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综述

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学者关注魏晋南北朝世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刘师培先生认为：“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1]而陈寅恪先生更是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宗教发展与家族、地域联系在一起：“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2]而所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关乎地域，自然也关涉文学问题了。这些前辈学者的精粹之论，对我们探讨士族与文学、地域与文学、家族与文学研究等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上述话题并不是学人所关注的焦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有关文学的地域分布、文学地理研究、人口流动与文学之关系等方面的论文与专著才逐渐多了起来。比如，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书，揭示了西汉至西晋文化发达区域与各类人才分布、文化的区域构成与区域特色、文化的空间传播与发展重心，及其在各个阶段所呈现的复杂变迁；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一书，使我们对魏晋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唐长孺的《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一文考察了汉末荆州地区的文化活动；曹道衡的《中古文史丛稿》一书中有关汉魏六朝学术、文艺与地域、家族关系等方面的论文，也充分关注了文学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些论文、专著皆关注到空间地域对文学繁荣、文学人才流布的作用。随之而兴的，则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文学家族研究。诸如程章灿的《世族与六朝文学》、丁福林的《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论著，“既可视为20世纪90年代家族文学研究的整合，亦可视为21世纪家族文学研究开拓的先声”[3]。李浩在《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中介绍说，受陈寅恪先生观点之启发，“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讨”，使得该书成为“第一部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唐代关中地域文学的学术著作”。[4]可以说，这些论著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都值得我们参考。

21世纪以来，有关文学地域、文学家族或家族文学、文学世家等方面的研究论著更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王永平的《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一书，以汉唐之间士人为中心，考察了两汉至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力图勾勒出一条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该书启发我们，应重视流动、迁入地的文化特点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再如，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考察了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将文学士族置于地域文化背景上，继续运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也是时代、地域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力作，颇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则围绕古代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等五大要素，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形态与演变。该书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我们探讨汉代文学家族的形成与变化提供了参考依据。而且，书中所涉及的五大要素，也是我们研究相关问题时所不能忽视的。还有，刘跃进的《秦汉文学论丛》一书，不仅系统论述了秦汉各地区学术与文学的发展，有助于研究汉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特征，而且对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河西四郡与西北文学之关系论述精到，颇具启发意义；张剑、吕肖奂、周扬波等人的《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将宋代家族分为政治、经济、军功、文化等不同类型，认为“文化家族包括以学术研究见长的学问家族，以长于思辨、著书立说为主的思想家族，以善于创作、文名辈出的文学家族”。因此，文学家族是文化家族的次生态。[5]这对汉代文学家族的研究也很有启迪意义。当然，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间，各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文学博士们，也以文学世家、文学家族或家族文学为选题，发表了近五十篇博士学位论文。当然，这些论文多着眼于中古、近古时期文学家族或家族文学的个案研究，在勾勒中国古代文学家族形成的缘由、特点、规律、影响及其文学创作、文学史定位等方面，也作了非常有意义的努力。

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渐趋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理论视角总结其成就与不足，以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向。比如，许菁频在《近三十年中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综述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为将中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真正推向成熟期，学界今后应在研究的系统化与全面化、理论探讨与个案研究的紧密结合以及古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与家族史、地方史研究相结合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作者认为，目前学界的个案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地域上呈现重南轻北的现象，即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二是在朝代上具有重末轻初的现象，即重视封建时期的末世——明清时期，而轻视封建社会初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朝代；三是成果醒目而热点集中。[6]而胡建次、罗佩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述要》一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古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性探讨；二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地域家族文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三是对古代家族文学的个案性考察。上述三个维面所显示出的研究成绩，标示出我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已走过了其起步阶段，正在稳步地向前迈进。”作者认为，目前有关家族文学的研究有两个不足：“一是对所开展研究的理论鼓倡与探讨还不够，未能出现较多的对家族文学予以理论性探讨的文章，对其研究的理据、路径、内容、方式及相关事项等进行探究；二是所发表与出版成果还很有限，还有很多亟待开垦的角落与细致挖掘的领地。”[7]这些结论基本符合实际，也是学界未来应当努力的方向。

可以看出，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间，尽管文学家族、家族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但少有涉及汉代文学家族（或文学世家）、家族文学的研究。因此，有关汉代文学与家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1世纪初，才有相关的论著零星发表。例如，孙亭玉的《论西汉的文学家庭》和《论汉代的文学家庭》是较早探讨汉代文学家族（文学家庭）的两篇论文。吴桂美的《东汉崔氏家族散文初探》、司尚羽的《东汉崔氏家族文学研究》、石布清的《崔寔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等论文，皆以东汉崔氏家族文学为研究对象。吴桂美的《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和《东汉文学的家族化和家族的文学化》等系列论文，宏观上探讨了东汉文学家族的演变历程、基本状况、文教特征及总体风貌等。她的《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文学家族的生态透视》一书，从生态视角和家族史角度出发，勾勒了东汉文学家族的形成轨迹，并在微观层面上探讨了博陵崔氏、扶风马氏等文学家族，是较早系统地探讨汉代文学家族的论著，具有开先河的学术史意义。还有，扬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邓桂姣的《汉代扶风班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了班氏家族文化与文学关系。这说明，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间，有关汉代文学家族或文学世家研究的清冷局面已有明显改变，开始有人不畏艰难、辛勤地开垦着这片学术空地，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专题论文，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吴桂美的《东汉崔氏家族散文初探》一文，应是目前所见最早探讨汉代文学家族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崔氏是东汉文坛上较为著名的一个文学家族”，探讨“这个家族成员的散文创作，由点之管窥蠡测，折射出东汉散文创作和东汉家族文学的有关特点”。孙亭玉的《论汉代的文学家庭》一文强调，“汉代文学家庭的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成就……从文学家庭的外部环境来看，汉代的政治、学术的有利条件是文学家庭出现的原因；从文学家庭的内部因素来看，文学与学术的传播，成员之间的影响是主要成因”。此文是较早探讨汉代文学家庭及其成因的成果。

不仅如此，近二十年来，不少论者开始关注汉代三辅区域的文学家族研究领域。特别在汉代三辅文化与文学、文学家族的关联性研究方面，论文、专著渐趋增多。例如，在综合研究方面，曹道衡的《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重点考察了关中文化与汉代文学的关联性；刘跃进的《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揭示了三辅文化与文人群体形成的关联性；胡旭的《东汉三辅多士的文学考察》，对家族文化与东汉三辅文人创作的关联性予以分析；方蕴华的《东汉三辅地区的文学创作与家族文学的兴起》，也探讨了三辅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联性。而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等论著，则对三辅文学家的分布特点与地域文化之关系、三辅地域文学兴衰更替的历史轨迹等也有精到论述。在个案研究方面，诸如李雪莲的《两汉扶风班氏家族文学考论》、李云朵的《班氏家族文学研究》、商戈的《班氏文学家族研究》、王雪华的《两汉马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田彩霞的《两汉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胡舒依的《汉魏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等多篇硕士学位论文，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了汉代扶风班氏、马氏和弘农杨氏等三个文学家族的成因、创作特点与文学成就等。此外，唐会霞的《两汉右扶风马氏家族述略》《两汉右扶风四大家族研究》《西汉时期关中士人文学面貌考论》等论文，在探讨汉代关中家族（大族）发展、变迁的同时，也曾论及三辅文学家族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学成就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近二十年来，有关汉代关中地区的文学家族、家族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班氏、马氏、杨氏等少数几个家族。

对班氏家族的集中讨论，主要见于近年来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约有6篇，博士学位论文只有2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山东大学胡健美的《汉代班氏家族辞赋研究》（2008年）认为，班氏家族“不仅是一个史学之家，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在辞赋创作方面，“汉代班氏家族中今有辞赋作品流传的有班婕妤、班彪、班固、班昭四人，而这四人又在班氏家族在汉代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选取的视角只限于班氏家族的辞赋创作，从时代与家族的交织中寻求家族文学特色的成因。湘潭大学李雪莲的《两汉扶风班氏家族文学考论》（2008年）认为，汉代的家族文化十分发达，“至迟在西汉武帝时期，世家大族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作者强调，雄厚的经济基础、家中大量的藏书，“使世家大族中涌现了一批引领当时时代先风的博学之士”。文章主要从家族渊源开始，考察了班氏家族的家族特征、家学家风、思想传承方式及特征，并对具有代表性的班婕妤、班彪、班固、班昭等人的文学活动进行分析，认为“班氏家族个性突出，旗帜鲜明，他们的文学色彩鲜明。在赋、诗、史传文学等到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北大学李云朵的《班氏家族文学研究》（2009年）认为，汉代班氏家族是簪缨世家、书香门第，既有文臣策士、骁勇军功，也有史学巨著、文坛奇葩。作者以班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班氏成员的各种文体创作，论述其创作的具体情况及成就，并以此窥探整个家族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郑州大学商戈的《班氏文学家族研究》（2011年）立足于史料，考察了班氏文学家族兴起、发展和衰落的流变过程，并“注重从社会大环境和家族自身两个方面来分析原因及其各阶段的特征”。文章还对有争议的班氏成员作品进行了考辨、分析，并从文体内容和形式结构两方面分析其创新特点。作者认为，班氏文学具有儒道结合和崇汉思想，“这两种思想特征与时代风气、社会思潮和家族传统有密切关系”。东北师范大学王啸晨的《汉代班氏家族诗、赋、文创作研究》（2014年）选取班氏家族主要成员班婕妤、班彪、班固、班昭及班超、班勇等人的诗、赋、文创作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和家族的文化交织来审视班氏家族创作的同一性，用其成员创作的不同风貌来反观他们人生际遇同文学活动的关系”。云南大学夏晓红的《汉代班氏文学家族研究》（2016年）认为，班氏文学家族具有“家族变迁上的多样性、文学传承性上的一致性、家族成就上的综合性等特点”。各成员作品虽有个性，但在文学倾向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思想、题材、风格、意象等方面具有传承性。班氏文学家族在汉代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受司马迁父子、刘姓皇族、刘向父子、枚乘父子等人的影响，并在史学、文学、目录学等领域对后世影响很大。而博士学位论文里面，辽宁大学王珏的《班固与汉代文学思想》（2007年）以班氏家族中成就卓著的班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班固文学思想的形成原因，阐述其在汉代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作者认为，汉代文学的模拟与创新、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复杂影响和汉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纬度对班固的文学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班固弥合了普遍存在于西汉文人著作当中的作家与汉家政治的紧张感和疏离感，代之以新的自我身份的认同，重塑其著述事业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文章认为，班固对诸如扬雄、王褒等前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经验和文学思想具有继承、反思、驳正和新变。而且，“班固在学术上属于东汉时期的‘通人之学’，于汉代经学兼容并包、不主一家”。扬州大学邓桂姣的《汉代扶风班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14年）认为，“扶风班氏家族是汉代文名鼎盛、人才辈出、文溉千秋且武功卓著的家族”。作者“从外部因素与文学之关系的角度，探讨家族、家风、学术、文学间的互动关系，探讨社会背景与家族、家风、学术、文学间的关系”，较深入地研究了班氏家族的文学成就，也颇具启发意义。这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个案角度出发，以汉代著名的班氏家族为研究对象，说明汉代文学家族或文学世家已受到学院派研究者的关注。

在汉代扶风马氏家族的研究方面，吴桂美的《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属于比较早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东汉已有豪族向士族转变的现象，扶风马氏由豪强宗族发展为文化士族就说明了这一点。“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吴桂美的博士学位论文《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文学家族的生态透视》于2008年9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家族文学的角度去透视东汉豪强社会下的家族及其文学的特点，认为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而魏晋六朝家族文学的繁荣并非突发之奇响，其前期积淀主要在两汉，尤其是东汉。随着文化士族的形成，以及文学的日趋繁盛，东汉文坛已经出现了一些诸如崔氏、马氏等颇为有名的文学家族，家族历时之长、文学成就之高在家族文学史上颇为显著。该书从个案角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马氏家族的文学成就及影响，属于该领域研究的开创之作。此后，也有人从文学、史学的视角，对扶风马氏家族予以讨论。比如，西北大学王雪华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马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2011年）以马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整个家族的文学创作风貌”。该文“从马氏家族的家世渊源、成员的文学创作、家族整体风貌等方面，探讨了其家族在三辅地区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阐述了马氏家族的崛起及由军功转向文学家族的原因”。文章通过对马融的个案研究，认为马氏家族文学具有“儒家与道家相济的文化特点、充沛的感情色彩、凝练朴实的语言特点”等整体风貌。唐会霞的《两汉右扶风马氏家族述略》（《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一文分析了马氏家族的发展历程，认为“马氏家族以军功兴族，后来又以外戚身份走向鼎盛，最后又转变为军功、经学合一的家族”。作者指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文武兼擅、富于才干、积极进取、天下己任、严于律己、慎于立身的主要风貌，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程思宇的硕士学位论文《东汉扶风马氏家族研究》（2013年）从史学视角出发，分析了马氏家族的发展、演变，认为马氏家族从军功起家，经历了几次兴衰后，从军功豪族发展为文化士族，并在东汉末年蜕变为地方军阀。“明帝时，马援的女儿被封为皇后，马氏家族得以达到鼎盛，马氏也成为四大外戚家族之一。明帝时设立的‘四姓小侯学’，其中就有马氏。马氏家族借此良机，逐渐从军功、外戚豪族转变成为文化士族。这一成功蜕变使马氏家族保持了家族的繁荣和兴旺。”作者指出，马氏家族活跃于东汉王朝的始终，“一方面，与东汉王朝的豪族政治有极大的关系；另一方而，马氏家族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确立了其在当时的豪族地位”。延安大学李淑芳的硕士学位论文《汉代扶风马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2015年），通过对“马氏家族善文学原因的分析来窥探文学与家族的关联”。文章梳理了马氏家族的世系脉络、迁徙、演变、发展，“从地域与文学、时代与文学、家族与文学几个角度”，探讨了汉代马氏家族有众多富有文辞的成员的原因，认为马氏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风格具有趋同性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孙晗的硕士学位论文《东汉马皇后与马氏家族相互影响研究》（2016年）也从史学角度，探讨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作者认为，马皇后作为“皇室与马氏家族联结的重要纽带”，影响了马氏家族，也影响着“明章之治”的理政风格。“马皇后从明帝时期谨慎参与政治到章帝时期从容议政。这先后身份的转化对马氏家族命运变迁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马皇后一方面支持马氏家族；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抑制其过度膨胀，以防家族遭遇覆灭的命运。作者认为，马皇后（太后）去世，马氏家族的发展路径“演变为建立军功重掌地方权力与研习儒家经典逐渐向士族演化，以军功和学术来彰显家族的影响”。可见，这些研究者或关注马氏家族史，或重视其政治、文化、军事地位，或着眼于其文学成就，或凸显其政治影响，对我们开展相关研究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关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的研究，近二十年来也发表了一些成果。比如，武汉大学马力群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时代弘农杨氏研究》（2004年），就是以东汉关中世家大族弘农杨氏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的。文章认为，“深厚的儒学修养是杨氏得以子孙相继、高居政治要津的关键因素；正身行事、保持名节，是弘农杨氏得以在东汉中后期政治上延续不绝的保证”。所以在东汉，族大宗强、婚姻素对等并不是成为全国性名门的必要条件，“而注重个人修养与士人气节才是世家大族代表人物政治地位上升的最重要因素”。此文虽未探讨弘农杨氏的文学贡献，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弘农杨氏家族由经学世家发展而为文学世家的原因、背景等。四川师范大学田彩霞的硕士学位论文《两汉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2011年）以考、论相结合，“全面考察了两汉时期杨氏家族的经学、文学和文化传承状况”。作者指出，杨氏家族具有“以儒学为核心的家风和家学特征”，其成员的奏章也具有“儒学实质”。文章强调，“在汉代儒学兴盛的文化氛围中，杨氏家族顺应时代潮流，累世习经，笃行儒教，因符合统治者的需要，而保持了家族的稳定和兴盛；而以杨恽、杨修为代表的杨氏，因常常表现对皇权的不驯与蔑视，而被皇权打击，致使家族衰落”。作者还以西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和东汉杨修的《答临淄侯笺》及赋作为例，分析了杨氏家族的家学、家风对成员文学创作的影响。西北大学胡舒依的硕士学位论文《汉魏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2012年），以弘农杨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和家族文学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杨氏家族的家世渊源、在汉魏的发展状况、家族繁盛的时代背景、家学家风的成因等基础上，认为杨氏家族的家族精神表现在“深厚优良的家学修养”“忠君报国的儒者情怀”和“刚正守节的家族气质”等三个方面。作者探讨了三辅地区文化对杨氏家族精神与文学方面的影响，通过对杨氏家族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就杨氏家族文学的题材、表现手法、审美风格等进行了探讨，认为该家族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共同点。闽南师范大学岳丽亚的硕士学位论文《汉代弘农华阴杨氏家族与文学研究》（2015年）认为，杨氏家族“以军功起家，后来转向文化世家，世代习经，家族中出现四世三公的鼎盛局面”。该文探讨了杨氏家族从军功向经学世家的转型过程，认为该家族“世代传习《欧阳尚书》，热衷办学传经，刚正廉洁，经明行修，世代德业相继”。正是在传习经学、向经学世家演进的过程中，杨氏家族中出现了能文之士。由于“经历了由经学而文学的过程”，杨氏家族文学“呈现出经世致用、引经据典等特征”。所以，“杨氏家族作为汉代名族，与汉代文士及文章形成互构共进的关系”。这些文章集中讨论了杨氏家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并涉及家学、家风等因素，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吴桂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更具有探索汉代文学家族产生、发展轨迹的意味。例如，《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2期]一文认为，“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该文从文学家族史的角度出发，对东汉“文学家族”的成因给予符合史实的评价。在《东汉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中，吴桂美探讨了“东汉文学家族的基本状况，揭示出东汉文学家族的文教特征，分析其成因和影响，由此勾勒出东汉家族文学的来龙去脉和总体风貌”。而在《东汉文学的家族化和家族的文学化》（《求索》2010年第10期）一文中，她进一步深化了前述论文的主题。文章指出，“家族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最为繁盛，而这种繁盛在东汉就已打下基础。这基于东汉文坛独特的文学家族化与家族文学化现象。文学家族化是指文学的载体是由游士到士大夫，再发展为士族，家族的文学化是指素封豪族与皇门、外戚豪族的士族化。由于文化士族阶层的形成，东汉社会出现了不少颇可圈点的文学家族。对东汉文学这一独特景观的研究，既可以增加东汉文学研究的视角，又可以拓宽家族文学研究的广度”。这些观点也皆颇具有理论探讨的意味。正是在上述“点”的研究基础上，吴桂美出版了汉代文学家族研究方面的专著——《豪族社会的文学折光：东汉文学家族的生态透视》。如前所述，该书不仅从生态视角分析了汉代文学家族的生成过程，而且以崔氏家族、马氏家族等为个案，探讨了影响汉代文学家族生成的各种因素。这些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综上所述，虽然有关汉代文学家族、家族文学或文学世家的论文比较少，但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如前所述，这些论文或从宏观、或从微观角度探索了两汉的文学家族、文学世家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文学创作、影响等，显示出少有人问津的学术沉寂局面已被打破，而且有渐趋繁兴的势头。特别是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对东汉扶风班氏、扶风马氏、弘农杨氏等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可谓近年来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这说明，汉代关中地区的文学家族，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不过，时代的久远，史料的阙如，尤其是家族史资料的稀缺，使得多数论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东汉时期少数的几个家族，从而忽视了对两汉关中文学家族的整体性探讨。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研究尚存在诸多缺憾。一是范围限于局部。大量的研究者聚焦于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文学家族，相对轻视了早期历史阶段或北方地域的文学家族研究。二是理论缺少提炼，一些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例如，文学家族、文学世家、文学家庭等概念有重叠、交叉之处，但并不相同，而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说法。三是研究方法有待改进。文学家族（世家）研究是多学科交叉性研究，文学是研究的基点，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宗族、宗教、方志、谱牒、哲学等皆可作为观察的视角或依据。所以，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的探索，便显得尤为重要。四是论题具有“重末轻初”倾向。尤其在汉代文学家族研究方面，显得比较冷清。究其原因，这一方面由于史书记载比较简略，相关家族史、家谱、文学家传记、碑志等资料很有限，给该领域的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另一方面，资料的有限和文献梳理的艰难，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研究力量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