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近代中国的矛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社会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教材里列举了种种矛盾。从哲学层面上讲，矛盾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当中，有一种或者两种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由于这些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着或者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面占支配地位的矛盾有两个：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主要矛盾互相交织在一起，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矛盾？研究近代历史虽然要抓住主要矛盾，但对于非主要矛盾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非主要矛盾在历史上也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忽略了非主要矛盾，历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就会受到削弱，就会变成干巴巴的东西。过去研究历史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把历史简单化、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主要矛盾。梁启超对传统中国的精英政治史进行了批判：“有君史而无民史”；他痛斥“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谱，充塞其间的是宫廷政事、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但是我们又要看到，非主要矛盾毕竟是受主要矛盾影响、制约和支配的。决不能脱离了主要矛盾而孤立地去谈非主要矛盾，更不能主次颠倒，把非主要矛盾误认为是主要矛盾。如果那样，就会对历史做出错误的判断。举两个例子，在近代历史上学习西方是一个重要命题，因为要自强救亡，就得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同中国传统文化必然要产生碰撞和冲突，于是就产生了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从属于当时的主要矛盾的。但是有些研究者，把是否学习西方看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认为：西方代表先进，落后的中国就得欢迎先进，因而反帝斗争是不应该的。这实际上是把文化领域的矛盾看成了主要矛盾，结果在历史评判方面出现了种种偏差。又例如，有些人夸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至于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当中的逼宫（利用革命形势逼宣统退位）看成是推翻清政府的决定因素，结果就把这位帝制的祸首当作了共和的元勋，这显然也是对历史的颠倒。可见，只有正确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够正确地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

（二）近代中国的任务

党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实行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毫无政治权利。要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有完成了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有实现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讲到的就是近代历史上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前一个任务讲的就是革命，而后一个任务也就是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内涵。在近代历史上，革命和现代化是相统一、密切相关的。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魂牵梦绕的不懈的追求，而革命则是贯穿整个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是，近年以来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妨碍了、破坏了现代化，他们提出要“告别革命”，在研究方法上，要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在历史观上，要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这种观点渗透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即“告别革命论”。所以要正确地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就不能回避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告别革命论”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下面来认真分析一下“告别革命论”的观点：为了弄清楚一些学者提出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的相关言论，我们可以先看一篇文章：《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5]。在文章中，德里克介绍了在美国当今的汉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的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经历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转变的情形。他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汉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认为“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政治，使得过去没有权利来谈论政治的人可以发言了，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且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也清除了或者是由历史形成的或者是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的障碍，解决了发展的问题。”这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欧洲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对革命是正面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革命的。但是德里克教授接着说，这种看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得中国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把革命污蔑为痞子运动，革命使得潜藏中国文化的恶劣习性和态度泛滥成灾”。有的人认为“中国虽然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但是晚清以来的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中国的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也就是说革命妨碍了现代化，破坏了现代化”。有的则更进一步强调，“革命带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打断了清末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也许还要好一些”。总之，德里克教授做了一个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后，论者们否定了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然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理解为一场失败，或是一种中国发展的障碍”。德里克教授讲到的是美国和欧洲汉学界的倾向，事实上在国内也有一大批学者持这种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告别革命论》（李泽厚、刘再复的访谈录），同学们可以参考《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和杜志章的文章《“告别革命论”史观批判》。其主要观点是：“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当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搞糟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民族犯了一个毛病叫作革命崇拜症，而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对社会造成的各种破坏。”他们说“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所以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按照这种理解，20世纪的中国史就是一片黑暗的历史，而革命的仁人志士，是制造这种黑暗历史的罪魁祸首。

这些言论有没有道理，符不符合历史实际呢？下面就来作明确回答。革命是怎样发生的？对于革命，不管你赞成歌颂也好，还是反对指责也罢，革命确确实实发生了，而且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才代替革命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它既不是少数人人为鼓吹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只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理性的选择，以为靠少数革命家振臂一呼，制造一种革命崇拜就可以把无数群众卷入到革命洪流里面来，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想法。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需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6]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

具体说来革命的发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被迫的。革命者并不是一伙发疯发狂的好乱之徒，他们选择革命，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被逼上梁山的。就近代中国革命而言，一方面，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主权地位的备受欺凌，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去。这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二是理性的选择。只有破旧，方能立新。关于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早在100多年前，当时的革命者或者理论家就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比如邹容就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7]孙中山对胡汉民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8]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论述更为充分。他认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总而言之，在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所创造的良好环境，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告别革命论者把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认为革命破坏了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在于没有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毫无疑问，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进步、人民的幸福，都是不可能的。一部中国近代史，生动地说明，发展生产力增加经济实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防止把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命题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我们还要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为生产力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孤立自在地运作和发展。没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没有适宜的社会环境，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当政权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的时候，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世界历史事实证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往往是在革命之后，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之后。“从世界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建立以前，而是在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财富的增强准备了条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