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乌托邦”革命的现实依据
在《春蚕》之后，茅盾又连续写出《秋收》和《残冬》，即所谓的“农村三部曲”。由茅盾回忆可知，“‘农村三部曲’则原来没有写三部曲的计划，是写了《春蚕》之后，得到了鼓舞，才续写《秋收》和《残冬》，并考虑使三篇的人物和故事连贯起来。所以‘农村三部曲’的称呼也是别人给我加上的”[63]。事实上，在《春蚕》发表后，茅盾遭到了诸多批评，如有人就认为：“一九二七年以来，各处农民已到了觉醒，斗争到处爆发着。在《春蚕》一篇中写的，只是落后的农民，这落后的农民对于这些印象是一点没有的。他只写到老通宝的失败，而对于现代农民的斗争，完全不闻不问，连一点感想也没有。”[64]而在《秋收》《残冬》中，这些问题显然得到了有意的矫正。夏志清就认为：“茅盾似乎不满《春蚕》主题的模糊，故接着又写了一续篇《秋收》来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65]
客观地说，《秋收》《残冬》所凸显的时代主题、阶级观念乃至革命前途，在《春蚕》中都已有所表露：“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图景，尽量暴露无余。”[66]但是，由于茅盾“不肯直接叙述，却用强有力的手法，从反面衬出”，[67]所以当时那些“拿辩证唯物主义当作一支标尺，以此衡量作品”[68]的评论者们未必能参透其中的微言大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秋收》《残冬》是《春蚕》的续篇，倒不如说是对《春蚕》的“注疏”与“索隐”。可以说，《秋收》与《残冬》正是由《春蚕》中被“隐匿”的经济主题延伸而来，且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越发凸显。而正是在这种“经济—政治”主题使得茅盾不仅从更深的层次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更使其能在宏阔的历史坐标系中重新审视左翼“革命”政治理想。
如果仅仅就政治诉求而言，茅盾与他所极力批评的“普罗文学”作家并没有根本区别：“他们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就那些激进者的革命文学原则而提出另外一种理论。茅盾已经是一位中共党员，他与他的那些党员同仁们不同的是，他对革命的前景有着更为清醒的估计。”[69]只是相比蒋光慈、阳翰笙等人来说，茅盾对“革命文学”的看法显然更为客观和冷静——“本来，预言农村革命得到成功，是左翼作家的惯调，茅盾也不能例外。所不同者是：由于他对事实及历史认识较深，故相较起来，他没有一般左派作家浅薄，也没有象他们一样陶醉于革命必胜的自我催眠调子中”[70]。事实上，茅盾本人对左翼早期的“普罗文学”也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他看来：“一九二八到一九三零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现在差不多公认是失败。”[71]如果我们参看“普罗小说”文本，就会发现茅盾的批评确实切中肯綮。普罗小说作品一味追求狂热的革命情绪和僵化的政治概念，从而丧失了更开阔的社会视野、更深刻的历史洞察、更冷静的创作态度，以至“那样地单纯的书呆子气而表示不出一点革命的经验与教训”[72]。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洪灵菲的《大海》以及阳翰笙的《地泉》等作品中，“农村”都是一个先在的、天然封闭的政治场域，是“革命罗曼蒂克”式的乌托邦想象。而在这样一个理想的“革命”空间里，“我们只看见一个‘革命家’怎样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怎样一席演说就使得农民恍然大悟——‘非要打倒地主不可！’但是我们却不见农民们从事实上认得了辛苦一年只是替地主白做牛马”[73]。这些“革命家”以“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革命情绪”宣讲着艰深的革命理论，漫天飞舞的“标语口号”向人们呈现出一场用嘴和声带发动的革命——在这里，对农民的政治启蒙效果与对革命道理的理解和接受无关，而是与“革命家”嗓门音量的大小成正比。
茅盾显然对“革命罗曼蒂克”的文学深恶痛绝，但是他反对的不是“革命”的主题，而是“罗曼蒂克”的浪漫色彩——“我们的作品一定不能仅仅是一枝吗啡针，给工农大众以一时的兴奋刺戟；我们的作品一定要成为工农大众的教科书！”[74]因此，茅盾的小说是对“革命”的“去罗曼蒂克化”，将“普罗小说”演绎的“革命传奇故事”重新拉回历史范畴。因此，《春蚕》乃至整个“农村三部曲”并非对“革命”主观、浪漫的想象，而是对它合法性、可能性的追问与反思：农民为什么要“革命”？农民“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又需要怎样的条件？在这里，茅盾已不再将“革命”作为知识分子情绪发泄的管道，而是以一种严肃历史态度审视“革命”。在《春蚕》中，老通宝对“家史”的回顾使文本叙事获得了“普罗小说”匮乏的历史纵深，茅盾写道：“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家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羡，也正像‘陈老爷家’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也正是江浙手工缫丝业繁荣时期；而老通宝的家道中落，也正暗示着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遭遇的“农村危机”，在这个时候，“农业市场动荡”导致“农村贫困迅速加剧，农民大量逃亡，饥荒不断。……农户因债务缠身被迫出卖土地”[75]。可以说，老通宝和陈老爷家运的盛衰并非小说家的纯然虚构，而是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茅盾几乎以此勾勒出了一部近代江浙地区经济史的轮廓。这样一来，“农村”这一被“普罗小说”悬置的空间，在历史中定位了自己清晰的坐标系，而“革命”由一个静态的乌托邦图景，纳入了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
如前文所述，30年代波及中国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茅盾创作题材的转向，而在茅盾将“革命”理念予以历史化处理的过程中，“经济危机”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茅盾所擅长的那种带有强烈历史观照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到《春蚕》时期才得以完美实践。前文曾提到，茅盾创作《春蚕》最早是受到“丰收成灾”这一新闻的影响，据李准回忆：“茅盾同志说，他最早产生写这篇短篇小说的动机，是因为看了当时报纸上一则消息，那个消息大概意思是：‘浙东今年蚕茧丰收，蚕农相继破产！’看了这则消息后，思想上就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感情。茅盾同志就根据他所熟悉的浙东农民生活，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残酷盘剥农民的历史事实，写成了那篇在当时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短篇小说。”[76]其实不仅仅是《春蚕》，《秋收》中的“抢米风潮”也是30年代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波及范围极广的社会性事件。据资料载，在“受蚕业危机影响的浙江和江苏”，“吃大户”和“向富民坐吃”的现象极为普遍，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抢米”风潮席卷全国，据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统计，仅1934年“抢米吃大户风潮已经蔓延到七省三十八县，计有六十四次”，其中“号称‘天堂’的江、浙两省发生的抢米次数达四十七次，遍布二十四县，雄居其他各省之首”[77]。而茅盾家乡乌镇所在的浙江嘉兴更是“发生了浙江省26起事件中的6起”[78]。其实，“丰收成灾”也好，“抢米风潮”也罢，在茅盾看来都不仅仅是新闻学事件，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他敏锐地抓住了两者，并由此推演出了《残冬》中的“农民暴动”——“从为着‘生’的努力到丰收的饥饿，从饥饿中的自觉到‘吃大户’、‘抢米囤’，从‘吃大户’、‘抢米囤’到逐渐的组织化，‘缴枪械’，是逐一的描写了它的过程。”[79]由此可知，茅盾的历史观照并不只是“回溯”式记忆清理，而是包括对社会现实迅速客观的反映，并“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80]。在这样一种架构中，“新闻事件”建立起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普罗小说”中虚无缥缈的革命想象也就纳入了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茅盾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对历史进行带有明确主题性、目的性、道德倾向性的架构。在“农村三部曲”的文本中，茅盾对历史动律和动向的把握体现了他对中国国情深刻的体察，这种体察完全僭越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他认识到，在中国，尽管乡村、城镇和都市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中，这三者在体系中却有着梯次分明的不平等地位。费孝通指出：“中国的城市和大镇没有建立一个坚实的生产基础，只是外国商品的分发地”，“从最近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都市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兴起和乡村经济衰落并行”。[81]茅盾对此显然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洞察，正因为如此，在《春蚕》以至整个“农村三部曲”中，这种“城乡对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老通宝和他所在村子是通过借贷、买卖这类商业关系与城镇关联在一起的，但这种商业关系式是在一种“入不敷出”的单向维度上——“农民无从获利，乡村仍支撑着消费现代工业品的食利阶层，但自身却不能从现代工业中得到任何益处”[82]。贯穿小说始终的是村中男女老少辛苦恣睢的生产活动，而消费对他们而言几乎仅仅是在梦想中存在：“她们的眼前便时时现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钱，她们那快乐的心里便时时闪过了这样的盘算：夹衣和夏衣都在当铺里，这可先得赎出来；过端阳节也许可以吃一条黄鱼。”而另一方面，村民的整个生产活动，都是靠向城镇富人的借贷得以维持。在《春蚕》中，老通宝一家两次借钱买桑叶，而作抵押的竟然是自己的蚕丝收成和“他家那块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由此可知，在与“城镇”乃至“都市”共存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农村入不敷出的经济地位，不仅仅是影响农民的生活水准，而是极大程度上威胁到了他们基本的生存。在《秋收》中，老通宝惊叹：“眼前这村庄的荒凉景象多么像那‘长毛打过先风’的村庄呀！”自己的孙子小宝则“只剩了皮包骨头，简直像一只猴子”，而到了《残冬》，“全个村庄就同死了的一样。全个村庄，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这种对人物的外貌描写以及乡村景物描写无不昭示着，中国遭遇的“经济危机”在农村已经成为农民的“生存危机”。
在整个经济运行的链条中，“农村”和“农民”已经成为整个经济链条中最为敏感的末梢神经，如果我们将“农村三部曲”与《林家铺子》和《子夜》对读，就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投机失败的吴荪甫依然可以带着林佩瑶“避暑去”，《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踏上了亡命生涯，而老通宝在经历了“春蚕”和“秋收”的双重打击之后，却只有死路一条。当农民的基本生存遭到威胁，那么经济的周期律就全然失效了，因为经济的复苏能够使得穷人重新富裕，但却无法使得死人复活——“只要这种配合能使人们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传统的中国社会就能维持。任何一种无法维持这种最低限度民生的经济制度都不能长久。”[83]。正因为此，茅盾笔下的“大萧条”不再是西方经济运转的周期性表现，它成了资本主义的末世景观，也成为“农民革命”的起点。面临生存威胁的农民不可能等待“残冬”过去，在多多头那里，“暴力反抗”代替了“经济调整”，一种阶级斗争意义上的历史路径凸显了出来。
当经济危机威胁到农民的基本生存，“革命”的合法性也就确立起来。而这种“合法性”的确立是在革命道德对传统宗法道德的置换中实现的。前文曾经论及，《春蚕》中的整个村庄是按照经济关系而非宗法关系缔结在一起。因此在文本中，宗法不是一个弥漫整个乡村的关系网（这个网已经被经济关系取代），而是作为一种“私德”集中在老通宝这一个体人物身上。在《秋收》中，“虽则一个多月来他的‘威望’很受损伤，但现在是又要‘种田’而不是‘抢米’，老通宝便像乱世后的前朝遗老似的，自命为重整残局的老马”。事实上，老通宝以强势的家长地位维系宗法道德（对多多头“吃大户”的斥骂）的同时，也恰恰维护了那个将他自己的家庭置于“破产”境地的“经济制度”。此时，宗法道德仅仅是一个残留的“观念”而已，而作为一个道德个体，老通宝在作为“经济单位”的村子里显然被孤立了——他成了令乡邻侧目的“老怪物”。
《秋收》中所写的“吃大户”则成为一次道德重组的历史事件，而在对“吃大户”这一行为的道德评判中，“革命”话语的合法性被最终确立起来。事实上，随着生存危机在农村的加重，老通宝秉持的道德已经丧失了对家人的约束力，在饥饿面前，连孙子小宝都“觉得他的祖父，他的爷，娘，都是硬心肠的人”，他显然更喜欢被老通宝称为“长毛”转世的多多头，因为，只有这个“野马似的好汉叔叔”能够“带几个小烧饼来偷偷地给他香一香嘴巴”。小宝吃着“白虎星”荷花给的烧饼，得出了“仇人”荷花“是好人”的悖逆看法，老通宝则已然无能为力。在这里，老通宝和他力图维系的宗法道德已经在生存危机面前土崩瓦解：他在蚕房和田亩之间的辛苦劳作只能使得家庭债台高筑，而“仰仗那风潮，这一晌来天天是一顿饭，两顿粥，而且除了风潮前阿四赊来的三斗米是冤枉债而外，竟也没有添什么新债”。所以，伴随着老通宝死亡的，不仅仅是经济破产，也是一种道德崩溃，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临死前承认多多头“是对的”。因为被称为“‘小长毛’冤鬼投胎”的多多头，正是宗法道德的破坏者，在他看来“规规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他在催促兄嫂进城时说：“田，地，都卖得精光，又欠了一身的债，这三间破屋也不是自己的，还死守在这里干么？依我说，你们两个到镇上去‘吃人家饭’，老头子借的债，他妈的，不管！”在这里，“久已成为他们的信仰”的“家”成了苦难的渊薮，兄长阿四意识到：“使他只想照老样子种田，即使是种的租田，使他总觉得‘吃人家饭’不是路，使他老是哭丧着脸打不起主意的那块东西……原来就是‘不肯拆散他那个家’！”而“家”被拆散，也就意味着农村残留的最后一丝宗法观念已经彻底消解，由传统道德所维系的人与人之间基于血亲的伦常关系被撕裂了，而一种带有“阶级”意味的关系在“农村”这一场域中被确立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看，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并没有僭越左翼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残冬》作为“农村三部曲”的末篇实际已经重新落入“普罗小说”普遍的“公式化”之中。一方面，在《春蚕》中被隐匿的“经济主题”到了《残冬》中已经“人格化”为一个较为明晰的人物形象，在荷花的言谈中，一个“土豪劣绅”已经呼之欲出：“张剥皮自己才是贼呢！他坐地分赃。”而另一方面，“村里少了几个青年人：六宝的哥哥福庆，和镇上张剥皮闹过的李老虎，还有多多头，忽然都不知去向”。六宝也不在村里了，“有人说她到上海去‘进厂’了，也有人说她就在镇上”。事实上，这样一种叙述并不是一种从乡村到城镇（或城市）的空间位移，而只是将原来隐秘的经济关联明确化而已，农民挣脱了宗法道德的约束，也就能够对“经济制度”整体重新进行道德判断。多多头这匹野马终于安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辔头，他对偷树事件的评判，以及关于欠债不还的言论等，都使他成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毛坯”形象。于此，“农村”与“城市”（“城镇”）已经构成了尖锐对立的二元关系，“农民”与“地主”也成为阶级斗争的敌我双方。在《残冬》中，“一天一天更加冷了，也下过雪。菜蔬冻坏了许多。村里人再没有东西送到镇上去换米了，有好多天，村和镇断绝了交通。全村的人都在饥饿中”。“农村”被城市主导的世界彻底抛弃了，而与此同时，城市的统治力量在农村也成了强弩之末，正是在这样一个最终被封闭起来的场域之中，“传统的特权阶层与拒绝执行传统义务的人们之间的斗争”[84]拉开了帷幕。
原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 王西彦：《论茅盾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2] 王西彦：《论茅盾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3]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5] 王嘉良：《茅盾农村题材小说的独特价值》，《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7] 丁尔纲：《试论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处女地》1957年第6期。
[8] 黄侯兴：《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9] 黄侯兴：《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1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12] 余海鹰：《〈农村三部曲〉乡土文学品格初探》，《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13]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4] 茅盾：《故乡杂记》，《茅盾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15]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6]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17]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8]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19] 黄侯兴：《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20]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页。
[21] 王嘉良：《茅盾农村题材小说的独特价值》，《杭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2] 茅盾：《创作与题材》，《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366页。
[23] 茅盾：《创作与题材》，《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366页。
[24]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2页。
[25]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26]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27]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4页。
[28]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6页。
[29]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7页。
[30]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7页。
[31]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2页。
[32]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2页。
[33]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34]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35] 黄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破产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
[36]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9页。
[37] 茅盾：《都市文学》，《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
[38] 茅盾：《都市文学》，《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2页。
[39] 茅盾：《故乡杂记》，《茅盾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40]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7页。
[41]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7页。
[42]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43]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44] [美]J.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45]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7、139、141页。
[46]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47]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48]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507页。
[4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5页。
[50]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51]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10期。
[52] 唐弢：《且说〈春蚕〉》，《茅盾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
[53] 茅盾：《〈地泉〉读后感》，《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54] 阳翰笙：《〈地泉〉重版自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82—883页。
[55] 茅盾：《创作与题材》，《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56]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10期。
[57]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10期。
[58] 茅盾：《我怎样写〈春蚕〉》，《青年知识》1945年第10期。
[59]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0]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61] 吴组缃：《谈〈春蚕〉——兼谈茅盾的创作方法及其艺术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62] 李准：《从生活中提炼》，《文学知识》1959年第4期。
[63]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4]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66]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7]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8]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69]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7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71] 茅盾：《〈地泉〉读后感》，《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72] 茅盾：《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73] 茅盾：《关于〈禾场上〉》，《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465页。
[74] 茅盾：《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7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76] 李准：《从生活中提炼》，《文学知识》1959年第4期。
[77] 汪效驷：《20世纪30年代无锡乡村抢米风潮的历史解读》，《中国农史》2009年第1期。
[78]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79]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80] 茅盾：《〈地泉〉读后感》，《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页。
[81]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82]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83]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84] 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