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锺翰的生平

一 旧式私塾教育（1913—1927年）

王锺翰的祖先是明末从广西全县带着妻儿翻过南岭来到湖南伍家桥镇定居落户的，至今已经300多年了。那里的王姓人口不断繁衍，已经成为伍家桥小镇的一个大姓。王锺翰的曾祖王国安与祖父王家书虽念过书，还“捐过拔贡之类的功名”，但“到底没有走上科举进身之正途”。[1]其伯父王显锡中过武举，后来在席家公馆“管家护院”；其叔父王显钊学过中医，“驰名于乡，号名医”；其父王显镰，因“兄远游弟早故”，只好弃读从耕，管理其“祖父遗产薄田20亩”，负担“三家十数口（人）的生活事务”，还雇佣长工和牧童各一人协助农耕；其母亲唐桂香，照看孩子与料理家务。[2]王锺翰有四个亲哥哥和四个亲姐姐，由于他最小，受到其母宠爱，被称为“满老九”。王家在镇上还开了一家中药店，生意比较兴隆，在当时祖辈大家族式的家庭中，王家是“不很富裕的地主家庭”。[3]王锺翰的早期求学经历可分为旧式私塾教育与新式学堂教育。以下简要述之。

王锺翰在幼年时显现聪慧，其母有时让他去街上买菜，从一种或两种豆腐、白菜之类的东西到三四种、五六种，甚至十几种东西，他都“一一铭记于心，照买无误，颇受夸奖”[4]。至9岁时，他常与长兄王忠瀛住在镇上店铺里并向其兄学习读书识字。10岁考入小学，但不久辍学。由于其兄王忠渠在卢洪市等地读小学、中学，“书没读好”，而且“花钱太多”。其父认为“新式学堂不好”，让王锺翰就近师从其族曾祖王国才学习《论语》等内容，他虽然“不知所云，但也认识了一些之乎者也”。[5]

接着，王锺翰进入当地的北应乡初级小学，很快卒业。然后转入与其父有些交往的席沅三家的私塾，该私塾聘请唐子玉先生为师，主要讲授《诗经》《春秋左氏传》等。由于有一年唐子玉“家乡闹土匪”，“唐师回家未能及时返回”，这一私塾解散[6]，王锺翰便转入距离其家更近的夏氏宗祠私塾，在那里主要有夏凤喈讲授《易经》，来此私塾学习的有30多人，年龄多在30岁以上，王锺翰年龄小，听不懂。对他而言，唯一“新鲜事儿是作文”，每月必写三篇不论长短的文章，其师亲自批改，发还时“还指点一番”，这对他撰写文章“多少是受了一点启发”。[7]简言之，王锺翰在几家旧式私塾所受的教育“总共大约两年”[8]。

二 新式学堂教育（1927—1934年）

在1927年，王锺翰进入具有新式教育特色的应滨学社求学，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礼记·檀弓》、《曲礼》、《学记》为主，由应滨学社的创始人席少保的本家席梦禅讲授，讲究“分析主题”，语言为“半文半白”，学生们都能听懂，“都很喜爱”。王锺翰学习很投入，“年终考核……名列第四”。[9]在此期间，与王锺翰父亲有交情的席式乾将王锺翰之名由“忠汉”改为“锺翰”。其师席梦禅的第五子席鲁思在外游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国学功底也很深厚”，在那时回到家乡，也在应滨学社讲授一段时间《说文解字》。1928年长沙雅礼中学恢复开办，聘请席鲁思到长沙任教，席鲁思“想带几名学习好的学生去长沙接受新式教育”，选中了王锺翰，王锺翰的父亲认为“席先生是有学问又见过大世面的人”，便“欣然同意”。[10]此为王锺翰接受新式教育与思想的开始，他自己也认为“应滨学社的教育可以说是半新半旧的”，但他“却因应滨学社而转入后来的新的学习生活”。[11]

1928年，王锺翰进入雅礼中学，因未学过数学、英语，便进入补习班，他“开始发奋学习”[12]，仅一学期，通过规定的考试，直接升入初二年级。当时作为教会学校的雅礼中学很重视英语学习，每周上午一般都有英语课，他的“英文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点基础”。1930年夏季学期结束的考试后，王锺翰在学校按年级分数排名中“竟然名列初中最高分”，“得了第一名，当时自然喜不自胜”。[13]至初中三年级，由于“红军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挥下攻入长沙”，学校停课，后来红军退出，虽然学校复课，但影响了王锺翰的学习，在初三毕业考试中，他的成绩退居第二名。按照雅礼中学“前三名学生可以免考直入高中”的规定[14]，王锺翰进入了雅礼中学高中部学习。

在高中学习中，王锺翰被选入学生会，负责宣传讲演与主办《雅礼年报》的事务。在此期间，对他思想“震动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九·一八事变’”[15]。他想学习古人投笔从戎，报考空军或海军，但由于身体原因未成功。这对他内心“刺激非常之大”，他感到“救亡有心”，却“报国无门”[16]，不能“光靠死念书本多挣高分”，要通过办报纸来“磨炼自己的干事能力”。[17]为扩大影响，他建议将《雅礼年报》改成《雅礼周报》，并获得批准。王锺翰办报纸“作出了成绩”，但学习受到了影响，失去了“只考一门英语即可由雅礼中学推荐上燕京大学”的资格。[18]要想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只能参加汉口的燕京大学入学考试。幸运的是，王锺翰“顺利地考入燕京大学”，这是他的学术发展与人生改变极其关键的一步，对他真是“太重要了”。[19]

王锺翰经历了旧式私塾与新式学堂教育，初步培养起阅读与写作的兴趣，也扩大了视野，这为日后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从他幼年时买菜十几种“照买不误”、“应滨学社名列第四”、雅礼中学“初二最高分”“初三毕业退居第二”、办《雅礼周报》耽误学习仍“顺利考上燕京大学”等事情来看，他天资聪慧。

三 燕京大学求学与任教（1934—1952年）

1919年成立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在当时是几乎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北方实证史学的著名学府，其中汇集了邓之诚（1887—1960年）、洪业（1893—1980年）、顾颉刚（1893—1980年）等重视考证的知名学者。王锺翰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除了夯实史学基础外，还经常问学于诸师。他回忆说：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有两位老师，一位邓文如（邓之诚）师……另一位史学大师就是洪煨莲（洪业）先生”[20]。被称为“活史料”的邓先生“精熟史籍”，“每次出来上课前静坐一小时，从不带书本上课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直似藏于胸中，随时征调”，令人“佩服之极”。[21]在洪业老师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其学术偏好，还是其思想感情，都是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22]。“洪煨莲先生的引得编纂与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性工作。”[23]王锺翰除了仰慕诸师的学识外，还常向他们请教学术研究的门径。

王锺翰在邓氏指导下写出本科毕业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在1939年发表时改为《清三通纂修考》）、《〈清史稿〉撰修之经过》等文章。王锺翰毕业后，继续攻读燕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专攻清史。

邓、洪两位教授担心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建议王锺翰提前一年毕业，因此王锺翰急促完成邓之诚指定的以《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为论文题目的学位论文，并于1940年获得硕士学位。

值得注意的是，邓之诚的教诲对王锺翰后来在学术研究中严谨治学精神的培养与偏重考证学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于后来王锺翰在提及邓氏之时，其言语中总是充满对邓氏给予学术入门指导的感激之情。

王锺翰“仰慕已久”洪业的学术成就、流利的外语及其对燕京大学成立所做出的贡献，还“受洪师教诲”，“偏好考据”。[24]他“在学术上受到邓先生沾溉更深”，但在1937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指《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一文），“却是在洪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撰成的”[25]。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还在洪氏的指导下，对唐代小说《游仙窟》的作者进行考证，并发表相关论文。王锺翰不仅仰慕洪业、邓之诚等教授的学识，也受到诸师在国难当头的忧患意识感召。如洪氏在一次讲课中，挺身而起，愤然说道：“日本人狂得很”，“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平来”。[26]这件事情对王锺翰震撼很大，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课”。后来他“比较自觉地”把学术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而将清史研究推向深入[27]。

王锺翰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对其指导较多的老师还有张尔田与顾颉刚。张孟劬（张尔田，1874—1945年），是《清史稿》的修撰之一，他经常给王锺翰“讲《清史稿》纂修经过，清代典籍”等[28]。王锺翰1939年“笔录的《〈清史稿〉纂修之经过》一文，就是根据张先生给燕大历史系师生作的一次报告写成的”[29]。这对王锺翰以后关于清代典籍的整理、研究、运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顾颉刚非常重视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王锺翰后来在地理学方面也有许多成就，他认为：“饮水思源，也是受惠于顾先生的结果。”[30]

北平燕京大学在1941年12月被日军封闭，后迁至成都。洪业、邓之诚等教授由于与日本军队抗争而被捕入狱，洪家生活虽然较为艰苦，但尚可维持。邓家人口较多，“平日又无积蓄”，“子女稚弱”，“举家唯以变卖家藏”度日。[31]王锺翰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他应友人崔约翰之邀前往天津东亚毛纺织公司做月薪180元的短工，又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贩卖刺绣手绢、台布、挑花之类的物品，在邓氏出狱前，每月资助邓家90元，“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32]。该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知道此事，有感于燕京大学一些教授的困境与民族气节，对邓之诚、洪业、翁独健、高名凯等七八位学者每家每月资助100元，以维持家庭生活。后增至每家每月200元，人数也达到十多家，直至诸教授出狱。

在1943年，王锺翰辗转到了成都，“受聘成都燕大历史系讲师兼系秘书”及学生生活辅导员，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33]在那里，王锺翰还任陈寅恪的助手并负责“照顾陈先生和他全家的生活”[34]，受到陈氏启发，1945年写成《〈三国志〉裴注考证》一文。他还受到陈氏的教诲：“至于清代史事，则满文名字之考证，殊与推求事实有关，治史者不得置而不究。”[35]陈氏“重视满文的意见”对王锺翰“后来研究清史是很有启发的”。[36]由于陈氏的指导，他后来在哈佛选修了拉丁文、日文、蒙古文、费正清的《远东史》等课程，其“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学习上”[37]，对他日后在清史研究中利用满文资料考证与国际学术交流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他自己也总结道：“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应学习民族语文特别是满语文。”[38]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王锺翰经上海搭船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因其硕士学位论文被认为不符合西方史学方法而取消四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39]，“匆匆度过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后于1948年回北平燕京大学，开始独立从事清史研究，虽然没有获得学位，但“语言学上的一点初步训练”，对其“后来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帮助极大”。[40]

1949年王锺翰“失意之后发奋而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此为其受“学术界为之瞩目”的重要之作。[41]他原在其父安排下在家乡仓促结了婚，女方文化层次较低，王锺翰“也曾想使她受点中学教育”，但“送她到益阳小学一年级都跟不上班，只好送她回家”，“抗战八年南北分隔，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王锺翰答应将其名下的“全部20亩田地归她所有”为条件，便与之离婚。[42]在1949年与北京大学附属医院湖南籍护士（后调任内科大夫）涂松荫（1917—1998年）结婚。

总之，王锺翰在北平燕京大学所受邓之诚、洪业等教授的指导时期是其学术奠基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成都燕京大学陈寅恪教授对他所研究的清史进行了方法上的补充指导；在哈佛大学王锺翰又接受了从事清史研究所需的英语、日语、满语等语言的基本训练。此时期，其学术严谨而偏重考据的特色已初步形成，这对他的学术风格产生终生的影响。

四 中央民族大学执教与治学（1952—2007年）

王锺翰在中央民族大学执教与治学时间较长，学术成就也较多，为便于论述，将此时期分为：从教育部院系调整至“右派”平反与“右派”平反以后的史学活动两个阶段。

（一）从教育部院系调整至“右派”平反（1952—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迅速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终结，王锺翰调入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分任东北史地（教学与研究）”[43]，任教授之职，而且，其主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满族史”[44]，研究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王锺翰紧跟时代潮流，他除了参加学术活动与从事学术研究外，还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有时也兼任部门领导。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历史系，王锺翰任中国史研究室主任，晋升为四级教授，他被选为中央民族学院工会主席。[45]

为了进一步弄清努尔哈赤兴起以前的女真诸部所处的社会阶段与配合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工作，在1956年王锺翰撰写了《明代女真人之分布》《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等文，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这时期，他的学术研究的风格与特色仍然是“素嗜考据”[46]，但考据的风格已由偏重传统考证，发展到在史料考证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此年，王锺翰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迟迟未能如愿，但要求加入民主促进会的要求很快获准。1957年初，他参加民主促进会北京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高票当选分会委员会委员”[47]。

1957年下半年，王锺翰被错划为“右派”，这对他的人生与学术影响很大。此后的一段时期，他多次写检讨，甚至下放劳动。与其他史学家类似，在人生经受挫折时，总是有长远眼光，相信这些坎坷总会过去。

1958年“下放至北京四季青公社第一生产大队参加劳动半年”后，被调回并“奉派赴沈阳编书”（编纂《满族简史》明清部分），翻译《满文老档》，“二月可以毕功”[48]，虽为“右派”，但仍积极准备从朝鲜《李朝实录》中辑录明代女真史料。[49]1960年邓之诚去世，这对王锺翰触动很大，次年立即为邓氏撰写了《五石先生墓碑文》以表达怀念之情。在此后的一段时期，他的生活与学术受到政治运动影响就更大了，几乎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至1976年，他除《清史杂考》得已出版外未发表文章。

由于毛泽东主席批示要点校史籍，王锺翰从1971年至1978年被借调中华书局参与点校《清史稿》，1976年独自点校《清史列传》《清鉴易知录》《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文献。

1978年，王锺翰“右派”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及工资待遇，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兼本院学术委员会委员[50]。

（二）“右派”平反以后（1979—2007年）

1979年王锺翰恢复学术自由后，其著述、学术活动日渐增多，甚至被委以史学会的职务。如1979年，他整理的约20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得以出版。此年，他除在中央民族学院任职外也兼任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51]，还为中央民族学院本科生开设史学方法课程，其“被压了20年的”《清代旗地性质初探》得以发表，同年秋赴昆明参加中国民族史研究会并任理事，1980年参加南开大学主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1年参加北京史研究会，任理事。[52]1982年，由于获得中美著名学者文化交流项目资助而访问美国，并前往洪业先生墓祭奠洪氏。

此时期，王锺翰又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终于在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由于王锺翰学术造诣趋向精深等原因，他于1987年招收满族史、清史专业博士生，一生共培养两名硕士、国内外26名博士，还指导申友良、徐永志两名博士后。[53]

王锺翰虽然年事较高，但仍保持年轻的学术之心，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以了解学术动态。如1989年王锺翰赴意大利进行学术交流，1990年赴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又赴香港访学。1992年他参加台湾“海峡两岸清史档案学术研讨会”，访问“中研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并进行学术演讲与座谈活动。[54]1995年参加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55]，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台湾历史纲要》研讨会、石狮洪承畴学术研讨会[56]。1998年他赴武夷山参加第八届清史国际研讨会。1999年，王锺翰年近90岁的高龄，仍不忘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参加了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南开大学明清史研讨会[57]，2000年赴美探亲并访问哈佛燕京学社等地[58]。2002年他参加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第七届清宫史研讨会、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59]。

王锺翰从1986年至1994年主编《中国民族史》，该书获得“1995年第九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60]。他主编的重大工程项目《四库禁毁书丛刊》也于1997年出版。

由于王锺翰学术成果激增，他也受到工作单位与学界的重视。1991年中央民族学院为王锺翰举行“执教50周年庆祝会”[61]，以表彰他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1993年庆贺王锺翰诞辰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以庆祝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该研讨会出版了《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收集海内外学者学术论文凡59篇”[62]。2003年学界人士在京郊举行了庆贺王锺翰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诸多学者为敬仰王锺翰卓越的教育与学术成就而出版了《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一书，该书“共收海内外学者论文凡60余篇”[63]。可以看出，王锺翰的学术成就与人脉关系相当好，这与学者在《想念王锺翰》一书中对其“仁厚长者”“硕学良师”等评价相印证[64]。

由于良好的家庭熏陶，王锺翰长女王湘云，传承了历史研究的治学方向并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执教于波士顿大学中文系；次女王应云，成为高级工程师，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计算机系；子王楚云，任中美合资汽车厂经济部经理。[65]

随着王锺翰年事的增高与学术成就的增多，他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与学术进行总结。1999年1月王锺翰开始对其一生的主要经历与学术进行简要的概括，由其口述，诸学生整理的《王锺翰学述》出版，此为王锺翰“初次进行生平学术总结”。此年，王锺翰还编选了《王锺翰学术论著自选集》等。2002年8月，王锺翰也继续对其学术进行补充、完善，由其指导的博士生邸永君整理的《清心集》出版，此为王氏对其生平与学术的再次总结。

王锺翰虽处晚年，仍新作迭出，2004年他又一重要之作《清史补考》出版。该年5月他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概要》出版。同年底，王锺翰对其学术论著进行归类、汇总，他将其几乎一生的清史、满族史论述编纂成《王锺翰清史论集》（全四册）并出版。2006年王锺翰又将《清史满族史讲义稿》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以资后人治学与育人。2007年他以90余岁的高龄仍参加翁独健百年诞辰纪念会，12月12日在北京西苑医院病逝，享年94岁。[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