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鄂温克族文学研究现状
对鄂温克族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展开。纵观这近40年的研究，可以概括为：研究成果总体数量少；民间文学研究多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为乌热尔图个案研究。
已有的鄂温克族文学专著，黄任远等著的《鄂温克族文学》，是对鄂温克族整体文学概貌做出梳理的奠基性著作，意义重大；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汪立珍的《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对鄂温克族的神话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赵延花的《鄂温克族文学研究》是近年来研究鄂温克族文学的力作，改变了以往鄂温克族文学研究中当代文学部分薄弱的局面，尤其以独到的见解对鄂温克族当代文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评析。以上三部专著，为本书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尤其是民间文学部分，前辈们的心血之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没有这些著作奠基，本书就是无源之水。在此向前辈专家致敬。
论文方面，有对鄂温克族文学整体进行反思和认识的，如《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文学的大意义》（刘大先，2015），《鄂温克族文学：大时代变革下的文化寻根》（刘大先，2015），《鄂温克族书面文学中的民族记忆》（安殿荣，2004）；有对鄂温克族民间文学做出梳理和概括的，如《鄂温克族民间文学简述》（吴天喜，2013），《鄂温克族民间文学初探》（闫沙庆，2004），《鄂温克族民间文学搜访记》（马名超、沙庆，1985），《论鄂温克族民间文学》（巴图宝音、武永智，1983），《鄂温克族民间文学概况》（马名超、侯伦，1981）；作家文学研究中，主要围绕乌热尔图的创作进行个案研究，从乌热尔图小说的民族性、审美特征、生态思想、性别书写、人物形象等不同方面进行论述。20世纪80年代初雷达、奎曾、孟和博彦等学者的评论，是主流评论界对于乌热尔图创作的最及时热烈的反馈。这些评论发表在主流评论界的权威、核心刊物上（如《文学评论》《民族文学研究》），其话语效力不言而喻，足见当时乌热尔图被关注的程度。这时期的评论主要是对乌热尔图创作概貌的介绍，对其作品进行总体评价，并且从鄂温克族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乌热尔图所取得的成绩和所做的贡献给予肯定。最早以肯定之笔写的文章，出现于1983年《民族文学》第5期上刊登的阎钢的一篇题为《鄂温克人得奖了：评乌热尔图的优秀短篇小说》[49]的文章，以此文为开端，文论界对乌热尔图的关注迅速升温。达斡尔族学者孟和博彦认为[50]，乌热尔图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写出了鄂温克族的心灵律动”，并且指出鄂温克族在文学遗产方面，除了民间口头文学，还不曾有过文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乌热尔图在鄂温克族新文学发展历史上，有突出的贡献；雷达认为[51]，乌热尔图的小说“竭力按上自己民族的鲜明印记，弥漫着浓郁的民族情绪，同时他的森林小说是动态的，反映了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乌热尔图富于独创性的“森林小说”不仅为鄂温克族文学，也为新时期多民族文学增添了光彩；奎曾则用“蜚声中外”来形容这颗鄂温克族的文学新星[52]，对乌热尔图的小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阐述，即展现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儿童文学阶段—挖掘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命运和发展，并认为乌热尔图的小说在多民族文学中，独放异彩。除此之外，乌热尔图还获得了以李陀为代表的时代文化精英的高度评价，称誉他是“鄂温克族的第一位作家，他的创作使鄂温克族文学跨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53]。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乌热尔图当之无愧成为最受批评家们关注的作家之一。经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些研究抛砖引玉后，学界对乌热尔图的创作研究持续不断，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1.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乌热尔图小说独特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诉求以及民族精神品格的塑造[54]，几乎是80年代及至21世纪以来大部分乌热尔图研究文章的立论之基。柳宏认为乌热尔图的小说在题材内容、结构形式以及语言艺术三方面均体现了本民族独有的光彩、韵味、力度，写出了地地道道的鄂温克文学，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色；王澜则探寻乌热尔图小说中鄂温克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转型、变革带来的痛苦；黎洋洋认为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鄂温克人民族品格的塑造；杨玉梅通过对乌热尔图小说进行文化解读，特别指出其后期小说对变革时代中的鄂温克人独特的命运和心理体验的自觉关注，使小说在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对生活的开掘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李芳则别取新径，把《七叉犄角的公鹿》看作“成长小说”重新解读。
2.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痛楚”与“忧患意识”是乌热尔图艺术风格中被谈论得最多的两个方面。[55]如赵海忠认为乌热尔图小说的整体基调是“痛苦”，对民族现实矛盾的心理、对文明的失望等是“痛苦”的来源；王辽南分析指出，乌热尔图小说从构置“森林小说”全景图到思考民族现状与未来的忧患意识，其美学观念发生了由“亮色的崇高”到“黑色的悲壮”的嬗变；田青通过对乌热尔图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和90年代以来的散文的整体梳理，指出萨满文化是作者创作和思考的源泉，在这一古老文化的浸淫下，作品呈现出神圣性和诗性的审美特征，并在神圣性与诗意性的双向构建中，探寻文学存在的多元可能；张直心重读乌热尔图，挖掘其小说浑涵幽深的意象背后隐蔽、复杂、幻化的意蕴，倾听“最后的守林人”的本真言说，彰显民族图腾的生命异质。此外，赵延花则从鹿与鄂温克族生活的关系、民族精神的关系以及宗教信仰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乌热尔图小说鹿意象偏好进行探源。
3.对乌热尔图作品艺术创作的探讨中，还有一部分研究集中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上。[56]孙洪川着重分析了乌热尔图“森林小说”中的猎人群像，认为这些“血肉丰满”“光彩照人”的猎人形象，“深刻揭示出鄂温克民族内在的性格和心理素质”，借鄂温克猎人的心，凸显了鄂温克民族的魂；王云介通过对乌热尔图笔下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强弱对比，从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得出其小说有浓重的乾道之气，体现了男性本位文化系统；杨兰则着重分析了乌热尔图作品中的一系列老人形象。
4.进入21世纪以来，对乌热尔图作品生态意识的挖掘也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57]随着全球化给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及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关切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问题，所以进入新世纪以后，评论界对于乌热尔图创作的研究，集中在对其小说蕴含的生态意识的挖掘。王静认为，乌热尔图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发起“生态呼唤的先声”的先锋作用，作者通过对猎人和森林闯入者等人物的塑造，表达了对自然生存和人类生存的忧患和思考，并认为乌热尔图的作品开了少数民族作家生态作品创作的先河；王云介认为乌热尔图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较早以文学形式关注人类生态问题的作家，因此对乌热尔图创作的研究不能忽视他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关怀；师海英以乌热尔图小说及后期创作的散文为对象，对乌热尔图整体生态思想中的文化批判部分进行整理和阐释，认为乌热尔图倡导的“以自然为母亲”“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性，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有很好的启示意义；黄忆沁则通过对乌热尔图和郭雪波作品中的生态形象的具体细致地比较，分析少数民族作家血脉中固有的原始的生态意识，解读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特定的话语意义。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小说文本的结构形式挖掘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如师海英则从宗教意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出发[58]，挖掘分析蕴含其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和特殊的叙事模式；刘俐俐在细致考察乌热尔图33个中短篇小说基础上[59]，认为乌热尔图的文本具有独特的形态，是融合文人创作和民间口头文学的“变种”，具有人类学、传播学和民族学的意义。张向东、陈浩然从语言地理的视角，分析乌热尔图小说中的鄂温克语汉语音译借词这一特殊的语言方式，既为汉语文学增添了异域情调和异质因素，又彰显了鄂温克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60]此外，学界除了对乌热尔图小说创作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如姚新勇、田青[61]对乌热尔图的散文随笔进行了研究。
以上研究，为扩大鄂温克族文学的影响力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在继承这些前辈的研究的基础上，新时代鄂温克族文学研究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3页。
[2] 乌热尔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接连就民族文化的阐释权问题抛出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观点。参见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读书》1996年第5期；《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第2期；《发现者还是殖民开拓者》，《读书》1999年第4期；《弱势群体的写作》，《天涯》1997年第4期；《猎者的迷惘》，《南方文坛》2000年第12期。
[3]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2页。
[4] 乌云达赉：《鄂温克族的起源》，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 包路芳：《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6] 吕光天：《鄂温克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7] 包路芳：《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8] 乌热尔图主编：《鄂温克风情·序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9] 包路芳：《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10] 吕光天：《鄂温克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11] 吕光天：《鄂温克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12] 闫沙庆：《黑龙江鄂温克人的历史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3]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4] 乌热尔图主编：《鄂温克风情·序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5]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16] 《清高宗实录》332卷，第18页，转引自《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17] 《清高宗实录》321卷，第44页，转引自《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18] 《清高宗实录》543卷，第15页，转引自《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19] 《清高宗实录》卷1106，第1页，转引自《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20] 《清高宗实录》卷1323，第23页，转引自《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21] 吕光天：《鄂温克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2]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23]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政策，巩固呼伦贝尔地区的防务，大批鄂温克人迁往呼伦贝尔地区。随着边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加，中原地区的商人为牟利，也不远万里而来。移居的汉族商人，对鄂温克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学习鄂温克语，懂鄂温克风俗，客观上加强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
[24] 吕光天：《鄂温克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25] 乌热尔图主编：《鄂温克风情·序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6] 谢元媛：《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生态移民后的状况调查——边缘少数族群的发展道路探索》，《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27] 包路芳：《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8] 《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29] 乌热尔图笔下塑造了很多这类人物形象。
[30] [美]威廉·詹姆士：《宗教经验之种种》，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转引自田青《民族与土地的行吟诗——读乌热尔图近作〈呼伦贝尔笔记〉》，《骏马》2006年第2期。
[31]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32] 鄂温克人认为，世上万物都有神灵主宰，万物可灭，但灵魂不死。
[33] 这些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都有很详尽的描述。
[34] 卡丽娜：《驯鹿鄂温克人文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35] 孔繁志：《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6页。
[36]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7] 包路芳：《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38] [英]齐格蒙特·鲍曼（Zugmunt Bauman）：《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页。
[39] 黄任远等：《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0] 《列宁全集》 第10卷，第62页，转引自黄任远等《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41] 贾芝：《满族萨满教研究·序言》，转引自黄任远等《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42] 黄任远等：《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43] 黄任远等：《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44]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鉴于鄂温克民间文学在鄂温克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口头文学传统作为鄂温克族当代作家创作的丰富资源和矿床，并对作家文学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我认为，对鄂温克族口头传统文学的研究虽然不是本书的研究目标，但却是本书研究立论的重要基础，对它发展概况的了解不仅是不能忽略的，而且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几章进行详细论述。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46]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4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48] 刘迁：《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文学发展与成就》，转引自黄任远等《鄂温克族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342页。
[49] 阎钢：《鄂温克人得奖了：评乌热尔图的优秀短篇小说》，《民族文学》1983年第5期。
[50] 孟和博彦：《时代的脉息，民族的心音——评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小说》，《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
[51] 雷达：《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
[52] 奎曾：《鄂温克族的文学新星——乌热尔图》，《中国民族》1984年第9期。
[53] 《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刊登了达斡尔族文学评论家李陀与乌热尔图的创作通信。
[54]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柳宏《乌热尔图短篇小说的民族特色》，《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王澜《落日余晖的笼罩——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文化思考》，《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黎洋洋《闪亮的犄角——乌热尔图短篇小说对民族品格的塑造》，《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期；杨玉梅《书写森林狩猎文化的温情和痛楚——乌热尔图小说的文化解读》，《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李芳《从一个鄂温克少年的成长到一个民族自我“重构”的文化想象——解读〈七叉犄角的公鹿〉的新视点》，《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55] 可参见赵海忠《痛苦：乌热尔图小说的基调》，《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4期；郭超《他在发掘本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漫谈乌热尔图的短篇小说及其美学观》，《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朱珩青《乡土·生命·自然——读乌热尔图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4期；王辽南《民族深层心态的吟唱——略论乌热尔图近期创作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嬗变》，《阴山学刊》1991年第1期；王淑枝《乌热尔图近期小说创作漫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1期；赵延花《乌热尔图鹿意象偏好探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田青《神圣性与诗意性的回归：乌热尔图的创作与萨满教》，《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张直心《最后的守林人——乌热尔图新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56] 参见孙洪川《鄂温克民族灵魂的雕塑——论乌热尔图“森林小说”中的猎人形象》，《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吴红雁《大森林中的原始主义之歌——乌热尔图小说创作倾向谈》，《前沿》2002年第1期；王云介《论乌热尔图小说的性别角色》，《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杨兰《乌热尔图作品中的老人形象浅析》，《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4期。
[57] 以上参见王静《自然与人：乌热尔图小说的生态冲突》，《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王云介《乌热尔图的生态文学与生态关怀》，《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师海英《文化批判与重返自然的和谐——乌热尔图生态文学创作中的文化诉求》，《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师海英《乌热尔图小说人物形象折射出的作家的生态理念》，《语文学刊》2012年第1期；黄忆沁《乌热尔图与郭雪波文学创作的生态形象比较分析》，《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11期。
[58] 师海英：《叙事模式：图腾神话与原始仪式——试论宗教意识对乌热尔图创作的影响》，《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59] 刘俐俐：《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
[60] 张向东、陈浩然：《乌热尔图小说的语言地理》，《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8期。
[61] 姚新勇：《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第10期。田青：《民族与土地的行吟诗——读乌热尔图的近作〈呼伦贝尔笔记〉》，《骏马》2006年第2 期；《痛苦的抉择和乌热尔图随笔创作》，《学术探索》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