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朝的“西京道”

一 西京建立以前山后诸州的状况[22]

辽西京大同府，初为云州大同军，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府曰大同。据《辽史·地理志》载，云、蔚、应、朔、奉圣五节度州的军务归西京兵马都部署司管辖；西京地区的其他州、军则归西南面招讨司管辖。云、蔚、应、朔、奉圣五节度州即是后晋献给契丹十六州中的云、应、朔、寰、蔚、武、儒、妫、新九州。辽太宗在得到这九州后，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23]九州之中，可汗、归化、儒三州为刺史州，并隶属奉圣州；[24]寰州亦为刺史州，原属应州，统和四年（986年）废。故云、蔚、应、朔、奉圣五节度州实际上就是石晋所割的山后九州。[25]

据武文君女史研究，山西诸州在辽穆宗至辽圣宗前期，辽朝以南、北院大王兼领山西诸州的军事。[26]穆宗应历五年（955年），耶律屋质以北院大王总山西事，直至保宁五年（973年）五月薨逝。保宁元年（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率兵围困太原，屋质即率兵往援北汉，盖以山西地近太原故也。保宁四年（北汉天会十六年，972年），汉主刘继元遣使至辽，专门“致币于屋质，屋质以闻，帝命受之”[27]。镇守山西诸州的屋质对于北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与北院大王屋质共同护佑北汉的还有南院大王耶律挞烈。应历二年（952年），挞烈出任南院大王，后兼任西南面招讨，屡次出兵援汉。[28]保宁元年（969年），挞烈致仕。穆宗中后期至景宗初，当以北院大王总山西军政，以南院大王总西南路军政。

在西京建立之前，山后九州应当受南京方面的节制（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西京建立后，五节度州正式转归西京管辖。

然而，由南京方面节制幽、云地区这一东西狭长的地带，难免有些首尾难顾、捉襟见肘，在宋辽交战时期，这种不便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如此，山西地区早在西京建立之前就已显现出成为相对独立区域的迹象。

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处于辽宋西部疆界之间的北汉政权被宋太宗攻灭，辽之山西地区遂直接与宋朝接壤，这一变化对其后辽朝燕云地区的行政区划产生了较为久远的影响。正是在北汉灭亡的这一年，辽朝兵分东西两路以应对宋朝的进攻，景宗命“韩匡嗣与耶律沙将兵由东路进，（耶律）善补以南京统军使由西路进”[29]。此时，辽朝对于单独划分山西诸州的意图似乎还不是非常强烈。

乾亨四年（982年）四月，景宗自将南伐，失利满城，九月，景宗崩于行宫，年幼的圣宗即位，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上疏议军国便宜数事，“称旨，即日兼领山西路诸州事”[30]。我们已无从得知勃古哲所陈“便宜数事”具体内容为何，但从当时宋辽之间的战争态势，以及勃古哲上陈数事后即兼领山西路诸州来看，勃古哲所建言的事项或许与将山西划为独立区域，加强山西诸州军事防御有关。[31]

及至统和四年（986年），山西地区独立于“南京道”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一年，宋军兵分东、西两路分别进攻辽朝的燕、云地区。辽承天太后亲自率师援救燕京，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负责云中地区的防务。[32]待宋军被击溃之后，山西地区的奉圣、蔚、云、应、朔五节度州进一步被视为一个整体。是年八月丁酉朔，辽朝“以北大王蒲奴宁为山后五州都管”。十一月辛巳，“诏以北大王蒲奴宁居奉圣州，山西五州公事，并听与节度使蒲打里共裁决之”[33]。蒲奴宁即前文所述的耶律勃古哲，《辽史》称耶律勃古哲的第二名为蒲奴隐，蒲奴宁为蒲奴隐之异译。[34]《耶律勃古哲传》云：“统和四年，宋将曹彬等侵燕，勃古哲击之甚力，赐输忠保节致主功臣，总知山西五州。”[35]勃古哲所统五州实际上就是山西的五节度州，但是他必须与节度使蒲打里共同裁决山西的事务。关于蒲打里的具体生平，我们已无法考知，只知道此时他所任的节度使为奉圣州节度使。统和四年十月，“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命新州（即奉圣州）节度使蒲打里选人分道巡检”[36]。蒲打里以奉圣州节度使身份负责选派官员巡检山西诸节镇，故勃古哲总山西五州公事时，须与蒲打里共同裁决事务。从中也可看出，圣宗初期山西五州的重心在奉圣州而非云州，这或许与辽帝经常于奉圣州捺钵有关。[37]辽圣宗中后期，山西五州的军事重心有可能一度转移至应州。太平元年（1021年），耶律弘古以彰国军（即应州）节度使兼山北道兵马都部署。[38]余蔚先生认为此处的山北道兵马都部署即西京道兵马都部署之前身，负责山西五州军事。[39]

与其他诸京不同的是，山西五州正式成为相对独立的财政区要早于西京的建立。《辽史·圣宗纪》载，圣宗开泰三年（1014年）三月“戊申，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州置转运使”[40]。按照这个说法，圣宗于山西地区的五节度州每州均置一转运使，这一举措不免令人感到诧异。有些学者对此的解释是：这五州濒临宋朝边境，应与当时的榷场需要，以及战争军需有关；同时也是辽代经济发展，调剂南京与山西米粮供需的结果。[41]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首先，山西五州之中仅蔚、应、朔三州与宋朝接壤，云州、奉圣州并不与宋相邻，可见五州置转运使与榷场或宋辽边境的战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次，认为山西五个转运司的设立是为了调剂燕、云二地乃至全国的粮食供需，更是无法让人理解，山西诸州的粮食产量不至于高到需要每州均置一转运使的地步。细细审读《辽史》以及相关的资料，笔者认为《圣宗纪》的这段记载出现了错乱，实际的情况应当是：圣宗于奉圣、蔚、云、应、朔五州置一转运司，南京置一转运司（原三司使司），平州置一转运司（即钱帛司）。因此时西京尚未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管辖燕云十六州这一辽阔的地区，难免有不逮之处，故而需在山西五州置一转运司，便于处理云中地区的财政事务，若是五州各置转运司，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笔者的这一推论可以得到宋人记载的证实。曾于辽兴宗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至五年，1043—1045年）三使辽廷的余靖，记述辽朝财赋路情况说：

胡人司会之官，虽于燕京置三司使，唯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耳；又于平州置钱帛司，营、滦等州属焉；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隶焉；东京置户部使，辽西、川、锦等州隶焉；上京置盐铁使，饶、泽等州隶焉；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也。[42]

余靖记上京、燕京等处皆称“京”，记西京则称山后，并称“云、应等州属焉”。西京升为京府事在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从余靖所述来看，他尚未得知云州已升为西京，所以他在同一段史料中记述辽朝地方军事区划时说：“大抵契丹以（燕京）元帅府守山前……以乙室王府（守）山后，又有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营兵，逐州又置乡兵。”众所周知，西京建立后，云、应、蔚、朔、奉圣等五节度州军事上均划归西京都部署司管辖，余氏丝毫不提西京都部署司之事，而是分述云、应等五节度，进一步证实其并不清楚西京成立之事。与此相反，辽朝末年史愿撰写的《亡辽录》中则明确提及了西京转运司、西京都部署司，不再分述云、应等州之事。因此，余靖所称“山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属焉”云云，显然是西京建立之前的事情，这可以证实笔者的上述推测：早在西京建立之前，山西地区已形成一个独立的财政区，由山后（山西）转运司节制。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辽代前中期的山西地区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军事、财政乃至行政上都已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区域的趋势。重熙十三年辽朝建立西京实在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 西京的建立及其军事职能

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一月丁卯，辽兴宗于征夏班师后的第三天，下令升云州为西京，府曰大同。杨若薇据此认为，辽朝建立西京是为了加强对当地部族的控制，“以临近西夏的西京为据点，加强对西夏的战争态势，以图征服和控制西夏的土地和人民”[43]。辽末士人史愿所撰《亡辽录》也有类似看法，他在介绍云中地区的军事状况时说道：“云中路则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控制夏国。”[44]

在探讨西京建立的背景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西京的地理情况。据《辽史·地理志》所载，辽西京的最高军事机构西京都部署司辖有云、蔚、应、朔、奉圣五节度州，这五州均不与西夏接壤，相反，五州中的蔚、应、朔三州则与宋境毗连。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不禁会对西京建立的真实目的，以及建立之后的军事职能产生疑问。若是结合重熙间辽、宋、西夏三方之间的关系来考虑，我们发现西京建立的背景并非如此简单。

辽重熙十年（宋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在好水川惨败于西夏。不久，辽兴宗即借口宋于双方边境地带“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 [45]。次年正月，辽兴宗会诸军于燕京，命萧惠与皇太弟耶律重元率大军压临宋境，声言南下。此时宋廷因疲于应对西夏，闻知此事之后，惊惶失措，遂遣富弼使辽求和。同年九月，辽宋双方重订盟书，辽未费一兵一卒，每年从宋方多得绢十万匹、银十万两。

事隔两年之后，辽夏之间关系恶化，宋夏之间则达成和议，给辽朝带来了潜在的威胁。重熙十三年（1044年）四月，原属辽朝的党项部落归附西夏，五月，辽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奴“所发部兵与党项战不利，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详稳张佛奴殁于阵。李元昊来援叛党”[46]。九月，辽兴宗决意调遣大军，征讨西夏。同月，西夏方面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遣使赴宋议和，十月宋夏达成和议。十一月，辽军大败于河曲，“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47]，辽兴宗不得不班师回朝。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辽朝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宋朝的反应，若是宋朝趁机进攻辽朝或是提出领土要求，辽朝的西南地区将直接面临西夏与北宋两方面的军事压力。因此，与其说辽朝建立西京是为了备御西夏，毋宁说西京都部署司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宋朝的。

关于此点，当时的宋人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西京建立之后的第二年，宋朝遣包拯出使契丹，回朝后上奏云：“臣昨奉命出境，虏中情伪颇甚谙悉，自创云州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军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缘云州至并、代州甚近，从代州至应州，城壁相望，只数十里，地绝坦平，此汉与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后五镇，此路尤难控扼，万一侵轶，则河东深可忧也，不可信其虚声，驰其实备。”[48]包拯的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从后来宋辽之间关于河东代北的地界之争，便可以看出西京对宋朝的压力。例如大安二年（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宋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言：“火山军今月九日，北界西京留守等大小官十有余人，引马来界壕上，相度垒起石城处地界，及朔州人马见在东偏头村存泊。本司已牒缘边安抚司，依先降朝旨，候北人退散，审度间便前去毁拆。”[49]从中可以看出西京留守有划定辽宋疆界之责。

若是结合前文所述山西五节度州在宋朝的军事压力下逐渐形成为独立的军事区域，我们就不难理解辽建西京以备御宋朝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西京都部署司所辖的云、蔚、应、朔、奉圣五州均不与西夏接壤，而西京建立后，也不见西京方面与西夏发生战事或是军事摩擦的任何记载。实际上，辽朝真正用于防御西夏的主要军事机构是西南面招讨司，而西京都部署司则是针对北宋的。

西京除了设留守一职外，作为西京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西京兵马都部署，然而，现存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一条任职西京都部署的实例。笔者认为这应当是因为西京留守兼任西京都部署一职的缘故。同南京留守的情况一样，《辽史》中没有关于西京留守是否兼任军事长官的明确记载。不过，辽代石刻及辽末金初的资料中透露出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祁“出为西京留守、兼山西兵马都部署”[50]，明确称西京留守兼山西兵马都部署（即西京兵马都部署）。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年），辽朝甫亡不久，韩企先卸任西京留守，通事高庆裔继任为西京留守、“大同尹、山西兵马都部署”[51]。次年，金太宗吴乞买遣高庆裔策命刘豫为帝，此时高庆裔的职衔是“西京留守……大同尹兼山西兵马都部署”[52]。《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所引《金虏节要》载高庆裔官职亦是“山西路兵马都部署、留守、大同府尹”。因金朝初年通常沿袭辽代制度，所以据此推断，辽朝的西京留守也应兼任西京兵马都部署一职。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辽代史料中往往仅提及西京留守这一名号而忽略了其兼任的西京兵马都部署。

表1-2 西京兵马都部署司、西南面招讨司统属表[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