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罗兰·巴特作为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其著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中国，对中国当代文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巴特对西方传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东方文化的好奇构成了其理论的创造性，也成就了他作为文学理论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不断地反思与批判，催生了其后期思想的重要转变。可以说，罗兰·巴特是西方思想的语言论转化过程中的一位开拓者，他揭开了社会“神话”的神秘面纱，也证实了文学写作的伟大。通过研究罗兰·巴特文论，不仅可以清晰地掌握西方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还可以深入地理解文学写作的种种奥秘。

文玲是我的第一个博士。她跟我交流博士学位论文设想时，表示非常喜欢阅读罗兰·巴特的书，我对她的选题表示认可，并建议她以“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接受史研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搜集、整理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所有译本，并吃透其思想内核；二是要涉猎国内研究巴特文论的专著与论文，并对国内学者的理解进行辨析。为了全面整理这些资料，文玲读博期间每天“泡”在图书馆，经历了痛苦的学术瓶颈期。巴特思想的艰深以及国内学者的误读让她的研究深陷困境，厘清巴特前后期理论的路径花费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对国内学界误读的阐释又很难找到抓手。我们的共识是，在弄清巴特理论自身的问题意识及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把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当作一部 “效果历史”，着重显示中国文论在各个时期对他的接受的兴趣点及其变化，历史地展示巴特文论在中国的动态情形，这样也有助于理解那些误读何以发生及其建设性作用。在这一观点的统摄下，文玲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的四个时期作为框架，并勾勒出这四个时期巴特在中国的形象转变：“形式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初）——结构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后结构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巴特（21世纪以来）。这四个时期的划分，清晰地揭示了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的阶段性特征。这四个时期恰好与中国文论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契合，巴特“形式主义者”形象出现在革命工具主义与审美自主主义的话语转换期，结构主义者形象处于审美特征论时期，后结构主义者形象迎合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化巴特的出现适逢消费文化的兴起。这可以说是该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之处，将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中国文论的转型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文玲选取了巴特文论在中国接受每一阶段的核心概念作为重点论述对象，对“形式主义者”阶段的“文本”概念、结构主义者阶段的“结构”概念、后结构主义者阶段的“作者死了”“零度写作”“话语理论”、文化巴特阶段的“神话”等概念一一进行辨析，揭示了“误读”背后的真实原因。如对“零度写作”的辨析，“零度写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成为研究界关注的焦点，是由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兴起。在新文艺思潮面前束手无策的学者们主动求助于“零度写作”，这一内因需求直接主导了“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写作的零度》强调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成为研究界刻意回避的“零度写作”对象。相反，其中的一个概念因为与当代小说相似而被无限放大，“零度写作”唯有通过中国当代小说才能被接纳，所以对 “零度写作”的误读与歪曲实属必然。这些解读体现出文玲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然而，本书虽然在勾勒中国文论转型的外在表现方面比较清晰，但深入的学理分析仍显不足，因此，对巴特文论误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分析还有提升的空间。让我欣慰的是，罗兰·巴特研究成为文玲的学术兴趣点。在研究罗兰·巴特文论接受史的基础上，文玲将学术视野扩展到对巴特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比较研究领域，先后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罗兰·巴尔特“中性”观与中国道家思想》《结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对话研究》，并进行符号学应用研究，发表《王夫之道论的符号学解读》《〈论语〉的符号学解析》《从符号的角度分析韩非对〈老子〉的解读》等论文。2017年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符号学的理论互动》。目前，文玲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完成的著作《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文玲在这部著作中的探索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接受史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希望文玲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收获丰厚。

徐亮

2023年8月8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