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再现”到“承认的政治”:女性身份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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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在对那些把女性作为他者再现的文本进行解构阅读时,我们已经走在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之路上。从女性主义的思想背景与理论演变入手,引入再现理论、身份认同理论与承认理论来烛照女性身份认同,至少有助于在诗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揭露性别真相。人们一般认为,女性与女性身份是整齐划一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被构建的“整齐划一”遮蔽了女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巧妙地规避了整齐划一背后所隐藏的性别真相。在全球化语境中,只有进一步认清性别文化再现的实质,深刻理解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才能把握女性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与不一致性所蕴藏的革命性力量。

虽然“再现”“解构”“身份认同”“承认”等概念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各种批评术语、批评力量往往不会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互相缠绕、交织,且作为一种诡计多端的“合力”发生作用。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犹如建在流沙之上的城堡,女性只能在具体的话语情境中不断调整策略,谋求一种暂时性的稳定和整一。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笔者尝试将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展开研究。

其一,采用文献研究法确定研究课题,尽最大可能地获得有关女性主义、再现、解构、身份认同与承认等理论的中英文资料,全面、正确地把握所要研究的问题。

其二,运用描述性研究法对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内已有的与身份认同有关联的现象、规律和理论加以描述与解释,并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阐述女性身份认同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

其三,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思维加工,对女性主义的身份认同策略进行厚描(thick description)。

其四,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通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开放的学术视野推进性别研究与身份认同研究。

本书主要以女性身份认同为轴心展开论述,从反再现到解构,从建构到争取再现权,从身份认同到承认政治,努力为女性主义勾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运行轨迹。身份认同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常常变动不居。从女性作为他者被误现,到女性主义运用解构策略反再现,建构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最后走向承认的政治——女性主义批评经历了无数次艰难的蜕变,至今却仍然未能超越自我,破茧成蝶。

绪论部分主要描述了20世纪以来女性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背景,并对身份认同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明确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第一章“反再现:女性身份认同的逻辑起点”,主旨在于明确女性身份认同的逻辑起点。在对“再现”“身份认同”等核心概念进行梳理、界定的基础上,将女性与这些概念关联起来。一方面,女性身份认同不可能独立于再现系统而存在;另一方面,再现与反再现也是女性身份认同的诉求之一。他者女性是一种有误的再现,当女性被再现为沉默、空白、边缘位置时,往往隐含着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于是便有了对“误现”的反抗与抵制。

第二章“解构:女性身份认同的必经之‘蜕’”,主旨在于明确解构与女性身份认同的关系。在厘清解构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后,根据解构主义批评的相关理论,考察了女性主义反再现的解构轨迹,进而论述解构与女性身份认同的关系,交代解构所引发的女性身份的碎片化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

第三章“女性身份的主体性建构”,主要围绕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展开论述,试图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影下为女性主体闯出一条“生路”。从主体的出场到主体的隐退,都是在“女性”主体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的。对女性而言,“主体”仍然是(也仅仅是)一个暂时有效的范畴。通过对江永女书进行个案分析,我们认识到了女性书写以及女性身份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但在幻象与真实之间,很难为象征秩序之外的女性主体安排或设定一种未来,因此才有了漫长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

第四章“全球化语境下的女性身份认同”,主要将女性身份放到全球化大背景的现代性语境下来观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失去传统屏障的个体开始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共同体摇摇欲坠。女性身份认同因此受到普遍质疑,并呈现出多元性与异质性。女性身份认同虽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涵盖了阶级、民族、种族、性别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但也正是这些因素加剧了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与碎片化。

第五章“承认:女性身份认同的终点?”,对作为身份模式的承认提出了质疑。把承认理论看成对身份认同理论的修正,虽然能使女性主义从强调差异性转向强调同一性,但承认政治作为正义的一维并不能单独实现其斗争目标。我们不能把承认当成终点,只有将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纳入性别正义的事业中去,才有可能完成其奋斗目标。

结语部分对女性身份认同进行了追问。在以菲勒斯为中心的话语中,有关女性主义的命题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命题,这些命题常常使女性陷入身份认同的混乱之中。或许,只有通过追问的方式才有可能抵达女性身份认同。


[1] 女性主义(feminism)最初于19世纪末出现于法国(féminism),被用作“妇女解放”的同义语,后传入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英文中的feminism一词,就其字面的含义来讲,应译为女性主义。20世纪初,它由日语转译而来,相应的意译词有“女子主义”“女性主义”“男女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今日世界,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词来承担feminism的所有内涵。迄今,流传最广的是“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种译法。“女权主义”这一译法体现了早期女性主义者为争取妇女权力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以“女性主义”取代了早期的“女权主义”,尤其强调“性别”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在选择feminism的译法时,具有一定灵活性与策略性。一般来说,提及西方女性主义时选用“女权主义”,涉及国内妇女运动与相关研究时则选用“女性主义”。

[2] 菲勒斯(Phallus)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弗洛伊德视之为阴茎(penis)的同义词,拉康认为其既非某种幻象,亦非某种身体器官。显然,拉康式的“菲勒斯”具有超验性质,而女性主义者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它指的既不是什么现实意义上的器官,也不是被幻想化了的器官,而是一种象征:象征一种能够产生意义的权力。”(相关观点,可参见[美]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杨莉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质言之,菲勒斯象征着父权、父权制或父权社会。目前,人们所处的文化仍然是菲勒斯中心的文化,即菲勒斯文化;人们所处的社会仍然是菲勒斯中心的社会,即菲勒斯中心社会;两者所遵循的仍然是“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逻辑。

[3] 在英文中,identity具有诸多含义,中文里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我国学术界对identity的运用非常灵活,根据语境可以翻译为“身份”“认同”“同一”“同一性”等。在文化研究领域,identity一般对应于“身份/认同”或“认同/身份/同一性”。(相关观点,可参见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周宪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笔者在不同的语境中采用了“身份”“认同”以及“身份认同”三种表达。

[4] “representation”具有诸多含义,中文里没有可对应的词语,现有“表现”“表述”“表达”“再现”“表征”“表象”“代表”等多种译法。如《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书名中的“表征”与“表象”即为“representation”的不同译法,译者在后记中特别声明,很难找到一个中文词来担当“representation”的诸多语义功能。(相关观点,可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6—418页)又如在《论文字学》中,译者在前言中也声明,在汉语里也找不到一个词能同时包含“representation”的所有意思,而且德里达几乎同时使用“representation”一词的所有含义:“表现”“描述”“再现”“代表”“指代”“表演”等。(相关观点,可参见[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前言第4页)

[5] [美]特里莎·德·劳里提斯:《社会性别机制》,李素苗译,郑岩芳校,载[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6] “解构”源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一书中所使用的“destruktion”(破坏、瓦解、摧毁)或“Abbau”(分解、拆除)一词。针对该词,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中提出了另一个哲学概念“deconstruction”,即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频频出现的“解构”。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没有贬义,是一种“分析和揭示本体论历史的方法”,与黑格尔的“aufgehoben”(扬弃)相近,并无“摧毁”之意。(相关观点,参见杜小真、张宁《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换言之,德里达的“deconstruction”虽源于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但更强调与破坏的关系,且增添了“抹去”“消除”“分裂”等含义。

[7]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8] 在英语中,woman是抽象名词,一般被译为“女性”;women则指具体的、有性别的群体,常被翻译为“妇女”“女人”或“女性”等。当women被译为“妇女”时,通常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英语不同,中文属于汉藏语系,名词本身不能明显体现单复数信息,需要借助其所在的名词短语进行体现。因此,在中文语境中区分“woman”或“women”的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再者,单数的女性(woman)或复数的女性(women)并不是内在一体的范畴。笔者倾向于使用“女性”一词,一般情况下不作单复数的明确区分。(相关观点,可参见[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页;[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9] [美]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张京媛译,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333页。

[10]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1] [加]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1页。

[12] 新社会运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和组织,它包括新女性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等,主要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边缘化的群体所参与的社会运动,其核心在于打破权威,挑战现有制度与价值观。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一种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制度化政治的认同感政治,其参与者“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试图改变的是社会上某一种主流价值观和行事方式,要求社会尊重个体和支持他们所认同的某一种身份或价值;而参与者之间的聚合基础也多是某一种共同身份的认同(如同性恋者、动物爱好者、生态保护主义者等等)”。(相关观点,可参见何平立《认同感政治:西方新社会运动述评》,《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

[13] 何平立:《认同感政治:西方新社会运动述评》,《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

[14]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5] [英]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陈永国译,罗钢校,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16] 相关观点,可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美]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7] [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 [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9] [英]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0]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6—127页。

[21] [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6—77页。

[22]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赛:《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23]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4]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

[25] 曹卫东:《从“认同”到“承认”》,《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26] [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穂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27]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8] 相关观点,可参见[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36页。

[29]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

[30] 阎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31] 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32] 相关观点,可参见王宁的《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与《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33] 周宪:《“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34] 曹卫东:《从“认同”到“承认”》,《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35]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6] 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 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38] 正如Aandra Lee Bartky评价《性别麻烦》所言:“巴特勒的作品改变了我们思考性、性别、性欲和语言的方式。她对性别身份的探问已对当代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启发了在多个层面上对‘主体’的批判性反思。”(相关观点,可参见[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封底。)

[39] 艾丽丝·贾丁(Alice Jardine)的“gynesis”是指社会性别(特别是女性)在后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评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借用“gynesis”一词来描述后结构女性主义对女性的解读。

[40] [美]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论社会身份疆界说以及女权 /女性主义批评之未来》,谭大立译,康宏锦校,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9页。

[41] [美]琼·W.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鲍晓兰译,王政校,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5页。

[42] [美]琼·W.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鲍晓兰译,王政校,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0—376页。

[43] [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44] 屈雅君:《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的语境差异》,《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2期。

[45] 林树明:《论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46] 乔以钢:《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文史哲》2007年第2期。

[47] 杨莉馨:《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48] 在此,写作身份包括对语境的价值取向(例如完全认同顺从、有所保留、拒绝抵抗等),对个人言说身份叙述位置的认定,以及对一个时期的历史、社会、伦理道德、性别的态度等。(相关观点,可参见刘思谦《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49] 刘思谦:《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0] 蒋欣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身份/认同”》,《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1期。

[51] 黄华:《女性身份的书写与重构——试论当代海外华人女作家的身份书写》,《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5年第2期。

[52] 林丹娅:《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

[53] 黄华:《女性身份的书写与重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4] 林丹娅:《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5] 乔以钢、刘堃:《“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56] 张玫玫:《露丝·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之维》,《国外文学》2009年第2期。

[57] 林树明曾从两方面谈到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危机:一是批评观念先行,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分重视作品内部全部的复杂因素,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不足;二是信息大量重复,缺乏沟通与学术尊重,表现出学术态度的轻率浮躁,文学批评的坦诚性不足。他认为不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者说“性别诗学”研究难以持续发展。[相关观点,可参见林树明《论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8] 王岳川:《女性话语与身份书写在中国》,载魏开琼选编《中国:与女性主义亲密接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59] 施旻:《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60]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1]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2] 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63] 2005年,中山大学刘慧姝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身体与女性——新时期女性小说研究》涉及新时期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历程。2006年,山东大学王淑芹在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审视了黑人妇女的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双重边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