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背景

一 反《谷物法》斗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

19世纪前期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832年英国完成了议会改革，工业革命也接近尾声，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从重商主义向贸易自由主义转变。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实行商业垄断对殖民地和母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只有实行自由贸易才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选择。斯密提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热情拥护，实力增强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呼吁政府放弃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谷物法》（Corn Law）成为他们开展自由贸易运动的突破口。历史上的《谷物法》的主要内容是限制谷物的进出口贸易，早在12世纪就有文献记录。[1]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谷物出口，对出口谷物免除关税并给以奖励，目的是保证本国地主阶层的利益。拿破仑战争期间，谷物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得农业经营有利可图。不少地主投入大量资金开垦贫瘠土地扩大农业生产，以谋求更多的利润。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粮食价格逐渐回落，农业利润也逐渐萎缩，对地主的利益形成很大的冲击。1815年，利物浦勋爵领导的托利党政府通过了一项《谷物法》，规定当国内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国外廉价谷物进口，以保证国内市场谷物的高价位。[2]《谷物法》的颁布使得英国国内谷物的供应相对短缺，粮食价格偏高，这样能够保证土地贵族获取高额利润，却增加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生产成本与工资成本。19世纪30年代，一些工厂主成立反谷物法同盟，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展开反谷物法的宣传活动，吸引了一些工人群众加入同盟。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反谷物法同盟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也广泛传播了自由贸易思想。

1831年到1841年掌权的辉格党政府大部分时间没有决定废除《谷物法》。但是辉格-自由党议员查理斯·维利耶（Charles Pelham Villiers）从1837年到1845年每年都会提出废除《谷物法》的提案。[3]在此期间作为议员的麦考莱每次都会为废除《谷物法》作出辩护。1842年在反对《谷物法》的议会斗争中，他阐述了废除《谷物法》的主要理由。一方面，谷物的自由贸易可以平抑国内谷物和食品的价格，有利于工资较低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另一方面，麦考莱担心过高的食品价格会引发民众的骚乱甚至导致无政府状态。[4]1845年，谷物法的问题再次被议会讨论，麦考莱向爱丁堡的公众演说道：“自从我进入政治生活，我的观点从未变化，我一直认为对农业的保护原则是一个有害的原则。”[5]麦考莱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尽管辉格党的提议一次次被否决，但议会反《谷物法》的力量逐渐增强，直到支持自由贸易的托利党政治家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上台，反《谷物法》运动才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皮尔担任内阁首相期间，英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向贸易自由主义的方向转变，英国与各殖民地之间逐步实现了自由贸易。1846年，在皮尔的坚持下议会最终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6]这标志着英国放弃了保护关税的政策，自由资本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

二 议会改革的浪潮

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的政治制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改革的呼声既来自底层的工人群众，也来自社会中上层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阶级。改革的浪潮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从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到1831—1832年的议会改革，是支持议会改革的各派力量——辉格、托利派统治阶层，中等阶层和工人阶层力量分化、重组的时期。在各派改革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通过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

工人阶级包括传统手工业工人和工业革命之后的工厂工人两个阶层。19世纪最初的10年，手工业工人开展了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其中以1811—1812年的卢德运动最为有名。由于手工劳动被工业革命时代的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者大量失业，生活困难，他们便袭击工厂主、打砸机器以发泄仇恨。工厂工人偏重于经济斗争，对议会改革兴趣不大。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实行普选制，对贵族阶层和中等阶级的改革不抱希望。手工工人的政治斗争传统更加悠久，为争取普选权进行了长期斗争，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实行彻底的成年男子普选权。所以当1831—1832年议会改革期间辉格党提出他们的妥协提案时，英国的手工业者是持反对态度的。事实上，工人阶级没有从议会改革的结果中获利，但他们的态度对于推动议会改革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议会改革最终是由统治阶级提出并实施的。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托利党人长期执掌英国政权，英国历史进入了一段保守反动的统治时期。托利党政府严厉镇压工人阶级的集会和中等阶级的议会改革运动。1822年，在卡斯尔雷去世后，托利党的领导权落到有一定改革精神的新一代政治家手中，他们被称为托利党自由派，主要成员有乔治·坎宁和罗伯特·皮尔。坎宁派实行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调整了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他们与以威灵顿（Lord Wellington）为首的托利党保守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坎宁死后，帕麦斯顿领导的坎宁派也站在议会改革的一方，托利党内部发生分化。19世纪20年代末，托利党保守派因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再次发生分裂。1829年，面对爱尔兰的分离趋势，为了将爱尔兰留在不列颠的版图内，威灵顿于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放弃了独尊国教的基本国策。于是，托利党内一批反对天主教解放的极端保守派转向了改革。辉格党在托利党人当政期间曾消沉过很长时间。进入二三十年代，辉格党逐渐活跃起来，吸收了一些中等阶级的代表进入党内，罗素与麦考莱都是这样的人物。1830年，隐退10年的格雷勋爵（Lord Grey）复出成为辉格党的领袖，他与坎宁派结盟，共同进行改革。辉格党提出的取消衰败选邑、扩大选举权的改革措施比人们设想的要彻底。辉格党的提案在下院经过一番斗争后被通过，但在上院遭到托利派贵族的顽强抵制。在中等阶级改革派组织的万人群众集会，工人阶级的一些小规模暴动的威胁之下，威灵顿领导的托利党向辉格党妥协，一些顽固的托利党人退出上院。1832年6月，改革法案最终在上院通过，并得到国王批准，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功。[7]作为辉格党的新人，麦考莱在1831—1832年议会改革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雄辩的口才，论证议会改革法案的合理性，赢得一片喝彩。

三 不列颠帝国的扩张与殖民政策的转变

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资产阶级对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需求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迫切，他们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亚洲，不惜使用“坚船利炮”的武力政策打开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贸易大门。印度在英国殖民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英国侵略东亚的跳板，对于英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地理大发现之后，英国就开始了对印度的占领，它对印度的蚕食鲸吞由17世纪的殖民据点逐步扩展为大片的领土。18世纪的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动了许多殖民战争，抢夺了印度广袤的领土和巨额的财富，英国人最终将法国的殖民势力赶出印度，确立起自己在印度次大陆的霸主地位。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征服和统治印度的主要工具，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代表，公司垄断了英属印度的商业贸易和与中国的贸易特权。庞大的权力滋生了巨大的腐败，英国统治印度的官员、公司职员对印度人民敲诈勒索，疯狂掠夺，聚敛起大量财富，他们的一些行为激起了印度民众的反抗。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英国殖民统治的腐败，以及福音派等人道主义思想的宣扬，都为英国调整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政策提供了动力。[8]

自18世纪70年代起，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统治政策进行了旨在消除东印度公司腐败的根本性改革。在经济上逐渐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向自由贸易转变；在政治上则是加强英国议会对印度的直接统治，由东印度公司的一元统治转变为公司和英国议会的二元统治，最终将东印度公司从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实体转变为单纯的贸易机构。当时英国管理印度的最高机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由国王任命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另一个是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具体执行者是东印度公司。帝国统治印度的最高长官是英国驻印总督，直到1858年驻印总督都由东印度公司提名，英国政府任命产生。1813年议会通过的特许状法案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印度的贸易垄断权，1833年的特许状法案决定改革英国统治印度的政府机构，麦考莱因而担任驻印总督参事会新设立的立法委员一职，为印度起草和制定了不少法律，以此来制约东印度公司的腐败和西方人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