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旨趣

近代以来，外交愈发成为中国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后于1901年将其更名外务部，班列各部之上，推动中国外交逐步走向现代化。在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地方督抚办理外交事务的职权逐渐扩大，并呈现从消极被动卷入到积极主动介入的趋势。原本清制规定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覈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1]并无涉外权力。但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设置五口通商大臣交由两广总督兼任，在总理衙门成立后进一步设置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由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先后兼充。1898年，清政府令总督加总理衙门大臣衔，至1906年时将“交涉”一科定为督抚“分曹治事”的首要职责。随着外事活动频繁发生，地方督抚们逐渐以积极态度参与其中。最终，晚清外交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力应对的局面。

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日关系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围绕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学术界多以侵略/被侵略的二元模式对日本侵华、中国抗日的历史进行批判性论述，注重战争问题及重大事件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逐渐突破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框架，愈发重视长时段、多方面、不同区域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具体到晚清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为了攫取在华利益，利用新订立的《马关条约》展现侵略姿态，同时积极示好、拉拢清朝各个阶层。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则反思战败教训，寻求革新自强，并于1900年前后的改革中选择“以日为师”。于是出现了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帮助战败国的戏剧性画面，[2]甚至有学者将1898年至1907年间的中日关系称作“黄金十年”，引发诸多争议。[3]在诡异多变、环境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晚清中日关系不能简单地以对立或合作来概述，尚需继续深入梳理史实、客观分析阐述观点。正如当下学者所言，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详实等方面”[4]还需努力。因此，作为历史研究的中日关系问题仍留有理性实证的研究空间。

中国政界要员是对近代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就晚清而言，督抚群体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列强的高度重视。在内、外力的共同冲击下，清廷中央的权力遭到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得到增强。地方督抚的决策不仅在其辖区的施政中具体体现和直接落实，甚至对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由于教案、约章、厘金、关税等各类纷繁事件往往涉及地方政府，外人主动绕开北京而与督抚们直接交涉。对此，地方督抚不敢擅作主张，但亦未完全听命于中央。有学者认为：“督抚的位置是相对的，相对于清廷中央是地方官，相对于府厅州县及咨议局所代表的绅权又可以是代表皇权的中央官。”[5]在晚清政治结构中，地方督抚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在1871年中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建立两国近代外交关系后的数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是负责对日交涉最主要的官员。李鸿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作为专门外交机构的总理衙门。不过，战争结束后形势为之一变，张之洞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愈发突出。

在晚清中日关系中，张之洞无疑是关键人物。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直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奉调进京入参军机，其中两度署理两江总督，治鄂长达十八年。甲午战后，张之洞从师法德、英转向师法日本，与日本关系日益密切。1897年底，日本驻华领事向外务省报告称：目下清朝督臣中的实力派刘坤一、张之洞二人均认识到，在东方局势中清朝可与日本亲依。[6]从甲午战后到日俄战争这一时期，清朝经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央的权力结构出现不稳定因素，地方督抚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种复杂环境中，张之洞师日举措产生的影响并未限于其长期综治的两湖地区，更延伸至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与此同时，外部势力愈发频繁深入地介入中国事务，尤以日本为甚。一直以来，日本将长江流域视为对华扩张的重要区域。已有学者明确指出：“我们不应再囿于成说，低估日本对长江流域扩张的能量与实际状况……这对近代中日关系史乃至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必要的。”[7]尤其是凭借《马关条约》打开长江流域四口通商后，日本不断加强了对该流域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力。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经营重心才从长江流域转移到东北及华北地区。恰恰是甲午战后到日俄战争这一时期、长江流域这一区域，与张之洞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时间、空间高度重合。因此，张之洞与日本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需要重视的课题。

本书考察张之洞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有三层意义。第一，综合中日史料，系统梳理张之洞与日本关系发展的脉络，考察他在近代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采取的举措，以及对辖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产生的影响。第二，以张之洞为中心线索，审视晚清地方督抚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第三，基于对张之洞与日本关系变化的思考，探究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为中日关系研究提供补充和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