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宸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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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姜宸英研究史述略

对姜宸英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学风醇正,考证严密,诚如梁启超所言:“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5]因此,其持论相对客观,可资参考者较多。如清初著名古文家魏禧准确地揭示了姜宸英古文的创作风格与文坛地位,全祖望、李祖陶、李慈铭等学者精到地阐发了姜宸英古文的艺术特色,尤其是李慈铭所评,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姜宸英的诗歌和书法也较早地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或探究其创作风格,或追溯其艺术渊源。凡此,均给后学以很大启发,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20世纪,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明清小说研究成为一时风尚,清代诗文则少有人问津。[6]1949年以前,学界对姜宸英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只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提到一句:“清初为古文者,自侯魏以外,有汪琬、姜宸英、邵长蘅,皆显于康熙朝。”[7]值得注意的是,此论述把姜宸英与汪琬并列,并没有局限于宋荦所划定的“清初古文三大家”[8]的藩篱,显示出作者较为独特的学术眼光。

20世纪50年代后,政治日益干预学术,文学研究的视角日渐逼仄,方法也是局限于人民性、阶级性范围的“以论带史”。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姜宸英研究自然艰于起步,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邓之诚遗著《清诗纪事初编》,对姜宸英古文、诗歌成就做了钩玄提要的评述,尤其对其诗歌“调高格稳,颇有寄托”[9]的揭橥,颇为符合姜宸英诗歌创作的实际。

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系列的“解冻”,学界也迎来了“春天”,对文学史、书法史、史学史上的很多问题都进行了重新考量和评价。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姜宸英研究也出现了转机,学界贡献了几篇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郑玉浦《姜宸英书法初探》(《宁波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朱端强《姜宸英与〈明史·刑法志〉》(《南开史学》,1987年第1期)等,尽管数量较少,格局较窄,毕竟姜宸英的书法和史学进入了现代学人的研究视野,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姜宸英的整体研究。

诚如蒋寅所言:“清代文学研究的高涨,尤其是诗文研究的全面展开,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10]尽管如此,对姜宸英诗文的研究还多是把他作为某个文坛大家的附庸或某个文学流派的成员出现。如出版于1983年的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一书“附录二:交游考”中,考述了姜宸英的生卒年,梳理了纳兰性德和姜宸英交游的经过;出版于1997年的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一书,把姜宸英视为清代著名诗歌流派——“浙派”的一员,列专章(第三编第四章“古文家兼诗人姜宸英”)探讨。

21世纪以后,关于姜宸英的研究状况才渐趋明朗,学界出现了一批较扎实的学术论文,如古文方面,熊曲《姜宸英文学思想初探》(《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笔者《经世精神与姜宸英论体文创作》(《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1期)、笔者《姜宸英古文理论及价值刍议》(《励耘学刊》,2016年第2辑);史学方面,段润秀《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官修〈明史〉的幕后功臣》,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书法方面,高军红《从〈六行轩姜帖〉看姜宸英的书法风格和历史地位》(《书画世界》,2008年第2期)、杨勇《西风吹冷长安月——姜宸英及其书法》(《书法》,2012年第8期);生平经历方面,刘畅《康熙己卯顺天乡试案考辨》(《菏泽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笔者《姜宸英与纳兰性德交游考论》(《文艺评论》,2015年第10期)、笔者《清初古文家姜宸英生平、著述若干问题考述》(《古籍整理与研究学刊》,2016年第2期),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如张则桐《计东与康熙初年文风》(《古典文献研究》,2010年6月)、陈国安《清初文化变革与桐城派》(《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两文,或追溯姜宸英思想学术的渊源,或置其于有清一代散文史上加以审视,视野颇为开阔,观点很是新颖,遗憾的是限于文章的论题,论述只能三言两语,我们无法领略其细密的论证和有效的阐发。

学位论文方面,现有三篇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分别为:何丽晶《姜宸英书学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赵祥《姜宸英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邵劼《姜宸英诗文研究》(宁波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笔者《姜宸英研究》(黑龙江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这些硕博论文,对推进姜宸英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限于研究者的视野、学识,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憾。

早在1913年,冯贞群(1886—1962)即编成《姜西溟先生年谱》,但此谱一直尘封于宁波天一阁,直至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将其作为附录于2016年印出,才显明于世。受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思潮的推动,陈雪军《姜宸英年谱》于2011年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因其是“急就章”[11],在搜集文献的广度和辨析史实的深度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陈雪军“在撰写《姜宸英年谱》时即开始留心收集姜宸英诗文集的相关资料”[12],后在孙欣的协助下,点校《姜宸英文集》,于2015年9月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但遗憾的是,该书底本的选择存在严重问题,标点、文字的错误也时常出现。2016年,雍琦整理的《姜宸英全集》作为“浙江文丛”的一种于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相较陈雪军、孙欣的《姜宸英文集》有很大进步,尤其是披露了宁波天一阁藏有姜宸英有关的诸多资料,弥足珍贵,但该书在校勘、文字等方面仍存有不少错误。在上述诸书的基础上,笔者的《清代诗人别集丛刊·姜宸英集》(上下)于201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综上所述,三百年来关于姜宸英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仍留有进一步提升的学术空间,我们需要调整思路,更新观念,对其进行更系统更深层次的整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