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研究特色与创新
一 研究特色
从士人群体研究现状来看,江南地区的士人和著姓望族研究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士人社会功能、士绅与地方社会、士人与文化权力、知识分子与公开空间等方面进行研究。[59]受传统历史研究的影响,研究视野更多关注上层士人,即著姓望族群体。社会生活史强调眼光向下,应该关注普通士人群体,这样才能了解较为完整的士人阶层。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对明清上海士人家族群体专门做人口学研究的就更少之又少。本书在研究中涉及了一般士人家族群体的人口史与社会史,不仅可以弥补明清上海士人家族人口研究的不足,还可以丰富江南地区士人的综合研究。这是本书的主要研究特色。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其一,上海作为明清时期的江南重镇,出现了大批文化型人才,并进而形成了苏松区域文化中心,这使该地区的士人家族研究具有典型性。
其二,明清士人群体虽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其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但这些研究多将士人纳入政治史、经济史的脉络中,侧重其与科举制度或土地制度相关联的身份问题考察;对士人群体本身的研究,也主要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其精神气质进行分析。对明清上海士人群体尚缺乏专门的人口学研究。
其三,由于明清上海士人群体留下来的常规性文献资料较少,所以相关研究也较少,特别是普通士人群体难得立传入史,研究起来就更有难度。本研究从墓志这一非常规文献入手,补充了士人群体研究资料的不足,墓志家史记录更为微观人口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其四,上海作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国际城市之一,其发展与繁荣有其历史底蕴与人文基础,人口不仅是传承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发展上海的主要力量。从目前学界来看,上海人口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当代。限于人口学研究资料,对传统社会中的上海人口史研究还显单薄。[60]为此,本书主要以上海墓志为对象,就上海明清士人家族人口学问题做一专门研究,以期补充对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其五,墓志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直接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士人群体。因士人群体具有地方引领作用,其墓志中揭示的人口观念、习俗、行为不仅反映了士人家族的人口学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当地大众群体所崇尚追求的观念与行为。
总体来说,墓志的家史功能为我们研究人口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其中墓主世系、生卒、婚配、生育、丧葬等记录为我们进行人口学的微观研究提供了可能;墓志作为士人家族必备的丧礼之一也成为士人家族身份认同的重要体现与标志;墓志反映的人口观念和人口行为为我们了解上海人口发展的前生往事提供了依据,特别是这些观念与行为所折射出的身份认同问题,为我们正确认识传统士人家族的身份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 创新研究
如前所述,本书的研究建立在一种新拓展的微观历史人口资料——墓志文献的基础上,在此研究中,墓志也并非仅仅作为简单的辅助资料,而是跃升到实施研究的中心位置。因此,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明清上海士人家族墓志为样本,从实践层面运用历史人口学和后现代史学中的文本解构方法进行墓志人口研究,一方面获取明清时期上海士人家族的基本人口信息;另一方面也力图通过相关人口学指标及墓志文本揭示士人家族身份认同的特征。
首先,本书将人口研究与墓志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了一条新的人口研究路径。墓志不仅可以作为继家谱、户口册后的微观历史人口资料,拓展了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象,而且通过深化对墓志的认识,将其作为一种人口行为置于研究的中心,而通过墓志文本的多角度解读可以避免解释的“贫乏”[61]。特别是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对我们认识死亡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这也是其他资料无法做到的。
对墓志的解读不仅是还原过去发生的客观事实,还需揭示其身后的身份认同与构建意图。刘志伟先生指出,任何历史文献,都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为历史著作,是对过去发生的历史过程的叙述,另一是作为史料,是我们赖以了解过去的资料来源。然而,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如果把史籍当作史书来读,要了解的是史书撰写人的价值观,他的政治立场,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通过历史叙述所表达的政治议程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是在把史书当作史料来研究了。”[62]本书就是将明清上海墓志视为包含士人家族历史叙述的“家史”,通过解读撰文者撰写墓志的来龙去脉,解构墓志所包含的人口学观念、意义,以及士人家族身份的认同与构建过程。
墓志自魏晋南北朝成熟定型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体例,并成为士人身份的标志。从传世文献来看,墓志往往是古人文集中收录最多的一体;就出土文献而言,墓志更是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大的文献种类,[63]可见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墓志对家族人口的记录折射出该群体对士人家族身份认同的重视与构建。通过解构的方式,对撰文、书写、刊刻进行“历史的对话”时,可以捕捉到渗透在墓志之上的文化表达。古代有“三绝”碑的说法,即请最高明的撰文大师、顶级的书法大家、最精湛的镌刻巨匠合作而成的墓碑,这充分表达了古人对身份认同与构建的重视,因为这样的墓志可以强化墓主家族士人的身份,同时还可借名人的撰、书、刻构建家族身份并流传不朽。
本书总体上以明清上海士人家族墓志为基本数据基础。一方面,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士人家族人口的平均死亡年龄、生育子女数、初婚年龄、葬期以及籍贯分布等相关人口学指标。从目前相关研究来看,还没有明清时期上海士人家族人口研究的专门成果,本研究也算有所创新,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平均死亡年龄、生育子女数等相关人口学指标,并结合运用后现代史学中常见的文本解构方法——深入墓志的撰、刻收藏过程中以揭橥士人家族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在墓志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墓志基本是充当数据资料,还未有将其作为实施研究的中心,以解构主义解读墓志本身所具有的标识士人家族身份的探索性观点,也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创新之举。
[1] 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2]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3页。
[3]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4] (唐)贾公彦疏解:《仪礼·士婚礼》中的“入门当碑楫”。
[5]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跋《宋文帝神道碑》(四部丛刊全集本·四部备要·集部本),1936年,第543页,转引自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6] 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7] 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8] 杨肖曼:《鸳鸯七志藏石书迹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
[9] 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10] 《唐会要》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11] 陆建松:《魂归何处: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转引自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12] 陆建松:《魂归何处: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13]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1页。
[14]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页。
[15] 卢蓉:《中国墓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16] 王琳:《上海万国公墓变迁研究(1909—1949)》,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17] 王琳:《上海万国公墓变迁研究(1909—1949)》,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18] 王琳:《上海万国公墓变迁研究(1909—1949)》,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19] 王琳:《上海万国公墓变迁研究(1909—1949)》,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20] 墓志铭碑文网由中国古代、现代碑铭研究会主办,其为墓志铭、碑文研究、写作机构,由24名省级以上作家和9名专家教授组成。
[21]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转引自骆耀军《明清之际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22]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转引自骆耀军《明清之际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23]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群体寿命探析——以墓志为中心》,《史林》2014年第6期。
[24]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25]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群体寿命探析——以墓志为中心》,《史林》2014年第6期。
[26]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转引自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
[27] 郭玉峰:《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28]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29] 郭玉峰:《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30] 赖惠敏:《明清浙西士绅家族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北“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1988年。
[31] 赖惠敏:《明清海宁查陈两家族人口的研究》,转引郭玉峰《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32] 赖惠敏:《明清浙西士绅家族婚姻的研究——以海宁陈氏为例》,转引郭玉峰《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33] 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
[34]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35] 郭玉峰:《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36] 郭玉峰:《历史人口学:近年来中国微观人口史研究述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37]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38] 陈媛媛:《功名士人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
[39] 王先明:《绅士阶层与近代社团》,《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王先明:《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4期;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贺跃夫:《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山人学学报》1993年第3期。
[40] 章开沅:《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转引自陈媛媛《功名士人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
[41]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夏维中、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研究之二——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析》,《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李琳琦:《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吴建华:《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科举制下进士的社会功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陈媛媛:《功名士人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
[42]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3] 谢羽:《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以陈子龙交游文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44] 谢羽:《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以陈子龙交游文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45] 谢羽:《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以陈子龙交游文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46] 宋路霞:《上海望族》,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
[47] 谢羽:《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以陈子龙交游文中心的考察》,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
[48] 冯玉荣:《消解易代:从〈同郡五君咏〉看清初士人的身份认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
[49] 骆耀军:《明清之际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从〈列朝诗集小传〉到〈四库总目提要〉》,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50] 李昌舒:《文—官与雅集:士人身份及其审美趣味之考察》,《文艺研究》2014年第9期。
[51] 刘小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境中的新叙事学》“导言”,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5年。
[52]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53] 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54]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82页。
[55]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页。
[56] 车文博(辑):《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转引自骆耀军《明清之际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从〈列朝诗集小传〉到〈四库总目提要〉》,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57] 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58]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张瑞莹、左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转引自骆耀军《明清之际士人认同的转变与重塑——从〈列朝诗集小传〉到〈四库总目提要〉》,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59] 陈媛媛:《功名士人与清末民初的上海社会》,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
[60]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61] 李宏利:《明清上海士人家庭生育情况探析——以明清墓志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62] 刘志伟:《历史叙述与社会事实——珠江三角洲族谱的历史解释》,《东吴历史学报》2005年第14期。转引自张爱华《族谱话语与权力表达》,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
[63] 孟国栋:《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