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

作为方法的“民国”

李怡

内容提要：“作为方法的亚洲”与“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日本汉学发出的汉学研究的破局之声，意在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这对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无疑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更能反映我们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其实还不是笼统的“中国”，而是作为具体历史表征的“民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要在历史化的努力中推进和深化，就应该从“现代性”“20世纪”这些宏大的概括中解放出来，返回到如“民国”“人民共和国”这样更加具体的历史场景。这就是“作为方法的民国”的含义。

“作为方法”的命题首先来自日本著名汉学家竹内好，从竹内好1961年“作为方法的亚洲”到沟口雄三1989年 “作为方法的中国”，其中展示的当然不仅仅是有关学术“方法”的技术性问题，重要的是学术思想的主体性追求。日本学人通过中国这样一个“他者”的参照进行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实现从“西方”话语突围，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这对同样深陷“西方”话语围困的中国学界而言也无疑具有特殊的刺激和启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华人）学人如孙歌、李冬木、汪晖、陈光兴、葛兆光等陆续介绍和评述了他们的学说，[1]特别是最近10年的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界，可以说出现了一股竹内—沟口的“作为方法”热，“作为方法的日本”“作为方法的竹内好”“亚洲”作为方法，[2]以及“作为方法的80年代”等在我们学术话语中流行开来，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反思、重建学术主体性的努力。竹内好借镜中国的重要对象是文学家鲁迅，近年来，对这一反思投入最多的也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因此，对这一反思本身做出反思，进而探索真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法”的可能，便显得必不可少。

在“亚洲”“中国”先后成为确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话语选择之后，我觉得，更能够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立场和问题意识的话语是“民国”。作为方法的民国，具体贴切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语境，较之于抽象的“亚洲”或者笼统的“中国”，更能体现我们返回中国文学历史情境，探寻学术主体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