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近代以来，随着殷墟甲骨文、秦汉魏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四大考古材料新发现的出现，直接催生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国际性学科的产生、发展，而陈寅恪先生发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之振聋发聩声音之后，学界对于新材料、新问题追求和探索的热情，则愈发超越此前。目前，学界不仅依然重视对“四大考古材料新发现”的研究，且不断地去寻找、发掘其他各方面的新材料，因之一大批此前未知、未受重视的中国史新资料被发掘出来，如著名的黑水城文献，全国各地所藏的明清民间文书、家谱，碑刻资料，古籍公文纸背文献，以及收藏于异域的中国档案、古籍、图册，等等。中国史资料库的数量、内容因此也更为丰富多彩。现在学界似乎也正在形成一股整理研究、出版中国历史文化新资料，探索、研究中国历史新问题的热潮。此外，又加之对上述资料、问题的研究，多属于“冷门绝学”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今国家对于“冷门绝学”学科的重视程度，又远超从前，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冷门”不冷的现象。因此，对于新材料、新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当前，也必将成为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史学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正是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之下，笔者尝试进行了一点有关中国史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探索工作，虽然目前该项工作的进展还非常有限，但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为学界提供了一些经过悉心整理的新资料。
首先，这些新资料当属于新发现的滨州契约文书。
当前，山东所藏的清代以来官私文书，已受到了学界的一定重视，且已经出现了相关整理成果，这其中成绩最大的当属于孔府档案以及孟府档案的整理出版。在孔孟档案中，有一部分即属于清代以后的文书，但严格来讲，这一部分文书应该属于“档案”的一部分，其与“民间文书”尚有不同。当前，学界对于清代以来山东民间文书的整理，也有一些进展，主要来自两位学者。其一是易福平先生，他主编了《万篆楼藏契》一书，该书主要收录了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地区，也包括少量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各类民间契约文书1500余件[2]。《万篆楼藏契》是当前收录清代以来山东民间契约文书最多的一书，其对于发掘清以后山东契约文书所做的贡献，应当值得首肯。其二则是刘新云先生，其主编的《济南警察博物馆丛书·契约文书》一书[3]，共收录济南警察博物馆所藏清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山东契约文书200多件，该书成为继《万篆楼藏契》之后收录山东契约文书较多的著作。然而，上述两书仅载录了相关文书的图版，并未开展相关文书的整理工作，且由于多数图版系黑白图版，兼之图版较小，清晰度有限，这些都影响了学界对于书中所载文书的识读和利用。另外，上述著作对于文书的编排，均打乱了其原始顺序，故很难从“归户性”的角度，去对相关文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因此说，虽然目前对于山东民间文书学界已有所重视，但仅是出版了相关文书图版，而实质性的文书整理工作实际上尚未开展。
本书所涉及的新发现滨州契约文书，主要来自山东滨州付氏和苏氏两大家族，其时代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共计60余件。虽然该批文书的数量有限，但此次按照“归户性”原则，对这两户契约文书分别进行的系统整理，因此从中可以看到从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家族为中心的土地、房产交易，以及相关借贷、家产分析等有关内容，这对于认识这一段时期之内，山东地区农村家庭经济的状况，以及有关税收制度、契约制度的继承与演变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同时，此次是按照中国古文书学的方法对于相关文书进行的整理，因此，这为学界利用相关整理成果提供了便利。
其次，这是对已知相关文书资料的进一步整理，这些文书也都属于新材料。
如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公文纸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南宋文献、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清代传牌文书、有关网络平台所售晋冀鲁豫边区契纸，等等。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文献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金子和正即通过《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の宋代公牍文》一文对其做了有关整理[4]，值得肯定，但是，由于该文传播不广，在国内很难看到。同时，由于金子和正所做文书录文，尚存不确之处，故这些情况的存在都导致学界对于该批纸背文献的情况，知之甚少，利用有限。而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的清代传牌文书，虽然魏永康先生最先通过《嘉庆年间喜峰口驿路三件传牌》一文对其做了整理和介绍[5]，但魏先生的整理成果未遵循中国古文书学的规范，导致文书的很多关键信息丢失，因此，相关录文也限制了学界对该批珍贵文书资料的利用和研究。而晋冀鲁豫边区契纸，仅是在网上刊布了其图版，并未做整理。此次本书对上述资料按照中国古文书学的规范都重新进行了整理、释录，让学界见识了相关文书的庐山真面目，这对于推进对相关文书新资料的利用和研究发展，无疑也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则是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研究中某些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本书尝试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究。
其一，探索了一些新问题，推进了对有关新问题的认识。
首先，利用新资料，探讨了新问题。
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文献，最早由日本学者金子和正做了整理，但该文仅是文书整理，并未对相关文书做进一步的研究。此后，日本学者竺沙雅章以及瞿冕良等中外学者，又对该批公文纸背文献的版本、时代、大致性质等进行了简要说明[6]，但仍未开展相关纸背文献的具体探讨。本书则是在确认该批纸背文献属于南宋仓库日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宋代仓场库务日状的运作程序，而该问题，前人未做专门探讨。经过研究，发现了南宋仓场的日状运作，存在仓场库务在收支钱物时要留存好“历”，仓场库务再根据留存之“历”撰写日状等多项步骤。同时，还对南宋仓库的“日状”与“日历”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进一步增进了对南宋仓库“日状”的认识。
再有，就是利用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珍贵的清代传牌文书，对清代传牌制度的运作程序进行了探讨。正如魏永康先生所言，早稻田大学所藏的清代传牌对于认识清代传牌制度等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7]但前人却未对清代传牌制度做更进一步的探讨。本书利用这些传牌文书，并结合国内所藏的清代传牌、排单等相关一手文书及有关传世史料，首次对清代传牌制度的运作流程等进行了考察，指出，清代传牌存在“起草传牌”“签发传牌”“传递传牌并粘贴、填注排单”“提交或缴回、销毁”等多项步骤。同时，还探讨了清代传牌制度的来源，传牌的类型等多方面问题，这使得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相对丰富、立体的清代传牌制度，推进了学界对于清代牌符制度的有关认识。
另外，对于晋冀鲁豫边区契纸制度，此前学界也少有研究，此次利用见之于网络平台的晋冀鲁豫边区“买契纸”图版，不仅讨论了晋冀鲁豫边区契纸制度对于民国契纸制度的继承性问题，且探讨了晋冀鲁豫边区契纸制度与民国契纸制度在内容等多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对于推进对晋冀鲁豫边区契纸制度的认识，似乎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则是对此前少有关注的中国历史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索，并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
如关于古代家学中的“三观”教育问题。虽然此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家学的研究，其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但对于家学涉及的“三观”教育问题，则鲜有提及，然无论当下、未来还是古代，“三观”教育都是家庭、家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当然，本书中所指的古代家学教育中的“三观”与当下的“三观”尚不完全相同。此次是在立足明清滨州杜氏家学的基础上，以其为例，系统探讨了我国古代家学中关于“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处世观”的教育方法及智慧，提出了一些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和借鉴，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学研究的新发展。
另外，区域史研究作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因其内容非常丰富，故而拥有非常广阔的可开拓空间。本书即探讨了此前少有研究的宋代黄河三角洲的开发问题，研究了这一时期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具体表现，为学界认识该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开发状况及其特点等问题，提供了一点帮助。
其二，对于“旧”材料进行新观察，提出了一些新认识。
本书不仅关注新材料、新问题，也关注了有关“旧”材料，且试图通过对“旧”材料的新观察，以期得到一些新认识。如关于日本僧人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该书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长期以来，广受学界的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本书则通过《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的唐代“祠部牒”“板头”等前人未曾重视的新视角，来重新审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于唐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从中发现，该行记的有关记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且有些记载是唯一存世的史料，其对于唐代法律史等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提醒我们，在中国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新材料与新问题，但也不能放弃旧材料，只要转换视角，旧材料依然可以焕发学术魅力和生机。
本书的研究内容，分为“研究篇”与“整理篇”两部分，其中，研究篇主要涉及对有关中国史新材料、新问题等的相关研究成果，现按时代先后顺序分别对其予以载录。这些论文，多数已经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此次在已刊拙文的基础上又做了更进一步的修订。整理篇则主要是对新出滨州契约文书的整理。此次整理按照“归户性”原则，分为“新见滨州付氏契约文书”“新见滨州苏氏契约文书”两部分分别进行，整理则是借鉴比较成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方法，对所有文书按时代先后顺序，逐一进行编号、定名、解题、录文，对有关讹误、缺漏等相关文字及有关符号、印章等予以出校说明，以期为学界提供科学、准确的文书释录文本。
以上即是本书的大致情况，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在相关整理与研究中肯定还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错误。在此诚恳地请求学界同人多多批评指正。
[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 易福平主编：《万篆楼藏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刘新云主编：《济南警察博物馆丛书·契约文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 [日]金子和正：《白氏六帖事类集纸背の宋代公牍文》，《ビブリア》第八号，天理图书馆1957年版。
[5] 魏永康：《嘉庆年间喜峰口驿路三件传牌》，《历史档案》2019年第1期。
[6] [日]竺沙雅章：《汉籍纸背文书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14号，京都大学1973年版，第4页；瞿冕良：《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2期。
[7] 魏永康：《嘉庆年间喜峰口驿路三件传牌》，《历史档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