀層面探討經驗和失誤就顯得比較單薄。

3.對注釋實踐經驗缺乏總結

對注釋實踐中的操作原則、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的研究還沒有展開。現有的幾部普通注釋學著作，如《注釋學綱要》《古籍的闡釋》主要着眼於一般典籍注釋內容的介紹，對詩文注釋中各類不同內容採取怎样的注釋方法，注釋語言应如何表達，如何寫出便于讀者理解的高質量注文，這些注釋實踐中的操作程序、原則和規律大多沒有提及。

4.多單篇零制，少研究著作

與第二點相聯繫，對專人專注的研究多是單篇論文，較少論著。這與專人、專書、專題研究的薄弱有直接關係。在單篇論文中，不利於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因此，作者或從總體上進行評介，或僅就某一個小問題予以論述，研究成果和影響相對較小。

以研究較多的仇兆鰲《杜詩詳注》爲例，吳淑玲《建國以來仇兆鰲和〈杜詩詳注〉研究述評》一文指出，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存在五個問題，其中在第二個和第五個問題中就指出：“研究仇注的單篇論文多，大部頭著作很少”“就個别篇章個别注解研究者較多，就整體研究者很少”。可見，目前對詩文注釋的研究還比較薄弱。

許嘉璐先生曾指出：“要使注釋水平迅速提高，就需要從古代注釋書中吸取營養。因此注釋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總結兩千年注釋史上的成敗得失。過去對於古代注釋書缺乏系統的研究，對於有數的幾部注釋書如《詩經》毛傳、鄭箋等也多是客觀歸納‘詞例’，而注釋書中的其他內容，如主題思想、修辭表達手法的分析、文句的串講與翻譯等卻少問津。至於注釋書與社會政治文化的關係、注釋內容與形式變化演進的規律等等可以供我們借鑒、對照，幫助我們預測未來的問題，更屬空白。”[44]詩文注釋研究更是如此，這一現狀是亟待改變的。進行詩文注釋專書研究，從中總結古代詩文注釋的經驗和規律，建立專門的詩文注釋理論，用以指導注釋實踐，是當前詩文注釋研究的主要任務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