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琦與李白詩文集注

（一）李白詩文的纂集和注釋

李白（701—762年），性情豪爽，思想複雜，既有隱居、任俠、求仙的經歷和生活，也有“遍幹諸侯”，建功立業的政治熱情。他的作品內容廣泛，在反映生活的廣度、表達思想的深度和藝術創作的高度上都有傑出的成就。他以浪漫主義的精神和詩歌風格，與極具現實主義風格的杜甫成爲唐代，乃至整個中國古典文學史上並峙的雙峰，代表了詩歌發展的最高成就。

李白現存詩文千篇，在唐代即有輯本。最早的是唐魏顥（原名魏萬）的《李翰林集》，又有李陽冰所編《草堂集》十卷[45]，范傳正所編太白詩文二十卷。宋代樂史收集太白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相刊異排爲二十卷，題爲《李翰林集》，又搜集其文排爲十卷，題爲《李翰林别集》。此本明中葉尚存，至王琦校注時則已“斷帙殘編，無由得覩”[46]了。後來，宋敏求在樂史本基礎上廣搜逸稿，按類編爲三十卷，以後有曾鞏爲之繫年。曾鞏在後序中説：“《李白集》三十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47]據詹鍈先生考證，“曾氏考次乃就宋次道（敏求）分類本於每類之中考其作之先後，而非通體爲之編年。其每類之中，作於一時一地者，僅於第一首下注明作者遊踪所在，其下不復重出。”[48]此即王琦跋语所謂“今之傳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49]。至此，太白詩文的輯佚編次基本完成。

真正爲我們所見的李白集注本[50]，始自南宋楊齊賢注的《李翰林集》[51]。楊齊賢，字子見，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年）進士。楊注本流傳不廣，現今較易看到的楊齊賢注文，保存在元代蕭士贇所注的本子裏，以“齊賢曰”“士贇曰”加以區别，可以一窺其貌。該本於文賦無注，蕭士贇評價楊注云：“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録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詩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删去者，亦引用焉。”[52]楊注本雖然還比較粗疏，但在宋代“千家注杜”的文化背景下，這種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元代蕭士贇在楊注的基礎上作《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蕭士贇，字粹可，號粹齋，又號冰厓後人。他自幼習讀太白歌詩，漸長便專意於此，他有感於李詩注本遠遜於杜詩注本，於是潛心注李。蕭氏爲了提高李白詩歌在傳播史上的地位，使李注與杜注相當，常常拿李白和杜甫相比，拿李詩和杜詩相比，他以杜甫忠君憂國的思想來衡量李白，以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的創作風格來衡量李詩，因此，蕭氏重視溯源和解釋言外之意，時有發明，常爲王琦引用。但是，由於他注釋李詩“冥思遐想”“旁搜遠引”[53]，注文蕪雜，又多臆解，故胡震亨評其“蕭譏楊事辭不求所本，多取唐廣德後事及宋儒詩詞爲解。乃蕭之解李，亦無一字爲本詩發明，卻於詩外，旁引傳記，累牘不休。”[54]王琦跋中亦謂其“不能無冗泛踳駮處”[55]。後有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郭雲鵬重刊蕭注本三十卷，郭氏在蕭本基礎上增加了雜文五卷，大力删削蕭注繁雜之處，又於《古風》五十九首增入徐昌穀評語。這是我們今天較易看到的本子。

明代比較有名的李白詩注本是胡震亨的《李詩通》二十一卷。胡震亨（1569—1645年），字孝轅，晚年自稱遯叟，浙江海鹽人，才識通敏，著述豐厚，見於《明史·藝文志》的有《靖康盜鑒録》一卷，《讀書雜録》二卷，《秘册彙函》二十卷，《續文選》十四卷，《唐音統籤》一千二十四卷[56]，《四庫》著録的有《海鹽縣圖經》十六卷，《唐詩談叢》一卷，《千傾堂書目》還載有《李杜詩通》，《浙江通志》載有《文獻通考纂》《赤城山人稿》等。胡氏涉獵廣泛，尤以唐詩研究成果卓著。周本淳先生評價：“在明朝後期研究唐詩幾位成就較高的學者中，胡震亨可稱巨擘。他的貢獻遠在楊慎、王世貞兄弟乃至胡應麟之上。”[57]他對唐詩的研究大多彙集在《統籖》中，《全唐詩》的編纂也得以在此基礎上完成，《癸籖》中保存了他對唐詩研究的一些心得。胡震亨作的《李詩通》，以宋敏求所收、曾鞏編次本爲據，重新考訂，列有朱茂時（朱大啓之子）跋、朱大啓序及胡夏客（胡震亨之子）題識，胡氏改編的李白傳、年譜等，注釋部分以類相從，將僞作單令行卷。首列樂府詩共五卷，古詩十一卷，長短句、騷體一卷，律詩二卷，絶句一卷，附録收僞作一卷。胡注的特徵主要有三點：一是重視樂府詩的注釋。對於樂府解題、李白樂府詩與古題的比較、樂府題旨等很有發明，頗多精當之辭，常爲王琦引用。二是注釋簡要，行文簡潔，少有文獻徵引和考證。三是重視詩旨的揭示和藝術的品評，詞義訓詁和典實溯源極少。這與明代詩文評注的風格正相吻合。胡振龍將其與蕭注、王注相比較，評價説：“如果説，蕭士贇和王琦的注屬於李善注《文選》式的傳統徵引式注釋，那麽，《李詩通》的注則屬於詩論家的評賞式之注。”[58]

《李詩通》在駁正和補充舊注方面多有創獲，被認爲是明代最好的李詩注本。王琦跋中認爲胡注“頗有發明，及駮正舊注之紕謬，最爲精確”[59]。不過，該本因爲所注典實出處極少，注釋重點大多集中在前人誤注漏注之處，即以胡氏重視的樂府詩而言，注釋的內容也很少，如《來日大難》《結客少年場行》《空城雀》《鳳凰曲》等，除篇題外，正文都沒有注釋。故詹鍈先生評價其“惟所注既簡，則漏略亦所不免。流傳不廣，蓋有由矣”[60]。

明代李詩注本還有朱諫的《李詩選注》十五卷，歷來都將朱諫注本看成選注本，但從他收録詩歌的數量來看，該本前一部分十三卷，收詩700多首；後一部分“辨疑”二卷，收録朱氏認爲是僞作的詩歌216首，兩部分共收詩900多首，未入選的詩歌很少。朱諫（1462—1541年），字君佐，號蕩南，温州人，明弘治丙辰年（1496年）進士。《李詩選注》以楊、蕭本作爲底本，注釋比較詳細，重視徵引故實、串講語意和發明章旨，還注重分段和利用比興探索詩意，對舊注失誤之處也有一定糾正。孫詒讓認爲朱本“足與楊蕭注同行”[61]。其注文多爲詹鍈主編的《李太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所取。朱注也有失誤之處，他篇篇都用比興之意探索詩旨，常常恣意發揮，失當之處不少；尤其是“辨疑”，多騁私意，較少有科學的辨僞方法，本來是太白所作的許多詩篇，他都定爲僞作，而且好判定某詩是李益作、某詩是李赤作，專輒之弊尤爲突出。王琦注釋李白詩文，主要參酌楊、蕭、胡三家注本，沒有提到朱諫注本。

清代以前各家對李白作品的注釋，都僅限於詩歌，至清代纔有王琦《〈李太白全集〉輯注》[62]。王琦詩文皆注，是李白文集最全面的注本，該本既少楊、蕭二氏的繁蕪，又補正了胡氏的簡略，對前人無注之處時有創獲，是李白詩文古注本中最好的一種，流傳廣泛，今人注釋李白集常常以此作爲底本或主要參照本。無論在訓詁學，還是在古籍整理及注釋學著作中，提到清代訓詁和注釋研究成果時，王琦的《輯注》都算是其中的精品[63]。

當代李白詩文注釋在古注本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目前全集注本主要有瞿蜕園、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和詹鍈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64]。三種注本內容都比較全面，涉及李白詩歌的校勘、編年、語意理解、詩旨揭示、藝術品評等，校、注、評或備考等以專欄行文，條理性更強。其中《校注》是王琦以後産生的第一個現代注本，它在引文、編年考訂、校勘等方面糾正了王注的一些失誤，補充了一些王琦未見的資料。但是該本以王注本爲底本，許多引文都承襲王注，對王注引文節略、誤引之處一仍其舊，在釋義上也有一些沿襲王注錯誤的地方。《編年》的最大特點是打破了王注本按類編排的順序，按年編排，這對於挖掘詩文主旨和考證李白的思想歷程有很大幫助，該本正文注釋簡潔明暢，便於閲讀，徵引文獻的內容較少，多以注者的語言直接解釋文意，引文多集中在詩評處。

《集評》汲取前人長處，後出轉精，在校勘、編年、釋義、評點等各方面都超越了前代。首先，《集評》收録了目前能夠見到的李集的不同刊本，以日本平岡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庫所藏宋蜀本爲底本，參以不同系統的較早刻本，在現代注本中超越了王注本的底本系統。其次，在注釋方面，《集評》引用了許多不爲其他注本所用的古注本，廣泛吸收了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彙集了李白研究的資料。再次，《集評》繼承了王琦徵引注釋的方法又有所發展，它將徵引文獻與注者的説解結合起來，更便於閲讀和理解。對於王注引文一般能夠核對原始文獻，對省略删節之處能夠用現代標點符號注明。複次，每篇詩文一般都有題解，説明創作背景、詩篇來歷，考證編年力求準確，以材料爲據，不爲空言。最後，對於不能裁定的注釋內容，後列備考一欄，引用相關資料指出目前關於該內容的不同意見及依據。總之，《集評》代表了當代李白集注釋的最高成就。但不可否認，由於《集評》出於多人之手，失誤在所難免，有已經前人校勘、釋義正確的而不爲所取，有的疏於核對引文，還有的混淆王注和他人注釋，還時有不守體例、注釋煩瑣之弊，不一而足。

（二）王琦生平及學術成就

王琦，原名士琦，字載韓，一字載庵[65]，號琢崖[66]，浙江錢塘人，生平不見正史載録。在《清史列傳·文苑傳》中與倪璠、趙殿成、馮應榴並列，有60多字的小傳，記述非常簡略[67]。據杭世駿序《李太白全集》自稱爲弟，可知二人年齡大致相當，杭氏生卒年爲1695—1772年（或1696—1773年），王琦生卒年當亦不遠，與《清史列傳·倪璠傳》稱“時有王琦、趙殿成者，生稍後於璠（倪璠爲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舉人）”也相吻合。後人整理耙梳其他典籍時，在《周慎齋遺書》《杭州府誌》等材料中發現了王琦的生平記載。今程國賦、蔣曉光《清代王琦生平考證》據《周慎齋遺書》卷首序言“余舅祖琢崖王先生，乾隆甲午，壽届七十有九，病將易簀”等材料，考證王琦生卒年當爲1696年至1774年[68]，與前述史載材料正相契合。據小傳和《輯注》各序大略可知，王琦與趙殿成（琦胞姊婿）、齊召南、杭世駿、趙信等友善。他精熟釋典，小傳評其“有林處士風”。王琦早鰥，杜門著述，以箋注之學見長，葛兆光先生稱他爲“清代最博學的注釋家”[69]，他除了輯注《李太白全集》外，另有《李長吉歌詩彙解》五卷，曾幫助趙殿成箋注王維詩歌中的佛教故實，還熱心整理醫學典籍，刊刻《周慎齋遺書》《醫林指月》等。

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原名《李太白文集》，中華書局1977年排印時改作此名，《四庫全書》收録題名爲《李太白集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皇朝文獻通考》《皇朝通志》《清史列傳》又稱作《李太白詩集注》。全集共三十六卷，其中詩文箋注三十卷，包括賦一卷、《古風》一卷、樂府詩四卷、古近體詩十九卷、表書一卷、序文一卷、記頌讚一卷、銘碑祭文一卷、詩文拾遺一卷，以合曾鞏三十卷之説；後有附録六卷，所收李白研究資料比較豐富，包括序誌碑傳一卷、時人贈懷李白詩文一卷、後人題詠感懷詩文一卷、歷代評價李白及詩文叢説一卷、王琦作《李太白年譜》一卷、李白生平逸事外記一卷。王琦有感於“古今注杜者百餘帙，李之注傳於世者乃少”，又因爲世俗評價李杜多有甲乙之辭，故在楊、蕭、胡三家注的基礎上，“芟柞煩蕪，補增闕略，析疑匡繆，頻有更定。”[70]齊召南在《輯注·序》中説：“余閲錢塘王載庵先生輯注，而深嘆其好學不倦，能數十載專心致志，爲人所不能爲也……今得此篇，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甚。”[71]趙信序也説：“載庵窮半生之精力，以成此書，一注可以敵千家。”[72]王琦輯注太白詩文，潛心研讀，反覆涵詠，歷經數十載，成三十六卷皇皇巨著，二序絶非溢美之辭。現在的李白詩文注釋者、研習者多以王本作爲主要參考資料，也足見其價值。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認爲該注“欲補三家之遺闕，故採摭頗富，不免微傷於蕪雜，然捃拾殘賸，時亦寸有所長。自宋以來注杜詩者林立，而注李詩者寥寥，僅二三本，録而存之，亦足以資考証，是固物少見珍之義也。”[73]“採摭頗富，不免微傷於蕪雜”固是中肯之言，但以物少見珍而録，卻沒有掘發王琦《輯注》的精義所在。與三家注相比，《輯注》主要有以下特徵。

首先，楊、蕭、胡三家僅注詩，而王琦詩文合注，較三家之注更爲全面。其次，王注後出，在前代注李、評李的基礎上，博觀慎擇，於三家注是正訛舛，補其缺漏，不僅詳於典故出處，同時也注意詩歌意境賞析、藝術手法的闡釋；不僅詳考山川地理、州郡沿革、名物典制，也注意一般語詞的解釋，注釋準確詳贍。再次，胡注少注典事，蕭注雖注典事，卻常常妄加闡發言外之意。王注側重釋事，但少虛妄之言。王琦廣徵文獻釋義，注中較少直接顯露己意，體現了客觀審慎的態度。王琦《輯注》雖有釋事忘意之憾，但不可否認，王注本的出現使李白詩文集注達到高潮，對李白詩文的傳播和注釋産生了重要影響。

王琦輯注李白文集之後，又潛心注釋李賀詩集，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成《李長吉歌詩彙解》五卷。李賀雖然存詩不多，但向來雕章琢句，詞采華麗奇崛，意象詭異晦澀，難以索解。王琦在前人注釋的基礎上，彙集舊注，删繁取要，斷以己意，博徵文獻考察詞句源流，在理解文意的基礎上探索章旨，立意公允，多有發明，補正了李白文集注釋“釋事忘意”的缺憾。該本也以詳明著稱，是李賀詩歌注本中最好的一種。四庫只有存目，評曰：“然賀詩鏤心劌腎，意匠多在筆墨之外，往往可以意會不可言詮，諸家多鑽研字句以求之，失之愈遠。琦此注兼采諸家之本，故曰彙解，亦不免尋行數墨之見，或附會穿鑿，或引據失當。”[74]這個評價也實在不高。

除了現存的兩部箋注之作，王琦還曾襄助友人趙殿成注釋王維的禪詩。趙殿成在《王右丞集箋注·序》中説：“至于竺乾氏之書，素未泛覽，即同人中亦鮮有旁通，惟王友琢崖時見其游目此中。每有所注，輒就訪問，多檢出本處示余。今注中所載，龍藏貝書之故實，一花五葉之源流，皆其所尋章摘句以襄助者也。因條數繁多，故姓字不及廣載。”[75]又據趙信《輯注·序》説：“又以余松谷（趙殿成字）三兄注右丞詩，相藉揚搉，久行於世。”[76]王氏早年喪偶，獨處以深研釋道二氏，在當時江浙一帶學者中以此著稱，他襄助趙殿成注釋王維的禪詩，絶非一句半句之功，而是“相藉揚搉”，而且“條數繁多”，因趙殿成之注不及廣載王琦名氏，故不能全考。《王右丞集箋注》成於乾隆丙辰年（1736年），除趙氏的博學之外，其能“久行於世”，也賴於王琦之助。

《清史列傳·倪璠傳》稱：“琦著有《李太白詩集注》三十六卷、《李長吉歌詩彙解》五卷，殿成著有《王右丞集箋注》二十八卷，皆有名於時。”[77]可見，《四庫》所評限於個人之見，有失公允。

（三）王琦及其《〈李太白全集〉輯注》的研究現狀

今人李白集注多以王琦注本作爲底本，在注釋領域已經卓有成效，但是對王琦及《輯注》本身的研究則少之又少，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類。

第一類是就某一方面內容探討王琦《輯注》的失誤。如朱金城《略論清人王琦的〈李太白集輯注〉》，該文主要分析了王琦關於人事和州郡沿革的考證、作品繫年、校勘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對於王琦《輯注》詞語名物訓詁、藝術品評等內容、注釋方法和體現的特徵都沒有提及，而這些正是訓詁學或注釋學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第二類是從文獻典籍閲讀的角度簡要介紹王琦《輯注》的基本情況。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金開誠、葛兆光《古詩文要籍敍録》（原名《歷代詩文要籍詳解》）中關於李白集的介紹，論述了李白詩文的纂集過程，重點分析了楊、蕭二氏及王琦的注釋，指出王琦注釋的三點特色：一是注釋的詳盡，二是評解的平正通達，三是輯佚比較豐富和完備，同時指出王琦在人事考訂上的失誤和地理考證上的武斷。第二種是費振剛等編著的《中國古代文學要籍導讀》，其中第十七章介紹了王琦注本，作者着重對王琦解釋地理名物、揭明典故出處、藝術品評的成就和作用、作品輯佚等給予了比較中肯的評價。以上兩種論著對《輯注》的評價，都只是介紹的性質，比較簡略。由於不是從訓詁學或注釋學角度展開的論述，因此對訓詁或注釋形式方面的內容基本沒有提及，還很不全面。

第三類是從文學文獻的角度研究王琦與《輯注》，或者揭示王注本在李白詩文傳播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或者闡釋王琦的思想。2003年南京師範大學胡振龍的博士論文《李白詩古注本研究》（2006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以一章的內容從王琦的學術思想、王注的注釋特徵、校勘方法以及年譜等幾個方面予以論述。在釋詞特徵中強調指出了王琦注釋徵引的繁富和注釋的詳贍，但是因爲該文是從文學文獻而不是從訓詁學和注釋學角度研究李白詩古注本，所以對王琦注釋的內容和訓詁體式的研究相對薄弱，沒有系統的總結和理論的分析，對王琦注釋的原則更沒有涉及。文中提到王琦注釋的六種方法，其中的點明詩旨法、串講詩句法、妙解警句法等，都不是注釋的方法，而是注釋的內容。關於校勘方法及其得失是該文着力論述之處，作者以陳垣校勘四法和綜合校勘法爲基礎分析了王琦校勘的成就，詳細比對了王琦校勘中所稱“古本”與宋蜀本的關係，指出王氏校勘中不明確版本稱名之失。雖然該文在總結王琦《輯注》的內容和方法上還有不足之處，但在研究領域的開創上確實功不可没。另外，胡振龍的《略論王琦〈李太白全集〉的校勘》一文是在他的博士論文“校勘方法與校勘成就”一節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內容基本相同。其他如孫易君的《清代博學理念中的李白詩文注釋——論王琦〈李太白全集〉的注本風格》，把王琦注本放在時代背景下考察其注釋思想與時代學術思想的契合，如蔣曉光的《清代王琦詩學思想述略》認爲王琦運用情景理論與儒家詩學觀念解讀詩歌，又如宋紅霞《清代學者王琦的生平經歷及注釋學成就》認爲王琦秉持客觀理性的注釋原則，注釋持論平正、注引詳贍、考索綜核、不厭繁複，體現了乾嘉以來詳于考據的樸學傾向。

第四類是關於王琦生平的研究。近十年來隨着新資料的不斷發現，對王琦生平經歷的考證研究逐漸增多。如程国赋、蔣曉光的《清代王琦生平考證》對王琦生卒年、字號、學術成就和交遊情況作了考證。文中採納了二人關於王琦生卒年等的研究結論。其他如宋紅霞的《清代王琦詩學思想述略》、孫易君的《清人王琦家世及生平新考》持論大致相同。

由此可見，對王琦《輯注》的研究或是單篇論文，或是論著中的一個章節，在小量的篇幅中不可能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從文學文獻、典籍導讀的角度研究或介紹王琦注本，內容比較簡略，從訓詁學和注釋學角度全面研究王琦《輯注》的注釋內容、方法、思想、特色的成果，目前還比較少見。本書關於王琦《輯注》的研究正是立足於此，全面探討王琦注釋的內容和方法，成就和失誤，以爲今後清人唐詩注釋的研究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爲詩歌注釋史的描寫積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