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猷定家世述考

关于王猷定的家世，清人韩程愈《王君猷定传》记载：“南昌王于一，天挺异材，家学渊源。”[3]魏元旷《南昌县志》载王猷定之高祖王崇祯“以孙希烈贵，赠侍郎兼学”[4]，卒后葬在连珠岭。王崇祯“家政方严，子姓日会食一堂，逡巡甚肃”[5]、“性方洁，不苟殖货利，食指日繁，兼之宾祭诸需，日不暇给”[6]，王氏深厚的家学渊源于此可见端倪。曾祖王廷望（1492—1574）“以子希烈贵，赠承德郎。”[7]卒后葬在本里官庄[8]。需要说明的是，王廷望之子王希烈身份固然显贵，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王廷望本人亦十分受乡人推崇，其生活恬淡、虽然极富才华却从不卖弄，尤喜近体诗，且“诸所倡和，兴至立就”[9]，王猷定为文亦“意之所至，滔滔汩汩”、“意所不至，不复强为，甚有经岁不成一字者”[10]，乃有其曾祖之遗风。王猷定祖父王希佐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其为“国子生，娶樊氏”[11]。从祖父王希烈在仕途上较有作为，与张居正同朝为官时能够巧妙地周旋于政坛之中，得以善终，生前曾任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等职，卒后得赠礼部尚书。王猷定之高祖、曾祖皆因王希烈而身份显贵，王时熙、王猷定骨子里的某些性格特质如正直等亦有王希烈之遗风。王希烈在王氏一门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因此，本书也会着力探求其在王氏一族中的地位及对王猷定性格形成的影响。

一 “矜贫好善”之曾祖父王廷望

张四维《封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澹斋王公墓志铭》一文中有“万历甲戌八月九日，诰封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昌王公卒于家，距其生弘治丙辰，享寿七十有九”[12]之语，据此可知，王廷望当生于弘治九年（1496），卒于万历二年（1574），享年七十九岁。嘉靖三十七年（1558）受封翰林院编修，隆庆元年（1567）进封侍读，隆庆二年（1568）进封国子监祭酒，万历元年（1573）受封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13]。

王廷望自小性格聪慧、敏捷，入学后成绩甚佳，后来曾经到黄池游学，受到当地人极高的礼遇。受其父影响，王廷望一直孝顺恭谨，游学归家后，侍奉双亲，“备极色养”[14]，不仅帮助其父处理繁冗琐碎的日常祭祀等事宜，而且从不私自侵吞其中的每一文钱，因此也得到了其父的欢心。其父年事已高时，王廷望更是“每饭必侍侧，夜则依膝前承训问，俟即安而后退”[15]。其孝顺、恭谨的性格对后世子孙当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希烈、王时熙、王猷定等祖孙三人均对父辈孝顺有加，与此当有关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此外，王廷望个性洒脱，虚怀若谷，不为流俗：

公质直坦夷，不为崖岸，虽命数荐锡，而目视常如布素时，诸里社耆旧夙昔从公游者，岁时过从，相与饮宴笑谑，亦忘公之贵也。其襟怀洞豁，秀眉修髯，人望若神仙然。居常恬简，不自衒材智，澹于世味，而惟喜为近体诗，诸所倡和，兴至立就。晚年精神完固，能于灯下作蝇头字，兀坐一室，行吟自得，留心内典，积佛书盈二藏。矜贫好善，尤乐于施予，由是大为乡人所怀。每肩舆出行，无论里社城市，咸老稚欢迎，谓为佛至。及公殁，则远迩奔赴，如哭所怙恃云。[16]

由此可见，王廷望孝顺父母、友爱乡邻，不仅受到其父的喜爱，更是“大为乡人所怀”，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乐善好施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乡邻十分重情，邻居“二亲丧，年且六十，其哀毁不异少壮人”[17]，终其一生，“岁时生忌，荐享必涕泣”[18]，足见其至情至性的性格，这种性格亦是王猷定身上的一个重要特质，由此可见家族传统对后世子孙之影响深远。

二 “内直外和”之从祖父王希烈

王希烈，“字子忠，枫林山人”[19]。有文献记载其为王猷定之祖父，如清人韩程愈《王君猷定传》记：“于一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进士；”[20]清人盛子邺辑《类姓登科考》谓：“王时熙，江西南昌人，希烈子，父子清卿，三甲，太仆寺卿”等，然笔者综合《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进士登科录》所记王时熙“父希佐。母樊氏，继母袁氏”[21]、“时纯、时熙、时锡、时命，佐出”[22]、“王希烈……子时文”[23]、“王时熙……父希佐”[24]等文献综合考辨，认为王希烈当为王猷定之从祖父。王希烈之弟王希佐才是王猷定之祖父。而且经笔者考证，发现王希烈当卒于万历五年（1577）六月二十一日，王时熙当生于万历七年（1579）二月初二日，且王希烈长王希佐数岁，所以王时熙之父为王希佐之可能性极大。《王君猷定传》《类姓登科考》中所记当为误记。

王希烈曾与张居正同朝为官，二人关系颇为微妙，笔者后文将予以探讨。如前所言，其在王氏家族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关于其生年，学界一直存疑，笔者大量翻检文献后，发现其字、号、籍贯等基本信息虽然很多文献均有提及[25]，但关于其生年记载的文献并不多，家庭成员信息也多语焉不详，这或许也是其生年学界一直存疑的原因。庆幸地是，笔者在查阅明代徐阶《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欧阳德《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进士登科录》时，不仅发现了相关记载，而且发现这些文献所记相对较全，因材料珍稀，兹将全文移录如下：

王希烈，字子忠，号东岑，江西南昌籍，临川人，辛巳十一月初十日生，庚子乡试会诗三房二甲，翰林庶吉士，授编修。祖崇祯。父廷望，封编修。母徐氏，封太孺人。兄希昂，生员。弟希周、希程、希张、希佐。娶李氏，赠孺人。继娶戴氏，封孺人。子时文。[26]

王希烈，贯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民籍，临川县人。国子生。治《诗经》。字子忠，行四，年三十三，十一月初十日生。曾祖绍肃。祖崇祯。父廷望。母徐氏。重庆下。兄希昻。弟希周、希程、希张、希佐。娶李氏，继娶戴氏。江西乡试第九十三名，会试第二百五十八名。[27]

结合以上两种文献，可以确切得知王希烈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初十日，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高中进士，由此也可以印证韩程愈《王君猷定传》“于一王父希烈中嘉靖己丑进士，官庶吉士，历任礼部侍郎”[28]的叙述当为误记。其时虚龄三十三，“行四”很可能是族内排行，祖父母、父母俱在，兄弟五人[29]。此外，其父母、妻子皆因其高中进士而受封、显贵。王时文乃其子之一。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会试。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徐阶，侍讲学士敖铣为考试官，取中曹大章等。廷试，赐陈谨、曹大章、温应禄及第。是岁，特开科，凡四百人。改进士张四维、王希烈二十八人为庶吉士。[30]

由是可见，王希烈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庶吉士。王希烈“幼颖异，七岁有‘敲落梅花衬笔香’之句，人咸奇之”[31]、长大成人特别是入仕后“粹中休度，内直外和，居常以名节自持”[32]。这尤其体现在他与张居正的微妙关系上。万历二年，王希烈为当年会试的主考官，张居正之子恰好参与了当年的考试，关于这段历史，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分别为：

万历二年会试，沈一贯以检讨为同考官，张居正子敬修卷在一贯所，主考侍郎王希烈以为言，一贯乙其卷藏之。[33]

万历二年，当会试，张居正欲私其子嗣修，以嘱副主考吏部侍郎王希烈，而嗣修卷适在一贯所，希烈为言，一贯不纳，退取其卷乙而藏之。[34]

两条文献均记载了张居正为其子顺利中试特地嘱王希烈帮忙之事实。其实，张居正权倾朝野，面对张居正的指示，王希烈巧妙地周旋其中，表面上“以为言”，实际上却“取中孙鑛等三百人……张嗣文不与中式”[35]，结果显而易见，张敬修并未如其父所愿，顺利中试。[36]士林皆服其不私：“甲戌典会试，张江陵以子希进，则矢日不私，士论服之”[37]，“万历甲戌典会试，江陵子落第，人服其不私”[38]。为此，他也赢得了士人的赞扬。

可以说，王希烈这种“内直外和”的性格在他处亦有体现。“立朝三十余年，未尝私谒政府。侍经筵日讲，每引经寓规讽，忠悃溢然。尝摄礼部尚书事，会肃王薨，无嗣，中尉某阴援为代，希烈正色不许”[39]、“屡与乡、会试，门生例献贽，悉峻绝之”[40]，面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党争，官场的种种腐败，王希烈深知无力改变，于是他采取了“内直外和”的生存策略，一方面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官场权势的关系，竭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每引经寓规讽，忠悃溢然”；另一方面在努力的坚守士人固有的操守，即使是“门生例献贽”，也都“悉峻绝之”。

事实上，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除了万历二年担任主考官以外，他还多次以不同身份多次参与会试、殿试等。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时任翰林院编修承事郎，与胡正蒙、姜金和、林燫、诸大绶、曹大章、李贵、赵祖鹏、晁瑮、马自强、马一龙、赵锵、蓝璧、王文炳、王秩、叔果、庄士元一起担任会试的同考试官[41]；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时任翰林院编修文林郎，与唐汝楫、汪镗孙、丁士美、吕旻、胡汝嘉、张四维、姚弘谟、吴可行、陆泰、马自强、梁梦龙、丘岳、张益、吴承焘、许汝冀、罗一道一同担任当年会试的同考试官[42]；与陶大临、吴可行、魏元吉、罗嘉宾一同担任殿试的掌卷官[43]；嘉靖四十四年（1565），其时任翰林院侍读承直郎，同林燫、吕旻、赵灼、李邦义一同担任殿试的受卷官[44]；隆庆元年（1567），其时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同孙铤一起担任应天府乡试的考试官，编《隆庆元年丁卯科应天府乡试录一卷》[45]；隆庆五年（1571），其时任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同礼部尚书一同担任当年会试的知贡举官；同潘晟、诸大绶一同担任当年殿试的提调官[46]；万历二年（1574），其时任资治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与吕调阳一起担任当年会试的考试官，并撰写了《万历二年会试录后序》[47]；同张居正、吕调阳、王崇古、朱衡、张瀚、王国光、谭纶、王之诰、葛守礼、王好问、李滋、申时行等一同担任殿试的读卷官[48]。以上记载不仅可以感受到王希烈官职的变化，而且可以看出他几乎每隔3年左右都会参加会试、殿试的阅卷、主考等工作。这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中的种种不成文的规则深谙于心，但仍旧能够坚持操守，未碍于张居正的权势、借助手中的权力让张敬修成功中试，这实属难得。当然，他的“温文直谅，孝友忠贞”[49]，也为他在朝廷内外带来了声誉：“行谊素重于乡评，声华聿隆于朝宁。”[50]这种良好的声誉对族人、尤其是后辈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此外，他还曾奉神宗之命“往天寿山择陵”[51]，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担任《永乐大典》的分校官：“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决定重录，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张居正主持。命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翰林院修撰林燫、丁士美、徐时行、翰林院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等担任分校官，”[52]受明穆宗之命任《世宗实录》的副总裁官：“（隆庆四年八月丁酉）命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希烈、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诸大绶、翰林院学士张四维俱充实录副总裁官。”[53]纂修《世宗实录》：“原系世宗肃皇帝实录副总裁官……专管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54]其在明代历史、文学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事实上，王希烈能在后来的人生中受到朝廷的重视、取得卓越的成绩，与他担任日讲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希烈曾因为他的讲官身份而获得过升迁：“穆宗即位后，从前裕邸的讲官和侍从诸臣，都获得加官和重要的升迁。……当时任命的其它经筵官和日讲官，还有带翰林院官衔的各级文官赵贞吉、林树声、潘晟、殷士儋、吕调阳、吕旻、王希烈、诸大绶、丁士美、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以及国子监祭酒林燫十四人……以后隆庆一朝续任的日讲官有林燫、吕调阳、丁士美、申时行、王希烈五人。他们除了申时行之外，都是原班的经筵官。”[55]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再次任命经筵讲官，王希烈赫然在列：“辛卯，大学士张居正等请开经筵，命礼部具议，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大学士吕调阳同知经筵，侍郎等官陶大临、王希烈、汪镗、丁士美、中时行、王锡爵、陈经邦、何雒文、沈鲤、许国、沉渊、陈思育为讲官。”[56]由此可见，日讲官的特殊身份不仅会增加与皇帝接触的机会，而且无形中会拉近与皇帝的距离，进而得到升迁的可能，王希烈无疑亦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后来，在王希烈服满之后，张居正曾有一篇《推举官员教习庶吉士疏》，疏中言：

先该臣等会同吏、礼二部堂上官，将原蒙发下考取庶吉士正卷二十八卷，照依名次开拆，填写名籍，上进圣览。遵照钦依，将沈自邠等改授庶吉士，与同一甲进士沈懋学、张嗣修、曾朝节俱送翰林院读书进学。所有教书官例用二员，臣等推举得原任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今服满奉旨起补原职王希烈，署掌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俱堪任。合候命下，行令王希烈上紧复任，王锡爵不妨纂修事务，俱管理教习。每月终将所作文课，即用教书官所批改原本，类送内阁呈看。臣等仍照例每月二次出题考试，以验进益。其有怠肆不率教者，亦听教书官呈送臣等，以凭参请旨处治[57]

由此可见，张居正特向皇帝举荐王希烈很可能也是受到其“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特殊身份影响。

此外，同是在万历元年（1573），他为首辅张居正专为小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创作的《帝鉴图说》作序，因“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该书，乃清代后期刻本，书后删去王希烈《后序》而加以《四库提要》之文”[58]，后世见之不易，故将全文迻录如下，以飨读者：

今元辅少师张公既辑《帝鉴图说》奏御，刻其副以传间示烈，使叙诸后列。尝考载籍，究观古大臣之义，则叹公之所为虑至远也。自昔嗣德守文之主，莫盛于商周；商周之臣，左右启沃，其著者在训诰、保衡。当嗣王之初，称引烈祖，陈风愆之戒甚悉。成王生八年而践阼，公旦明勖棐迪、劳逸、修短之戒，益加严焉。其大指可睹已。夫辅养之道，与匡救异。辅养之于冲年与鼎盛之年异，人主至有佚德，然后忠谏直鲠之士相与随而争之，其转移之甚难，而用力甚倍。辅养之道，常止邪于水形，起善于微眇，故渐渍日益，而从之也轻。夫人少而习之，长而安焉，及其安也，骤而告语，未可卒禁。而方其习也，则取舍未定，志意常虚。未定，故可道而趋；虚，故可乘而入。与之为贤圣，非难也。《语》曰：少成若性，途之人皆然，何况人主哉！盖显诤默移，机有深浅；先入后戒，施有逆顺；格心正事，效有微博。故曰：“异。”商周之大臣，辨于是矣。公以顾命元辅受上眷倚，襄赞密勿，孳孳夙夜，居常持议，与宫保吕公言国家大体，必以辅养君德为急。其绘图陈说，皆意所指授，手所疏列，精思极虑而后成之。时时被顾问，质所疑，及圣哲之际，未尝不反复诵之也。至覆亡已事，未尝不愤惋为上深陈之也。斯已勤矣。上以英妙之龄，神智天授，即商周令王，不足侔。公辅养得其道，又及其时，积之以精诚，而发之乎忠恳，盖信在未谏，功在不言，而海寓蒙福，社稷赖之。即商周大臣不能过。是《图说》也，即训诰之义，何以殊焉。于戏！使当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一切省谈说而除文苛。知公辅养之深意，益务励翼，以佐下风，人人各举其职，则主必益圣，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传之意也。《图说》大指，具公所进疏及大宗伯陆公叙中，故不著。著公之心如此。

万历元年孟夏之吉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

豫章王希烈撰[59]

此文除充满赞誉之辞外，王希烈还指出张居正出版此书的另一原因，即“使当世士大夫，知今日所亟，在君德，不在政事……人人各举其职，则主必益圣，治必益隆，太平可期日而望。是亦公刻以传之意也”，张居正“希望以此来突出他自己的威信”[60]，这就表明，王希烈不仅有文才，而且非常有识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他所作的《游白鹿洞》诗，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在“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的石碑上，成为“明代白鹿洞书院诗歌、游记类碑刻三十余块”[61]中的一块。诗云：“偶系扁舟湖水滨，穿云蹑屐破秋旻。丹霞迥隔红尘界，瑶草长留玉洞春。自去真儒谁地主，才登蓬岛即天人。朋来亭上开新酌，五老参前成主宾”[62]，尽管距今已四百余年，但读者仍能从王希烈之言辞间感受到其“内直外和”之性格及在当时朝廷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万历五年（1577）六月二十一日，王希烈走完了他的一生。这在明代潘季驯《请恤典疏》一文中有详细记载，疏云：“……丁父忧，回籍守制，于万历四年十二月内服阕，蒙恩，行取仍以原官掌管府事，起程赴任间，万历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家病故。”[63]结合其他文献所载王希烈“居父丧，哀毁，服阕以原官召用，而烈竟以毁瘁卒”[64]的说法，王希烈很有可能是在其父去世后回到家乡守制期间，忧伤过度，积劳成疾，所以才导致在服阕后仅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也因病撒手人寰，享年五十七岁。在他离世后不久，吏部就奏呈《覆吏部左侍郎王希烈赠官疏》一篇，疏中说：

题为比例陈情，恳乞天恩俯赐恤典，以励臣节，以光泉壤事。看得巡抚江西都御史潘季驯等题称，原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王希烈在家病故，乞要赠官一节为照。本官博综之学，素重公评，开朗之怀，绰有古意，佐理擅誉于春曹，启沃效勤于讲席。所据赠官，似应题请。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拟。[65]

由此可见，这篇奏疏中所提及的“潘季驯等题称”当为上文提到的《请恤典疏》，潘季驯等人的疏文也在王希烈去世一年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复：“万历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题奉圣旨：‘王希烈准赠礼部尚书。’”[66]综观王希烈的一生，他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庶吉士，“初任翰林院编修，二任侍读，三任左春坊左谕德，四任国子监祭酒，五任礼部右侍郎，六任本部左侍郎，七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67]。卒后得赠礼部尚书，“谕祭葬祀乡贤”[68]，“葬在赤冈岭”[69]。这也与《南昌县志》中所记“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裕”一致。[70]

综上，王希烈的一生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即逝，但是他“内直外和”的性格不仅为他赢来了声誉，同时也保全了他，得以善终：“自束发以至垂老，士论攸归；由筮仕以及宦成，官箴罔愧”[71]。在他逝世后，其学生孙继皋为其撰写了墓志铭，不仅回顾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而且也提及了他特有的文才、“恬穆”的性格、不畏权贵的操守、孝顺的品格等等，文后铭文可兹佐证：

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公年甫七，咏梅赋诗。赋丽以新，中乃铁石。广平往矣，宛见风格。南宫典校，择才而收。天临日鉴，谁为贵游？宁触贵臣，敢辱公典？贞心亮节，愧彼选软。豫章之产，豫章之材；言升庙堂，地切三台。梅则有实，不以调鼎；肖其芳华，鸿业炳炳。征车在门，哭者在庐；行服死孝，苍生其如！帝悯遗德，赠恤有异；考实易名，华衮一字。小子服义，污不至阿。人思泰岱，世叹江河。公神行天，公魄斯瘗。追铭其幽，用诏来世。[72]

可以说，王希烈的这种品格对后代如王时熙、王猷定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时熙的“忠直敢言”[73]，王猷定在国家鼎革之后拒不出仕的选择，借诗文以寄托对明朝的思念等显然皆有王希烈之遗风。综上可见，王希烈不仅在家族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更是在明代的历史中、文学史中均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三 “忠直敢言”之父王时熙

王猷定的父亲王时熙，“字仲缉，号止敬”。《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进士登科录》中载其“年二十三，二月初二日生”[74]、《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进士履历便览》亦载其“己卯二月初二日生”，由此可知，王时熙当生于万历七年（1579）二月初二日。关于其生平情况，《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进士登科录》所记较详，迻录如下：

王时熙，贯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民籍。治《诗经》。字仲缉，行二，年二十三，二月初二日生。曾祖崇祯，赠礼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祖廷望，封礼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父希佐。母樊氏，继母袁氏。永感下。兄：时圣，礼部儒士；时文，浔州知府；时武，詹事府儒士；时泰、时勋，俱庠生。娶凃氏。江西乡试第三十二名，会试第二百五十四名。[75]

此则材料传递出几条重要的信息：第一，王时熙同其伯父王希烈一样，治《诗经》，不同的是，其中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比伯父王希烈早出整整十年，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二，其中进士时祖父母、父母均已亡故；第三，其在族内排行第二，有兄弟至少六人[76]；第四，王时熙在江西乡试中位列第三十二名，在会试中位列第二百五十四名。其实，王时熙在未成年时即已显出独特的才华，这也吸引了熊孺人的注意。熊孺人即熊从贞，涂炜卿之妻：“孺人，姓熊氏，南昌人，为丰城涂公炜卿之妻。公号霁宇，府学弟子。公大父御史巽斋，公父国子监生屏罗，公孺人为府学弟子汝骥公女，按察司副使公楫从孙。”[77]熊从贞从小聪明好学，七岁率意口占，多警语”，“生平敏慧善书，书摹率更令，至阴阳占候、方技音律之学无不习，远近以为异”[78]。喜读《孝经》《列女传》等书籍，至诚至孝：

时御史公卒，太姑于、庶太姑祁及翁若姑皆在，孺人曲尽孝谨，每馔必出其手，且进呼婢子还，执器细视者数。间有减食，必长跪以请。其后，祁卒，于亦卒，屏罗公又卒。孺人持诸丧，哭必极哀。及姑又病且卒，孺人搏颡吁神以祷，至血出。姑委顿，日取中裙厕牏亲浣涤之。姑寻卒，发箧得金并手书曰：“以予孝妇。”孺人悉以佐丧事。先是，于且卒，箧金珠及券授孺人，孺人泣，强受。及卒，乃以上屏罗公，其诚孝盖天性也。[79]

熊孺人真诚、孝顺、善良的优良品格显而易见。从中可以体悟到王猷定与外祖母的深厚感情，外祖母的至诚、至孝都在春风化雨般地浸润着王猷定的心灵，并时常影响着他。

王时熙的才华不仅引起了熊孺人的注意，更得到了熊孺人的青睐，当即决定将女儿嫁给她：“先太仆总角时，孺人闻歌声，惊曰：‘此谁氏子也？若巨钟。’召见令属文，乙其半，奇一二语，曰：‘是子必贵。’遂许字先恭人。”[80]王时熙虽未成年，但却能够凭借声如巨钟的歌喉和罕见的文才赢得熊孺人“是子必贵”的高度评价，并将女儿以身相许，王时熙的才华可见一斑，其年仅二十三岁即中进士亦在情理之中了。

此年登科以后，王时熙开始步入仕途，“官御史，历太仆寺卿。天启中，名在东林，子猷定”[81]。《清史列传·王猷定传》中亦记载如下：“（王猷定）父时熙，明进士，官太仆寺卿，天启中，名在东林。”[82]综上可知，王时熙为东林党内名人。也正因其为“东林党”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被“阉党”视为大敌，名列《东林点将录》。众所周知，《东林点将录》中所录108人对应《水浒传》中108位好汉而命名，王时熙被列为“东林步军头领二十八员”[83]之一，其在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这也注定了其在仕途上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况其“忠直敢言”，曾因上疏论汤宾尹科场作弊案而受到牵连：

王时熙，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官御史。奸人刘世学，诚意伯刘荩臣从祖也，疏诋顾宪臣[84]。时熙与其同官周起元交章论列，力斥其非。南京缺提学御史，吏部尚书赵焕调浙江巡按，吕图南补之，为周永春所劾，弃官归。时熙与汤兆京为图南申雪。又疏论汤宾允为韩敬关节事，赵焕乃以年例转时熙于外，分巡浙东。越二年，京察复被黜。寻擢太仆寺卿，珰祸起，以忧愤呕血，卒京师，名在东林朋党录。[85]

诸多文献均记载了此事，如《两台疏草》中有言：“于是学臣吕图南去矣，宪臣孙玮去矣，道臣汤兆京去矣，王时熙、魏云中忠直敢言，又借年例处矣。一时风宪之臣，驱逐殆尽，二百年纪纲之地，黯惨无光。”[86]其子王猷定亦有此类记载：“乙卯，先君以御史例转分巡浙东。越二年，京察复被黜，此党人仇辛亥之察，百计以倾东林，未快其志，而又借丁巳计典以修前隙者也。”[87]可见此事确为历史事实无疑，王时熙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以御史身份巡按浙东。万历四十五年（1617），因党人诬陷，京察被废黜。以王时熙、魏云中等为代表的忠义爱国之士在当时所受到的政治打压程度可想而知，其处境的艰难亦不难想象，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王时熙、魏云中等人仍不屈服，为国家呕心沥血，清正廉洁，“令昆山，以清正擢侍御史。直声满天下，见嫉于时，外转兵备道副使，巡海于浙。崔、魏用事，削籍归。烈皇帝御极，起太仆寺少卿”[88]。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险恶，王时熙在何处为官，他都始终为民着想，以造福一方为己任：“初知河南灵宝县，甲辰调知昆山。承聂云翰、樊玉冲两廉吏后，时熙能守其条约，以古教化为治，尤喜表章节孝，”[89]如为刘宗周之母建牌坊之事即能说明一二，王猷定特有一篇文章记载此事：

先是，忠正公太夫人以旌节请于朝，报可。郡大夫谋建坊，苦费，绌十三年不克举。先君至，慨然力任，请之三台使者，又率郡县官各捐俸以助，坊乃成。先君题之曰“宇宙完贞，冰霜劲节”。先生作《孤儿行》，书高丽纸，装潢一卷以贻先君，先君受而藏之。琅琅数百言，悽恻缠绵，感动行路。[90]

王时熙凭借一己之力，将十三年未建成之坊建成，这一方面固然可能与他和刘宗周“同籍，且同志，复同戹于党人”[91]、“与会稽刘念台同讲学，为莫逆交”[92]的特殊情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能看出王时熙做事的魄力和高效，在他到达之前，“十三年不克举”，他到达之后，亲力亲为，不仅“坊乃成”，而且还亲自为之题词，这足以见出其为人做事之率真、务实。此事在刘宗周之子刘汋之文里亦可得到印证：

秋七月，建章太夫人贞节坊于万安里。《令甲》，节妇膺旌典者，得表其庐。浙东观察使王时熙下所司，如例为太夫人建坊，颜其额，北面曰“宇宙完贞”，南面曰“冰霜劲节”。其书为先生亲笔也。[93]

“如例”二字可看出王时熙确喜表彰节孝，其不仅可以为刘宗周之母建坊，亦可以为毫无身份、地位的女性墓题词：

孝子王安鼎，妻秦氏，姑梁氏，性苛。一日，跪安鼎于风雨中，氏瀹茗进姑以求解。姑掷碗破面，而氏则逆来顺受。幼女夜啼，姑恚甚，安鼎提至中庭，女冻死不敢出哭声。及卒，知县王时熙题其墓曰“孝子顺妇”。[94]

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其对“孝子顺妇”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王时熙对女性独有的理解与尊重、对百姓的关注。在昆山担任邑令期间，与教谕沈应奎一道，修缮文庙，使得许多荒芜许久的祠堂焕然一新：“邑令王时熙雅重应奎，相与修葺文庙，增置祭器，余如敬一、射圃、名宦诸亭祠，芜废一新。”[95]在极为重视祖先的传统文化中，王时熙此举势必会赢得当地百姓的信赖，可谓是民心所向。他心系百姓之情可以想见，乃其为国家尽“忠”之深刻体现。而“一个王朝之归宿，最终必系于民心之向背”[96]，只可惜万历后期怠政，朝政混乱，党争加剧，民不聊生，尽管王时熙等人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树之将倾”[97]之心，“希望办一点实事使政局趋于正常”[98]，但是“面对烂透了的政治局面”[99]，很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而且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局面，王时熙始终怀有一颗为国、为百姓之心，尽自己最大所能去为百姓做实事，造福一方，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可贵的，令人感佩。

王时熙的“忠直敢言”虽是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但却一直被“阉党”视为眼中钉，这不仅使他仕途颇为不顺：“自崑山令入为御史，抗疏论万历庚戌科场，击党魁，劾勋贵，再起而陟冏寺者也，”[100]更常常让他忧心忡忡，甚至不乏愤怒之情，在激烈的党争中，他最终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猷定在《表贞遗墨弁言》中直言“寻先君擢太仆，珰祸起矣。乙丑，以忧愤呕血，卒京师。”[101]由是可见，王时熙乃抱憾而去。王猷定在回忆其父时如此说道：

先君为御史时，以抗疏见嫉党人。后官太仆，珰燄方炽。文端公既罢政归，而庙堂一二君子不顾国家倾覆，借铨政立门户，先君遂以忧国呕血卒京师。此乙丑三月事也。余不获侍先君易箦，不及亲见行事之详。而当年国事纠纷，邪正消长之故有记载所不及。微兄，孰知之？早夜伤心，思就兄尽询其本末以成一书，岂意兄遽舍我而逝也？呜乎！方与兄谋同归而竟不得矣。吾赖兄闻过，尚惧不免。而今又安得闻矣？先朝典故，谁复为老成人？而先君之行事益无从问矣。伤哉！伤哉！[102]

王时熙做事有原则、不轻易妥协的鲜明个性显而易见。他呕心沥血，最终于天启五年（1625）卒于京师。显然，王猷定对其父有着深深的愧疚感。王时熙逝世时，王猷定并未在身边，所以导致很多当时的细节都不清楚，他本想就此事始末详询刘西佩，“以成一书”，可惜刘西佩逝世，导致他未能如愿，这也让王猷定愈加伤心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王时熙当时虽在朝为官，但也时常到处游走，王猷定晚年曾提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前“天下太平，民物安阜，亲戚虽远在异地，往来问遗犹东西州也。况仕宦于朝而足迹在天下如先太仆者，尚或以道阻且长不得岁时相见”[103]。王时熙常常“足迹在天下”，这对王猷定的少年时期和未来的人生选择都会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王猷定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游走，乃至最终客死他乡，或多或少都与其父的这种人生行迹有一定关联。无论如何，王时熙“忠直敢言”之个性、多舛之仕途势必会对子孙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其爱子王猷定的影响更是如此。

四 “命途多舛”之妻妾、兄弟、子女

王猷定一生妻妾至少有五人，可是都相继离世：“予不榖，自壮至老，哭妻妾者五，胡孺人，其殿也。曩有‘一生盥面尝余泪’之句，斯已苦矣！又两室嫔予，七见星回，遂以永毕。吁嗟乎！修短何常之有？乃两妇戹于七霜，五人不逮百岁，司天籥者晷度不愆，谁谓视天梦梦哉？最悼痛者，氏从予不半载，流离转徙，百罹备经。”[104]其中悲痛可以想见。值得一提的是，王猷定之发妻为丁氏，名豫贞，新建人，与王家应该是门当户对，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娶：“太仆公为聘新建丁大参女。女，文人，博通六经，大肆其力于文章，与于一幽独倡和，风雨镞砺。于一学成，行尊为时祭酒，虽曰自致，其妻豫贞实左右之也。”[105]可见，其妻颇有文才，不但通晓六经之学，还能时常与王猷定诗文唱和，二人互相砥砺，伉俪情深。此外，曾燠曾说王猷定“与喻宣仲、丁仲阳号三隐君”[106]，王猷定在《东湖二仲诗序》中自言“仲阳，予妻兄，宣仲，则执友也。”与曾燠所说之丁仲阳当属同一人。丁仲阳当为王猷定之妻兄。

从现有材料来看，王猷定至少是兄弟五人，其中三弟竺生、四弟子展、五弟五庸其多有提及。他有《壬辰除夕同三弟竺生、五弟五庸声侄暨舒子固卿守岁，随所忆，口占得八首》（三弟竺生）、《雨中发舟往通州怀三弟竺生病中》《五月十九日，集济之北园，闻海警，因忆闰三月十九日同人毕集园中，余闻竺生病革仓皇走归，今日重游，一俯仰间，悲凉何限，同游者仍杜子方朔，王子闇衣，顾子天目，香令孙子皆山》等诗。为便于说明，现迻录如下：

屡梦难为觉，真成此夕欢。七年才顷刻，千里共艰难。短蜡村醪薄，单衣幽井寒。有家傍战地，翻作异乡看。（《三弟竺生》）[107]

作客何凄楚，为心非一端。雨含千树暗，雾去几家残？敲火萸湾近，牵舟蜀道难。举头看雁序，泪落晚风寒。（《雨中发舟往通州怀三弟竺生病中》）

池畔伤心一鸟啼，暮暮此日草萋萋。相看仍是飘零客，绿树阴中听鼓鼙。（《五月十九日，集济之北园，闻海警，因忆闰三月十九日同人毕集园中，余闻竺生病革仓皇走归，今日重游，一俯仰间，悲凉何限，同游者仍杜子方朔，王子闇衣，顾子天目，香令孙子皆山》）

结合诗题和诗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动荡的岁月里，其三弟竺生的身体亦不好，时常生病，王猷定惦念的同时更多的展现出爱莫能助、伤心凄凉。兄弟本是同根生，可是却无法欢聚，因为常年战乱，家乡俨然已变成异乡：“有家傍战地，翻作异乡看”，无奈与凄楚跃然纸上：“作客何凄楚，为心非一端”、“相看仍是飘零客，绿树阴中听鼓鼙”，客居他乡，家人团聚成为了奢望，“举头看雁序，泪落晚风寒”、“池畔伤心一鸟啼，暮暮此日草萋萋”，“一切景语皆情语”，大雁、小鸟、芳草无不着“我”之色，充满悲凄。一位客居他乡、“飘零”之人在寒凉的晚风中静默哭泣的场景浮现出来，其中的辛酸与凄苦不言自明，这又何尝不是明末清初之际大多数士人情感的生动体现？故国已亡，家又不存，这让一向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们何去何从？面对突入其来的国破家亡之巨大变故，他们复杂的情感无处安放，只好借助文字来表达内心的矛盾、彷徨与不安，这几首诗虽然是写自己的亲人，但其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飘零”之感、生命多舛亦是此际士人们情感的普遍、生动写照，乃是一代文人命运的缩影。

关于王猷定之四弟子展，五弟五庸的生平情况，目前尚未发现详细记载，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王猷定之诗文窥知一二。《祭梁君仲木文》中说：“君死前一年，李子小有死，刘子西佩死，吾弟子展死。”[108]此外，他还留有《壬辰除夕同三弟竺生、五弟五庸声侄暨舒子固卿守岁，随所忆，口占得八首》（《四弟子展》）、《客淮雪夜同四弟子展宿天兴观·时子展将归江右》《坐蔤亭有怀·时子展方别余往白门》等诗，现迻录如下：

忽别韩台下，三年泪不干。朋来无一字，汝病有千端。岁阅干戈戏，心伤俎豆欢。嗟余更飘泊，长夜路漫漫。（《四弟子展》）

廿年布被拥荒城，古寺惊心倏二更。特地冷风窥鼠窜，横天大雪下钟声。弟兄语少衣多泪，老病愁深夜不明。尔去战场谁作伴？康郎山下又移兵。（《客淮雪夜同四弟子展宿天兴观·时子展将归江右》）

半世残书里，相怜白发存。无家怆旧友，垂老别诸昆。浩翠明溪路，寒鹠下菊门。何当木叶尽？重聚更伤魂。（《坐蔤亭有怀·时子展方别余往白门》）[109]

这几首诗均作于与四弟子展相聚之时，这与怀念三弟竺生的诗略有不同。但是“重聚更伤魂”，自古多情伤离别，兄弟二人夜宿古寺之中，夜半的钟声伴随着漫天的大雪，无语凝噎：“弟兄语少衣多泪，老病愁深夜不明”，即将离别，泪水沾衣，其中之愁苦与担心显而易见：“尔去战场谁作伴？康郎山下又移兵”，战火纷飞的岁月，诸多不确定性增添了许多不安，“长夜路漫漫”乃是诸多漂泊在外的百姓们的真实感受，从中可以管窥当时百姓的真实境遇。

综上，可以看出，王猷定家中至少是兄弟五人，除目前尚未发现有关他哥哥的资料外，他与三个弟弟的感情很深厚，因为战乱，他们聚少离多，每一次分别都是那么依依不舍，诗中所充斥着满满的酸楚之情令人唏嘘不已。

王猷定长大成人的儿子有两个。长子为王孙茂，次子为王明表。关于王孙茂的“字”，曾燠《江西诗征》记载：“孙茂，字汉臯，南昌人，猷定子，著有《龙眠游草》《蜀道集》。”[110]邓汉仪《诗观》载：“王孙茂，字汉卓，江西南昌人。”[111]王孙茂的好友王记载：“乙卯岁，余与汉卓联谱京师，始知汉卓为于一先生长子。述其尊人生平行事甚悉。”[112]可见，曾燠所记“孙茂，字汉臯”是错误的，邓汉仪所记“王孙茂，字汉卓”当为正确。邓汉仪《诗观》三集卷十一王孙茂诗后附记：

曩时尊君于一先生侨居广陵，与梁仲木、公狄、李小有、恽道生、杜于皇诸君，交情极恰，而余亦窃附嘤鸣之好。迨于一客死武林，而令嗣汉卓依人入蜀，久不得其消息。丙寅来海陵，把晤甚欢。出其诗篇见示，沉毅有家法。且闻其担簦远游，而周旋骨肉，罄囊不厌，岂惟工文，而至行非人可及，能无敬美？

可见，王孙茂继承了父辈的才华，亦善于作文。孔尚任曾在《与王汉卓》中云：“海上风烟，时时入梦。足下醇雅孤洁，实不愧尊公高风。幸托兰籍，自应献丑。但仆近住昭阳城上，风雨满楼，吟啸自赏，所为诗无一惊人句，又不得足下确为甲乙，昧昧付梓，实属自欺耳。”[113]从诗歌内容可以看出，孔尚任十分尊重王汉卓，敬佩其继承了王猷定的优秀品质，可见王汉卓乃是“醇雅孤洁”之人。他曾于康熙十二年（1673）随宋琬入蜀，泊石子滩，《蜀道集》当为旅蜀时所作。曾燠《江西诗征》收录了王孙茂《夔门书怀兼寄成都堵羽三》《白帝城怀古》《贺兰山》《劳巨能入山即事》等诗，蒋溥《盘山志》收录其《送拙菴和尚还山》一诗。[114]

杜濬曾有《送王孙茂之广陵》诗一首：

烁燎原劫火屯，何人剥啄响柴门。殷勤唤我声犹昔，卧起看儿眼倍昏。故里有楼歌帝子，殊方无地饭王孙。横经家学传三百，只恐蒿莪渍泪痕。[115]

诗题后，杜濬自注：“于一子也，”由此可见，王孙茂确为王猷定之子。王猷定诗集中存有《五儿茂》和《除夕又示儿茂》两首诗，兹移录如下：

失学吾谁咎？长贫汝乏师。江天风浩浩，母榇草离离。弟妹何时壮？袁临又合围。欲归那可得，白发任肩垂。（《五儿茂》）

忆汝头平案，全知汉将名。龙精又戒旦，麟角几时成？茅舍三更梦，云台万里情。当知吾勉学，白发少年生。（《除夕又示儿茂》）

王猷定所说的“五儿茂”所指当是王孙茂，为何说是“五儿”，或许是族内排行。亦或许是在他之前有子早夭，如王猷定有“一子甫五龄，不能俟其成立，弃之而往泉门”[116]之语，儿子刚刚年满五岁，却奔黄泉而去，其中悲苦可以想见。

从王猷定的诗中，可以得知，从小就“全知汉将名”的王孙茂聪明伶俐，但却因为贫穷而失学，对此，王猷定的无可奈何跃然纸上，只得寄希望于王孙茂自己，勉励他勤奋好学。

王猷定次子王明表，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其字号的记载，但根据古人命名习惯，“明表”当为其“字”或“号”，他的本名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不过根据饶宇朴《四照堂集序》中的叙述：“太学王明表归自越州，持伯兄汉卓千里手书过谒草堂，将命曰：‘先君遗稿刻成，非椽笔莫能发其幽光，愿先生图之。’予辱两世游好且同业，虽不文，无以辞……汉卓与其弟孤穷历志以承家学，君有子矣。”[117]可以确定，王明表确为王孙茂之弟，而且也有一定的文学造诣，否则也不可能入太学。

除儿子以外，可以肯定王猷定至少有一女，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袁继咸之子袁一藻。从“袁公继咸为公儿女姻”[118]句可以看出二人乃儿女亲家。王猷定因与袁继咸私人感情比较好，遂结为儿女亲家：“初，君与分宜御史继咸袁公相友善，因为婚姻”[119]。可惜的是，好友袁继咸和女婿袁一藻均受“国变”所累，死于非命。王猷定乃为袁继咸“收骨”：“乙酉，金陵不守。总督袁公督师下九江，遭变，被执京师。余以纳饘收骨，故间道北行。已而公死节三忠祠。公子一藻闻变奔赴，道死乱兵，盖予婿也。”[120]可见，王猷定之女婿袁一藻是在为其父奔丧途中，死于乱兵之手。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王猷定之妻妾、兄弟还是子女，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国变”之影响，妻妾的突然离世、兄弟的病体之躯、女婿的突遭不幸等一系列变故对王猷定的打击可想而知。鼎革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草木泣血，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带来的考验可以想见。透过对王猷定家族兴衰荣辱的研究，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代士子们跌宕起伏的命运，更可以审视出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对一个家族、对一代文人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