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色的草图

流动的光阴，上色的草图，四季如风变换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赤橙青黄，而人文雕琢的文学让宁夏大地有了斑驳富丽的诗意色彩。塞上秋风劲，山河却无恙；王孙归不归，草色年年青。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

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

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

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

　　（唐）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在盛唐时代，岑参写的边塞诗数量最多。农历八月，六盘山下萧关古道已是秋凉气寒，而漫天呼啸的北风，竟会吹断千里之外的天山草木。昆仑山的夜晚，一弯新月斜挂在昊天穹宇上，忽又听得胡人面向冷月，吹奏着凄清的胡笳。“全诗围绕‘胡笳’作诗，起笔与结尾均以胡笳入诗，展现了诗人对边地生活的谙熟及对六盘山（河陇）一带物候、时令变化的了解，笔力雄健，情思奇妙，表现出一种悲壮奇峭、豪迈爽朗的独特艺术风格。”[2]

人文怀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地缘关系交汇和交融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地理版图，灿烂而辉煌。在丰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离不开文学艺术，诗词歌赋蕴含着华夏儿女的审美情志和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治协商和民族团结促进了人民文艺的时代繁荣。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积累和新的领域拓展，地域文学研究自然成为重要方面，呈现出极为活跃的局面。诗人以个体经验烛照人类的精神困境，诗歌是民族精神最为深邃的呈现。华夏文明五千年传承中六艺诗教始终是根源性的核心内容，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辨和先验批判，中国诗教传统从一开始就注重美感教育。兴观群怨，抒情言志，奠定了中国三千年诗学批评的深厚基础。晚清和五四递进的维新启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想象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在个体认同和地域认同的多重构建上，形成的近代民主革命的共同记忆。文学是个体的人的精神情感生活的深层观照，无法脱离历史和地域交错的人文环境。文学也是一种地理文化坐标，当代地域文学的研究必须面对总体包容的地域性文化呈现。因此，地域文学研究离不开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考察。商周至春秋时期，今天的宁夏地区多为戎狄部落居住之地，一般称为北狄、西戎。游牧和农耕交错，这里同样具有古老而悠久的人文蕴藉和文明积淀。灵武水洞沟发现三万年前人类生息的痕迹，而贺兰山岩画生动地记录了人类早期狩猎活动。朔方宁夏，北峙贺兰，南凭六盘，灌溉便利，物产丰饶，历史上曾是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亦是丝绸之路北线开拓的重要路段。

可以说，今天的宁夏，早已是北方大漠与内地连通的枢纽之一。秦汉之际，就因戍边驻军和移民开发纳入华夏文明版图。

汉唐烽烟，王朝更迭，从萧关到贺兰，从灵州到河西，“风吹山下草，系马河边树。”（李益《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战争在不断确认山川土地的归属，文人墨客却在描写边关的雄奇葱茏。“秦川形势通西夏，河朔襟喉控上流。”（王越《过韦州》）诗人林庚在考证边塞诗人与当时边关防御的战略关系之后，也是在深刻理解各民族之间生存战争的酷烈之后，客观地指出：“古代边塞诗因此乃是悲壮的、豪迈的，又是心情复杂的。‘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3]汉唐的乐府诗和边塞诗，自然少不了北方多民族生存和战争场面的特别显现。“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有学者肯定地说，各民族生存斗争的矛盾是边塞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因而长城见证的边塞诗在概念上是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

黄河远上，北接大漠。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河套和河西走廊为根据地，建立了西夏王朝。西夏兴盛时，从黄土高原一直延伸到北部广袤的蒙古大漠，据河西走廊，连通西域和欧洲，南接秦陇，东与山西、陕西紧邻。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出塞”而“秋望”：“黄河水绕汉城墙，河上秋风雁几行。”[4]这片土地上黄河与长城并行，诗人笔下更有不同的景色描写，王维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韦蟾欣喜见闻：“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张舜民笔下书写：“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历代诗人歌咏宁夏，明清以来有新旧八景的写景诗。宁夏文史专家吴忠礼非常细致地考证梳理过明清诗人歌咏宁夏八景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朱适然咏八景之一《河带晴光》，视野开阔，气象生动：

青铜西望郁嵯峨，一道奔流走大河。

回带晴光沙岸阔，斜穿紫塞白云多。

春渠竟泛桃花水，汉史空闻瓠子歌。

正是升平休气塞，银川风物美如何？

宁夏地区在秦汉时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已有农耕文化的开垦奠基。汉唐乐府和边塞诗带给中国文学朴实自信的内在品质，也是人文审美的重要积累。戍边军人和各种移民自然构成了包括宁夏地方在内的边疆人民的主体。谈到宁夏地域文化的再建构，如果说经唐朝的庇护而与北宋对峙的西夏是一个突兀而倔强的历史存在，那么元朝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节点。元朝带给中华民族的元素很多，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的形成，直接影响了宁夏地区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萧关道上兵书急，灵州自古属中原。北宋西夏而蒙元，南明北上京大都。西夏故国地，花开花落，明月依旧。明代庆王朱栴悲秋低吟：“茫茫衰草，隐隐青山。”（《青杏儿·秋》）清嘉靖年间陈德武流寓宁夏，怀远高歌：“贺兰设险金城固，护此汤池壮塞滨。”（《黄沙古渡》）

因此，宁夏地方文化的历史层积，如果说戍边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伴随屯垦戍边和民族生存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力则是各种移民。譬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至灵州抚慰归附的铁勒九姓及回鹘诸部，决定设羁縻州府予以安置，故先后在灵州界内设近二十个羁縻州。又，咸亨三年（672年），于鸣沙县西境置安乐州，安置原居青海省的吐谷浑部。当然，从中央与地方文化建设的政治关系来说，朱栴是寓居宁夏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5]其修撰《宁夏志》，与魏焕编著《皇明九边考》，还有张雨编著《全陕边政考》，等等，开创了明清西北和宁夏志书修订的兴盛期，也是明清经营边疆和西北的文化见证。要而言之，明清驻守和流寓宁夏地区的文人官员众多，对地方的文教有开拓之功，且各有著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宁夏地方文献出现“银川”一词，约在明末清初。一些官吏、文人在咏唱宁夏平原沟渠交织、湖泊珠连的秀美景色时，用“银川”形容塞上水光映照的平原景象。“银川”一词，逐渐有了指代地域的地名含义。如《惠农渠碑记》上有“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山而北……”的记载。可见“银川”，已泛指塞上前套平原渠引黄河水灌溉区。杨浣雨之诗赞曰：“遂有磊落掀天才，转从屈注声如雷。汉曰汉延唐唐来，大清惠农今代开。”另有清王都赋八景之《长渠流润》。以上诗篇均见《乾隆宁夏府志》。吴忠礼先生特别指出，地方志是褒扬家乡的地情书，以彰一邑、一方之盛。

辛亥革命成功，现代国家政体建制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中华民族共和版图上朔方宁夏的色彩也被时时刷新。1928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第159次会议决议，设宁夏省。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同年12月23日成立宁夏省，沿用了宁夏原称。1954年9月，宁夏省建制撤销，并入甘肃省。1957年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以原宁夏省行政区域为基础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自治区以银川市为首府，辖2市（银川市、吴忠市），1专区（固原专区），17县（惠农县、平罗县、陶乐县、贺兰县、中卫县、中宁县、宁朔县、金积县、同心县、灵武县、盐池县、金积县、固原县、西吉县、海原县、隆德县、泾源县），总面积约6.64万平方千米。2017年，笔者为撰述《宁夏文学六十年（1958—2018）》做文学全域田野调查时，宁夏建制包括地级市5个（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县级市2个（灵武市、青铜峡市），市辖区9个（惠农区、大武口区、金凤区、兴庆区、西夏区、利通区、原州区、红寺堡区、沙坡头区），11县（平罗县、贺兰县、永宁县、盐池县、同心县、中宁县、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回顾、梳理宁夏行政建制与属地的前世今生，所要揭示的是宁夏地域文化流变融合的多元特色。从诗歌地理的精神渊源而言，我们应该追溯汉魏风骨和盛唐气象。从文化的资源性建构来说，我们还得审视宋辽西夏更为繁复的历史变迁和现代移民文化的各种因素。人文与地理交融，“时间空间自然不可分割，于是边塞风物的描绘，将帅士卒的刻画，爱国主义精神的歌颂，对穷兵黩武、长征久戍的厌倦非难，将帅士卒间的阶级对立，征人思妇的离别愁绪……”[6]战争的残酷与个体的激情交织，深刻的生命体验，雄浑的山川描绘，诗意渲染的西北给人以洪荒苍凉的感觉。其实，从汉唐经略边疆和广义的河陇文化来说，宁夏这片土地上自然留下了许多文人的足迹和诗人的吟诵。从现代中国启蒙新文学的发展来看，西部诗歌的发端虽有些迟缓，但地域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多重交融也形成了现代诗歌取之不尽的资源。

一个民族的历史汇聚于当下的文化呈现，诗人的情感与民族的精神血脉千古贯通。正如在河套平原和内蒙古大漠行走寻觅诗意的杨森君，矜持地致读者说：“我不勉强自己在没有感觉的事物上分心。当我重新审视、整理这些诗篇时，过往的人与事不止一次让我记起、怀念，甚至导致了我再度短暂的欢愉或心碎。因为，诗篇中的许多词语直到今天依然继续忠实地保持着它们当初的温度和表达时的确切。这种神奇得益于我曾经在选择它们时的坚定的自尊。所以，看我的诗歌基本上是在看我这个人昔日的轮廓——不是我物质的实体，而是我精神的草图。”[7]当代宁夏诗人确实以各自不同的审美性情，在给朔方宁夏增添诗意的多重色彩。

当代地域文学的研究必须面对更加具体的地理文化坐标。朱光潜说：“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8]诗人个体经验是外在景观和内在反省的审美融和。聚精会神，地域文化与人文环境构成了每一个作家情感的底色，进一步形成了诗的根本力量。戴望舒诗的内在机理与艾青诗的抒情意象，有着人生境遇与人文地理的双重区别。一代名臣曾国藩的文人气质和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诗人气质，都是潇湘大地地域文化的个性化表现。也就是说，每一个诗人拥有自己的人文地理坐标，流寓西海固的袁伯诚喜欢古典的诗词形式和抒情方式，而下放贺兰山麓劳动的张贤亮留下了颂赞自我和时代的自由体诗《大风歌》。同样追求古雅的诗意，来自银北地区平罗县的秦中吟和出生于南部山区隆德县的虎西山，抒情的情调和风貌完全不一样。经历共和国风雨的吴淮生、刘国尧等人带着时代的激情，讴歌不悔的人生，21世纪成长起来的林一木、马泽平等人在无法疏离的乡土情感之上确认个体的精神困顿。同样是外来的诗人，老诗人肖川和“60后”唐晴眼里的西部景观迥然不同，审美的情态自然迥异。单永珍出生于西吉乡下，生活于固原县城，经常游走在大西北，却忠实于那份名为《六盘山》的文学刊物。马占祥固守同心半个城的诗歌写作试图拒绝流行的技巧和辞藻。一个是乡土的固守，一个是生命的放逐，马占祥以真诚充实生命留守一隅的孤独，单永珍以狂野标榜生命日常的空疏。诗人用文字再造脚下的土地、走过的风景和流逝的岁月。今天生活于斯的人们在急剧嬗变的社会压力下承受生活，在现实遭遇的心灵体验中寻求自我。

文学是个体的人的精神、情感和思想的深层触摸，无法脱离历史和地理交错的人文环境。因此，今天宁夏所属地区是源远流长的秦汉文化浸润的华夏故土，亦是黄河文明历史积淀和当代精神蕴藉的现实版图之一。文人与政治，诗人与功名，生民与战乱，人类的活动在不断丰富着陇山四野与黄河横贯的地域文化和地域风情。根植大地和心灵的诗歌，不是物质的实体，而是精神的草图，色泽斑驳而深沉。山河情志，时代颂赞，宁夏诗人用各自的创作绘写了宁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画卷、心灵图景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