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目标和论题思路

本书的研究目标是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循着“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视野，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与云南边地建立了特殊联系的旅行者、考察者，本土作家以及远征军将士和随军记者如何通过具体行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实绩，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感知对象，并把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叙述为“现代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为充分说明在滇缅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中，时人怎样发现了云南边地，又如何重新定义和建构云南边地形象，笔者秉承“大文学”视野，将游记、考察记、诗歌、小说、日记、书信、回忆录、报告文学、新闻报道等熔于一炉，史料与文本双管齐下，“以诗证史”又“以史证诗”。通过对行动（旅行、采访、田野调查、行军、战斗、测勘、筑路等）、叙述（抒情、记录、报道等）和符号（华夏/边夷、中央/地方、边陲/边界等）的全面分析和归纳整理，呈现“走入”边地的旅行者、考察者，“介绍”边地的云南本土作家以及“保卫”边地的远征军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主体各自建构的“边地中国”形象，加之对具有抗战地标性质的特殊地理符号——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相关书写的探讨，力图全面展示出一幅生气勃勃的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动态图景。

沿着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走入边地的旅行者、考察者的创作实绩，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民族国家意识在战时的融合。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目的深入滇边从而消除固有成见，把曾经的“异域殊方”叙述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旅行者、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大时代，思考家乡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以此会形成对“边地中国”观看、建构的内、外视角的对比和统一。相比旅行者、考察者于“在路上”的流动空间中对云南边地的体察以及云南本土作家持地方经验对家乡边地的介绍，远征军将士和随军记者的书写是在征战往返中对所要守护的边地国土的感受。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和滇西抗战是从中央到地方最为直接的军事力量。“民族—国家与大规模的军队相伴出现，它们也同是拥有领土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中公民身份的孪生标记。”[56]作为保卫者的远征军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呈现了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同时引起三类观看主体注意到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以及野人山的撤退与反攻，以相关书写来做个案分析，可以更为深入具体地探讨滇缅抗战在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在由《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的《边地中国》[57]一书中，“边地中国”的提法是在围绕“观念中国”出现的诸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高希均的“经济中国”，杜维明的“文化中国”，王德威的“小说中国”等众多阐释中的一种。徐新建在《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中以民国时期边政研究的实例，通过对“中国”的含义以及“边地”概念演变的介绍，来“探讨学界有关‘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58]。段从学则直接指出：“边地中国”是区别于传统“天下中国”文化等级秩序观和现代“口岸中国”线性进步史观的提法。他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西南”书写为例，从“边地中国”的角度思考“现代中国”的历史性建构问题。[59]本书所使用的“边地中国”概念是受到段从学的启发，强调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对边地的实地考察和切身经验所带来的对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的认同和建构。

关于“现代中国”的论述，很多学者强调并不能直接搬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费正清强调中国的现代进程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翻版，直接把这一术语运用在中国却没有对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的话，只会引向歧途。“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60]张中良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民族国家理论的运用背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以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硬性框定中国数千年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以源自异域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任意裁剪个性鲜明的中国现代文学复杂现象，其荒谬结果和负面影响应引起足够的警惕。”[61]温春来也强调：“国族建构论的缺失可能在于对传统的过度割裂。”[62]同样的，葛兆光亦提出要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须注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63]。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书写体现出来的国家认同，其实就是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的关系，有着具体的空间和特定的时间范畴。尽管本书用“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概念，但两者并不是对立或是彼此孤立的关系。葛兆光就强调：“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64]我们可以发现，旅行者、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军将士、随军记者为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他们或是实地考察，把途经的地方一一标记，用文字构建了行旅的云南边地文学地图；或是体察边地家乡在抗战中的变迁，致力于让“外边人”认识家乡“这边”；或是以热血换来边地的捷报，往返征战中在云南边地版图画上了一条条“红线”；或以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野人山的书写来思考滇缅抗战所孕育和激发的民族国家认同。滇缅边地进入传统中国的管辖范围有着长远的历史，他们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中原之间的认同基础，把“想象”的对象变成实际体验，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促使云南边地融入了“现代中国”的进程。因此，探讨滇缅抗战时期的云南书写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可以凸显形成“现代中国”国家意识观念不同于通行理论的复杂性。

“在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半个世纪中，战争标示着季节的节奏，打开并关闭时间的大门。它甚至在表面上平息的时候，也继续暗中施加它的压力。它似乎消亡却仍然存在。”[65]我们需要思考战争与文学想象、文化建构的关系。在滇缅抗战所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空间中，“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为了解滇缅抗战中云南边地是如何被亲历者叙述为“现代中国”的，笔者所涉及讨论的几乎都是刊于现代时期的作家、作品，力图尽量置身于历史场景中理解过去。当然不敢奢望还原历史真实，但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钩沉和细读，力求少一些理论演绎和以今律古式的评判。所以本书有很多对当时作品的引用，不仅是因其能细致、全面地呈现滇缅抗战对边地融入时代进程的推动作用，更贴近地体察那已然远去的年代的历史文化氛围，并得到许多细节上的丰富，而且也能拓宽抗战文化的研究空间。或许没有这次论文写作的机会，很多作品还是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笔者从故纸堆中翻出这些带有写作者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的作品，或许能让一些人看到虽已逝去但终是见证过那个悲壮恢宏的大时代中的生命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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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2]许纪霖：《多元脉络中的“中国”》，葛兆光、徐文堪等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0页。

[3]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4]参见段从学《“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6]杜聿明、郑洞国等：《亲历滇缅抗战》，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页。

[7]如何卓新、杨文忠、冯书亮合著的《滇缅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把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作为滇缅抗战始终的标志，“生命之线”部分就是对两条公路的书写。云南政协报社编的《云南往事·滇缅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云南民众修筑滇缅公路就作为第一辑“众志成城”的一部分。

[8]朱自清：《新诗杂话·抗战与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9]蓝华增：《中华民族救亡的勇士之歌——白平阶三四十年代反映修筑滇缅公路的边地小说评介》,《民族文学》1994年第6期。

[10]赵锐：《“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论白平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

[11]易彬：《“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

[12]秦弓：《抗战文学中的滇缅公路》,《抗战文化研究》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叶子：《滇缅公路·“摩登”·共产党人——〈纽约客〉之〈土司与他的秘书〉系列小说》,《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4]向芬：《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意象：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舆论建构》,《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赵树芬：《滇缅公路文学意象及其生成原因》,《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16]易彬：《从“野人山”到“森林之魅”——穆旦精神历程（1942—1945）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17]李华文：《抗战烽火下知识分子的从军心路——穆旦、西南联大与中国远征军的历史交集》,《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8]参见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闻黎明：《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江淮文史》2014年第2期。

[19]李光荣：《文学抗战的艺术呈现——论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

[20]李光荣：《稀世珍品：杜运燮所佚组诗〈机场通讯〉初读札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5辑，巴蜀书社2018年版。

[21]夏彪：《抗战中西南联大抗战文学研究——以学生社团创作为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2]马绍玺：《声音里的西南联大——文化抗战与西南联大学者演讲》,《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23]杨绍军：《西南联大文学书写的战争记忆》,《学术界》2021年第7期。

[24]刘敏：《中国远征军文学作品审美特征论》，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8年。

[25]李直飞：《历史的记忆与悲壮的叙述——论中国远征军的文学书写》,《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6]陈桃霞：《论抗战视野下的中国远征军书写》,《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7]王学振：《抗战文学的飞虎队题材》,《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

[28]董晓霞：《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位“赵令仪”》,《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2期。

[29]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0]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1]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32]董晓霞：《滇缅抗战与现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论文的部分章节已经发表：《鬼影底下的伤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日军轰炸的书写与记忆》《简论有关滇缅抗战的纪实文学》《简论滇缅抗战背景下的西南旅行记》《远征异域的文学记忆——西南联大从军师生的战争书写》分别刊于由李建平、张中良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文化研究》第5、6、7、8辑。

[33]吴伟强、李怡：《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4]靳明全：《抗战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王学振新著〈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片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5]张中良：《重新认识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

[36]主要代表性观点有：吴福辉认为是“大抗战文学”，包括抗战14年时段里面直接写战事、写战争阴影下的日常生活的作品，甚至包括间接以战争的情绪、战争的思考为中心带出来的那些叙事作品和抒情诗篇，也包括战争结束之后人们不断在反思中对战事和人加以深化和再认识的作品（《战争、文学和个人记忆》,《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郝明工提出抗战文学不是战争文学而是战时文学，并且呈现为区域发展的文学现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述要》,《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曹万生认为，从广义上讲，“抗战文学”指的是抗战时期的文学，即1937—1945年间的文学创作。从狭义上讲，“抗战文学”则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这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共时性的抗战文学，二是历时性的抗战文学。所谓共时性文学，即指与抗日战争同时产生的抗战文学作品；所谓历时性作品，即指迄今为止还在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中国“抗战文学”特点之再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房福贤提出“百年抗战文学”，抗战文学的上限为甲午战争，没有下限（《百年历史视野中的中国抗战文学——有关抗战文学问题的再认识》,《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张武军认为，半殖民文学与解殖民书写是我们进入抗战文学、重构抗战文学史观乃至于重构整个文学史观的全新视角（《半殖民性与解殖民书写——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历史重构》,《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37]如李怡倡导用“民国文学”视野来关照、思考抗战文学的意义；段从学认为抗战不是中断，而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应该把抗战文学当作思考复杂人性的契机；王学振研究大后方抗战文学题材，如内迁、飞虎队、空袭题材；逄增玉研究东北抗战文学，李建平研究广西的抗战文化；谭桂林探讨佛教抗战文学的独特性；李光荣研究西南联大抗战文学；汤哲声阐释现代通俗文学的抗战叙述和家国情怀，等等。

[38]张中良关于正面战场研究的论文有：《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抗战文化研究》2007年第1辑）;《抗战文学研究的概况与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抗战文学中的武汉会战》《抗战文学与昆仑关战役》（《抗战文化研究》2010年第4辑）;《应还原正面战场文学的历史面貌》（《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中国抗日战场文学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0期];《抗战文学经典的确认与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39]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导言”第7页。

[40]周维东：《抗战文学的“正面战场”与“正面形象”》,《文艺争鸣》2015年第7期。

[41]王晓文：《边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理论视野——对1919—1949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构想》,《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2]王晓文：《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

[43]于京一：《“边地小说”：一块值得期待的文学飞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44]于京一：《边缘的意义——对新世纪“边地小说”的一种解读》,《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3期；《论新世纪边地小说对传统思想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45]于京一：《想象的“异域”——中国新时期边地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

[46]彭兴滔：《从边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47]马绍玺：《边地风景体验与西南联大诗歌》,《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边地风景与少数民族诗歌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晓雪、饶阶巴桑、张长早期诗歌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

[48]金春平：《风景叙事与小说主体的现代性理念流变——以新时期到新世纪的西部边地小说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论西部边地文化小说叙事的现代性焦虑》,《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49]王春林：《论近年长篇小说对边地文化的探索》,《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50]雷鸣：《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论十七年小说的边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51]雷鸣：《突围与归依：礼失而求诸野的精神宿地——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边地书》,《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

[52]刘大先：《“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53]段凌宇：《现代中国的边地想象——以有关云南的文艺文化文本为例》，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

[54]段从学：《从边地中国到现代中国——1940年代文学中的“大西南”形象和国家认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四十年代文学中的‘大西南’形象与现代‘国家共同感’的形成研究”结题成果打印稿，结题证书号：20181564。

[55]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9页。

[5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页。

[57]《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边地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8]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59]参见段从学《“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60][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61]张中良：《导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问题》,《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62]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

[63]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页。

[64]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29页。

[6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