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一 中国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由于日本无赖派作家独特的文学理念、文学特征以及对战后日本文学的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日本文学研究者对其也越来越关注。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不但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群体所形成的文学思潮进行宏观研究，而且在微观上对日本无赖派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一）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群所形成的文学思潮的宏观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日本文学研究者对于日本无赖派作家群所形成的文学思潮的宏观研究的学术论文并不是很多，其中笔者认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是：刘炳范的《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和《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转型》、李卉的《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以及孙树林的《日本战后的“无赖派”文学》等。

在《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一文中，作者刘炳范阐明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特有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论述了无赖派文学名称的由来，介绍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解析了其主要作家以及作品的具体内容，分析了无赖派文学思潮在思想内容上的特点及其在文学理念、文学创作手法中的特色。在该文中还对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特点和影响作了概括，“总之，无赖派文学是日本战后特殊年代里产生的一个体现时代特征的文学派别，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日本战后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和人们迷惘的心理。同时，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该论文从无赖派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衰微，再到无赖派文学思潮的思想内容、文学理念、文学创作手法均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除了上述的论文外，作者刘炳范还在《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转型》一文中，论述了无赖派文学思潮与日本战后文学转型的关系，阐明了无赖派文学思潮的思想内容对于日本战后文学转型的作用，探讨了无赖派文学思潮的文学理念对于日本战后文学转型的贡献，分析了无赖派文学思潮中的文学作品的内涵对于日本战后文学转型的影响。同时还在其论文中指出：无论从无赖派文学思潮的作品内涵、思想内容，还是从无赖派文学思潮的文学理念，都对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一文中，作者李卉详细分析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形成的原因，明确指出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三个文学特征，即“第一，反映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堕落显示反叛精神。第二，直面传统，权威、率真地提出批判。第三，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更新”[3]，最后论述了无赖派文学思潮中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并对其中的主要代表作的思想内涵和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从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上看，该篇是比较翔实和具体的学术论文。

在《日本战后的“无赖派”文学》一文，作者孙树林主要论述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产生的缘由，分析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同时还介绍了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两大泰斗之一坂口安吾的文学历程与其文学作品的内涵，进而分析了另外一位文学泰斗太宰治的主要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内涵，最后指出了对无赖派文学思潮的看法，即“无赖派中的无视传统的伦理道德，以及颓废的肆意放纵思想及行为虽说是历史的必然，但也不能不说是日本现代文明史的一曲悲歌，它象征着一个旧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4]。显然，作者认为无赖派文学思潮具有其“日本现代文明史的一曲悲歌”的消极一面，也具有“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的积极一面。

在对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潮的宏观研究上，中国学界的研究不仅对其产生、发展、变化、衰微的过程进行探析，而且对其文学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创作手法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二）对无赖派文学作家的研究

在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微观研究上，即对日本无赖派文学作家及作品的研究上，中国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无赖派文学的两大泰斗“太宰治和坂口安吾”的研究上，其中对于太宰治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最多。

1. 对太宰治的研究

(1) 期刊论文方面

在中国学界对于太宰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期刊论文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对于太宰治文学思想的研究上。笔者认为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包括：杨伟的《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焦欣波的《太宰治战后小说的自杀意识》、蔡超的《〈斜阳〉 与太宰治的基督情结》、陈希我的《太宰治的“生”“罪”“死”》等。

在《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一文中，作者分析了日本学界和西方学界对太宰治文学的评价，解析了太宰治各个代表作中的文学思想意识，探索了太宰治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太宰治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影响力，“其独特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史，甚至于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作品中飘漾着的纯粹性和青春性使我们内心总是涌动起乡愁般的情愫”[5]。作者从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和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探讨了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在焦欣波的《太宰治战后小说的自杀意识》一文中，作者以太宰治小说的“自杀意识”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切入点，探析了其小说中人物的虚无感，阐释了其小说中充满的恐惧感和罪恶意识，剖析了其现实经历的自杀行为和文学作品中的自杀意识的紧密联系，最后论述了拯救和自杀的辩证关系，即“以纯美来拯救个人生命，必然注定命运的失败，人生存于构成整体的世界，人的精神信念是既定时代和社会给予的，然而现实中美恶并存，人不可能将纯粹的美作为唯一存在的依据，否则，这种极端可能导向另一种极端，即虚无或毁灭”[6]。

在蔡超的《〈斜阳〉 与太宰治的基督情结》[7] 一文中，作者以太宰治的经典著作《斜阳》为研究对象，以太宰治的文学思想意识“基督情结”为研究的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斜阳》中所引用的《圣经》的语句及其含义，详细阐释了《斜阳》的人物形象与《圣经》中的人物形象的比喻和借喻关系，深刻解析了《斜阳》中蕴含的《圣经》思想。作者认为：从太宰治的小说《斜阳》中的语句到人物形象，再到思想意识的方面均烙上《圣经》的印记和映射。

在陈希我的《太宰治的“生”“罪”“死”》[8] 一文中，作者从“生”“罪”“死”三个不同的立场来阐释太宰治的文学思想意识。首先，从太宰治的文学生活经历方面探析了“死”与“生”的辩证关系；其次，从太宰治的文学作品《斜阳》《惜别》等方面论述了“生”和“罪”的内在联系；最后，从太宰治的文学理念方面探讨“罪”和“罚”的深层次内涵，较为完整地阐释了太宰治的人生哲理和文学理念。

(2) 学位论文方面

除了上述的期刊论文外，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也出现了对太宰治文学的研究。如2007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秀娟的硕士论文《太宰治·文学的假面》；2009年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邹乃馨的《太宰治 〈斜阳〉的人物像》；2010年黑龙江大学东语学院王秋君的《太宰治女性独白体作品的解析》等。

在王秀娟的硕士论文《太宰治·文学的假面》中，作者以太宰治的中期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太宰治充满矛盾的文学人生，指出了该时期太宰治的三大文学特征，即“再生的祈愿”“第二自我的创建”“现实的逃脱”等文学内涵，最后探析了太宰治的“自我分裂”“脱离理想”的文学假面以及文学假面的破灭。

在邹乃馨的硕士论文《太宰治 〈斜阳〉的人物像》中，从太宰治小说《斜阳》的研究入手，阐述了《斜阳》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即没落贵族家庭的母亲、姐姐和子、弟弟直治、作家上原。同时将这四个人物形象与太宰治自身以及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通过描述这四个人物形象的堕落颓废的生活状态和对生活的抗争来探求太宰治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念。

在王秋君的硕士论文《太宰治女性独白体作品的解析》中，指出了太宰治女性独白体作品在太宰治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分析了该类作品的作家视角和叙述者视角等叙述视角，探讨了《维荣的妻子》中的预叙，《斜阳》中的倒叙，《女学生》的非时序等叙述时序。同时论述了叙述时间的时限和频率，最后对该类文学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文体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2. 对坂口安吾的研究

与对太宰治的研究相比，中国学界对于坂口安吾的研究和关注相对比较少，这也许是其作品的翻译在中国比较少见的缘故。而对于坂口安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期刊论文上，数量亦非常多。其中笔者认为比较好的论文有：杨国华的《坂口安吾的〈堕落论〉 是向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于华的《醉人与狂人——读解坂口安吾的〈来自朔风的酒窖〉》，秦刚教授的《以反逆的姿态“堕落”与“无赖”——日本作家坂口安吾文学创作概述》，林进的《冷风从盛开的樱花林里吹来——坂口安吾 〈盛开的樱花林下〉的象征意义》，等等。

在杨国华的论文《坂口安吾的〈堕落论〉 是向传统价值体系的挑战》中，作者明确指出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深入分析了《堕落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详细阐述了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对日本传统价值体系的批判，同时深刻解析了其反叛日本传统的武器在于对人性的极力宣扬，最后论述了《堕落论》的文学地位，即“坂口安吾的《堕落论》大胆地否定神圣的天皇制，否定武士道，否定‘贞洁’，否定一切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主张用‘堕落’拯救自我，拯救社会。这种对‘圣神’事物及旧秩序的背弃，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在美学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必将推动历史的发展”[9]。

在于华的论文《醉人与狂人——读解坂口安吾的〈来自朔风的酒窖〉》[10] 中，作者以坂口安吾的作品《来自朔风的酒窖》为研究对象，指出了《来自朔风的酒窖》是坂口安吾青春迷惘的总结和青春经历的缩影，分析了坂口安吾通过“狂”来展现内在的精神状态过程，解析了坂口安吾企图通过“酒”的作用来摆脱痛苦和烦恼的堕落心境，探讨了坂口安吾企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解除人的烦恼，拯救灵魂的孤独意识，最后指出了坂口安吾的文学特点在于：在虚无的观念中找到肯定人生一切的理由。虚无主义与实存主义是坂口安吾人生理念一枚硬币的两面，对立而统一。

在秦刚教授的论文《以反逆的姿态“堕落”与“无赖”——日本作家坂口安吾文学创作概述》[11] 中，阐述了坂口安吾文学创作历程与其文学创作理念的辩证关系，论述了其代表作《堕落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文学思想，进而分析了其在文学创作历程中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变化，从坂口安吾的人生经历到文学作品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在林进的《冷风从盛开的樱花林里吹来——坂口安吾 〈盛开的樱花林下〉的象征意义》[12] 一文中，作者阐述了该小说中樱花林的象征意义，指出樱花林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是国家体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坂口安吾将樱花林描绘成令人恐怖的树林，象征着否定当时日本国家体制和民族心理。同时解析了小说主人公“山贼”和“美丽的女人”的寓意，指出“山贼”是面临抉择的日本国民的象征，“美丽女人”是需要重新审视日本传统道德、传统价值观的象征。最后揭示出坂口安吾通过《盛开的樱花林下》的象征意义来否定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文学理念。

（三）关于日本无赖派作家文学思想之影响的研究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是存在于日本文学由战时文学向战后文学转换的重要历史时期，是日本“二战”战败后的社会产物，也是“二战”后日本最早出现的具有典型性的文学思想。日本学术界对无赖派文学思想的看法褒贬不一，有的认为是昙花一现的文学思想，不值得一提；有的认为无赖派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客观的、系统的立场来看，日本无赖派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因此，在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之影响的研究问题上，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进步论”；另一种是“局限论”。

1.“进步论”

(1)日本无赖派作家文学思想对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曲阜师范大学的刘炳范教授在其论文《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中论述道：“这一时期，日本文坛派别众多，文学理念纷杂不定。在众多的派别中，以战后民主主义文学派，战后派等所谓的‘正统’文学对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做出一种愤慨激昂的样子，进行着毫无深刻性的所谓批判、反省。就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虚伪理念和所谓正统文学表示不满和批判的‘无赖派’诞生了。无赖派是一个与当时日本文学流行的社会认知态度和文学理念截然相反的文学流派。这一派别的出现对于促进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3] 显然，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作为日本战后兴起的一种文学理念，大力地促进了战后日本文学的转型和发展。

(2)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集中反映了当时战后日本社会矛盾和日本国民的心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符合当时战后日本的整个社会状况和国民心理，曹志明教授在其《日本战后文学史》一书中的第102页论述道：“日本战败后，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传统道德、价值观丧失，人们出现思想空虚，感到不安、绝望。在这种形势下，无赖派提出反对权威，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性解放。在文学创作上，反对传统的私小说，反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要求摆脱传统小说的束缚，采取反客观的描写手法。这些主张正好符合当时人们的失落、绝望的心理，使之产生了共鸣。”[14] 显然，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内涵体现了当时日本的时代特征，受到了当时日本国民的普遍欢迎。

2.“局限论”

(1)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思想内容具有一定的颓废和堕落的病态表现。从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作品观之，内容大多涉及无业者、流浪汉、穷人、没落者、酒鬼、妓女、赌徒、吸毒者等颓废堕落的一个社会群体，囊括的内容大多是肉体欲望上的追求、心理变态上的刻画、伦理道德上的丧失，具有虚无颓废思想和悲观绝望理念的倾向。并且在创作手法上以自我戏谑和自我解嘲的方式，以求得对世俗的反叛，其颓废堕落的文学思想具有极端性和病态性的一面。

(2)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作品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的思想内涵。叶渭渠教授在其论著《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第392页中就陈述道：“无赖派文学思潮有不满于现实的一面，他们反叛精神的出发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又深深地打上了虚无主义的烙印，往往从个人反抗的角度，采取‘堕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乃至追求肉欲与卑俗，来作为对旧的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从恶俗中沦落的反叛精神，是畸形的病态的反抗。这种思想和行为，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这种反抗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办法既无助于批判战后的社会现实，也拯救不了个人所面临的命运。”[15] 可以看出，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思想具有其消极和负面的局限性。

显然，从中国学界关于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观之，主要还是处于作家论和作品论这两个层面，研究的对象也主要关注在日本无赖派作家的两大代表性人物太宰治和坂口安吾身上，对于其他作家的关注较少。

二 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相对于中国学界的研究，日本学界的研究要更为充实。无论从研究日本无赖派的“作品论”层面，还是从研究日本无赖派的“作家论”层面，日本学界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均更为丰富，更为翔实。

从“作品论”观之，日本学界对于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可以分为群体和个体等不同层面的研究。

其一，从“无赖派”这个群体的宏观视野来窥探其内在的特点。如：奥野健男在其《文学中的无赖为何物——以无赖派为中心》[16] 一文中，分析了无赖派中无赖的意味，进而论述了日本无赖派是日本文学流派中不可思议的存在，日本无赖派作家之间并没有特别的相互交集，其不像日本其他文学流派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文学运动形式，而是以其文学作品的共性、强烈的同类意识、对时代的同感给人以深刻的影响，震动了读者的灵魂。岛田昭男在其“战后与无赖派”[17] 一文中，论述了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日本无赖派文学作品的发展，进而阐释了日本无赖派文学作品对时代文学的敏锐反应、对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确捕捉，以及时代的恶劣、非人道的军国政治压制对其的影响。

其二，在日本无赖派作家的个体研究方面，主要是对不同日本无赖派作家的不同作品的深入探讨。第一，对文学作品的空间表现的研究。例如，相马明文在其论著《太宰治的表现空间》[18] 中就太宰治的文学作品的表现空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太宰治的作品《右大臣实朝》《津轻》《无月之夜》《竹青》为例详细阐释其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空间内涵，并通过其文学表现的空间意象的解析来探讨太宰治的文学思想和理念。第二，对作家作品创作历程、发展状况的研究。郡继夫在其论著《太宰治 (战中与战后)》[19] 中，首先，对太宰治的《津轻》《富狱百景》《潘多拉的盒子》从文本的内容到文学的思想均作了详尽的分析。其次，其对《冬天的火花》《斜阳》《美男子与香烟》《人间失格》等作品进行了解析，解析其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内涵、叙事艺术等。最后，矢岛道弘在其《坂口安吾：作品论的展开及其今后的课题》[20] 一文中论述了坂口安吾的《堕落论》与《白痴》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坂口安吾文学作品中颓废的生活场景、破戒式的伦理观念给传统道德体制下生活的人们带了霹雳式的震撼感和生存上的共鸣，进而深入解析了坂口安吾的《青春论》《日本文化私观》《堕落论》中所流露出来的文学意识。第三，对作家文学创作理念的研究。伴悦在其《织田作之助》[21] 一文中，首先分析了织田作之助的生活环境、个人性格与其文学创作的相互关系，同时对其文学作品《雨》《夫妇善哉》《放浪》《青春的反证》《木之都》《萤火虫》《世相》等进行文学内涵的分析，进而厘清了其文学创作的意图和理念。第四，对文学主题的研究。浦田义和在其论著《太宰治——制度·自由·悲剧》[22] 中，论述了太宰治文学主题中的死、制度、嘲笑等内涵，分析了太宰治作品《二十一世纪旗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制度，进而阐释了其文学作品中的修辞和文体，最后解析了其文学作品中的虚无、毁灭、绝望、反抗等不同类型的主题思想。水上勳在其《“白痴”论》[23] 中就阐释了坂口安吾文学作品《白痴》中的战争主题，同时解析了两位男女主人公陷入绝境后再次树立新生的可能性，进而剖析了“白痴”这一文学作品的战争观和叙事思想。第五，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论比较研究，尤其表现在对太宰治和坂口安吾的作品论比较的研究。对于太宰治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历程，山内祥史和安藤宏对其战前、战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山内祥史在其《太宰治 (战前)》[24] 中，阐述了太宰治在战前的文学创作环境，分析了太宰治在战前的文学经历，剖析了太宰治在战前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特质。而安藤宏在其《太宰治 (战后)》[25]中，论述了太宰治在战后时期对社会伦理的主张，探讨了太宰治在战后历史语境下的反叛思维，进而比较性地解析了太宰治在战前和战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叙事内涵。对于坂口安吾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分析，比较典型的要属竹内清己和神田重幸。竹内清己在《坂口安吾 (战前)》[26] 中，分析了坂口安吾在战前的文学作品，如《风博士》《吹雪物语》《炉边夜话》等作品的文学特点，进而解析了《真珠》《日本文化私观》等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和理念，最后阐释了其战前的文学对其战后文学创作的影响。而神田重幸则在其《坂口安吾 (战后)》[27] 中，论述了坂口安吾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直视战后的现实，在《堕落论》《白痴》等文学作品叙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传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叙事发展。进而指出坂口安吾并非否定写实的创作态度，而是在选择现实的本质的同时采取一种合理主义的态度和方式。

从个体作家的“作品论”窥之，研究太宰治的成果最多。在东乡克美和渡部芳纪编著的《作品论：太宰治》[28] 一书中，就列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相马正一的《初期习作》、山内祥史的《晚年》、吉田熈生的《虚构的彷徨》、内田道雄的《“富狱百景”私见》、榎本隆司的《“女生徒”论》、平冈敏夫的《“新哈姆雷特”论》、山田晃的《正义与微笑》、佐藤泰正的《“右大臣实朝”论》、大久保典夫的《“津轻”论》、神谷忠孝的《惜别》、磯贝英夫的《“伽草纸”论》、塚越和夫的《潘多拉的盒子》、久保田芳太郎的《冬天的火花》、三好性雄的《维扬之妻》、鸟居邦郎的《斜阳》和《太宰治“人间失格”的方法》、东乡克美的《“人间失格”的仰慕》、大久保忠利的《太宰治文体论的接近》、梶谷哲男的《太宰治与“人间失格”——文学的创作与狂气》、中村三春的《“人间失格”中的虚构形式理论》、城山之信的《“人间失格”者的条件——叶藏的“罪恶”与“救赎”》、后藤明生的《“斜阳”再读》、神田重幸的《太宰治“斜阳”小论：宗教性的一面》、田中保隆的《“斜阳”的基底》、大森郁之助的《“鱼服记”的解释：以人物关系为中心》、长谷川吉弘的《“晚年”中母亲的主题》、荒川有史的《太宰治“叶”的综合解读》、岩田惠子的《第一创作集“晚年”的检讨》、水谷昭夫的《太宰治的世界》、服部康喜的《“逆行”论：根源的溯及》、川崎和启的《太宰治“阴火”论》、铃木雄史的《太宰治“回忆”的话术》等。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于太宰治这一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

相对于“作品论”而言，日本学界对无赖派作家的研究成果还表现在“作家论”层面。由于作家有不同的创作经历、不同的文学成就，因此日本学界对不同“作家论”的研究成果也不尽相同。

对于“作家论”的研究，其成果最多要属太宰治。如：山内祥史等在其《二十世纪旗手·太宰治——恍惚与不安》[29] 中，论述了太宰的战前、战后的文学创作历程，解析了太宰治的话语、共产主义思想、基督教思想等不同思想的辩证关系，进而探讨了其文学作品《惜别》的无用之用的位相特点，最后阐释了太宰治研究的文学世界及方法论。相马正一在其《带小孩时期的太宰治》[30] 一文中，通过对帮太宰治带小孩的保姆“越野”的访谈，对该时期太宰治的生活和阅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同时对太宰治日常生活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另外，坂口安吾的《太宰治情死考》[31] 也是关于“太宰治个人作家论”的重要篇章。在该文中，其从高度文化人的时点出发，结合当时日本的文化氛围，分析了太宰治自杀的缘由。同时从太宰治的作家身份、生活环境等不同因素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而石川淳在其《太宰治的升天》[32] 一文，其表露出对太宰治自杀的惋惜，紧扣自身对太宰治的了解以及与太宰治的交往经历，阐释了太宰治自杀的苦闷和缘由。檀一雄在其《小说太宰治》[33] 一文中，从太宰治的小说创作出发，分析了太宰治小说《鱼服记》《回忆》的创作历程，解析了太宰治小说创作的精髓和思想。吉本隆明在其《太宰治试论》[34] 中，从人的本性这个角度出发，解析了太宰治文学作品中的人的堕落和颓废，阐释了太宰治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人性问题，以《人间失格》《叶樱与魔笛》等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论述了太宰治对人性的思考。井伏鳟二在其《太宰治之事》[35] 一文中，论述了太宰治文学创作的不同时期的行为方式，同时解析了太宰治在其文学创作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进而剖析了不同时期的生活环境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长部日出雄在其《太宰治与故乡·家》[36] 一文中，论述了太宰治的故乡以及家的状况，阐释了其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故乡、家的叙事以及故乡、家的意识和文本映射，分析了其家庭环境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也对太宰治的“作家论”进行阐述。如：龟田胜一郎的《无赖派的祈祷——太宰治》(审美社，1964)、奥野健男的《太宰治》(文艺春秋社，1973)、饗庭孝男的《太宰治论》(讲谈社，1976)、三好行雄的《太宰治必携》(学灯社，1981)、相马正一的《评传太宰治·上下卷》(津轻书房，1995)、东乡克美的《太宰治事典》(学灯社，1995)，等等。

此外，从“作家论”的分析角度，日本学界还对其他无赖派作家，如田中英光、石川淳、檀一雄、织田作之助等人进行了研究。

对于田中英光“作家论”视角的研究，塚越和夫和田中励仪的分析较为详尽。塚越和夫在其《田中英光》[37] 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无赖派作家群体中，田中英光作为一个负面影响的存在，对其研究较为落后和缺乏”，与此同时其还深入解析了田中英光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详尽分析了其文学作品《奥林匹斯的果实》《爱、青春、生活》《姑娘的圣歌》《青春之河》《野狐》等作品中的叙事艺术，剖析了田中英光的文学底蕴不仅在于其文学的成就、文学作品的有趣性，更在于其文学作品的记录性和写实性。田中励仪在其《田中英光》[38] 一文中，分析了日本学界对于田中英光的研究状况，同时也论述了田中英光引起伤害事件、入住精神病院、在太宰治墓前自杀等生活经历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进而分析了田中英光在战争时期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尤其对田中英光的《野狐》《奥林匹斯的果实》的文学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对于石川淳“作家论”视角的研究，马渡宪三郎在《石川淳》[39] 一文中指出：“石川淳的作品论应放置在日本无赖派文学的这一文学思潮的历史语境下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其还分析了石川淳作品的位相的重叠及构造，阐释了石川淳文学作品的磁场力和表现力，论述了石川淳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虚无主义思想。

对于檀一雄“作家论”视角的研究，五十岚康夫对檀一雄的研究，表现在其《檀一雄》[40] 一文中。在该文中，其分析了檀一雄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历程，进而论述了檀一雄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以及其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张力，整篇文章详尽地阐释了檀一雄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全过程。

对于织田作之助“作家论”视角的研究，岩佐壮四郎在《织田作之助》[41] 一文中，明确指出由于织田作之助的文学创作寿命较短，因此相对于太宰治、坂口安吾等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对织田作之助的研究成果偏少。同时解析了织田作之助文学创作的历程、文学作品的电影化及其互文性特征，剖析了织田作之助的“可能性的文学”中对日本私小说传统变革的主张，进而论述了织田作之助对日本近代文学正统性的批判，对日本近代文学体系的批判，以及自我文学理念的表达。

就中国学界和日本学界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状况观之，中国学界对于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主要也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其一，论著方面，主要在日本文学史的整体论述中局部提及，到目前为止国内并没有一部系统论述该文学思潮的文学专著，该课题的研究大多散见于日本文学史的论著中。如：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谭晶华的《日本近代文学史》、李德纯的《战后日本文学史论》、魏大海的《日本当代文学考察》，等等。其二，学术期刊和硕士论文方面，主要集中在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治的研究，该流派其他作家的相关研究涉及比较少。就知网上查询可以得知：研究无赖派代表作家太宰治的学术期刊论文就有70多篇，而硕士论文也有20 多篇。在学术期刊论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先端的《太宰治和他的晚期创作》(《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杨伟的《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等。而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也主要以作家论和作品论为主。

相对于中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而言，日本学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研究的学术专著以作家论和作品论为主。如：米仓育男的《药物依赖者的生与死：论无赖派作家》(有斐阁，1982年)；青山光一的《值得怀念的无赖派》(樱枫社，1997年)；塚越和夫的《无赖派及其周边》(苇真文社，2001年) 等。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叙事、批评话语的研究论著较为少见。其二，研究主要偏重在于其代表性作家太宰治的研究，太宰治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就笔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查找得知：研究太宰治的论著达到100多部，学术论文达到600多篇。比较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长尾良的《太宰治》(宫川书房，1967年)；井伏鳟二的《太宰治》(筑摩书房，1989年)；奥野健男的《太宰治》(文艺春秋，1998年)，等等。而这些研究太宰治的相关期刊论文和学术论著大多也是以作家论和作品论为主。

显然，比起中国学界，日本学界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学术上更为全面。而就日本学界和中国学界目前的研究状况观之，笔者认为主要有五个共同点。其一，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论和作品论这两个层次。无论是日本学界，还是中国学界，目前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均固化在这两个层面。其二，研究对象也集中在其代表作家太宰治身上，对其他日本无赖派作家的研究较为薄弱，研究取向过于偏重。其三，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批评的研究只是在论著和论文中局部提及过，并没有进行详尽的阐释。其四，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批评话语的研究也只是集中在坂口安吾的《堕落论》这一理论檄文上，对其他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批判话语研究还处于较为肤浅的层面。其五，对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文学叙事与批评话语的辩证关系以及其内在的机理并没有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基于这一研究现状和研究的不足，笔者在本论著拟以日本无赖派作家的叙事艺术与批评话语的建构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期阐释日本无赖派作家的叙事内涵与批评话语之间的内在机理。这也是本论著表达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动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