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安土重迁”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重要的区别之一。中国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1]，由此也造就了中国人特别讲究居所建构的文化心态。

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陕西半坡新石器时代人所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和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人所修筑的干栏式建筑，是我国最早的建筑样式。从遗址留存的遗迹来看，这些最早建筑的主要功能就是遮蔽风雨侵蚀，防止野兽攻击，对人身及财产保护是其重要目的，能够满足居者有其屋便可以了。

随着中国几千年文明不断演进以及人类文化知识的增长，我们清晰地发现，古人对于居所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房屋逐步从单一保护实用的功能发展到多元共存的文化功效，特别是房屋寄托了居住者丰富的内心情怀，使其具有了浓重的文化色彩和历史价值。

我们仅仅从传统诗歌辞赋中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有关描述居所的诗句中，便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居住文化情感。无论是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对于想居而不得的悲叹，还是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对于美景如画居所的描绘，抑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作者刘禹锡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无不表达出古人对居住环境的审美取向。

文化名人故居也是如此。“文化”与“居所”本是相辅相成的一体，因为居住者有文化知名度，此居所才具有了历史流传的价值，也成为了当今社会人们争相参观的景点；也因居所本有的文化历史传承，在此的居住者获取了文化的滋养，谱写了一段段文化的逸事佳话。

北京近现代的文化名人众多，但由于时光荏苒、城市建设等诸多原因，他们的故居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有些甚至只剩残砖断瓦。在这些文化名人故居中，以宋庆龄故居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文化遗迹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他们分散于北京城区的各个角落，既有着曾经王府花园的雍容，也有着寻常巷陌的平凡。

文化名人留给世人的常常只是公众人物符号和称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多是他们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功成身就的文化影像，其实他们也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多居住于寻常巷陌之中。走进他们的故居，探究故居的历史渊源和岁月变迁，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个有着丰富情感的名人世界。

在此我们选取了其中七个比较有代表性北京现代文化名人故居，进行全景式的梳理，考察它们的历史渊源，探寻它们的文化故事，追忆文化名人在此的峥嵘岁月，力求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名人故居体验。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