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粹派与文化保守主义

国粹派的兴起，与晚清“保国”思潮直接相关。将国粹派作为“保守主义”者来论述本身具有一定的争议。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国粹派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国粹派为“革命”派。认为国粹派所依托的国学保存会就是一个革命组织，从事排满抗清活动。国粹派以国学激发种姓意识，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力量。另一种观点认为国粹派是保守派，不但辛亥革命前与晚清政要多有关联，而且进入民国后，提倡“旧”文化，甚至与袁世凯帝制活动有关联，在思想上完全是“落伍”的状态。这两种观点都是从“政治”的视角来衡量，不能很好地透视国粹派作为一个文化派别的性质，论述结果自然就难以确切。

一 “读书保国”的国学保存会

如果考察“国学保存会”的性质，可以发现这仍然是一个文化团体，性质不但与孙中山领导成立的“革命组织”不同，与康有为等组织的“强学会”“南学会”也不相同，它没有明确的政治方面的宗旨和目标，《国粹学报》简章标明“以研求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记其事云：

粤以甲辰季冬之月，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绸缪宗国，商量旧学。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当沧海之横流，媲前修而独立。盖学之不讲，本尼父之所忧，小雅尽废，岂诗人之不惧！爰日以学，读书保国，匹夫之贱有责焉矣。……流至今日，而汉宋家法，操此同室之戈；景教流行，夺我谈经之席。于是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喾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嗟乎！念铜驼于荆棘，扬秦灰之已死；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同人吾为此惧，发愤保存，比虎观之谈经，拟石渠之讲艺。说经铿锵，歌声出乎金石；折鹿岳岳，大义炳若日星。有春秋经世之志，无雕虫篆刻之风。……[19]

国学保存会最早有哪些社员，有哪些人参加了此次集会，现在已经难以详考，就后来公布的《会员姓氏录》和相关材料披露的情况来看[20]，核心成员应该包括黄节、邓实、刘师培、陈去病等人。章太炎虽未名列其中，当时因《苏报》案身陷囹圄，但从国学保存会成立前后他与同人们的联系来看，也应该视为“特别的”成员。这些人本身就是学者，或者说是一批“不安分”的有革命倾向的学者，而不应该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这些人提出的“研求国学，保存国粹”宗旨不是空的招牌，而是确有成绩的。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影响来看，核心人物刘师培、黄节、章太炎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最大，其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学术的影响，而非通过政治产生的影响。就“叙”中所言内外动因，“内”为国学不振，“外”为西学流行，而且充满了忧患激愤之情，这也不是虚语；其中“读书保国”之志，更是发自肺腑。后来一些论者强调其“革命”色彩，甚至个别当事人回忆里也强调“革命”的意图，往往是后来时代潮流语境所诱导，三人成虎，臆想夸大，是不足为凭的。

国学保存会为学术组织而非政治组织，《国粹学报》是学术刊物而非政治刊物，也可以从清廷的态度得到反证。当时在国内许多具有明显“革命”色彩的组织与刊物都被取缔了，而国学保存会与《国粹学报》却一直安然无恙，从1905年到1911年，《国粹学报》一期也没有中断，并且还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捐助，这不能不说它的“革命”色彩是不显著的。它毕竟是在“保国”的大方向之下，至于说文章中所包含的“革命”思想，毕竟是曲折而隐蔽的。学术文章要遵守学术的基本规范，与政治宣传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近人钱基博论刘师培、章太炎及国粹派云：

二人者，皆书生好大言，负所学以自岸异，不安儒素；而张皇国学，诵说革命，微词讽谕，托之文字；又假明故，以称排满。师培《书曝书亭集后》以见意曰：……二人者，既高雅儒望，缘饰经术；与邓实、黄节诸人，创国学保存会于上海，刊行《国粹学报》，放言高论，语有据依；而后无君不为叛乱，排满即云匡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胥为嚣暴鲜事者之所欲借宠。[21]

这里钱基博对刘师培、章太炎的人格特点加以概括，两个人皆是愤世嫉俗的书生，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和名望，自视极高，然后以国学称说革命排满。国学保存会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有这种特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是他们“张皇国学”“语有凭依”，毕竟是一种学术的形态；二是他们的学术活动毕竟与“嚣暴鲜事者”是不同的。在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人格中，有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狂狷”人格有渊源，与道家思想的自然放诞也相通，与从国外传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相合之处。刘师培应该是中国早期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者之一。

二 国粹派人物与晚清政治人物之关联

国粹派人物身上往往见出书生本色，他们虽然有一定的“革命”思想，但作为读书人，既没有与“革命者”完全等同；也与晚清当局政要有多重联系，甚至成为被拉拢利用的对象，总之，在相对独立的品格下，往往夹杂着追求功名的热情。

1898年春天，章太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优礼聘请到武昌。张之洞作为晚清大员中有学问、有整体眼光的官僚，是希望得到有用人才的，希望能够网罗到“天下士”。他慕名聘请章太炎，是因为章太炎的学问突出，在古文经学《春秋左传》方面卓有成就。当时张之洞新著《劝学篇》，让章太炎来看。章太炎看了之后不是很认同，据说对上篇没有评价，只是肯定称赞了下篇，算是给张之洞留了面子。后来，章太炎与他人谈起则激烈地批评《劝学篇》的《教忠》篇，与张之洞幕府同人论政论学，多有不合，终于离开武昌。东归途中作《艾如张》一首。诗云：

泰风号长杨，白日忽西匿。南山不可居，啾啾鸣大特。狂走上城隅，城隅无悽翼。中原竟赤地，幽人求未得。昔我行东冶，道至安溪穷。酾洒思共和，共和在海东。谁令诵诗礼，发冢成奇功？今我行江汉，候骑盈山丘。借为杖节谁？云是刘荆州。绝甘历朝贤，木瓜为尔酬。至竟盘盂书，文采欢田侯。去去不复顾，迷阳当我路。河图日以远，枭鸱日以怒。安得起槁骨，掺祛共驰步。驰步不可东，驰步不可西，驰步不可南，驰步不可北。皇穹鉴黎庶，均平无九服。顾我齐州产，宁能忘禹域？击磬一微秩，志屈逃海滨。商容冯马徒，逝将除受辛。怀哉殷周世，大泽宁无人？[22]

诗中隐含了章太炎前期生平的大事件及心路历程。后来编进文录时，他将这首诗及另一首《董逃歌》编在一起写了按语，诗的标题不知何时所定。《艾如张》是因见张之洞而写，《董逃歌》应该与康有为相关。从《艾如张》诗中意思来看，他对张之洞是寄予厚望的，但又对张之洞《劝学篇》效忠于清廷深深不满，由不满而龃龉，而失望，终于分道扬镳。一般人皆看到章太炎与张之洞由不合而分裂，但对章太炎的追求“幽人”而又自视清高的复杂人格未予深究。一方面，章太炎一直都在追寻一个目标，一个处所，这个目标应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挽救时代、挽救国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知音，一个可以容纳自己发挥才华的对象，也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其实他的这种思想正是传统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思想，要么是帝王师，要么就是世外的高人，不同凡俗，超越众人；在现实中往往被认为是追求虚名，其实这是因为一种特别的文化人格招来的误解，即使是求名，也是一种有“实”的功名。

章太炎随后鼓吹革命，卷入“《苏报》案”，文名大振，成为国粹派的巨擘。无独有偶，国粹派另一位重要人物刘师培在思想学术上追随章太炎，也曾接近晚清另一位“政要”——端方。1908年，刘师培从日本回国，进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件。自从国学保存会成立以来，刘师培改名刘光汉，表明光复汉族之意，所著学术文章中，往往有一种“革命排满”思想，但怎么突然进入清朝大员的幕府成为幕僚了呢？对此，后来的学术界一般的观点是，刘师培不由自主，始而被骗，既而被挟，总之不是刘师培自己的意思；另一种观点是，刘师培“与炳麟竞名分崩；又好内，妇何震敏给通文史，而悍锐能制其夫，以师培亡命日本久，不获志于同盟会，遂牵以入两江总督端方之幕，而为之侦伺也”。[23]前一种说法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总的来说是牵强的，如果刘师培是被挟制的，如何解释他后来追随端方到天津，到四川呢？这种说法有些“为贤者讳”的意味。第二种说法较接近于真实。但如果说将原因归之于与章太炎争名决裂，则又显得皮相；至于将刘师培说成一种政治上的“叛变”，则与事实也不尽符合。刘师培与章太炎在学术史上确有一些争端，二人学术文章皆有不同，但如果将学术上的争论解释为“争名”，将刘师培进入端方幕府的原因说成在同盟会不被重视，这在事实上有偏差，理解上也有偏差。刘师培进入端方幕府，做的是学术研究和教育上的一些工作，没有资料显示他对“革命”有什么破坏。如果看他进入民国以后的作为，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通观其一系列所作所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刘师培学术上的强大与政治上的幼稚是不成正比的，也可以借以了解其精神人格的特点。

在刘师培等国粹派的精神人格中，学问高于一切，珍爱中国文化如同自己的生命，他们既视文化为救中国、改造中国政治的渠道，也希望有政治力量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他们虽然学问中有一种排满革命的倾向，但在生命形态上，仍然保持学者的本色，与清朝政府之间往往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在“读书保国”的大方向之下，保持一个相互容纳的关系。两江总督端方对《国粹学报》以及国粹派一直采取的都是拉拢的策略，曾派上海道拜晤黄节与邓实，许以巨资支持《国粹学报》，二人虽然没有接受，但也没有把关系搞得很僵。[24]刘师培进入端方幕府，应该从国粹派与清廷之间复杂的关系上得到进一步的理解。

三 国粹派的“落伍”

进入民国以后，国粹派的巨子们都没有在政治上“通显”。章太炎得了袁世凯政府表彰功臣的“勋二位”（后来黎元洪当总统改成了“勋一位”），其他人似乎连勋章也没有得到。刘师培积极支持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上大夫”，但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刘师培“名实俱隳”，1919年就去世了，身后很清冷。黄侃在北京大学执教数年，而刘师培名毁身病自认不久于世，痛心感叹“四代传经及身而斩”，黄侃因为自感学问不如刘师培，遂改北面师事之。黄侃在刘师培去世之前便离开北大南归武汉任教。黄节执教北京大学，潜心国学。章太炎在民国初年为政治南北奔走了数年，一无所获，后归苏州，开章氏国学讲习会，晚年研究中医学；遇到合适的机会，也给当时的名流写写贺词、墓志之类的文章，赚取不菲的“润笔”。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大多坚持传统文化，反对白话文运动。所以，在新派人物的眼里，他们都是“落伍者”。

章太炎等人进入民国后，自以为参与了光复大业，是民国的功臣，理应在政治上有较高的地位。但是，新建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南北冲突，新旧冲突，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没有哪一个当政者真正把这一批自命清高、狂放傲诞的学者在政治上加以重用，他们真正的安身之处仍然是在学术界、文化界。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是一股很大的学术势力，但是他们内部又有分化，不少人跟着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成了新派人物，比如钱玄同、鲁迅等，他们继承了乃师章太炎那种桀骜不驯的反叛精神，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在政治上反对北洋政府，也有像黄侃这样坚守传统文化价值的旧派人物，跟着他的老师成了“落伍者”。

如何看待章太炎的“落伍”？长期以来，学术界总认为这是一种遗憾。1936年已在病中的鲁迅得知老师章太炎去世，抱病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对太炎的“革命”功业给予赞颂，而对儒宗学者的太炎先生则流露出叹惋的复杂感情。其实这仍然是一种“革命”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激进观念的表现。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黄侃晚年皆有所转变，首先是在政治上，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疏远淡化。另外是在学术上，更加切实，对中国文化的主流，特别是对孔子及儒家思想价值有了相当的重视，纠正了《国粹学报》时期的一些偏激的学术观点。他们对现实中学术文化之争是关心的，黄侃与黄节都参加了学衡派的一些活动，和学衡派的人物有密切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落伍与保守的表现是本色的回归，他们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坚守者，由于历史的机缘，他们的生命涂上了激进革命的色彩，随着历史的变迁，那些浮色也逐渐褪去，露出中国文化精神孕育的文化生命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