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藏高原生态与格萨尔史诗说唱
格萨尔史诗说唱与戏剧产生形成于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条件和思想文化氛围中，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其自然生态孕育了原住民传统的生态智慧观念，内化了他们对自然的崇拜、价值观、知识、态度和技能。因为，从族群生活环境、地方资料和学者、表演者口述中观察，每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艺术传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艺术，民族艺术发展的支点是民族精神，它凝聚了一个民族的哲学、性格、文化与心理积淀。而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一个民族生活的环境、时代有关，这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
因此，要研究藏族格萨尔史诗从说唱到戏剧演变过程，首先要观察其艺术生成的语境，即是说，一部说唱艺术，其“音乐体系、旋律、结构和节奏是重要元素，在这里潜藏着某些未知的主宰着音乐寿命的新原则”[1]。按照古希腊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地理环境，古希腊三面环海，海洋具有传播和扩散文化的功能，而中国多山多水，特别是青藏高原高山峻岭，湖泊众多，地质地貌异常独特。不仅能传播文化，且能抑制文化的传播而具有保护文化的屏障，因而，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格萨尔史诗》[藏语：
（Ge-sar rgal-po）；蒙古语：Гэсэр Хаан]。这是一部在藏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歌颂格萨尔英雄故事的一种叙事诗，即口头史诗。它不但流行于藏族地区，而且流传在国内的蒙古族、土族等地区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它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一部口头叙事表演的英雄史诗。它从其原始雏形发展到今天，经历近10个世纪，共有百余部之多，可谓鸿篇巨制，在形成与流传的历史进程中，因各个族群独特的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在民族语言、唱腔韵律、表演程式上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故而自成一个完整独特的口头叙事说唱表演传统。在民间以两种形式流传，一是口头说唱形式，二是以抄本、刻本形式。口头说唱是其主要形式，是通过说唱艺人“仲肯”（藏语
或者
）的游吟说唱而世代相传。艺人说唱传统是格萨尔史诗得以延续与传承的根基，是格萨尔遗产保护的载体。从口头史诗表演的发生学、生态环境、演述功能、说唱艺人演述和综合的艺术手段等方面来看，格萨尔口头叙事与族群历史记忆的关系，是以礼佛祈祷、惩恶扬善为基本精神，反映了藏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和一切文化现象一样，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因此，格萨尔口头叙事说唱表演便是属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表述样本，它属于特别的族群，属于特殊的传统，也属于特定的场合。所以，格萨尔口头叙事说唱传统的形成，它既集结了某种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同时又隐含着历史事件和历史线索。基于此，格萨尔史诗说唱艺术在藏族族群中世代相传过程中，呈现出藏族史诗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的多样性，包括口头传统、习俗、乐舞、绘画、戏剧等演述类型。由此，关注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传统，必须探究其生成语境。
生态学是对生物生态的认识，生态学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对文化的理解。生态学是致力于人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青藏高原生态资源极为丰富，尤其是水资源，是其生态系统的纽带，对于文化艺术的生成起到重要的作用。水是人类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水是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生物的结构组成和生命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
（一）水与文化遗产
水，象形。甲骨文字形。中间像水脉，两旁似流水。从水的字形来看，或表示江河或水利名称，或表示水的流动，或水的性质状态。其本义是以雨的形式从云端降下的液体，无色无味且透明，形成河流、湖泊和海洋。从化学意义上说，水（H2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从宽泛意义上说，水，包括天然水（河流、湖泊、大气水、海水、地下水等），人工制水（通过化学反应使氢氧原子结合得到水），属于自然遗产。
从文化内涵来看，《淮南子·天文》：积阴之寒气为水。《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在中国的《辞海》里有关于水的词条，中国文学、历史书籍中，关于水、涉及水的成语、俚语、俗语数不胜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确实构成一种文化现象。
《水经》是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著作，记河流水道137条。郦道元的注中增补到1252条，注文相当于原书的20倍。全书40卷，每条水道均穷其源流，并详细记述河流所经山川、城镇、历史古迹、风土人情的种种情况。《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以前中国最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专著。注文不仅精确，而且文字绚烂优美，描绘山水风景生动传神，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映射了生活在江河流域族群以水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信仰与江河表述。
因此，水是文化遗产，具有文化属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以水为主体，与人相互作用，就形成了水文化。广义的水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以水为载体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民族文化中以水为载体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统称。狭义的水文化是与水有关的各种社会意识，如与水有关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而在水文化中，表现更多的则是自然现象。河流、海洋、湖泊等各种水体，均是相互联系的自然资源，与不同气候、环境、地域相互作用等，形成自然学。人们欣赏水、利用水、治理水、疏导水等各种水事行为活动和水事精神活动，均涵盖着自然科学的内容。但单纯的水事活动，产生不了水文化，水文化中更涵盖着心理学的内容。自然资源与人的心理相互作用，通过水事活动和水事思维，散发出文化的气息，渗透出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的内容，这种对水文化表述与信仰密切相关，体现了江河文明。
（二）水与格萨尔信仰的表述
从全球范围讲，水是连接所有生态系统的纽带，自然生态系统既能控制水的流动又能不断促使水的净化和循环。因此水在自然环境中，对于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水在生命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很早就开始对水产生了认识，东西方古代朴素的物质观中都把水视为一种基本的组成元素，水是中国古代五行之一；西方古代的四元素说中也有水；佛教四大[2]也有水；水博大精深，既用宽阔温暖的胸膛包容人间万象，又用豪迈奔放的气概荡涤世间污浊。
青藏高原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发源地，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黄河、长江、澜沧江之水塑造了其流域多民族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个民族的意象与哲学思想、理性与道德修养、文化与心理积淀。因此，水遗产贯穿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生活在江河流域的民族以水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山水信仰，形成了江河文明的独特表述。从青藏高原三江源头到江河流域，中华民族对水的崇拜，如同将自己融入自然物的存在中去，把自我及其特征性的跃动的心灵置入其中。因此，在神话、史诗、歌舞中大多体现在对山川、江河、湖泊、海洋等自然景观的抒情式的吟咏、赞美与描摹上，而人在这景物中化为神灵。
在文明的早期，人们开始探讨世界各种事物的组成或者分类，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古代西方、佛教、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水代表了所有的液体，以及具有流动、润湿、阴柔性质的事物。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对于水兼有养育与毁灭能力、不可捉摸的性情，产生了对水的敬畏和崇拜。人类通过赋予水以神的灵性，祈祷水给人类带来安宁、丰收和幸福。
水在宗教圣事中是净化和过度的象征，在世俗观念中也是新生和复活的象征。
正如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水与梦》中所说：水，是所有民族、所有时代、所有场合崇拜，奉若神明和圣化的水。如果说埃及人崇拜尼罗河，亚述人和迦勒底人崇拜江河，腓尼基人崇拜阿多尼斯河的源头，希腊人则虚构了阿耳忒弥斯源头的女神，佛教则把恒河作为印度的圣河，青藏高原藏民族则把水视为圣水加以膜拜，江河流域的多民族把黄河视为母亲河。这神奇而有生命的水，人们在漫漫岁月中使它负载了与创世和再生的各种神话相关的众多形象。
中国人对于自然山水的信仰，自古有之，中国传统上的龙王就是对水的神格化。凡有水域水源处皆有龙王，龙王庙、堂遍及全国各地。祭龙王祈雨是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
中国对于水的信仰，需要我们去做一番辛苦的近代人类学的知识考古学似乎才能梳理得清楚。从江河文明的这个论述主题中来看，江河文明的核心在于自然中的水通过流动、聚集而成的江河、湖泊，乃至于海洋，而人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同样需要依赖于这些自然存在的水而存活，并因此才可以延续自身。自然的水因此就构成了人的有机体生命以及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它们的文明发展都无一例外地跟河流之水紧密相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年鉴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古代世界，在其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在上述这些区域形成了不同区域的“大河文明”，诸如“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3]。在这一点上，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它的文明显然更应该是与黄河、长江及其诸多分支水系的存在之间都有一些相互的关联。
黄河、长江及其诸多分支水系无不与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地缘结构相关联，而且使得许多古老的文化特质得以传承，这一区域内的许多文化事象都呈现出原始的未经雕琢的自然乡土风味和原始宗教气息。
课题组在考察格萨尔口头叙事说唱表演中发现，格萨尔创世和再生的各种神话，与江河、湖水或流域相关联，在格萨尔神话传说中，就有对山水赞词的表述，即人对于自然之水所寄予的情感在文化表达上，与人的社会生活之间有某种直接的联系，呈现了青藏高原族群对于水的崇拜，形成了古代藏民族文明。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知识论取向直接投向人生活的自然存在的江河湖泊，因此，青藏高原江河源头族群对于水崇拜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一门在知识论上进行不懈探索和知识积累的学问。乃至于成就了黄河、长江流域多民族江河文明的表述。
这种词源学意义上的考察，对于理解今天世界的人类学知识的构成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注意到，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向也开始在发生，即从人对自然、对外在于它的神的世界的依附和敬畏，一下子转变为对这些外部存在物的认识把握以及超越，这有一种由里向外的翻转。由此而有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所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它们都无法脱离这种人类中心论思维方式的约束和限定。
在此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再加上近代以来对人文主义的启蒙关怀，一切外部的山川、河流以及湖泊、森林、海洋之类，所有这些自然的存在，都一下子被转译成了支撑人去生活的某种生态学加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它们似乎天然地就是为人而服务的，并自然地存在在那里的，跟人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其最高的理想就是对这些自然物的征服，并开发出来一门对自然进行管理的学问，即“自然资源管理”[4]。由此，一种人类学的描述就成了一方面是要像科学家那样去做细致观察，并将自然发生的各类现象加以细致的描记和分类；另一方面却又把审视的眼光直接聚焦在人的活动之上，由此而衍生出各种分支性的对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的科学描述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