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视角的引入

中国新文学是在接受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启蒙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发生、在外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走向世界”“影响的焦虑”“现代性的追求”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具体到诗歌而言，就有“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6]“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7]这样的一些说法。虽略显偏激，但也说到点子上了。对此，有学者曾表达过疑虑：“‘西方的冲击’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8]1980年代，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我很不喜欢‘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句口号中的‘走向’一词，那意味着失去宝贵的‘自我’，我看中国文学只有‘面向’就可以了，脚还是‘站’在中国土地上好。”[9]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想一想，“中国新诗”难道就真的是个不肖子？就真能自己咬断与母体的脐带而与之完全决裂？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会发现中国新诗即使是个不肖子，但这个不肖子内心也是复杂的，虽然喝着“洋奶”长大，但他血脉里流淌的却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这一文化母体遗传给他的血液，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精魂的汲取和赓续。他时常眷恋着母体，时刻回视着传统。但这个传统又不完全是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经典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散落在社会文化底层、植根于乡野的“民间”文化。

在人类文化学研究领域，有“文化”传统的大、小之分，“大传统薪火相传地承传于经院之中；小传统则自在自为地存在于非书写文化的村社生活之中”。[10]这种关于文化大、小传统的理论完全可以移植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上来。依此，我们可以将“儒家传统”“文人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民间传统”“白话传统”视为“小传统”。有了这么一个理论预设，我们就可以借用“民间”话语视角来研究中国新诗。其实，“民间”完全可以成为研究弥合“传统”与“现代”裂隙的纽带和桥梁。有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新诗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场域中去作一番全新的梳理和研究。

在五四新文学的倡导期，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革命语境下，新文学建构资源除了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核心的西方话语，还有来自本土文化、与“传统”相对立的“民间”话语资源。当初，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甚至鲁迅等五四新文学的缔造者，为了推倒、颠覆中国文学的古典传统、文人传统，建构全新的、现代的文学秩序和规范，都十分重视对民间的、新鲜活泼的白话口语和自由自在的创造精神的内在接受。相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其他文类（小说、散文、戏剧）而言，新诗在“民间”资源的接受和利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在五四白话新诗的发生期，就有“文学革命当从‘民间文学’入手”[11]的提议。“民间”因其“真实”“自然”“通俗”“具体”等审美特质，而与旧诗的“雕琢”“矫饰”“僵化”“教条”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民间话语在五四新文学的“断裂”策略和“反传统”路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民间”源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它在某种程度上又十分有效地缝合、修复着激进的文学革命所造成的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顺利地完成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初步形成了中国新诗以“白话—自由—现代”为特征的五四传统，并在其时的社会语境中得到广泛传播。

此后，胡适、刘半农、周氏兄弟、顾颉刚等新文学主将还进一步将对“民间”话语的探索推向深入，先后倡导了“歌谣运动”“国语运动”“乡土书写”“民俗研究”等，他们寄希望于能从这些本土的民间文化实践中寻得新诗、新文学建构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源。1924—1927年“大革命”以后，社会革命、阶级矛盾、民族救亡、政治斗争等先后成为时代的主题，民间话语的内涵和指向也随之发生改变，这种变化也深刻体现在相应的新诗创作中。我们从早期普罗诗歌、左翼诗歌、抗战诗歌、延安诗歌中都可以看出民间话语的意涵变化，即从思想文化领域向社会革命领域偏移，更多呈现的是政治的意义和现实的功能。民间话语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

长期以来，在中国新诗的创作、批评和研究领域，我们都过于偏重对西方诗学话语——尤其是现代主义诗学——的推崇和借鉴。其中，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可以说是近三十年来新诗研究者用力最多、研究成果也最蔚为壮观的研究领域。学界有从现代性出发，将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作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主线，将现代主义诗歌视为中国新诗创作的最高成绩来看待的。相对而言，学界对中国新诗的“民间”话语的关注和研究则明显不足，即使有所论及，也大多囊括、统摄在过去的现实主义话语之下，缺乏系统的梳理和独立的阐释。1936年，胡适在对新诗所作的总结分析时感言，“似乎是太偏重了前者，而太忽略了后者”。[12]8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当然，我们不应该看低西方诗学的这条主线，但一味强调和过于凸显这条线索，按照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13]，就是对新诗历史真实的另一种遮蔽。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去关注中国新诗中的“民间”问题。其原因如下：

1.中国新诗研究者受传统文学观念和“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对“民间”的现代意义与价值认识不够。民间毕竟来自下层，来自乡野，从属于传统意义的“俗文学”范畴。在中国文学传统“雅”与“俗”的较量中，自然处于下风。而一般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为主导，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为指向，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为最终目的。中国新诗的“民间”话语资源，因地位“低”、品味“俗”、形式“简”、意味“淡”，而与中国新诗的“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追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而，新诗的“民间”意义，在有意无意之中，可能就一不小心地被忽略，也可能有意地被误读。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视域内，“民间”要么被弃置在“通俗文学”之中，为正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鄙夷；要么被淹没在中国文学“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政治旋流中，而失去了“民间”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相对于新诗大胆而有效地、自始至终地借鉴和利用西方话语资源并在创作上大显身手而言，新诗创作中的“民间”价值取向却显得顾虑重重，它时隐时显、时断时续，饱受诟病和争议。正因为如此，中国新诗的“民间”取向在实际创作中存在严重的不足，成绩也不明显。即使像胡适这样敢于尝试的诗人，对此也只能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14]。这种状况也就无法为新诗的“民间”话语资源理论提供强有力的创作支持。

2.“民间”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流动的、开放的、包容的、流动的概念。其所指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民间”一词的重心在“民”，而“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常常与“国民”“平民”“民众”“大众”“老百姓”“工农兵”“人民”等概念混同，很难清晰地区分开来，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一一予以考察分析。这就给新诗的“民间”话语资源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难度。

同时，因为“民间”概念的模糊性与所指的不确定性，在理论上就给“民间”话语带来了巨大的言说与阐释空间。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文艺的，民族的、民粹的、民主的、民俗的等，均可以在“民间”那里找到各自的话语资源。五四时期的“民主”“自由”观念，以及“人”的话题、北京大学的征集歌谣运动及其后的民俗文化实践、五四乡土小说的“国民性”批判思想、1920年代“到民间去”运动的民粹主义倾向、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抗战时期文艺的通俗化实践、延安时期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几乎都与“民间”话语有关。

3.对近年来“民间”理论热与“民间”文化热的审视与反思。1990年代，上海学者陈思和在探讨“重写文学史”和进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考察时，创造性地将“民间”引入当代文学批评和抗战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民间写作立场”与“民间精神价值取向”等概念。陈思和及其“民间”理念，的确有其巨大的文学阐释空间，在陈思和本人及其追随者的不断阐释和演绎之下，“民间”的思想意义及学术价值得到极大拓展，并很快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乃至整个当代文化研究中最炙手可热的理论和“关键词”[15]。“民间”仿佛一夜之间从一只人人鄙夷的“丑小鸭”，而成为万人拥趸的“白天鹅”，进入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被频频挂在口边，见之于各大报刊媒体。诸如，“民间渠道”“民间文化”“民间传统”“民间话语”“民间记忆”“民间写作”“民间影像”“民间情怀”“民间立场”“民间意识”“民间精神”“民间形态”等。几乎什么都能与“民间”交叉匹配，构成所谓的“民间”话语。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当下中国，仿佛任何事物或现象只要与“民间”一挂钩，就能成为“热点”、“焦点”乃至“经典”。1990年代末诗坛扰攘吵闹的“民间”写作，学术大咖领衔的“民间”国学热、全国上下尤其是民间文化人士热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各报刊媒体推出的“民间影像”“民间记忆”“民间书写”等。在现代传媒与学术批评的双重演绎和鼓噪下，“民间”，俨然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文化“真理”和学术“神话”，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视听，干扰了人们的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去考察、去审视，但更需要我们去甄别、去辨析、去反思。我们既要为“民间”祛魅，同时又要为“民间”招魂。[16]

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本著从“民间”话语的历史考察与知识辨析入手，充分认识“民间”话语在20世纪中国文学阐释中的有效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选取五四左翼、抗战等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为论域，通过沉入五四以来的现代历史文化语境，重新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重点分析民间话语在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生、本土性建构和社会革命转型中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作用，并结合五四及其后中国新诗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和症候，来展开对“民间”话语的现代考量和学理反思，以此来认识多重话语交织下的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