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礼记》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代序）
吕友仁
《周易·系辞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窃以为，“三礼”之中，总体而论，《礼记》是“道”,《周礼》 《仪礼》则是“器”。“道”之用广，“器”之用狭。《礼记》之所以从“小字辈”中脱颖而出，日益走红，红得发紫，而《周礼》 《仪礼》之所以相形见绌，每况愈下，其质的区别，即在于此。
《礼记》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有哪些呢？管见认为：
第一，《礼记·礼运》描述了让国人无限向往的两种社会模式：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的要点是“天下为公”，传贤不传子。而小康社会的运行，则是“礼义以为纪”。习近平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2]
第二，《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音jì，自我勉励的意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反映了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习近平认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习近平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12月3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等，都引用了《大学》中的这几句话。
第三，《礼记》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的宗法观念，扩而大之，就是四海一家，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而作为大家庭，它必须有家长，有始祖。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始祖就是炎帝和黄帝，我们自称炎黄子孙。这样的话，在抵御外侮的时候，就会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战胜敌人。而我们把炎帝、黄帝作为祖先来祭祀的记载，就来自《礼记·祭法》: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3]
第四，《礼记》率先提出了礼乐并重的治国方略。《礼记》中有《乐记》篇，它除了在音乐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行文上基本是礼乐并举。例如：“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4]又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5]之所以礼乐并举，是因为《乐记》的作者认识到，治理国家，仅仅有礼是不够的。《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6]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乐记》: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7]我们从“二十四史”中的《乐志》，可以看到《乐记》的影响。
第五，《礼记》对形成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起着无可代替的主导作用。《礼记》中有《学记》篇，是我国有关教育的最早的经典文献。其开头就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8]董仲舒对策：“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9]《汉书》《资治通鉴》都有这几句话，颜师古和胡三省在作注时，不约而同地认为，董仲舒是以《学记》为根据。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此后历朝历代，继承了这个传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更是注入了时代的新精神。
第六，《礼记》对几千年的尊师优良传统的形成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严，尊也）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10]《礼记·曾子问》: “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11]郑玄注：“先圣，周公若孔子。” 《曾子问》又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12]由于师生关系密切，情同父子，老师去世，学生对老师有“心丧三年”之礼。《礼记·檀弓上》: “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郑玄注：“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也。”[13]
第七，“天地君亲师”五字出自《礼记·礼运》。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 “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14]郭沫若《洪波曲》: “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15]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 “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16]而“天地君亲师”五字就是源出《礼记·礼运》: “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17]第一次将“天地君亲（父）师”五字放在一起。[18]
第八，《论语·雍也》谈到了中庸，但仅仅一句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9]而《礼记·中庸》篇则将孔子的中庸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摘出，构成“四书”之一。毛泽东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20]当代学者庞朴说：“中庸：古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21]中国人（尤其是古人）的名字中含有中庸意味的有很多。唐代的韩愈，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字退之。“愈”是超过之义，违背中庸之道，就用字“退之”来中和一下。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字符晦。“熹”是炽盛、光亮之义，未免太出风头，于是就字“元晦”,“晦”是昏暗，名字相抵，正合乎中庸之道。翻检臧励和等编撰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可以看到取名“居中” “执中” “秉中” “师中” “安中” “建中”的人有很多，双名中都含有一个“中”字，这个“中”字是“中庸之道”之中，千万不要误会为“中国”之中。
第九，《礼记》是培育士大夫精神（今日所谓“社会精英”）的最好的教材。今日的大学校训，很多是出自《礼记》（知网上多有论及之文）。据《宋史》记载，北宋从宋太宗开始，朝廷刻印《礼记·儒行》篇赐予每科进士及文职官员。从宋真宗开始，又扩大赐予范围，将《儒行》篇赐予地方官。《儒行》是一篇记载儒者应该具备十五种优良品格的文章。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钞》卷六《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有一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2]其中的“苟利国家”四字就出自《儒行》: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23]其中的“岂因祸福避趋之”即脱胎于《礼记·曲礼上》的“临难毋苟免”。[24]
第十，《礼记》在培育根深蒂固的中国孝文化上，可以说是《孝经》的另一更实际切用的版本。《孝经·三才章》: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25]《说文》: “孝，善事父母者。”[26]《十三经》中有《孝经》，但内容比较空泛。而《礼记》中的《内则》篇，所讲孝道，具体而微。清人姚际恒认为：“此真《孝经》也。世传《孝经》，率肤语耳。即是以为《孝经》，亦奚不可者！”[27]
第十一，《礼记》教育人们要树立储粮备荒的战略思想。《礼记·王制》: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28]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写出的《切实执行十大政策》: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29]“耕三余一”就出自《礼记·王制》。
第十二，《礼记》的《郊特牲》和《杂记上》记载了我国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狂欢节——蜡（音zhà）祭。所谓“蜡祭”，是先秦时期人们在秋季丰收之后，怀着报答神灵保佑的虔诚之心，将所有对丰收做出贡献的诸神都千方百计地请出来予以祭祀，并借此机会彻底放松、自我犒劳的活动。蜡祭时，既有化妆表演，又有不醉不休的宴饮，即子贡所谓的“一国之人皆若狂”[30]。文献证明，先秦时期的蜡祭，就是中华民族的狂欢节，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狂欢节。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狂欢节仅仅存在于先秦。秦汉以后，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蜡祭就名存实亡了。
今天看来，《礼记》也有糟粕，“三从四德”，这个清代以前用于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也完整地出自《礼记》。《礼记·郊特牲》: “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31]《礼记·昏义》: “古者妇人先嫁三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注：“妇德，贞顺也。妇言，辞令也。妇容，婉娩也。妇功，丝麻也。”[32]说到这里，按捺不住就想谈一个与“三从四德”有联系的具体问题。《孔雀东南飞》这篇长诗，中学课本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要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对刘兰芝的被驱遣回娘家表示不解，这可是一个“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无可挑剔的好媳妇啊！据笔者所见，人们对刘兰芝被驱遣回娘家的原因做了种种解释，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他们没有想到，答案就在《礼记·内则》: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33]一句话，媳妇好不好，是留还是出，都是父母说了算。切莫以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古代。
陶广学博士毕业于扬州大学（2013年），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孔颖达〈礼记正义〉研究》。以此为开端，他的《礼记》研究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中国知网刊载了他的十五篇研究《礼记》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礼记正义〉标点商榷》。上海古籍出版社《礼记正义》是鄙人标点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礼记正义》修订本，他的这篇论文说的都对，真是帮了大忙了！借此机会，表示衷心感谢。
[1]（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2]《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2页。
[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9页。
[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7页。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7页。
[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8页。
[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4页。
[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3页。
[1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3页。
[1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7页。
[1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36页。
[1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1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9页。
[1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6]张舜徽：《再与友人论今后历史考证工作所应走的路》,《讱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87页。
[1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11页。
[18]有不少学者认为“天地君亲师”五字出自《荀子·礼论》，但《荀子·礼论》有“先祖”而无“亲”，此其一；《郭店楚墓竹简》问世后，《荀子》成书在《礼记》之后，已成共识，此其二。详见吕友仁、吕梁《“天地君亲师”溯源考——兼论〈礼记〉的成书时代》,《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9]（魏）何宴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20]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21]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472-2.html.
[22]邱远猷编译：《林则徐、邓廷桢、黄爵滋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49页。
[2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7页。
[2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5]（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26]（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3页。
[27]（清）杭世骏撰：《续礼记集说》卷五十一征引，《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3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5页。
[3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2页。
[3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0页。
[33]（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