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文选》综论
《文选》研究的几个问题[1]
1917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这就是后人习惯所说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由来。其实，钱玄同的这个提法，并未得到多数人的认可，鲁迅就表示不同意，钱仍坚持。“五四”战将中对于桐城派和《文选》派，态度是不同的。对于桐城的打击不遗余力，最终打倒，乃至绝迹。而对于《文选》学则有扶持的味道。一是《文选》本身不易否定，二是当时的革新者认为《文选》的趣味与西方观念接近。刘师培讲骈文，章太炎讲非骈文，鲁迅讲小说，都特别关照魏晋南北朝文学。因此，一百年来，《文选》学研究不绝如缕。
一 《文选》的编者、成书年代及文体分类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文学总集。但是编选各家诗赋文章成为总集却并不始于《文选》。《隋书·经籍志四》“总集后叙”云：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继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之后，有谢混《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刘义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孔逭《文苑》一百卷等。此外，杜预有《善文》五十卷[2]，李充有《翰林论》三卷，荀勖有《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张湛有《古今箴铭集》十四卷，谢灵运有《诗集》五十卷、《赋集》九十二卷，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等，这些都见载于《隋书·经籍志》，总共“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说明总集的正式编撰始于晋代，是文章发展的必然要求。《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称：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
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主张萧统《文选》实先有长编，再删繁就简。此说似不足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仿自挚虞”。《文选》收张华《答何劭》下刘良注：“何劭，字敬祖，赠华诗，则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这说明，《文选》的编撰，很可能是在既有选本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萧衍《历代赋》、沈约《集钞》、丘迟《集钞》、萧统《古今诗苑英华》《正序》基础上重新筛选编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括《历代赋》《文章流别集》在内的许多总集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一）《文选》的编者
《梁书·昭明太子传》载：
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亦明确著录：“《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3]根据一般的情况，很多帝王、太子、诸王所编大型著述，多是成于众人之手，其例甚多[4]。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此书恐怕也不是萧统一人所编。据宋代邵思《姓解》（收在黎庶昌编《古逸丛书》下）所载，张缵、张率、张缅、陆倕、刘孝绰、王筠、到洽等人并为昭明太子及兰台两处十学士。《南史·王锡传》：“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他们很可能参与过萧统署名的一百多卷书籍的编纂工作。《文选》的编选也不能例外。
刘勰的协助亦很有可能，因为刘勰是萧统“兼东宫通事舍人”。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刘勰的观点应该会对萧统发生影响。宋代僧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等好几部佛教编年史都把刘勰出家一事紧接在萧统死后，说明刘勰在东宫时间较长，和萧统的关系较深。《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和《文选》大体相同，关于“原道”、“宗经”以及文质关系等基本观点，两书也多有相通之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两书有相当大的关系，并且做了比较详尽的考释工作。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何逊亦参与了《文选》的编选工作。如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录《文选》并注曰：“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晏殊《类要》卷二十一《总叙文》引元稹之父元宽《百叶书抄》四称：“《文选》，梁昭明太子与文儒何逊、刘孝绰选集《风》《雅》已降文章善者，体格精逸，文自简举，古今莫俦，故世传贵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十引唐人窦常话说：“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晏殊《类要》卷三十一引窦常《南熏集序》：“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水部在世不录；钟参军著《诗评》，称其人既往，斯文克定。”两段话意思相近，都说明《文选》选编时，何逊尚在世。不过，此说矛盾较多。从年辈上说，何逊最早死去，约在天监十八年（519）卒。其他诸人，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张率、到洽并卒于大通元年（527），张缅卒于中大通三年（531），与萧统同年卒，其他很可能都卒于萧统之后[5]。何逊死时，萧统不过十七八岁。而且何逊卒时并不在建康，而在江州。死前数年曾有短时期居建康，旋丁母忧，服阕，其时萧统不过十三四岁，也谈不上编《文选》。再说，从《梁书》《南史》本传来看，何逊并没有在萧统东宫任职，在何逊本人的诗文及其他史料中也看不到他和萧统有任何来往。因此，《中兴书目》把何逊列为编者之一，实难以叫人信从。
上述诸人中，最有可能的主编者是刘孝绰和王筠，尤以刘孝绰为最。《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
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
《梁书·刘孝绰传》：
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
《梁书·王筠传》：
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萧统在世时，就有刘孝绰给他编文集的事，不但有萧统本人所作《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为证，而且刘孝绰所作《昭明太子集序》还在，因此《梁书》的这些记载当是可信的。再就《文选》所选篇目也可推知一二。从《文选》所收作品看，绝大多数是梁代天监十二年以前作家作品，但也有个别例外，即选录了此后三位作家的五篇作品，即刘孝标的《辨命论》和《广绝交论》；徐悱的《古意和到长史溉登琅邪城》；陆倕的《石阙铭》和《新刻漏铭》。这三个人和刘孝绰有相当的关系。陆倕与刘孝绰父刘绘是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旧友，又与孝绰为忘年之交。陆倕有《以诗代书别后寄赠》，孝绰有《酬陆长史倕》。徐悱是刘孝绰的妹夫，即女诗人刘令娴的丈夫[6]，属裙带关系。刘孝绰与刘孝标同姓不同宗，一属彭城，一属平原，二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交谊，但在攻击到洽兄弟人情淡漠，由此而引发作者“世路崄巇”感慨，可能有内在联系。任昉死后，其子侄辈“流离不能自振”，而任昉“生平旧交莫有收恤”。李善注《广绝交论》说，文章就是针对到溉、到洽兄弟。他们都曾得到过任昉的提携奖掖，而任昉死后，他们却对任昉的后人毫不关心，叫旁人看起来都很寒心。刘孝标《广绝交论》实有感而发。[7]从这几方面情形看，刘孝绰对《文选》的编定确乎起过重要作用，学术界基本持一致的意见。唯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教授坚持认为，《文选》系刘孝绰独立编撰。他在《〈文选〉撰者考》《〈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及《〈文选〉编辑的周围》等文中提出，《文选》所选录的梁代作品，除上述五篇外，还有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等，都与刘孝绰个人情趣有关；而没有选录的重要作家作品，如卒于天监十六年的柳恽，卒于十八年的何逊，卒于普通元年的吴均，卒于普通三年的王僧孺，他们的作品所以落选，也是由刘孝绰个人成见所决定的。日本另外一位重要学者冈村繁基本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三十卷《文选》不可能是当时宫廷文人们合力积年编纂出来的，而是以刘孝绰为中心，大量采录以往各种选集中作品，对之再度编纂的结果。曹道衡、沈玉成二位先生《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则提出不同的看法。《文选》不录何逊、吴均作品，因为二人都得罪过梁武帝。吴均私撰《齐春秋》，“帝恶其实录”（《梁书·吴均传》）。梁武帝甚至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乃至“自是疏隔”（《南史·何逊传》）。王僧孺则在南康王长史任上为典签汤道愍所谤而被免官。可见，这些人作品不见收录，政治上的因素不能不予考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学观点的不同。萧统、刘孝绰的文学趣味偏于典雅，所以对陆机、颜延之、任昉较为重视，而对绮丽平易乃至近俗的柳恽、何逊、吴均的诗文加以排斥。屈守元、顾农等学者则完全不同意清水凯夫的见解，坚持认为《文选》虽不排除其他人协助的可能，但是不能据此否定萧统是主持编选的事实，更不能说刘孝绰就是《文选》的实际编者。屈守元先生的论点集中在《〈文选〉导读》中，而顾农先生的主张详见《〈文选〉论丛》。韩晖、力之还注意到，《文选》收录江淹作品多达35篇，而江淹是刘孝绰的仇家。其伯父刘悛为江淹弹劾，差点判了死刑。当时，刘孝绰已经14岁，应当清楚此事。如果《文选》是刘孝绰所编，不近情理。这些问题，还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空间。
（二）《文选》成书年代
《文选》收录作家卒年最晚的是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据此可以推知，《文选》成书似不得在此之前。宋代吴棫《韵补·书目》：“《类文》，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据此，许逸民先生认为《文选》的编成，是以成书天监末年的《类文》为基础。因为《文选序》说：“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个“其”字或可理解为吴棫《韵补》中提到的《类文》。据此，《文选》成书应在普通初年。何融《〈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以为《文选》编辑始于普通（520—527）中而成于普通末。饶宗颐先生《读〈文选序〉》以为到洽、明山宾、张率皆卒于普通四年，《文选》不收此数人作品，因此断定“《文选》之编纂或始于此时”，“其编成定稿必在普通七年之末陆倕卒后”。但是，如果确定此书主要是刘孝绰所编，还可以考察普通七年后到中大通三年（531）间刘孝绰的活动，将成书年代往后推移。刘孝绰被到洽奏弹免官约在普通七年，这可以从《梁书》本传载萧绎所写慰问信的时间约略推断。史书有“时世祖出为荆州”云云。萧绎为荆州刺史在普通七年十月，则孝绰之被罢官，当在十月前不久。同年十一月，萧统母丁贵嫔卒。根据当时礼制，父在为母服丧，时间应为一年。从普通七年十一月至大通元年十月，当为萧统服丧期间，据礼制不得从事《文选》的编纂。因此，《文选》的编选至早得在大通元年（527）底。又《梁书》本传载《谢高祖启》后云：“后为太子仆，母忧去职。服阕，除安西湘东王谘议参军。”刘孝绰以母忧去职的时间可以根据其弟刘潜（字孝仪）、刘孝威的传记定为中大通元年（529）[8]。由此来看，《文选》在中大通元年前必已编成，因为在礼仪细节都规定得相当严格的梁代，是不可能在服丧期间受昭明太子之命从事《文选》的撰录的。因此，《文选》的撰录正当是在刘孝绰重回东宫任太子仆的时期，亦即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间（527—528）。之后不久，刘孝绰即丁母忧，而再过不到两年，萧统也得病死去了。
（三）《文选》的分类
《文选》三十卷，收录了先秦至齐梁间130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按照尤袤刻李善注本统计：全书总篇目为475题。其中如《古诗十九首》、《演连珠》50首等，各自均按照一题计算。如果逐首计算，则有764首。
尤袤刻李善注本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
陈八郎刻五臣注本在“书”与“檄”之间多出“移”体，在《难蜀父老文》上多“难”体。但是少“史述赞”和“符命”二体，也是三十七体。如果把两种版本的文体加起来是三十九体。
其中赋和诗两类所占比例最大。
赋类有51篇，分列15个子目，包括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
诗类有251题452首，分列23个子目，包括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燕、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荅、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
各类的作品是按照时代的先后编排的。这种细密的文体分类，较之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目、陆机《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显然精确合理得多。[9]文体的辨析与文学的繁荣，两者的关系是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选》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而且通过这种分类，为世人提供了文体方面的范本。这种分类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很有可能受到《文心雕龙》文体分类的启发，比较周密细致，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推崇。当然也因为其分类过于琐碎，不时受到后人批评。
（四）《文选》的选录标准
中国古代典籍往往通过各种选本流传下来。编选家也往往通过选本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文学思想。《文选》的编选，就是典型一例。[10]从选录作品看，《文选》中，陆机作品入选最多，计76篇；谢灵运次之，41篇；曹植又次之，39篇；江淹35篇，颜延之27篇，谢朓23篇，潘岳22篇，任昉21篇，鲍照20篇，阮籍19篇，沈约18篇，左思15篇，王粲14篇，10篇以下不再统计。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文选》收录标准重在内容的典雅，反对浮艳之风，故陆机、谢灵运、江淹、颜延之的作品选录较多，情兼雅怨的屈原、曹植、鲍照的作品也得以较多入选，而思想空虚、比较轻靡的艳体诗和咏物诗以及乐府民歌中的情诗则不在入选之列。总之，要符合“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要求，善于用事，善于用比。问题是，《文选》还选录了《〈尚书〉序》《〈春秋左传〉序》等与“沉思”“翰藻”全然不相干的作品，这就不能不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寻找答案。
从《梁书·徐摛传》所载梁武帝萧衍（464—549）曾为徐摛倡作新体诗而发怒这一事例不难看出，梁武帝对永明后期兴起的侧艳诗风有所不满。他在代齐建梁不久就发布了《置五经博士诏》《定选格诏》，规定“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后来又作《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等，并将持续修撰达二十余年的五礼最终完成。在文学创作方面，倡导典雅古朴之风，比如他后来对于沈约所撰郊庙歌辞就很不满，下令萧子云（486—549）重修：“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异”的裴子野（469—530）等褒奖有加。《梁书·裴子野传》载普通七年（526）裴子野奉诏为喻魏文，萧衍以为“其文甚壮”，“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当时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在梁代中期影响甚大，刘之遴、刘显、阮孝绪、顾协、韦棱以及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与裴子野“深相赏好”，“每讨论坟籍，咸折衷于子野焉”。“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从这个背景下看，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梁武帝对文风的倡导。
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提出编选宗旨及选录标准。他主张有四类作品不能入选。第一，相传为周公、孔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目录学四部分类中的经部。第二，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著作，大体相当于子部。第三，贤人、忠臣、谋夫、辩士的辞令，即《国语》《战国策》以及散见于史籍中的这类著作。第四，记事、系年之书。这后两类相当于史部。通过这种编选，萧统要为“文”与“非文”划一疆界。他所要编选的是“文”，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而经、史、子这三类作品较为质朴，以实用为主，所以不选。在选录作品中，编者更重视陆机、谢灵运、江淹、颜延之等人作品，对风格轻琦的艳情诗和精美细微的咏物诗很少选录，也不看重乐府民歌中的情诗。看得出来，萧统的选录标准浸润着齐梁时期的儒家色彩，“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不尚绮丽，倾心典雅，正是他所以编录《文选》的标准。再从萧统的成长环境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选》看作为学士“肴核坟史、渔猎词林”而编的文学总集，它具有官方色彩，是梁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影响下的必然成果。
二 《文选》的注释
《文选》甫一问世，即受到重视，对后代文学的发展更是产生莫大影响。《太平广记》卷二四七“石动筩”条记载：“（北齐）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筩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筩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按这条材料出隋侯白《启颜录》，当不致有误。北齐高祖高欢武定五年（547）去世，说明在这之前《文选》已经传至北朝。萧统公元531年去世，至公元547年仅16年，而《文选》已经传至北齐，可见流传速度之快，亦可见《文选》在当世已受人瞩目。北朝情况如此，南朝应该更为关注这本选集，这是可以推想出来的。
《大唐新语》也记载，隋炀帝开设科举考试，置明经、进士二科。从《北史·杜正玄传》可以推断，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就是《文选》中的作品，说明《文选》早就流传到北方，并成为准官方确认的科举教材。这可能与萧统族侄萧该有密切关系。《隋书·儒林传》记载，荆州陷落后，萧该与何妥等同至长安，仕隋为国子博士。他精通音韵学，著有《〈汉书〉音义》《〈文选〉音义》等书。开皇初年，他还与陆法言、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等八人共同商定编撰《切韵》（见陆法言《切韵序》）。萧该参与《切韵》编纂，独立撰著《〈文选〉音义》，目的就是选篇定音，为士子提供研读的选本，为考官提供命题的参考。《隋书·儒林传》曰：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萧该受学术氛围影响，研习《汉书》《文选》，由音到义，成为一代鸿儒。萧该书，《隋志》著录为《〈文选〉音》三卷，两《唐志》则著录为《〈文选〉音义》十卷。萧该注《文选》，实开“选学”先河。据此，可知萧该是在长安时作《〈文选〉音义》，而且随他学习的人也还不少，可是现有的资料却未见他有什么传人。这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说五臣本《文选》，其正文与李善本颇多歧异，那么他们使用的底本有什么根据呢？我甚至怀疑五臣的底本可能就出自萧该。黄季刚先生《〈文选〉平点》说：“顷阅余仲林《音义》，考其旧音，意非五臣所能作，必萧该、许淹、曹宪、公孙罗、僧道淹之遗。”又说：“余所称旧音，乃六臣本音及汲古阁本音不在善注中者，称为旧音，或旧注音。五臣既谫陋，亦必不能为音，今检核旧音，殊无乖谬，而直音、反切间用，又绝类《博雅音》之体，纵命出于五臣，亦必因仍前作。”[11]按，余仲林即余萧客，清初人，著有《〈文选〉音义》一书。又黄氏所说“僧道淹”，即许淹。据黄氏所说，五臣所注之音，大皆继承前人，而非如他们所说的自具字音。由此我们怀疑五臣不仅依据的《文选》音，可能就是萧该的《〈文选〉音义》，他们所依据的三十卷底本，也同样出于萧该。当然这还只是猜测，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来证明。
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亦以诗赋名家。由此而来，《文选》日益风行。唐太宗、高宗时，曹宪、李善等人讲授《文选》，当时有所谓“《文选》学”。《旧唐书·儒学·曹宪传》曰：
曹宪，扬州江都人也，[12]仕隋为秘书学士。每聚徒教授，诸生数百人。当时公卿已下，亦多从之受业。宪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绝，由宪此学复兴。大业中，炀帝令与诸学者撰《桂苑珠丛》一百卷，时人称其该博。宪又训注张揖所撰《博雅》，分为十卷。炀帝令藏于秘阁。贞观中，扬州长史李袭誉表荐之，太宗征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岁卒。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据《旧唐书·儒学传》载：许淹，润州句容人，少出家为僧，后又还俗，博物洽闻，尤精训诂。撰《〈文选〉音》十卷。[13]李善，扬州江都人，尝注《文选》，分为六十卷。公孙罗，江都人，历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文选〉音义》十卷行世。
《新唐书·李邕传》：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曰“书簏”。显庆中，累擢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为《文选》注，敷析渊洽，表上之。赐赉颇渥。除潞王府记室参军，为泾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善，流姚州。遇赦还，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
这说明，《文选》之有注本，肇自萧该、曹宪，至李善而集其大成。李邕补益李善注，很多学者认为不可靠。今存李善注多数征引故实，引而不发，也有少数注释疏通文意。李济翁《资暇集》记载，李善注释《文选》有初注、二注乃至三注、四注，当时旋被传写。现存李善注体例上的差异，是李善本人的补充修改，还是李邕的补益，皆已不可详考。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存宋刊《文选》李善注，还有羼入五臣注的情况。赵建成博士论文《〈文选〉李善注引书研究》统计，李善引书多达1966种，其中经部234种，史部354种，子部190种，集部1154种，还有2种无主名。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完成呈上。当时，李善三十多岁。从所引各类典籍看，李善最初很可能从当时类书中寻摘典故，初注而成。而后又用了三十多年的时光，扩大阅读量，对原先注解中的空白逐渐填补，有所谓“覆注”，乃至三注、四注。其注解体例近于裴松之（372—451）注《三国志》、刘孝标（462—521）注《世说新语》、郦道元《水经注》，偏重词源和典故，参经列传，探赜索隐，引证赅博，校勘精审，体例严谨，凡有旧注而义又有可取者就采用旧注，足见其用力之勤、影响之大。这一学派，自从李善注本出现以后，涓涓细流终于汇为长江大河。
至于李邕补益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文选》注六十卷”条驳斥甚详：
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合。而《旧唐书》邕传称天宝五载坐柳绩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间，而《旧（唐）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时，当七十余岁，亦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乂《资暇录》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匡乂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征。
如果比勘两《唐书》及相关文献记载，可以进一步证实这种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
李注行世既久，至“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蔔。’院中学士向廷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14]《玉海》卷五十四引《集贤注记》也说：“开元十九年（731）三月，萧嵩奏王智明、李元成、陈居注《文选》。先是冯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选》，上疏以李善旧注不精，请改注。从之。光震自注得数卷。嵩以先代旧业，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元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而同时代的五臣注《文选》却留存下来了。开元六年（718），吕延祚有《进五臣集注〈文选〉表》曰：
臣尝览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选》三十卷，阅玩未已……往有李善，时谓宿儒，推而传之，成六十卷，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臣惩其若是，志为训释，乃求得衢州常山县尉臣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男臣良、处士臣张铣、臣吕向、臣李周翰等，或艺术精远，尘游不杂，或词论颖曜，岩居自修，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志，森乎可观。记其所善，名曰集注，并具字音，复三十卷。
《新唐书·文艺传》：“吕向字子回，亡其世贯，或曰泾州人……尝以李善释《文选》为繁酿，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诂解，时号五臣注。”[15]由于五臣学力远不及善，因此书中错误较多，唐代李匡乂（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等就有过激烈的批评。宋代苏轼直至清代许多学者更是多有指责。这些批评在骆鸿凯《〈文选〉学·源流》中征引甚详。《四库全书总目》在概述了前人的批评后，也客观地评估了它的历史价值：“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不必竟废之也。”
其实，五臣注与李善注，底本不同，体例也不同。从底本看，五臣本《文选》与李善本颇多歧异，可能不是李善注六十卷本，而是以萧该《〈文选〉音义》为底本，甚至就是《文选》初编时的三十卷本。黄季刚先生《〈文选〉平点》说，五臣所注之音，大皆继承前人，而非如他们所说的自具字音。他们所依据的《文选》底本未必与李善本相同。再从注释体例和校勘方法说，李善和五臣多有不同。李善注广征博引，而五臣注则对文意作简明扼要的注解，揭示“述作之由”及作品的写作特点，使读者对“作者为志，森乎可观”。五臣注在串讲大意时，自然会参考李善注，也常有不同于李善注的地方，甚至多有发挥。很多讹误，往往由此而出。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全盘否定五臣注的价值。五臣注的意义，是由注音释词走向文学批评的开始。
唐人注本中还有一种《文选集注》，不见新、旧《唐书》著录。《集注》以李善本为底本，依次录《钞》《音决》、五家本和陆善经本。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公孙罗有《〈文选〉钞》六十九卷、《〈文选〉音决》十卷。《文选集注》有载《〈文选〉钞》和《〈文选〉音决》，或是公孙罗所著书。但是也有疑问。第一，公孙罗时代，《文选》由原来的三十卷析为六十卷。此“九”或衍，或后来增添附溢者。第二，《文选集注》所引《钞》《音决》多有异同，如果是一人所撰，则匪夷所思。第三，《文选集注》卷四十七曹子建《赠徐幹诗》有“《钞》曰：罗云从此以下七首，此等人并子建知友云云”的话，可见《文选集注》所引《钞》未必是公孙罗所撰。至少可以确定，《钞》的撰者，在公孙罗之外又有一人，可能出于李善之后，有意订补李善注。《〈文选〉钞》《〈文选〉音决》究竟为何人所撰，较难确考。紧接公孙罗《〈文选〉钞》后，《见在书目》又著录一部三十卷本《〈文选〉钞》，未著作者，说明不是同一作者。
《文选集注》的编辑年代不可知，以前，很多学者认为这部书大约编于唐末宋初。由于此书在中国历史上未见任何著录，只是在日本发现，所以一直有人怀疑是否出自日本人之手，甚至断定为日本平安中期大江匡衡（953—1012）为一条天皇侍讲《文选》而编纂。该书是为日本研究学习《文选》者编纂而成，非出中土。有学者认为《文选集注》编成的下限应当是泰定三年（1326），也就是说，是公元14世纪的产物。
1974年台湾学者邱棨鐊发表文章，指出在第六十八卷发现有“荆州田氏藏书之印”及“博古堂”钤记，荆州田氏即北宋著名藏书家田伟，其藏书堂号“博古堂”，由此可证这个写本曾经田伟所藏，亦可证《集注》的编成在田伟之前。不过此说未必确切。所谓荆州田氏藏书之印的主任，乃近代田潜。据周勋初先生《〈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说，北京图书馆藏《文选集注》第七十三卷残片，附有汪大燮与田潜的题记。田潜说：“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中定为国宝，予督学时得有《七启》、五《颂》、《晋纪总论》各卷，首尾完全，极为可贵，今均归之他人。此虽断简残编，亦足珍也。丙辰十一月朔日，潜山题。”下盖印章“田潜之印”。著名学者罗振玉在清朝末年东渡日本时，发现此书，叹为观止，于是请人摹写。又从田潜处摹写一本，编成《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卷。罗振玉为影印本所写的序言云：
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无撰人姓名，亦不能得总卷数。卷中所引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皆今日我国所无者也。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
中国学者得以据此考见《文选集注》之一斑。但是罗氏本多为摹写本，且收录颇多缺失，不无遗憾。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周勋初先生组织影印的《唐代〈文选集注〉汇存》则弥补了这些缺憾。该书据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加以复制，并根据《文选》原来的次序重新编定，对于影印本前后重出或颠倒之处时有订正。更有意义的是，该书在京都大学影印本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新的资料，如海盐张氏所藏二卷、楚中杨氏所藏一卷、周叔弢所藏一卷等，就是新增补的部分。至此，流传至今的《文选集注》，已经发现达二十四卷之多。
《文选集注》的排列顺序是李善注、《〈文选〉钞》《音决》、五臣注、陆善经注，然后是编者的按语。在叙述各家注本正文的异同时，按语常常提到《钞》作某，《音决》作某，五臣本作某，陆善经本作某，唯独没有说过李善本作某。据此，《文选集注》的正文当是采用李善注本，《集注》本又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每卷一分为二，成为一百二十卷。从现存残卷来看，正文引李善注，与今本颇有差异，可以证明李匡乂所记李善注有几种传本的说法是言而有征的。有关《文选集注》的综合性研究，可参见金少华《古钞本〈文选集注〉研究》。
除《文选集注》外，还有一些抄本残卷保存佚名古注。
（1）俄藏敦煌《文选》242残本有束广微《补亡诗》，自“明明后辟”始，讫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驰心辇毂”句，相当于李善注本《文选》卷十九至卷二十，其中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在卷二十，而在五臣本则同为卷十。这份残卷共计185行，行13字左右。小注双行，行19字左右，抄写工整细腻，为典型的初唐经生抄写体。其注释部分，与李善注、五臣注不尽相同，应是另外一个注本，具有文献史料价值。
（2）卷十四班固《幽通赋》德藏敦煌本残卷，有古佚注。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汉班固〈幽通赋〉并注校录考证》据所引之书最晚者为卒于刘宋元嘉十二年的师觉授《孝子传》，认为此古注大约形成至少在元嘉十二年（435）之后。此注最早为《北堂书钞》引录，可以确定为注释形成的时间下限为隋大业年间。该注是继曹大家、项岱注之后最重要的古注单行本。
（3）天津艺术馆藏旧抄本卷四十三“书下”赵景真《与嵇茂齐书》至卷末《北山移文》，有部分佚注。
（4）日本永青文库所藏旧抄本卷四十四“檄”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至卷末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开篇至“使疏逖不闭，曶爽暗昧，得耀乎光明”止，也有部分佚注，均不知何时何人所作，都可以视之为无名氏的注释。
后两种，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过录并校订，其中收录了冈村繁《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作者又有补笺。近年，作者又有订补，完成《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一书，巴蜀书社2019年版。
三 《文选》的版本
（一）抄本
《文选》问世以后，在北宋刻本出现以前一直是以抄本行世的。现存最早的抄本为唐人写本，主要是流传东瀛的《文选集注》残卷和分别藏于英、法、俄及中国的敦煌遗书《文选》残卷。《文选集注》以及保留佚名古注的四种已见前述。这里集中介绍另外两类抄本，一是敦煌抄本，二是国内外保存的古抄本。
1.敦煌抄本
据原卷影印并为学者常见。
（1）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最先影印者有张衡《西京赋》、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这三种俱有李善注。又有任昉《王文宪集序》、沈约《恩幸传论》至范晔《光武纪赞》，则为白文。
（2）日本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王俭《褚渊碑文》，俱白文无注。又影印《〈文选〉音》一种。
（3）黄永武《敦煌宝藏》，将英、法所藏诸卷均予影印。
（4）饶宗颐《敦煌书法丛刊》第十七集所刊P3345影印本亦可获见《文选》唐写本残卷概貌。在此基础上，饶宗颐先生汇集各地所藏残卷照片，编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交由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是目前为止收录《文选》敦煌残卷最为齐全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法藏敦煌本Ｐ2528张平子《西京赋》影印19面，共353行，起“井干迭而百增”，讫篇终，尾题“文选卷第二”。双行夹注，薛综注，李善补注，与尤袤本大致相同。卷末有“永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数字，“年”旁有批改作“隆”字。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永隆二年为公元681年。而据《旧唐书·李善传》，李善在高宗“显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批注《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今存李善上表标注“显庆三年九月日上表”，与史传同。说明《〈文选〉注》成于显庆三年（658）。而距这个抄本才23年，为现存李善注最早的抄本。
敦煌本的校录成果颇多，罗国威先生《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对《文选》20种写卷所录正文和各家注进行细致过录、校订，便于阅读。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收集到已经公布的44种敦煌吐鲁番写卷，纷呈白文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三类，并对每一种写卷作了精细的校录勘对工作。该书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2.古抄本
（1）卷十二木玄虚《海赋》，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文书中有古抄本残片，收录在《吐鲁番文书》第四册，唐长孺主编，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2）卷十七陆机《文赋》，有初唐书法家陆柬之真迹流传，避“渊”“世”字。陆柬之为虞世南外甥，应当生活在唐代贞观年间，与李善同时代。原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后移至台湾。上海图书馆有照片，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据以影印出版。
（3）卷五十四“论”陆士衡《五等论》，白文无注。饶本未见。此为饶本之外比较完整的第二种。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图版第82—84页，文字著录部分第16—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白文无注三十卷本《文选》。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总集类著录。光绪二十三年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二也著录了此书，并影抄传世。黄侃从杨氏处购得一部影抄的折叠本，而杨氏本又入徐恕手中。向宗鲁曾据黄、徐二本对校，加以校录，而屈守元先生又过录向本，仍存于世。此外，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谓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此书。此抄本出现的时间，各家考证不同，森立之以为是日本正平时代，即元顺帝至正前后。屈守元先生以为“《文选》的古抄无注三十卷本，即属渊源于隋唐者”。此抄本的最大价值有三：一是保存了李善注本出现以前的三十卷白文本面目；二是校勘价值，因为与昭明原本相近；三是标记、旁注，如《〈文选〉序》标记“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就特别值得注意。
（5）九条家藏三十卷白文无注本，存二十一卷。各卷字体不同，盖出自不同手笔。卷首收录了李善《上〈文选〉注表》及注释，正文旁并附小字李善注、五臣注、《钞》，字旁多附小字音注，经与《文选集注》本比对，此音注大部分出自《〈文选〉音决》，也有少部分与五臣音同。少量正文旁同时标注李善本作某、五臣本作某，可以见出其所据底本并非李善或五臣中的一种。又卷后多有或多或少的抄写者的识语，可以窥见此抄本的传播信息以及日本人学习《文选》的方法途径。
（6）三条家藏五臣注《文选》卷第二十。三条家藏《五臣注〈文选〉》第二十卷残卷，简称三条本。为今所见仅存的单本五臣注的抄本，昭和十二年（1937）东方文化学院影印一轴，列在《东方文化丛书》第九。1980年天理图书馆印入《善本丛书汉籍部》第二卷，由八木书店出版。由避讳、字形、音注、正文和注文等方面的内部考校，日古抄五臣本的确早于现今所见的传世诸五臣本，甚至《文选集注》中的五臣本。饶宗颐先生所说“日钞此卷，为现存最古之《文选》五臣注本，可以窥见未与善注合并时之原貌”。其“民”字缺笔，或换以“人”字。抄录也多失误。如枚乘《上书重谏吴王》脱吕延济注“失职，谓削地也。责，求。先帝约，谓本封”和正文“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因此，就版本而言，未必最好。
（二）刻本
1.五臣注刻本
据王明清《挥麈余话》等书记载，在五代孟蜀时，《文选》已有毋昭裔为之镂版，大约就是五臣注本，因为《宋会要辑稿》载景德四年（1007）始议刻李善注本，则可以知道《文选》之第一刻本为五臣注。《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均有著录，故知有单行本行世。[16]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总集著录“五臣注《文选》三十卷”，称系宋刻，惜难知存佚。[17]
中国大陆尚存五臣注残卷，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二十九卷，北京图书馆藏第三十卷。目前所见最完整的宋刻本是保存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本，并于1981年据原本影印出版。[18]顾廷龙《读宋椠五臣注〈文选〉记》亦提到此本。[19]蒋镜寰辑《〈文选〉书录述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文选〉注三十卷》亦著录此书。[20]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此残卷被列入浙江地区版刻图录之一，并附有说明：北京图书馆所藏卷三十，后有钱塘鲍洵题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二行。按绍兴三十年刻本释延寿《心赋注》卷四后有“钱塘鲍洵书”五字，与此鲍洵当是一人。以鲍洵一生可有三十年工作时间计算，此书当是南宋初年杭州刻本。猫儿桥原名平津桥，在府城小河贤福坊内，见《咸淳临安志》。又考建炎三年（1129）升杭州为临安府，推知此书之刻当在建炎三年之前。
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朝鲜版五臣注《文选》，凡三十卷，明正德四年刊，卷帙完整，版刻精审。该书刊刻年代不及陈八郎本，但时有优异之处，可补陈八郎本之不足，并由此推测《文选》由唐抄到宋刻、从单行到合注的嬗变轨迹。该书已由凤凰出版社2018年影印出版。
2.李善注刻本
继五臣注刻本之后是李善注刻本单行于世。《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
（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李善《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官复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烬。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21]
这大约就是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所载国子监刻本，因书前有“准敕雕印”的公文，与上引大同而小异：“五臣注《文选》传世已久，窃见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若许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差国子监说书官员，校定净本后，钞写版本，更切对读后上版，就三馆雕造。”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录北宋本《文选》前十五卷中的十一卷残卷，北京国家图书馆收录后四十五卷中的二十四卷残卷，总计三十五卷。书中“通”字缺笔，大约避宋仁宗时刘太后父亲讳。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就是天圣、明道（1023—1033）时期国子监所刻李善注本。[22]
宋版《文选》流传至今的除上述北宋刻本残卷、陈八郎宅刻本外，尚存数种影响较大。最重要的是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1974年据原本影印，4函20册。元、明、清三代所刻印《文选》李注，大都以尤刻本为底本。最为通行的是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翻刻本，它的底本就是尤刻。胡本八易其稿，改正了尤袤刻本明显的错误多达七百多条，并附有“考异”十卷，学者推崇。但也有人认为，十卷“考异”实际为顾千里所作。把这两个本子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胡刻本所用尤刻底本很可能是一个屡经修补的后期印本，与北京图书馆所藏初版的早期印本有所不同。第一，北图本较胡刻本多袁说友的两篇跋（其中一篇是昭明文集的跋，因与《文选》同时刻印而误附在后）和一卷《李善与五臣同异》。第二，两本文字也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可以确知是胡刻底本的错误，而胡克家《考异》中认为是尤袤所改，实际上尤刻初版却并非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评李注《文选》时称：“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此说出来后，学者多信而不疑，以为今传李善注本均系从六臣本中摘出重编而成。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选〉序》称：“宋代大都盛行五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贵池仓使，取善注雠校锓木，厥后单行之本，咸从之出。”言下之意，李注单行本是尤袤始从六臣注析出。问题是，如果仅就汲古阁本李注《文选》而言，称之从六臣本中辑出，或言而有据，但不能据以推而广之，认为现存李注本，包括尤刻本都是从六臣注本中辑出。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著录，北宋初年国子监刻李注《文选》一直与五臣注本并行不悖。第二，上述几部书目未载六臣注本，李注当然不可能从所谓六臣注本中辑出。《直斋书录解题》未载五臣注本，在卷十五著录了“六臣《文选》六十卷”，称后人并五臣与李善原注为一书，名曰六臣注。据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宋本六家注文选跋”考证：“六家注《文选》六十卷，宋崇宁五年镂版，至政和元年毕工。墨光如漆，纸坚致，全书完好。序尾识云：‘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盖宋时蜀笺若是也。每本有‘吴门徐贲私印’，又有‘太仓王氏赐书堂印记’。是书袁氏褧曾仿宋本雕刻以行，故传世特多。然无镂版毕工年月，以此可辨真伪也。”由此来看，六臣注刻本要比李注刻本晚好几十年。第三，这部六臣注合刻本转录了国子监本的“准敕雕印”公文，更足以说明六臣本的流行是在李注本刻印之后。第四，将《文选集注》与现存诸本比勘，也可以说明李注本单独行世已久。第五，前引《宋会要辑稿》中载天圣七年（1029）刻李善注本，今仍存残本，亦为胡克家所未见。如此等等，都可以证明，《四库总目提要》以来的传统看法值得修订。
3.六臣注刻本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二考证，广都裴氏刻《六家注〈文选〉》为现在所知六臣注第一个合刻本，宋崇宁五年（1106）镂版，政和元年（1111）毕工。这一看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1983年，韩国正文社影印出版原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铜活字版《六臣注〈文选〉》，则改变了传统的看法。该书为五臣李善注，系朝鲜世宗二年（1420）刊行的后印本。据金学主教授考证，其底本是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刊刻的秀州州学本，五臣注以平昌孟氏校正本为底，李善注据天圣七年（1029）国子监本为底本，比淳熙八年（1181）尤刻早约150年，比崇宁五年（1106）六臣本早约80年，比较完整地保存早期五臣注和李注的原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秀州本早已失传，据奎章阁藏本可以推断该本的基本面貌。俞绍初先生《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即以奎章阁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广泛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力图呈现最早的五臣、李善合刻本的六家注《文选》面貌。目前所知，现存朝鲜刻古活字本六家《文选》尚有十多部，多为残本。除奎章阁所藏为全帙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皆有藏本，版式、字体大致相同，应当是同一系统的本子。但仔细勘对，各本之间也有若干重要差异。相比较而言，日本所藏这两种六家本《文选》较之奎章阁藏本，更紧近于初刻。2018年，凤凰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东京大学所藏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
今传宋本六臣注有两个系统，一是五臣、李善注，世称六家本。秀州本为最早，失传。上述三种朝鲜活字本《文选》即源自此一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据日本足利学校所藏影印出版的绍兴二十八年明州重修本，亦属于这个系统。二是李善、五臣注，世称六臣本。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所收绍兴年间（1131—1162）赣州刻《文选》，即属于这个系统。一般认为，六家本早于六臣本。
四 《文选》学
《文选》而有“学”，自唐代已然，相承久远。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称“词章中一书而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然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一）《文选》学述略
如前所述，初唐已有“《文选》学”之说。《旧唐书·裴行俭传》：“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匹。”这是李善注释《文选》之后的事。上有所好，下必风行。今天看到很多抄本《文选》，绝非无故。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盛唐时，乡学亦立有《文选》专科。[23]天元、天宝年间，《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盛行，《文选》成为当时士子必读的书目。士子求学时随身携带的“十袟文书”，《文选》与《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穀梁》《毛诗》《礼记》《庄子》等九种经典并列。[24]杜甫有两首诗说到《文选》，一是《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一是《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这两首诗，一是让儿子诵读《文选》，一是说熟精《文选》理与写诗之间的关系。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也非常看重《文选》，《酉阳杂俎》记：“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者，悉焚之，惟留《恨》《别赋》。”可见李白对《文选》所下的功力之深。[25]除了这些大作家外，唐代士子也都把《文选》作为必读书。其他唐代诗人亦大多如此，可以随手拈出《文选》掌故。韩愈《李郱墓志》说郱：“年十四，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全唐文》卷五六三）这里以《文选》与经书相提，作为士子必诵之书，已说明唐时的风气。《旧唐书·武宗本纪》载李德裕对皇帝称说：“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家置《文选》，已成普遍现象。《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开元十八年（730），吐蕃使奏称金城公主请赐《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令秘书省写与之。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所索书把《文选》和儒家经典并列，亦见《文选》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已远播异域，影响深远。现存早期的《文选》写本，多是敦煌石室所藏，还有一部分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从新发现的《文选》残卷看，字体有好有劣，可见阅读的人、传抄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敦煌遗书还有一篇《西京赋》抄本，由唐高宗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所写，则见《文选》的流传更是深入道俗。
从萧该、曹宪到李善、公孙罗、许淹、五臣、陆善经等人的《文选》学研究成果，构成了隋唐“《文选》学”的基本学术格局，对后代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对此，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有比较全面的描述。
宋初承接唐代余绪，重视选学不亚于唐，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宋初崇尚《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方为合格。以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王得臣《麈史》卷二记载，《新唐书》的作者宋祁生母孕育时梦见朱衣人送《文选》一部，于是给宋祁起小名“选哥”。他少时三抄《文选》。到王安石执政，以新经学取士，“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十七）。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关于《文选》的注释考据没有做出多少成绩。但是在文章评点方面，著述很多。王书才《〈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有简明扼要的叙述。宋志英、南江涛编《〈文选〉研究文献集成》主要收录宋元至清代比较重要的《文选》学研究著述42种，分装六十册。简介如下：
宋人著述三种：苏易简《〈文选〉双字类要》三卷，刘攽《〈文选〉类林》十八卷，高似孙《〈选〉诗句图》一卷。《〈文选〉双字类要》为宋刻影印本，较为珍贵。《〈文选〉类林》为明刻本，后有王十朋跋：“陆务观言：先世遗书至富、其工夫浩博而有益于子孙者，惟《〈文选〉类林》。”《〈选〉诗句图》为旧抄本，按照诗人顺序排列，每位诗人名下选录名句。这三部著作，征引《文选》中藻丽之语，分类纂辑，对于临文选字用词，不无帮助。《四库全书总目》怀疑这些书多为托名之作，供当时举子考试参考。
元代著述三种：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虞集《〈文选〉心诀》一卷，刘履《〈选〉诗补注》八卷。其中，虞集的著作虽题曰《文选》，实系唐宋古人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六家的文章选本，列入此编，当误。方回的著作，是对颜延之、谢灵运、谢惠连、谢朓诗歌的评论，应是作者平日阅读《文选》的批注，系后人所辑。《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该书较之《瀛奎律髓》更胜一筹，当为晚年所作，足资参考。刘履的著作是在《文选》基础上，增删而成，凡二百四十六首，补注前人所不足，特别是有关诗歌本事、背景材料，多所辨析，很有参考价值。
明代著述八种：冯惟讷《〈选〉诗约注》八卷，张凤翼《〈文选〉纂注》十二卷，凌迪知《〈文选〉锦字录》二十一卷，孙鑛评、闵齐华注《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三十卷，陈与郊《〈文选〉章句》二十八卷，王象乾《〈文选〉删注》十二卷，郭正域批点、凌蒙初辑评《合评〈选〉诗》七卷，邹思明辑评《〈文选〉尤》十四卷。其中，冯惟讷《〈选〉诗约注》前有《〈选〉诗评议》，始于钟嵘《诗品》，止于杨慎《丹铅余录》，便于读诗者参考。张凤翼的著作杂取各家诠释《文选》的说法，融汇而成，简明易懂，较为流行。凌迪知的著作，取碎锦散珠之义，仿宋人《〈文选〉双字类要》之例，择《文选》字句丽雅者，厘为四十六门。孙鑛评、闵齐华注的《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又称《〈文选〉瀹注》，删繁就简，提要钩玄，于题下篇末施注，便于阅读。王象乾《〈文选〉删注》底本白文无注，天头有比较详尽的批注，行间亦有批注。
清代著述二十八种：洪若皋辑评《梁〈昭明文选〉越裁》十一卷，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十八卷，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五卷，陈景云《〈文选〉举正》，杭世骏《〈文选〉课虚》四卷，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余萧客《〈文选〉音义》八卷、余萧客《〈文选〉纪闻》三十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孙志祖《〈文选〉考异》四卷，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四卷，张云璈《〈选〉学胶言》二十卷、补遗一卷，胡克家《〈文选〉考异》十卷，许巽行《〈文选〉笔记》八卷，朱珔《〈文选〉集释》二十四卷，梁章钜《〈文选〉旁证》四十六卷，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二卷，石蕴玉《〈文选〉编珠》二卷，吕锦文《〈文选〉古字通补训》四卷、补遗一卷，朱铭《〈文选〉拾遗》八卷，杜宗玉《〈文选〉通假字会》四卷，何其杰《读〈选〉集箴》，胥斌等辑《〈文选〉集腋》六卷，徐攀凤《〈选〉注规李》一卷，徐攀凤《〈选〉学纠何》一卷，陈秉哲《读〈文选〉日记》一卷，赵晋《〈文选〉叩音》一卷。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十八卷是继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刘履《〈选〉诗补注》之后又一部全面阐释《文选》诗歌的重要著作。所谓定论，作者说：“昭明业有定选，余不过从而论之，所以尊《选》也。”对此，四库馆臣似乎不以为然，认为该书“诠释诸诗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鲜要”（《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多为后人诟病。但在当时，此书也曾流行一时，卷首有周亮工、吴伟业序，称颂一通。近代著名诗学家黄节教授对此书也评价较高，称“余读汉魏六朝诗，得此方能用思锐入。其中虽有堆求过当，而独见之处殊多”。[26]广陵书社2009年出版汪俊、黄进德的点校本，极便阅读。
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五卷，以汲古阁刊李善注本为底本，博采众说，校订异同。黄侃称赞何焯说：“清代为《选》学者，简要精核，未有超于何氏。”可惜此五卷多评骘之言，较少校订注释。多赖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钜《〈文选〉旁证》等书征引，略得窥见全貌。
陈景云曾从何焯问学。作者据汲古阁本校订其他诸本，校订是非。如《两都赋》“建玄弋，树招摇”，陈景云《〈文选〉举正》“弋当作戈”。黄侃《〈文选〉平点》卷一：“何焯改‘弋’为‘戈’。今见日本抄本，竟与之同。”弋，敦煌本正文、九条本作“戈”。该书为其家人辑录，定名《〈文选〉举正》。该书曾为顾千里所收藏。今本每条下有“广圻按”，即明证。其精华多为《〈文选〉考异》所吸收。据此更证明署名胡克家撰《〈文选〉考异》实出顾千里之手，也有部分成果首创于陈景云。
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是一部《文选》学著作。该书以类分为八门：一是撰人，以《文选》所收作者为目，下录篇名。二是注引群书目录。三是选注订误，实为读《文选》札记。四是《选》注补阙。五是《选》注辨析。六是《选》注未详，凡李善注未详，且无疑补充者条目罗列出来，供后人进一步研讨。七是前贤评论。八是质疑，如避讳改顺为填，但是有的地方又不改。类似可疑处，所在多有。八门之下各附以己说。作者自谦《〈文选〉理学权舆》只是一部供初学者阅读的《文选》学概论，其实，该书订误、补阙、辨论、质疑等部分提出了很多有启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孙志祖有《〈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考异》四卷，《李注补正》四卷，皆补汪著所未备。如《文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注引东方朔《七谏》谓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说谬矣。若指楚客，即为屈原。屈原忠谏放逐，其辞何得云不雅？‘防露’与‘桑间’为对，则为淫曲可知。谢庄《月赋》：徘徊房露，惆怅阳阿。注：房露，古曲名。‘房’与‘防’，古字通，以防露对阳阿，又可证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赋》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来风。庇清弹于幕下，影嬥歌于帏中。盖楚人男女相悦之曲，有防露、有鸡鸣，加今之竹枝。《东坡志林》亦云：然则竹枝之来亦古矣。《诗》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顾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此类辨析，要言不烦。沈家本又有《李善〈文选〉注书目》未刊稿，以汪师韩《注引群书目录》为蓝本，辑补汪目所遗，具录汪目和孙志祖补原文及按语，然后有解题，并加“今案”以示区别。
余萧客《〈文选〉音义》八卷。《文选》在世间流传不久，南北统一，语音的差异便日益显示出来。最初的《文选》注本，多以“音义”为题。萧该、曹宪、李善、公孙罗、许淹等都有《〈文选〉音义》。余萧客亦仿上述著作，以何焯所校为依据，摘字为音注。《〈文选〉纪闻》三十卷则是针对有疑义的词句、史事加以考订辨析，颇见朴学功力。江藩《汉学师承记》赞美余萧客曰：“余氏以汉学名，自幼受《文选》。”
此外，张云璈《〈选〉学胶言》二十卷、梁章钜《〈文选〉旁证》四十六卷、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二卷、朱珔《〈文选〉集释》二十四卷亦为清代选学重要著作。张云璈多采众说，撰为札记，颇见功力。梁章钜的著作以博采见长。阮元序称“可为《选》学之渊海”。胡绍煐的著作详于训诂，由音求义，即义准音，反复就李注、诗文古注、《史》《汉》旧注及当时旁证考异诸书，触类引申，旁搜博考，补阙详略，正讹纠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有影印本，黄山书社2007年有校点本。
张之洞《书目答问》说：“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清代学者研究《文选》，主要集中在李善注与五臣注上。正文与注释相互校订，根据旧注体例定夺去取，内证与外证比勘寻绎，因声求义，钩沉索隐，在文字、训诂、版本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清代以来的《选》学家，根据当时所见书籍对于李善注释所引书加以校订。问题是，李善所见书，与后来流传者未必完全一致，譬如李善引《说文》《尔雅》就与今本多有不同。更何况，清代《选》学名家所见书也未必就是善本。如果只用通行本校订李善注，其结论很难取信于人。下举数例：
（1）班固《西都赋》李善注“容华视真二千石”之“容”字，“充衣视千石”之“衣”字，《〈文选〉考异》所见为“傛”“依”，作者认为作“容”和“衣”为是，而“傛”与“依”两字，“此尤校改之也”。然今见尤刻本正作“容”和“衣”。
（2）班固《西都赋》“内则别风之嶕峣”，陈八郎本、朝鲜五臣注本下无“之”字。但是《〈文选〉考异》以为此“之”字为尤袤所加，就非常武断。刘文兴《北宋本李善注〈文选〉校记》指出北宋本就有“之”字，“据此则非尤添，乃宋刻原有也”。[27]
（3）张衡《西京赋》“黑水玄址”，《〈文选〉考异》作者所见为“沚”，据薛综注，认为当作“址”，今尤袤本正如此。
（4）班固《东都赋》“寝威盛容”之“寝”，陈八郎本、朝鲜五臣注本、《后汉书》并作“
”，梁章钜曰：“尤本注
误作侵。”然国家图书馆所藏尤袤本正作“
”，显然梁氏所据为误本。
（5）《西京赋》“上春候来”下李善注“孟春鸿雁来”，《〈文选〉旁证》卷三据误本，以为“鸿”下当有“雁”字。“各本皆脱”。而敦煌本、北宋本、尤袤本并有“鸿”字。
（6）《东京赋》“而众听或疑”，而胡绍煐所见为“而象听或疑”。《〈文选〉笺证》卷三：“按：当作：而众听者惑疑。字涉注而误。惑与下野为韵。”而尤袤本不误。
（7）江淹《恨赋》“若乃骑迭迹，车屯轨”之“屯”字，胡绍煐所见为“同”，于是在《〈文选〉笺证》中考证曰：“六臣本作屯轨。按注引《楚辞》：屯余车其千乘。王逸曰：屯，陈也。明为正文屯字作注。则善本作屯，不作同。此为后人所改。”殊不知，尤袤本正作“屯”。
（8）《吴都赋》“宋王于是陋其结绿”。宋王，王念孙所见本为“宋玉”，于是考曰：“宋王与隋侯对，无取于宋玉也。”而尤袤正作“宋王”。
应当说，《〈文选〉考异》《〈文选〉旁证》，还有《〈文选〉笺证》的作者，目光如炬，根据有限的版本就能径直判断是非曲直，多数情况下，判断言而有征，可称不移之论。但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譬如，《〈文选〉考异》的作者认为，“凡各本所见善注，初不甚相悬，逮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异”。作者没有见过北宋本，更没有见到敦煌本，他指摘为尤袤所改处，往往北宋本乃至敦煌本即如此。这是《〈文选〉考异》的最大问题。再看梁章钜《〈文选〉旁证》，虽取资广泛，时有新见，也常常为版本所困。如果据此误本再加引申发挥，就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譬如梁章钜没有见到过五臣注本，常常通过六臣注本中的五臣注来推断五臣注本的原貌。而今，我们看到完整的五臣注至少有两种，还有日本所藏古抄本五臣注残卷。由此发现，五臣注与五臣注本的正文，也时有不一致的地方。仅据注文推测正文，如谓“五臣作某，良注可证”，根据现存版本，梁氏推测，往往靠不住。《东都赋》“韶武备”，梁氏谓：“五臣武作‘舞’，翰注可证。”根据六臣注中的五臣注，乃至陈八郎本、朝鲜五臣注本，注文中确实作“舞”，但是，这两种五臣注的正文又都是“武”字。朝鲜本刊刻的年代虽然略晚，但是它所依据的版本可能还早于陈八郎本。不管如何，今天所能看到的五臣注本均作“韶武备”，梁氏推测不确。又如扬雄《甘泉赋》：“齐总总以撙撙。”梁章钜《〈文选〉旁证》卷九：“五臣‘撙’作‘尊’，铣注可证。”然陈八郎不作“尊”，作“
”。因此我们说，梁氏据所见本五臣注推测五臣本原貌，确实不可靠。这是梁章钜《〈文选〉旁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胡绍煐的《〈文选〉笺证》，篇幅虽然不多，但是由于撰写年代较晚，征引张云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顾千里、朱珔、梁章钜等人的成果，辨析去取，加以裁断，非常精审。同样，胡氏所据底本也时有讹误，据以论断，不免错讹。如张衡《思玄赋》“何道真之淳粹兮”之“真”字，胡氏所见为“贞”，推断曰“此涉注引《楚辞》‘除秽累而反贞兮’误”，尤袤本正作“真”字。又，“翩缤处彼湘滨”之“翩”字，胡氏所见为“顾”字，谓“此‘翩’字误作‘顾’”，尤袤本正作“翩”字。潘岳《西征赋》“狙潜铅以脱膑”，李善注“狙，伺候”。然胡所见本误作“狙，猕猴也”。故论曰：“‘猕猴’，当‘伺候’二字之讹。《史记·留侯世家》：‘狙击秦皇帝博浪中。’《集解》引服虔曰：‘狙，伺候也。’训与《仓颉》篇同。六臣本善注作‘伺候’，不误。”实际上，尤袤本正作“狙，伺候”。
其次，古人引书，往往节引，未必依样照录。如《魏都赋》“宪章所不缀”，刘逵注引《礼记》曰“孔子宪章文、武”，就是节引。又如张衡《思玄赋》：“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李善注引《礼记》作“服膺拳拳”，而李贤注引则作“服膺拳拳而不息”。《礼记》原文是：“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李善注颠倒其文，而李贤注释不仅颠倒其文，还将“弗失之矣”改作“不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二李引《礼记》另有别本，二是约略引之。又如木华《海赋》“百川潜渫”，用今本《尚书大传》“大川相间小川属，东归于海”的典故，《水经注序》引同。《长歌行》李善注则引作“百川赴东海”。蔡邕《郭有道碑》李善注引作“百川趣于东海”，同一文本，后人所引各不相同。如果用今本订补，几乎每则引录，均有异文。据此可以订补原书之误之阙，也可据原书订正李善引书之讹。应当说，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但是有些考证与李善注书的本意有所背离。
最后，清人对于《文选》的考订，很多集中在李善注释所涉及的史实及典章制度的辨析，很多实际是详注，甚至是引申发挥，辗转求证，有时背离《文选》主旨。如《上林赋》“亡是公听然而笑”，汪师韩谓“听然”，通作“哂然”，又通作“吲然”，又通作“辴然”，甚至还可以作“怡然”。这种引申，就本篇而言并无任何版本依据，似乎有些牵引过多。又如鲍照《舞鹤赋》“燕姬色沮”，《〈文选〉旁证》引叶树藩据《拾遗记》的记载，认为燕姬指燕昭王广延国县舞者二人，曰旋娟、提嫫，实属附会。其实燕姬犹如郑女、赵媛、齐娥等，泛指美女而已。这些研究，不免求之过深。
（二）20世纪前50年中国《文选》研究
50年间的《文选》研究，影响最大的有四部著述：丁福保《〈文选〉类诂》、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黄侃《〈文选〉平点》及骆鸿凯《〈文选〉学》。
丁福保《〈文选〉类诂》参照程先甲《选雅》的体例，是用编字典的方式，将正文中的字、词，按照笔画排列。每个字词下面，先列李善注释。如有异文，则作必要的辨析。对一些通假字，则征引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杜宗玉《〈文选〉通假字会》的考证成果，对读者了解字义、字形演变轨迹，极有参考价值。如“洗马”条李善注：“《汉书》曰：太子属官有洗马。如淳曰：前驱也。先或作洗。”括注：《赠答士衡》。然后下引杜宗玉《〈文选〉通假字会》考证：“案《仪礼·大射仪》‘先首’注：先犹前也。《荀子·正论》：诸侯持轮扶舆先马。注：先马，导马也。《易·系辞上传》：圣人以此先心。《集解》引韩康伯：先，读为洗。此其证也。又洗同洒。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吾子洗然。注引《庄子》曰：庚桑子之始来也，吾洒然异之。以先、西音类也。《说文》：
，寒病也。段曰：《素问》《灵枢》《本草》言洗洗洒洒者，其训皆寒。皆
之假借。古辛声、先声，两声同在真文一类。”文后括注：《字会》。该书20世纪20年代由医学书局排印出版。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整理本，并附有汉语拼音索引、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查询。
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最为博洽。作者1929年开始动手编著，惜因病逝，未竟全功，六十卷中仅成八卷，曾由北平文化学社排印。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高步瀛根据唐写本，在校勘上确有不少超越前人之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紧步张云璈、钱泰吉之后尘，深入阐发李注义例，辨别李注与李善所引旧注或误入的五臣注及其他羼入的文字。如《魏都赋》疏中考出“亭亭峻阯”的“阯”字，李注本作“阯”，五臣注作“趾”，汲古阁本作“趾”乃误从五臣注本。又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29页“孟津”二字注文下引《尚书》作“盟津”，高氏引朱珔说，考订“《尚书》曰”以下为李善注，今本误脱“善曰”二字，并进一步指出：“疑薛（综）本作‘孟’，李氏及五臣作‘盟津’耳。”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就史实训释而言，也有许多精湛的见解值得重视。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问题，作者罗列众家之说而辨其是非，并对此赋分成两篇的时间作了考证。又如左思《三都赋》，本有刘逵注《蜀都》《吴都》、张载注《魏都》之说，但刘孝标注《世说》引《左思别传》提出怀疑，以为自撰。作者据清姚范说引晋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提到刘、张作注事不误，还引证《文选》注及《隋书·经籍志》说明刘逵也曾为《魏都赋》作注。又考证鲁般，说明公输与鲁般非一人。“鲁般之名，前有所因，后犹有袭之者，其殆为巧人之通名也。”这些意见不但征引详博，立论亦极精当。
黄侃的评点，生前并未辑录成书，只是手批圈点在胡克家刻本上，在弟子间传抄。近年将此批本过录刊行的有两家，一由黄侃女儿黄念容辑录，题作《〈文选〉黄氏学》，1977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初版；一由黄侃侄子黄焯辑录题作《〈文选〉平点》，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黄侃一生精研《文选》，章太炎先生誉之为“知选学者”。他尤其重视选文的诵读，“以为可由此得古人文之声响，而其妙有愈于讲说者”。著者诵读时的抑扬顿挫虽不能传世，但著者独到的“得古人文之用心处”却能赖此书的圈点部分保留下来。本书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无论评笺或考证，多有独到见解，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骆鸿凯《〈文选〉学》初版于1936年，中华书局1989年又予影印。全书旁征博引，分为十类。
（1）纂集。探源溯流，勾稽《文选》前历代总集片段，描述昭明太子生平，特别又对所谓高斋十学士编选《文选》之说，引高步瀛氏《〈文选〉李注义疏》加以驳正。
（2）义例。汇集《〈文选〉序》及后代关于《文选》的“封域”、分体、去取、选编得失的讨论。
（3）源流。综述历代《文选》研究情况，特别是对《选》学大盛的唐代和清代论述尤详，征引繁富，给人以清晰的选学发展的历史轮廓。
（4）体式。征引历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用以诠释《文选》所收各种文体。
（5）撰人。《文选》按体而分，一个作品分散几处。此节则以人而分，将散见各文汇于作家名下；又对有争论的作品，如古诗十九首、《长门赋》、苏李诗、李陵《答苏武书》、孔安国《〈尚书〉序》、赵景真《与嵇茂齐书》等，汇列诸家之说，断以己意。
（6）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对于《文选》所收作家的生平事迹汇编资料于该作家名下。
（7）征故。分赋、诗、杂文三类辑录“时流品藻”“史臣论断”“艺苑珍谈”“选楼故实”，对读者理解有关作品有所帮助。
（8）评骘。汇集张惠言、谭献、王闿运、李详等对赋、诗、杂文的品评，逐一汇辑于每篇作品名下。
（9）读《选》导言。分为十六小节，具体论列了研究《文选》的主要方法。
（10）余论。包括“征史”、“指瑕”、“广选”三节。
书后又附录有《〈文选〉分体研究举例》、《〈文选〉专家研究举例》及《〈选〉学书著录》三篇。《著录》分全注本、删注本、校订补正、音义训诂、评文、摘类、《选》赋《选》诗、补遗广续等八类开列《文选》书目，以供参考。在中国学术史上，对《文选》作出如此全面系统的清理论述，此书显然是首创。
20世纪前50年间，以研究《文选》名家的还有周贞亮、李详等人。周贞亮的《〈文选〉学》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在武汉大学讲授《文选》学的讲义，为《文选》的传承做出贡献。李详《〈文选〉学著述五种》，以杜甫、韩愈诗为例，详尽考察唐代文人熟读《文选》的具体例证，极富学术价值。
（三）《文选》在域外的流传与研究
《文选》至迟在唐代即已流传到日本，深受欢迎，甚至成为选士拔擢的必读书。岛田翰《古文旧书考》载：“《文选》之见于史者，以《续日本书纪》为首，曰：袁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从遣唐使来归，通《尔雅》《文选音》，因授大学博士。”天平七年，约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据严绍璗先生说，日本《十七条宪法》已多采用《昭明文选》。大约成于唐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已著录了《文选》多部。日本正式将《文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大约始于大正末年（20世纪20年代）。当时仅有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二人在京都大学聆听铃木虎雄《文选》讲座。正是在这个时期，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了《文选集注》，为日本《文选》学开创了新纪元。斯波博士毕业后赴广岛，以这个《集注》本为主攻方向，继续潜心研究《文选》，在日本成为《文选》学的权威，《文选》也因此成为广岛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家传文艺”。斯波六郎在战后的混乱岁月中编成的《〈文选〉索引》是一部《文选》中全部作品的便览索引，1954年初刊于广岛大学中文研究丛刊，1959年再刊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对《文选》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书已由李庆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由于有了这样的影印本、索引，又有了冈田正之和佐佐节的《文选》全译本，所以《文选》的研究在战后很快发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资料的建设，二是专题研究的深入。基本资料是指除《文选集注》影印外，还有《敦煌本〈文选〉注》、足利本《文选》（南宋本六臣注）、江户时代刻本《文选》（六臣注）、三条本《五臣注〈文选〉》残一卷（平安朝于五臣注刚刚完成不久的抄本的重抄本，大约保留了五臣注的原貌）、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所收《文选》三种（无注本、五臣本和集注三种）。
李庆《日本的〈昭明文选〉研究》重点介绍了《文选》在日本的流传过程、日本研究《文选》的主要学者、《文选》研究的论证焦点，涉及《文选》版本研究，斯波六郎有《关于〈文选集注〉》《关于〈文选〉的版本》等一系列论文。1957年广岛文理大学斯波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出版了《〈文选〉诸本研究》一书，集中了他对包括集注本在内的诸本研究成果。中文版《文选索引》第一册即《〈文选〉诸本研究》，上篇分为李善单注本、五臣李善注、李善五臣注三个系统讨论33种版本。下篇三种旧抄本，包括唐抄李善单注本残卷二种和《文选集注》残卷。冈村繁《〈文选集注〉与宋明版本的李善注》根据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认为尤本、胡刻本与六家注、六臣注本为并列的两个系统，否定了斯波博士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李注单行本是从六臣注本中单独抽出来而成书的传统看法。还涉及《文选》的编者及成书年代问题，清水凯夫先生《〈文选〉编纂的周围》《关于〈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文选〉编纂的目的与撰录标准》等文，力主编者为刘孝绰。这些文章已由韩基国先生翻译成中文，收在《六朝文学论文集》中。又有《〈文选〉编纂实况研究》等，收入周文海编译《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中。清水凯夫先生又著《〈梁书〉“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考》分析这两句话背后的道德与法律含义，推断《文选》中所以收录很多表现万念俱灰思想作品与刘孝绰的遭遇密切关系。这个结论可能不一定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结合南朝的礼制进行研究，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路。韩基国先生认为，清水先生是日本“新《文选》学”的代表人物，并不为过。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态与编纂当初的〈文选〉评价》也认为《文选》是刘孝绰一人所编，是从原有的各种选集中采编而成的。还涉及《文选》李善注的成书问题，斯波六郎有《四部丛刊本〈文选〉书类》（《立命馆文学》1—12）。1942年成《〈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油印发行。1982年汲古书院正式出版。小尾郊一《〈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稿》、小林俊雄《〈文选〉李善注引刘熙本〈孟子〉考》、小林靖幸《〈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解字〉》、富永一登《〈文选〉李善注引〈楚辞〉考》等，在此基础上，由小尾郊一、富永一登、衣川贤次合撰的《〈文选〉李善注引书考证》已由研文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除凡例、解题及《文选》李善注引书一览表外，是《文选》卷一至卷三十的李善注引书考证。下卷是卷三十一至卷六十的李善注引书考证及上卷的补正表。此书问世后得到日本汉学界的赞誉，石川忠久、兴膳宏等先生撰文予以介绍。此外，《文选》编著的资料来源、《文选》的性质和选录标准、关于《文选》对陶渊明的评价、《文选》李善注和《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的关系、有关胡刻本《文选》的流变等问题，也都是讨论的热点，线索清晰，具体而微，很有参考价值。日本学者的《文选》研究，常常提出一些很新颖的见解，且论证细密，有时虽不免偏颇，却有启发性，值得重视。
欧美《文选》研究虽不及日本那样广泛和深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介绍及研究专论日渐增多。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先生潜心英译《文选》，字斟句酌，功力较深。全书八巨册，现已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其中两册。
白承锡《韩国〈文选〉研究的历史和现况》介绍高丽传入《文选》，当也在唐代，《旧唐书·东夷列传》说：“（高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旧唐书》成于晚唐，则《文选》之传入高丽，必在此之前。如前所述，现存比较完整的三部朝鲜活字本《六臣注〈文选〉》，比较忠实地保留了秀州州学本的五臣、李善注原貌，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北宋国子监刻李善注面貌，以及平昌孟氏刻五臣单注本面貌，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这也说明朝鲜对五臣注格外重视。
（四）当代《文选》研究的新课题
综观20世纪《文选》研究，前50年虽有一些学者如黄侃、高步瀛、骆鸿凯等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现代“选学”毕竟还未能形成声势，不过是清代“选学”的余波而已。50年代以后，“选学”日益受到冷落。近十余年，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选学”又开始引起学者的重视。1988年和1992年在长春又召开了两届《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和《〈文选〉学论集》。学者们就《文选》的编者版本、选录标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成立了全国性的《文选》研究会。总结旧“选学”，创建新“选学”，这是历史赋予当代学者的新使命。
第一，《文选》的文献学研究。
新的版本不断被发现，为系统性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际遇。过去30年重点讨论的《文选》作者问题、成书年代问题、分类问题、版本问题、传播问题等，都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傅刚《〈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已经有很好的示范。
一是延续前辈学者李详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展。近年有专文论政治家乾隆皇帝与《文选》，当代伟人毛泽东与《文选》，文学家鲁迅与《文选》、钱锺书与《文选》，学问家顾炎武与《文选》、段玉裁与《文选》、阮元与《文选》等，具体而微，很有开拓性。
二是对《文选》作具体而微的解读考证。2009年至2013年，《古典文学知识》开辟专栏，连续发表《文选》解读文章。2016年，《文史知识》又开辟“《文选》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料”专栏。这项工作值得继续做下去。蔡丹君《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源流探疑》涉及萧统收录陶渊明诗的来源问题，宋展云《“苕苕万里帆，茫茫终何之”——〈文选〉所录谢灵运行旅诗探微》涉及刘宋人所塑造谢灵运孤傲的形象问题，徐建伟《唐以前集注的便捷之途——以〈汉书注〉〈文选注〉为例》认为蔡谟的《汉书》是李善注引汉代史实的重要来源。此说，民国年间段凌衣已有论述。此文的意义在于，作者由此推断，《文选》注引书多用集注本，很多属于间接引用，并非逐本直接引用，胡旭《〈汉书〉〈文选〉所录〈报任少卿书〉文字异同分析》亦提出类似观点，在冈村繁论证基础上有所推进。赵建成《经典注释征引范式的确立与四大名注引书》、黄燕平《张衡〈二京赋〉札记》认为张衡写作此赋实际是抒发个人情感，非关朝廷。蒋晓光《〈文选·西京赋〉秦穆公故事源流考》与史记的记载略有不同（说明来源不一致），孙少华《〈文选〉“吊文”分类与“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问题浅议》比较了《文心雕龙》论及“吊”体的10位作家作品，《文选》选录了头、尾两篇。他还辨析了吊文与赋的关系，认为伤人为吊，伤情为赋。由此看出，《文心雕龙》辨体，而《文选》定名。
三是传统的考证方法依然不可或缺。韩晖《〈文选〉编辑及作品系年考证》涉及《文选》的全部作家作品，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文选》中收录的可以系年的作品逐一考证，提出自己的见解。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当作一部工具书来查阅。王玮《集注本〈文选〉引五家注三题》通过对集注本所引五家本以及日古本抄本旁记中所存五家本的整理，发现集注本中所引五家本与现存五臣注刻本存在较多差异，由此分析五臣注系统由抄本到刻本过程中的演变；另从五家本的角度提出集注本的编纂地应为日本，而非中国的观点。
四是对《文选》音注进行系统的整理。如萧该是《切韵》一书编成的“多所决定”者。他的《〈汉书〉音义》今存一半以上是反切，有的是不同时期的同一韵，有的是前分后合或前合后分，有的是合韵现象，有的是方言韵异。对照罗常培和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周祖谟《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和《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的结论，萧该同义异音的这些韵变，显示其音切的传承性、多维性和泛时性特点。《文选集注》所收《文选》注中李善注音和《〈文选〉音决》距《切韵》相去不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切韵》音系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曹宪、李善、公孙罗等人都生活在扬州等地，与陆德明地域相近，比较《切韵》与《〈文选〉音决》声母上的异同，有助于了解当隋唐期间南北方音系在声母方面的差异。编纂《〈文选〉音注辑存》从通转、声纽未分化、互转等方面，分析《文选》音注中所存在的古音现象，借此可以校订音注反切字的讹误，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五是拓展《文选》文献研究范围。刘明《翦说拓展〈文选〉研究的三种视角》，强调实物版本与文本版本相结合的研究理念、《文选》与六朝别集的编纂研究、《文选》之选的溯源与比勘等。
第二，《文选》的集成式研究。
许逸民先生、俞绍初先生都提出以《〈文选〉汇注》为中心的《〈文选〉学研究集成》的设想。这一课题包括《〈文选〉学书录》《〈文选〉学论著索引》《〈文选〉学论文集》《〈文选〉学研究资料汇编》《〈文选〉集校》《〈文选〉汇注》《唐人注〈选〉引书考》《〈文选〉版本研究》《〈文选〉学史》《〈文选〉学史料学》《〈文选〉今注今译》《〈文选〉学概论》《〈文选〉字头篇名人名地名引书索引》《〈文选〉学大字典》等。此后，游志诚先生提出新《文选》学应包括《文选》版本学、《文选》校勘学、《文选》注释学、《文选》评点学、《文选》学史、《文选》综合学，简明扼要，具有指导性。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编纂《皇清经解》之余，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清人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地辑录在每部经书的相关字句之下。王先谦整理三家《诗》说、游国恩整理《楚辞》，实际上也采用了这种文献方法。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依据这样的方法，可以重新对《文选》加以整理。我试图给自己寻找一条重新研读《文选》的途径，辑录旧注，客观胪列，编纂一部《〈文选〉旧注辑存》。所谓《文选》旧注，我的理解，有五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李善所引旧注，如薛综的《两京赋注》，刘逵的《吴都赋注》和《蜀都赋注》，[28]张载的《魏都赋注》和《鲁灵光殿赋注》，郭璞的《子虚赋注》和《上林赋注》，徐爰《射雉赋》，颜延年和沈约的《咏怀诗注》，王逸的《楚辞注》，蔡邕的《典引注》，刘孝标的《演连珠注》等。有一些旧注只是部分征引，如曹大家《幽通赋注》、项岱《幽通赋注》、綦毋基《两京赋音》、曹毗《魏都赋注》、颜延之的《射雉赋注》[29]以及无名氏《思玄赋注》等都是如此。张衡《思玄赋》题下标为“旧注”。此外，《史记》《汉书》收录的作品，如《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等，李善亦多照录旧注。二是李善独自注释。三是五臣注。四是《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释。五是后来陆续发现的若干古注。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将清代学者所未见、未知的注释资料辑录下来，有助于考订六臣注成书之前，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的流传系统。
第三，《文选》的文艺学研究。
最重要的是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根据穆克宏先生的考察，《文选》选录的作家130人，见于《文心雕龙》者五分之四。《文选》选录作品，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篇名的有百余篇。所以，骆鸿凯《〈文选〉学》说：“《文心》一书，本与《文选》相辅。今宜据彦和所述四义，以观《文选》纂录之篇，用资证明。”刘师培在《秦汉专家文研究》中，反复征引刘勰之说以为佐证，说明刘师培所归纳的这些写作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总结了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业绩。尤其是《文心雕龙》，更是刘师培有关中古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如果把《文选》与《文心雕龙》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学从先秦到齐梁间文体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不过，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从现存史籍看，还没有发现两者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如果说两者主张相同，也只能说是在同样文化背景下的不谋而合。清水凯夫发表了系列文章，如《〈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关于韵文的研讨》《〈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关于散文的研讨》，坚持认为《文选》的编纂与《文心雕龙》没有关系。这就需要做一些对两书进行地毯式的资料整理工作。《文选》所收作品，均为名篇佳作，其写作特点，历来受到重视，多有评赏。黄霖、陈维昭、周兴陆主编，赵俊玲辑著的《〈文选〉汇评》，选录明清（主要是明代）二十五家《文选》评点著作，以胡克家本《文选》为底本，将各家评点文字，随文小字辑录在相关句子之下，极便阅读，有助理解。该书已由凤凰出版社2017年出版。
第四，《文选》的文章学研究。
《文选》编选之初，本身就体现出当朝的文化理念，是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文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也与科举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唐代科举考试分试律诗和试策文两大类，《文选》所收作品也可以分为诗赋和文章两类，很多篇章用典，多可以从《文选》中找到源头。唐人读《文选》，多半是从中学习诗赋骈文的写作技巧。宋代以后，《文选》作为文章典范，成为历代读书人的案头读物。同时，《文选》注释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这又成为清代学者潜心研究的对象。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文选》？又如何研究《文选》？“《文选》学”如何实现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这是当代学者必须面对且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追溯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绕不开20世纪初叶《文选》所面临的窘境。“五四”运动时，“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为一把利剑，把中国的文章成就一笔勾销。又引进西洋的文学观念，将文学分为四大类，诗歌、戏曲、小说、散文，前三类都有理论的借鉴，也有作品的比较。唯独中国的文章，真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如何评说。传统文章学的隔绝与失落，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最大困境。如何吸取《文选》文章写作精华，历代学者为此也下了很多功夫。如宋的苏易简《〈文选〉双字类要》、刘攽《〈文选〉类林》、高似孙《〈文选〉句图》，明代的凌迪知《〈文选〉锦字》、方弘静《〈文选〉拔萃》、陈与郊《〈文选〉章句》，清代杭世骏《〈文选〉课虚》、石韫玉《〈文选〉编珠》等，近似于类书，比较切合文章写作实际。类似的著作，还有一些与《文选》密切相关的辞典，如清代程先甲编《选雅》、近代丁福林编《〈文选〉类诂》等。近代刘师培精研《文选》，他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主要是以《文选》作品为主，讨论文章的各种做法。今天研究《文选》，或许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除绪论和各家总论外，归为20个专题：①学文四忌（忌奇僻、忌驳杂、忌浮泛、忌繁冗）；②谋篇之术；③文章之转折与贯串；④文章之音节；⑤文章有生死之别；⑥《史》《汉》之句读；⑦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⑧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⑨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⑩神似与形似；文质与显晦；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洁与整；记事文之夹叙夹议；传赞碑铭之繁简有当；轻滑与蹇涩；文章宜调称。就题目而言，或涉及一个时代的文学，或论及某一作家，或旁及某一文体，更多的是文章的具体修辞写作的方法，与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譬如神似与形似问题、文质与显晦问题，还有如何处理简洁与完整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话、诗话每每论及的话题，也是现代文学理论常常要触及的问题。编纂《〈文选〉实用文体叙说》也正逢其时。
第五，《文选》的普及工作。
在此基础上，文选的普及工作也在开展，除上文介绍过的几部影印出版的《文选》不同版本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组织力量将《文选》李善注本重新标点排印出版，尽管版本上未见特色，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读本。据我所知，凤凰出版社也在组织力量，对其他《文选》重要版本进行校点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又出版了《〈昭明文选〉译注》六大册。[30]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和《〈文选〉导读》，具体论述了《文选》产生的时代文化氛围、《文选》的编辑、《文选》研究史况、清代《文选》研究代表著作等，是对传统《文选》学研究的继承和重要发展。此外，借鉴历代《文选》辞藻类编的经验，编选《〈文选〉学辞典》时机业已成熟。
《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初版，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修订版
[1] 本文系《中古文学文献学》（修订本）中的一章，对各家之说均注明出处。限于体例，这里未逐一标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该书。
[2] 总集的编纂，一说始自杜预《善文》。骆鸿凯《〈文选〉学》即持此说。杜预卒年早于挚虞。不过，从《隋书·经籍志》来考察，此书似限于应用文，不包括诗赋。又，华廙，晋初人，亦有《善文》，“集经书要事”。见《晋书》本传。《隋志》不收。华书似是类书，杜书则属文章“总集类”。
[3] 生平事迹见周贞亮《梁昭明太子年谱》，《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文选〉学研究》上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又，穆克宏《萧统年谱》，见《〈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梁书·武帝纪》：“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又《梁书·萧子显传》载梁武帝云：“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但是根据《梁书·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说明吴均是主要撰者之一。又《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著述多部，其中《法宝连璧》三百卷，卷帙浩繁，其实并非纲著。据《南史·陆罩传》：“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连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此序载《广弘明集》中，明载编者共三十八人。又，萧纲名下《长春义记》一百卷，据《南史·许懋传》“皇太子召与诸儒录《长春义记》”，亦成众人之手。其他可类推。
[5] 王锡中大通六年（534）卒，王规大同二年（536）卒，刘孝绰大同五年（539）卒，谢举太清二年（548）卒，张缵、王筠并太清三年（549）卒。至于刘勰，以往多谓普通（520—527）初年卒，近来又有学者提出，刘勰卒于中大通四年（532）或大同（535—546）初年。
[6] 徐悱为徐勉之子，属名家子弟。《梁书·刘孝绰传》载：“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名。悱妻文尤清拔。悱，仆射徐勉子，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妻为祭文，辞甚凄怆。”
[7] 《颜氏家训·风操》：“到洽为御史中丞，初欲弹刘孝绰，其兄溉先与刘善，苦谏不得，乃诣刘涕泣告别而去。”此事经过，见《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初，孝绰与到洽友善，同游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后来到洽为御史中丞，借机弹劾刘孝绰，使其免官。孝绰恨之。刘孝标《广绝交论》也针对到氏兄弟而言。李善注引刘璠《梁典》：“刘峻（字孝标）见任昉（死后）诸子西华兄弟等流离不能自拔，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著葛布帔、练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8] 《梁书·刘潜传》：“晋安王纲出镇襄阳，引为安北功曹史，以母忧去职。王立为皇太子，孝仪服阕，仍补洗马。”《刘孝威传》：“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转主簿。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洗马。”就是说，晋安王立为太子的时间（中大通三年五月）也正是刘孝仪、刘孝威服阕时间。古人所谓“三年之丧”，其实是两年零七十天，或两年零九十天。如果照此往回推算，则刘氏兄弟“以母忧去职”当在中大通元年。
[9]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消息。”
[10] 鲁迅《集外集·选本》：“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
[11] 黄侃平点，黄倬编次：《〈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2] 《续高僧传》卷十二《智琚传》载，武德二年，陈西阳王记室谯国曹宪为智琚作碑文，或曹宪祖籍谯郡。
[13] 《新唐书·艺文志》作“僧道淹”。黄侃《〈文选〉平点》认为僧道淹，即许淹。
[14] 《大唐新语》卷九。屈守元《文选导读》据《玉海》卷五十四所引，考订这段话实出自韦述天宝十五载（756）所撰《集贤注记》，说明冯光震校注《文选》在开元十九年前，在五臣注《文选》之后。冯氏攻击李善注，恰好说明五臣注问世后，李善注依然有巨大影响。
[15] 吕向作品今存三篇，除此序外，还有《美人赋》《谏不许突厥人仗驰射表》，分别见于《文苑英华》卷九六、卷六二〇。另有《述圣颂》石刻保存于西安碑林，作于开元十三年。见赵力光主编《镌石华墨——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版。
[16] 田况《儒林公议》：“孙奭起于明经，敦履修洁，端议典正，发于悃愊。章圣崇奉瑞贶，广构宫殿以夸夷夏。奭累疏切谏，上虽不能纳用，而深惮其正。疏语有‘国之将兴，听之于人；国之将亡，听之于神’。其忠朴如此。孙奭敦守儒学，务去浮薄。判国子监积年，讨论经术必诣精致。监库旧有《五臣注〈文选〉》镂板，奭建白内于三馆，其崇本抑末，多此类也。”
[17] 钱曾注曰：“宋刻《五臣注〈文选〉》，镂板精致，览之殊可悦目。唐人贬斥吕向，谓‘比之（善注），犹如虎狗凤鸡’。由今观之，良不尽诬。昭明序云：‘都为三十卷。’此犹是旧卷帙，殊足喜耳。”按：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刊行五臣单行本。此本是否与下文介绍的北图藏五臣注为同一系统，因未见原书，难以推测。
[18] 详见王同愈《宋椠五臣〈文选〉跋》及笔者所附按语。《〈文选〉旧注辑存》附录，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
[19] 顾廷龙：《读宋椠五臣注〈文选〉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10月第9集第102期）称：“余外叔祖王胜之先生，藏书甚富，尤多善本，海内孤本。宋椠五臣注文选三十卷其一也。年来获侍杖履，幸窥秘籍。……是书原委，详外叔祖跋。”顾廷龙跋还多出“诸家印记，悉以附志”，记录毛氏藏印、徐氏印以及栩缘老人印，如“王氏藏书”“同愈”“王氏秘籍”“栩缘所藏”“三十卷萧选人家”“王同愈”“栩栩盦”“元和王同愈”等。最后落款是：“十八年八月四日记于槎南艸草堂。”这段跋，不见台湾影印本，而吴湖凡题记又未见顾廷龙过录。
[20] 蒋镜寰跋：“宋绍兴辛巳刊本。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王同愈《宋椠五臣〈文选〉跋》。此书为吴中王胜之同愈所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文载《江苏省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4月第3号。
[21] 《宋会要辑稿》，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6页。
[22] 张月云《宋刊〈文选〉李善单注本考》亦定为天圣、明道国子监刻本。张先生对此有详论，然所列目录我所目验略有差异。其存佚情况，拙编《〈文选〉旧注辑存》附录有详细记录。
[23] 张鷟《朝野佥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
[24] 《敦煌变文集》卷二《秋胡变文》。
[25] 唐人所读《文选》是李善注，还是五臣注，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屈守元《文选导读》认为李杜时代应当读李善注。同时他又引白居易诗“《毛诗》三百篇后得，《文选》六十卷中无”，推断所读也是李善注本。这个时期，五臣注已经流传，也可能两书并行，读书人各取所需吧。
[26]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刻本《六朝选诗定论》扉页黄节题跋。
[27] 刘文兴：《北宋本李善注〈文选〉校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9—10月5卷第5号。
[28] 卷四左思《三都赋》中的《蜀都赋》有刘渊林注。李善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
[29] 《射雉赋》“雉鷕鷕而朝鸲”句下，徐爰注：“雌雉不得言鸲。颜延年以潘为误用也。”说明颜延之亦对此赋有注。
[30] 1994年出齐，凡六巨册。左振坤《新选学的开路者》（《〈文选〉学散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回顾了这套书的缘起。尽管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必须承认，翻译《文选》，难度极大。最近，课题组充分吸收各方意见，修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