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的写作、修改及其他
周立民[1]
内容提要：通过大量的史料和细节，还原巴金短篇小说《团圆》创作、修改、结集的过程，并深入历史情境中梳理了小说在包括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之后传播中产生的问题，从一篇作品的创作亦略窥巴金及其同时代人创作得失。《团圆》虽然在巴金整体创作中地位并不明显，却是巴金关于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其中也体现出巴金后期创作的探索和难以突破的困惑，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作者自身的原因和历史语境进行了挖掘和分析。
关键词：巴金；《团圆》；创作研究；抗美援朝
巴金的短篇小说《团圆》在今天被人提起，多半是因为根据它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部电影进入千家万户，影响甚广。相比之下，巴金一生创作数量巨大，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甚多，《团圆》在其中并不特别突出，与家喻户晓的《家》《春》《秋》更是无法相比。近年来，“红色题材”创作引人关注，由电影至小说，《团圆》再次被人提起。[3]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一旦被传奇化，难免就有很多附载的并不准确的信息在传播，比如不断冒出的小说中的“原型人物”问题。这也难怪，以往对这篇小说乃至巴金的这一时期的创作研究得太少，很多情况并不明晰也不被了解。本文以《团圆》为中心，对小说创作过程、修改以及传播情况进行梳理，还原小说创作的真实情况，并从一篇作品的创作略窥巴金及其同时代人创作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对一些“传奇”的正本清源。
一 “我们八月号一定要有你的小说”
有的文章说，《团圆》写于杭州。这个说法不准确。《团圆》的末尾作者清楚地署明：1961年7月20日在上海，这是小说写完的时间。不过，这篇小说的开头倒是在杭州。
1961年5月23日，巴金到杭州休养、写作，他在杭州住了一个月的时间。从这一期间巴金与亲友往来的书信中，可以寻到他在杭州的生活和创作的踪迹。1961年5月27日致余思牧信中，巴金说：“我在上海工作，现在在杭州休养。”[4]7月13日致余思牧信上说：“我已从杭州回来，……”[5]回沪的具体时间可以从1961年6月21日致沙汀信来推断：
我已在杭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天下午就要回上海了。我们在广州分别后，我回到上海，眼睛发炎，那篇文章拖了好久，最后到杭州来才写完交卷。本来文章开头提到你，《人民日报》编辑部因将就版面关系，删去了好几行，就把“在机上畅谈一月来访日见闻”的几句删掉了。
我来杭时曾想去黄山休息一个时候，但是本月下旬日本作家访华团要到上海，我得赶回去陪他们，一时去不了别处，过了七月十号再说吧。中篇不但没有动手改，连最后的七八千字还没有完成。到杭州来写了两篇散文（其实只有篇半）、两个短篇一共写了一万字，可是都没有完。打算七月中离开上海专搞中篇，但不知能否如愿。访日文章我还为《上海文学》写了篇较短的。[6]
信中说“后天下午”，是6月23日。此信还介绍了他在杭州的工作情况：拖了好久到杭州才完成的文章指《我们永远站在一起》，文末所署完成时间是：1961年5月26日。“中篇”指另外一篇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三同志》。“写了两篇散文”，一篇指《从镰仓带回的照片》，“1961年6月15日在杭州”写完；另一篇，或许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许还有另外一篇，题目待考。“两个短篇一共写了一万字，可是都没有完”，指的是《飞罢，英雄的小嘎斯》和《团圆》，这里说的很明确，都没有写完。另外，巴金还修改了他先前已发表的短篇小说《副指导员》，为编辑小说集《李大海》做准备。[7]
巴金给妻子萧珊的信中也提到他在杭州的情况：
我昨天下午三点一刻到杭州，九姑、任幹，还有交际处一位女同志到车站来接，任幹告诉我，花港招待所已为我腾出一个房间，我们即坐交际处来车去花港……我的房间在三楼，是普通的单人房间，明窗净几，还不错，比北京和平的房间好得多。……我坐在书桌前写字，抬起头满眼绿色。尤其是今天早晨，天气好，大太阳，到处都是鸟声，静得很。据说前些天一直在下雨。我先前还去过花港公园，有些地方湖水漫上来，还不曾退尽。[8]
由此信可以确定，巴金是1961年5月23日下午抵达杭州的，住处是“杭州环湖西路花港招待所三二一号”，[9]到6月23日离开，这一期间，萧珊、小林、小棠等家人曾来杭州探望过，方令孺（“九姑”）时相过从，巴金与任幹、杨西光、草明、王匡等人也此相聚。关于写作的情况，在随后的信中，巴金说：“短篇还没有开头。这几天都是在改旧作（指短篇）。我近年写文章总是开头难。但是明天总得开头了。……这里晚上蚊子多，白天又热。我计划在月底前写好两个短篇，还得加油干。”[10]一周后，信上说：“小说已写了两千字，每天多少写一点。今天打算开头写篇访日的散文。要是到十九日小说还写不成，就寄散文给你们。”[11]这篇“访日的散文”就是《从镰仓带回的照片》，说明小说没有写完，只好改寄散文。
萧珊收到稿子后回信：
稿子收到，我很喜欢这篇散文，写不幸丈夫的一段很有感染力，星期日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本来打算告诉你读后的激动，但一拿电话机，什么都忘了。
……
小说写得怎么样，我们八月号一定要有你的小说，争取在日本代表团来前，把它写成，不然，他们来了，会身不由主，无法静下来的。你以为我的意见怎样？[12]
萧珊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担任义务编辑，频频向老作家们组稿。《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发表在1961年《上海文学》7月号上，8月号的刊登是小说《团圆》，那是巴金回到上海完成的。——巴金1961年7月3日致彼得罗夫信中说：“我因为要接待日本代表团，从杭州赶了回来。在上海大约还要住两个星期，打算到黄山去过暑假。这些天在写短篇。我的一个短篇集《李大海》八月内可以编成。”[13]这个短篇小说就是《团圆》。后来，它收入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巴金回到上海后是如何续写和完成《团圆》的，在现存的文字记录中查不到具体叙述，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误以为他只是在杭州写这篇作品的吧。
这些通信，还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团圆》的催生者是作者的妻子萧珊，是应她的约稿而写的，这也是一段文坛佳话。
二 “已编成集子，叫《李大海》”
1961年7月20日完成的《团圆》，在8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8月号上刊出了。当月3日，萧珊还给在黄山的巴金写信，谈到校样中的一处修改：
校样附上，P.25，末7行，校对提意见改的，本来“从他手里”是“给他……”，校对说意思不明，我们就改了“从他手里”，你看看吧。[14]
查《上海文学》第8期第25页，改的这句话是：“我不能把小鬼从他手里抢走。”小说手稿第48页，最初写的是：“我不能把小鬼给他抢走。”后来用红笔修改的“……从他手里”。
8月8日，巴金给萧珊回信：“三日晚上来信昨夜收到。粮票和校样都看到了，谢谢你。”[15]这等于认同校样上的修改。《上海文学》的正常出版日期是每月5日，我原以为这期杂志有可能脱期出版，后来，看到上海图书馆在杂志封面上所钤的藏书印上有1961年8月7日的日期，这证明杂志基本上是正常出版的。如此看来，这编辑速度够快的，也许杂志其他的稿子早已编好，对巴金的小说“虚席而待”，这才保证如期出版。
本期《上海文学》头题是茅盾的评论《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接下来是四篇小说，小说的头题是巴金的《团圆》，题头配有盛毓安的插图，画的是小说开篇所描写的场景。接下来的三篇小说依次是：刘知侠的《红嫂》，玛拉沁夫的《山大王》，陆文夫的《没有想到》。散文有周而复《在古巴前线》、杜宣《杭州摭忆》，随笔有秦牧《艺海拾贝（之五）》等。从阵容上看，这期刊物的内容还是很充实的。
《团圆》写完后不到一周，巴金到黄山写作。8月11日在给萧珊的信上，他说：“短篇尚未写完，仍然每天千字左右。可能过了十五才脱稿。王树基来信说，九月发稿，我也不能再拖了。”[16]这里的“短篇”指《飞罢，英雄的小嘎斯》，按时于15日完成。王树基（仰晨）说的“九月发稿”指的是短篇小说集《李大海》。——从创作序列上而言，这是小说家巴金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个原创小说集。——当月19日编完并写好后记，巴金说：“我执笔的时候，好像回到了九年前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见到了那许多勇敢而热情的友人。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我希望得到读者们的宽容和原谅。”“我很高兴在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伟大节日后四天编好了这个短篇小说集。”[17]
从巴金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当时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编辑方殷的信中可知，在几年前，出版社就曾向巴金约稿。1960年，巴金说：“何况我还欠‘作家’一本中篇和一本散文集呢！”[18]这本“中篇”很可能是巴金同时在写作和修改的《三同志》，后来一直不满意就未能拿出来出版，于是给作家出版社的便换成这部短篇小说集《李大海》。给朋友的信中，他谈到该书的编辑情况：“我在这一年内写的七个短篇小说已编成集子，叫《李大海》，已经排好，年内当可出书，出版后一定寄给您。中篇小说《三同志》初稿已写好，不过还得好好地改一遍，一时不想拿出去。”[19]“我到黄山已一个多月，再过一星期就要回上海了。……我写了一个短篇，编好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本小说集，现在继续写在成都没有写完的中篇。当时估计可以用几千字的尾声把它结束，却没有想到越写越长，在这里写不完，自己也很着急。我希望下个月内在上海写完初稿，我想这是可能的。”[20]
三 “觉得只有《李大海》和《团圆》两篇勉强可读。”
在1961年9月11日给沙汀的信中，巴金还谈到捐赠《李大海》一书手稿的问题，他请沙汀代查其中《再见》一篇手稿：“现有一事拜托。上海文化局为博物馆向作协要作家的手稿，罗荪同志主张把我最近这本短篇集原稿送去。我查了一下，《再见》的原稿还在《四川文学》社。请你代我问问看，《再见》的原稿是否还找得到？倘使原稿还不曾丢掉的话，希望能寄还给我。”[2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曾两次谈到这部书的手稿：“《李大海》手稿，‘文革’前捐给上图，可能遗失了。《飞吧……》大概是初稿，请你捐赠‘文学馆’保存吧。”[22]“佚文卷中《炸不断的桥》和《三同志》的手稿还在。还有《第四病室》、《李大海》的手稿‘文革’前托方行捐赠上海图书馆了，不知还在不在。”[23]以上这些手稿，除《炸不断的桥》在《巴金全集》编选中不慎遗失外，其余的所幸都保存得很好。
《团圆》手稿是写在竖行的“收获社”三百字稿纸上的，共66页。（手稿最初序号是1—66页；后来编辑小说集另有红色编码，是140—205页）原稿是用蓝黑色钢笔写的，在稿纸的方格之外，上端和右边的空白处作者都写满了字。从字迹上看，是作者流畅、潇洒的惯有字体，每页都有修改，或者涂改删减，或是增补字句，整体修改还挺多。由此，可以推断，作者最初写作的就是这份稿子，不再存在“誊清稿”，历次修改都是在此稿上完成的。这种修改，有的是在写作过程中随即完成的，也有的是初稿完成后、送交刊物发表之前所做的再次修改。这些修改保存着作者很多构思、创作过程中的信息，很值得认真研究。如小说的主人公“王主任”，最初巴金写作“吴主任”。
这份手稿上还有一种红笔修改的笔迹。对比《上海文学》初刊件和《李大海》结集成书稿，可发现：红笔的修改都是巴金在编辑小说集过程中所做的修改，因为《上海文学》初刊件中并无这些字句。如篇目所署的创作时间，初刊件作“七月二十日”，成书稿修改中增补“一九六一年……在上海”。正文中很多细节的修改，不妨略举三例：
1.“……我曾经托人到上海照地址打听，可是听说那一带房子烧光了，什么都问不出来。[我也就死了心。]这些年我始终一个人过活。我有时候也想念我那个孩子。我一直等着她。”（手稿第25页/《上海文学》初刊件第20页/《李大海》第133页）
此处，“我也就死了心”，在《李大海》中，作者画掉这一句，修改和增补了后面画线部分的三句话。
2.“就是你们同乡，他叫王东，东南西北的东。主任，你一定认得他，”王复标睁大眼睛，注意地望着王主任说。（手稿第56页/《上海文学》初刊件第27页/《李大海》第157页）
此处画线两处，都是后来红笔修改的。
3.“爸爸，”王芳两只手拉住王主任的右手亲热地唤道。她停了半晌，才接下去说：“你一定要跟我讲你过去的事，我知道你吃了不少的苦。这些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她的声音变了，她讲不下去了。
王主任把左手压在王芳的手上，感动地说：“孩子，我一定讲给你听。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我并没有白等啊！不过我想不到复标同志会来这一手。他怎么可以说他不是你的父亲呢？不管他怎样说，你对他可不能改变称呼。……”（手稿第63页/《上海文学》初刊件第29页/《李大海》第163页）
此处画线两处，也是后来红笔修改的。
《团圆》从小说完篇，到作者结集成书，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巴金又做了多处细致的修改，由此可见，他对待创作的严谨态度。
对于小说集《李大海》和其中的短篇小说《团圆》，巴金在给研究者余思牧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自我评价：“关于《李大海》，您的评语只是过分的夸奖，《副指导员》和《回家》都写得差。我自己翻看，觉得只有《李大海》和《团圆》两篇勉强可读。好久不写小说了，拿起笔总觉它不听指挥。”[24]这个自我评价是客观和准确的。笔“不听指挥”，乃是“笔”受制于思想。巴金那段时间的创作，毕竟还是思想束缚太多，放不开。1962年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巴金曾吐露心扉：“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25]具体到军事题材创作，要求和限制更多，之前，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稍越雷池一步便被批评为：小说“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违反生活的真实，以自己的臆测来代替生活，以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代替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绪……”[26]在当年，巴金也是批评路翎的参与者之一，他自然明白创作中各种分寸和禁忌。
巴金说：“两次入朝对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响。”[27]对于那些创作，他在晚年清醒地认为并不成功，至少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以致他1949年后写作的最长的一部小说《三同志》，因为自己不满意没有拿出去发表，直到晚年出版全集时才收入全集与读者见面。——这在巴金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对此，他曾有解释：
今天回忆那一段生活，我还忘不了杨林同志，对那样的年青战士，我仍有无限的爱，可是不熟习他们，对他们光有感情，却不理解，仍然不能把他们写活。这些年我的确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拼命写自己不熟习的东西，我口口声声“深入生活”，却始终浮在面上，深入不下去，自己不知道怎样下苦功，也不肯下苦功。写完了《三同志》，我对自己的前途绝望了。但是我并不后悔为写这废品花去的时间，和两次入朝的生活体验。这一年的生活我并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是在替自己辩护，虽然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我却多懂得人间一些美好的感情。在我这一生，写作与生活是混在一起的，体验生活不单是为了积累资料，也还是为了改变生活。[28]
“不能把他们写活”，的确是这批作品的致命点，它们总也脱不了新闻报道的宣传气。巴金的另外一句话也值得注意，他说：“体验生活不单是为了积累资料，也还是为了改变生活。”深入朝鲜战场采访，对于巴金而言是思想改造和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学习”与“改造”多少也妨碍了他对战地生活的自如观察和认识。对于他去朝鲜战场的心态，笔者在以前所写的《朝鲜的梦——巴金在1952》[29]一文中曾有详细分析，此不赘述。我的主要看法是：在内外力量的促动下，作家巴金走出书斋走向战场，这是他接受思想改造，企图“换笔”、跟上时代要求的开始。而陆续发表的战地通讯、散文和小说，就是他努力适应新形势的具体成果。毋庸讳言，尽管巴金竭尽全力，但是这一批作品无论在艺术水准，还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未达到他之前作品的高度，这也是那一时期带给巴金很大压力、令他十分焦虑的事情。1960年秋天，巴金到成都去写作，在给妻子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那个短篇今天写完，寄出去了。实在不好，比上一篇还差些。以后住定了，把以前记的大堆材料好好地研究一下，从从容容地写点东西，或有可能写出两篇像样的文章来。”[30]后来，萧珊在给巴金的信中，也谈到组织上和各方面朋友对他写作的期待：“那天陈同生还谈起你创作的事，他非常希望你这次写中篇后，能把写《群》的事彻底考虑一下，你需要什么材料他也可以帮助你。他强调这次文代会的精神，我们中国解放后十一年还没有几部大作品出来，而且老作家没有写过大东西。他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认为四川的春天和秋天都好。罗荪也跟我讲到这件事，他说你如果认为四川太远，可到无锡、苏杭一带，看材料方便一点。他们要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你。”[31]“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与巴金对创作的自我不满，双重压力下还有一时间难以走出困境的焦虑，这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巴金创作面临的心理深渊。他无法延续以往的创作路数，比如写大家庭，写知识分子，写“革命者”，这些序列的创作都曾被批评过，而且缺乏“安全系数”，那一时期，从小说创作而言，他能够跟上新时代的唯一资源就是写抗美援朝这个题材。时隔几年，他重续“朝鲜的梦”，再写朝鲜战地的事情，这也是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谈到《团圆》，它是巴金描写朝鲜战争的这批作品中的代表作，作者成功地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转换成个人话语，并以自己擅长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在左右掣肘中难能可贵的艰难努力。《团圆》通过两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既反映了国家话语的要求，达到宣传的目的，又使个人的情感得以有效释放，与巴金本人和同时期很多作家的只有空洞的宏大话题的某些作品比，它已算佼佼者了。如同孙犁的《荷花淀》一样，《团圆》并不是直接写战争，却从侧面写出了“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精神境界，这是作者扬己所长、避己所短的写法。这种人际关系，可以理解为“阶级感情”，如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革命者和工人阶级之间……这种纯洁、真诚的关系和融洽的气氛，体现了巴金对“新社会”的朴素的理解和真切的情感。在叙述上，作者借两个年轻战士之口写女战士王芳，又以王东（王主任）的叙述，写出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失去女儿的事情，以及工人阶级王复标一家人的状况，小说又以叙述者作家“老李”的视角，写出军队生活的氛围和细节，以及两家人“团圆”的故事——几个叙述层次相互穿插，流畅、自然，情动于衷又点到为止。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比较到位：王芳的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王东的成熟，内敛；王复标的侠义、担当，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小说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如第一部分对于王芳的描述，未免琐碎，难逃是在写“好人好事”的先进事迹的印象。更为关键的是，作者写出了部队、写军人生活，细节充足，氛围营造得不错，只是未能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往往只写到人物性格的单一的层面；更多还是只有言行，不见更为复杂的内心活动。这大约也是作者所反思的“始终浮在面上，深入不下去”所致吧。
四 “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
1964年，《团圆》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1965年元旦萧珊给在北京开会的巴金写信，信上说：“《英雄儿女》已上演，王辛笛看过，据说很感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32]当月9日，他们第一次去看了这部电影，巴金日记中写道：“六点三刻动身去文艺会堂，看‘长影’故事片《英雄儿女》，想起十二年前在朝鲜战地的生活。”[33]后来几次，都是通过电视看的。[34]1965年2月23日，“看电视节目（故事片《英雄儿女》）。听广播。看金公送来的《参考资料》。《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可爱。但是影片中王芳受伤送回国以后就没有戏了，对王复标的处理也不能令人满意。总之结尾差，不够理想”。[35]肯定了电影总体改编的“不错”，也指出后面部分处理得“不够理想”，这是巴金对电影改编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评价。
《英雄儿女》反复播出，社会影响力大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刊中时不时会报道出某某志愿军英雄就是小说中的原型人物。关于这个问题，巴金本人早有十分明确的答复：
究竟有没有这对“英雄兄妹”的生活原型呢？巴老的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每当别人问起他时，他总会笑着说：“没有什么生活原型。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我在朝鲜共生活了一年多，访问过许多战斗英雄，也访问过许多文工团员。没有听说过兄妹在朝鲜战场相见的事，更没有访问过兄妹俩。”从巴老的话中能听出，兄妹俩是众多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哪一个具体的人，它是经过高度概括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
那么，巴老又怎么会给特等功臣赵先友题字的呢？原来，在一九九一年夏天，赵先友烈士的所在部队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党委决定在营区为赵先友烈士立一座塑像，他们想请巴老在碑石上题个词，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振川和李真将军给巴老各写了一封信，托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转给巴老。到上海后经市文联同志联系，把信交给了巴金的女儿李小林。
第二天，李小林见到戴秀斌时说：“父亲看了你们转来的信很高兴，听说你们来，更加高兴。他说：‘我在朝鲜战场走访过许多部队，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我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概括了许多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戴秀斌等同志到医院探望了仰慕已久的巴老，正在病中的巴老得知他们的来意时，答应了为英雄题词的要求，用颤抖不停的手写下了：“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 巴金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36]
张振川、李真都是巴金在战地采访时结识的志愿军中的朋友，情不可却，他写下了“王成式的战等功臣赵先友”这样的题词，题词中“王成式的”别有意味，就是说他并不认定某一个人就是小说中的“王成”，反倒坚持认为“集中概括了许多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这是一个作家忠实于艺术本身的表态。
当然，小说中的部队生活等描写，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经历、体验和观察，直接得益于巴金两次入朝的具体生活和采访见闻，这并不是“虚构”。比如，《团圆》开头写到雪夜在山坡上行走差一点滑倒的细节，在巴金1952年3月刚入朝不久的日记中曾有类似经历的记录：“十一时半坐卓部长小吉普车回宿舍，卓部长和王部长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在半山接我，我几乎跌下山去，幸而他把我扶住。”“赵国忠下山来接我，在半山遇着，几乎又跌跤，靠他帮助，回到洞里。”“卓部长并把手电借给我。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在山下叫赵国忠来接我们。山下积雪甚厚，胶鞋底很滑，全靠赵分段拉我们上山。刚到山上，看见山下灯光，知道别的同志们回来。”[37]这些难忘的体验后来都融化到小说的情节中去了。
相比于他前一本反映援朝战争的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团圆》风格更加朴素，艺术上更为从容和成熟。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英雄的故事》难脱人物速写或英雄事迹报道的影子，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说：“小说四篇中《坚强战士》和《一个侦察员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我见过黄山同志，也跟他谈过两次话。‘故事’（指《一个侦察员的故事》——引者）中写的全是真实的情景，只除了关于金永洙母亲和金老大伯的谈话。黄山同志当时并没有谈到这两位朝鲜的英雄，我把另一位战士同志的谈话移植在这里了。”“黄文元同志不是一个真人。我把我在朝鲜遇见的几个四川青年战士给我的印象合在一起写成这篇小说。……我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是邱少云烈士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38]不难发现，这几篇小说，即便不是“真人真事”，也是“有根有据”，巴金甚至小心翼翼地根据“真人真事”来修正自己的作品：“又如我一九五二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作《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39]创作如此受制于现实，能怪作家“放不开”。而《李大海》中的诸篇虚构性都增强了，作家沉淀、发酵之后，通过生活积累展开自己的想象，重新组织来自生活的经验和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亦步亦趋地照生活原样摹写。哪怕像《李大海》这样的作品，作者的素材有一部分来源于“真人真事”，可是，他仍然特别强调“李大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40]这也充分说明，作者对于现实的把控能力和艺术创作、融合、虚构、变形的能力在提升。
五 “怀念我所敬爱的英雄朋友……”
《团圆》和《副指导员》《回家》《军长的心》《李大海》《再见》《飞罢，英雄的小嘎斯！》共七篇短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李大海》中，由作家出版社1961年12月出版。巴金在1961年8月19日所写的该书后记中说：“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八月这一年中间，我写了七个短篇，都是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关的，或者更可以说，都是怀念我所敬爱的英雄朋友的文章。”[41]
《李大海》只印了一版，在巴金的作品集中像这种情况并不太多。这跟作品出版后，国内的政治和文艺形势大变有关，接下来又是十年浩劫，等一切风平浪静，迎来新时期，这本书所写的内容即便谈不上“不合时宜”，至少也不再引人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巴金的精心创作似乎有些生不逢时，阶级斗争的风雨已经掩盖了对人情、人性的呼唤，巴金所表现这种悲欢离合的故事难以承载时代更严峻的历史内容。从评论上也能够看出，文学界对于《李大海》这样题材小说的关注度，远远低于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同期的作品。据李存光编著的《巴金研究文献题录》[42]统计，从1961—1966年，对于《团圆》未见一篇评论文字。[43]而在此之前，对于巴金1952年、1953年两次入朝时写出的作品，虽然评价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反映。如：魏铭的《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就能写出好作品——〈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读后》（《人民日报》，1952年4月14日），丁亭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文艺报》，1953年第7期），吴越的《读〈黄文元同志〉》（《文艺报》，1953年第22期），黄炎的《读〈保卫和平的人们〉》（《青年读物介绍》，1954年第3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团圆》得到最初的“评价”是特殊时期对它的批判，择其大要主要有：云水怒《一株反对革命战争的大毒草——从巴金的小说〈团圆〉到电影〈英雄儿女〉》，[44]《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招魂幡——批判毒草小说集〈李大海〉》等。[45]另有《评巴金的战争文学》[46]《砸烂巴金的战争文学》等。[47]这些文章所谈要旨，不外乎是这样的：
还有一篇《团圆》，看来好像是在写志愿军某部政治部主任王东同他离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儿王芳在朝鲜战场上偶然“团圆”的故事，但去掉幌子，便可看到巴金对革命战争的恶毒诅咒。……巴金通过这一系列情节向人们宣扬：战争的胜利和英雄的诞生，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战争只会带来家破人亡，带来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创伤。把革命战争污蔑成似乎是人类的悲剧和劫难，真是恶毒透顶。这篇毒草后来还改编成了电影，即《英雄儿女》，流毒极广。[48]
进入新时期以后，对于巴金的研究全方位地展开，而对于《团圆》的研究仍然寥寥无几，《巴金研究文献题录》中可以检索的篇目仅有论文一篇（截至2009年）：郑文平《从〈团圆〉到〈英雄儿女〉看文本转换艺术》，[49]还有两本解析和编选的巴金作品选本中有所涉及。李春雨编著《心灵的憩园——走进巴金的〈家〉》[50]，第三章中论及《〈团圆〉中的革命家庭》；陈丹晨编选《巴金读本（中学生文库）》中有《团圆》节选，并有导读《关于〈团圆〉》。[51]在导读中，陈丹晨认为：“巴金在1952年和1953年曾两次深入朝鲜战地体验生活。后来写了许多有关这方面题材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团圆》是其中一篇优秀的代表作，后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作品通过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志愿军战士忠贞纯洁的爱国热情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作者用散文化的纪实手法，朴实平易的语言，写出了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52]另外都是关于《团圆》与《英雄儿女》之间关系的报道或记叙性文章，如《一部由巴金的〈团圆〉改编成的电影〈英雄儿女〉风靡了整个时代甚至影响了几代人》《巴金赴朝后写的小说〈团圆〉被搬上了银幕——巴金与电影〈英雄儿女〉》等。[53]
把《团圆》放在巴金后期小说创作标志性作品的地位上，对于小说进行学术分析的，仅有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1949—1976）——“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等少数论著。程光炜在该书第六章“巴金和曹禺：激情主义之阻力”中专设一节“小说《团圆》叙事的艰难”来论述此作。他认为：“《团圆》在广大读者中获得成功是民间与革命两种运作程序最终达到了某种妥协的结果，它或者也可以说是两套话语紧密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巴金虽说利用圆熟的小说叙事技巧暂时摆脱了创作困境，他还借稍为‘转暖’的社会环境宣泄了对人性和人情的感受，但他却无法走出时代的大局限，最终没有超越自己。”他认为巴金在这篇小说中，表现了“擅长煽情的叙事能力”。[54]
在巴金的自选集中，大凡选1949年后的小说，各选本似乎没有落下《团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的两卷本《巴金选集》，其中短篇小说部分，1949年后的创作仅收《军长的心》《团圆》两篇。1982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巴金选集》第九卷，收入巴金1949年后的创作，其中小说仅收《军长的心》《团圆》《杨林同志》三篇。有他人编选的作品集（选），《团圆》也常常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三卷本《巴金选集》中卷短篇小说一辑中，只收入一篇1949年以后的创作，就是《团圆》；王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1949—1999·中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7月推出的何绍俊、李云雷、丛治辰主编的《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第二卷：崛起东方新中国》中，《团圆》也入选……这篇问世时默默无名的作品，近年来，正在默默地被“经典化”。
2020年11月4日凌晨三时初稿
2021年8月4日凌晨再改；8月7日夜定稿
[1] 周立民（1973— ），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 《英雄儿女》，毛烽、武兆堤编剧，武兆堤导演，田方、周文彬、郭振清、刘尚娴、刘世龙、褚大章、浦克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
[3] 如中央电视台2020年11月7日播出的“故事里的中国”第二季中推出一期《英雄儿女》，其中自然涉及巴金和小说《团圆》。
[4] 巴金1961年5月27日致余思牧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5] 巴金1961年7月3日致余思牧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6] 巴金1961年6月21日致沙汀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7] 《副指导员》篇末所署时间：1960年9月15日在上海写完，1961年6月初在杭州修改。参见《巴金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页。
[8] 巴金1961年5月24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9] 巴金1961年5月24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
[10] 巴金1961年6月8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88页。
[11] 巴金1961年6月15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页。
[12] 萧珊1961年6月20日致巴金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92页。
[13] 巴金1961年7月3日致彼得罗夫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14] 萧珊1961年8月3日致巴金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页。
[15] 巴金1961年8月8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01页。
[16] 巴金1961年8月11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页。
[17] 巴金：《〈李大海〉后记》，载《巴金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页。
[18] 巴金1960年6月30日致方殷信，载《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19] 巴金1961年10月16日致彼得罗夫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20] 巴金1961年8月29日致沙汀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
[21] 巴金1961年9月11日致沙汀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
[22] 巴金1985年9月7日致王仰晨信，载《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3] 巴金1989年7月15日致王仰晨信，载《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24] 巴金1962年4月23日致余思牧信，载《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25] 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载《巴金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26]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号。
[27] 巴金：《〈巴金全集〉第20卷代跋》，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页。
[28] 巴金：《〈巴金全集〉第20卷代跋》，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页。
[29] 参见周立民《朝鲜的梦——巴金在1952》，载周立民著《巴金的似水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
[30] 巴金1960年10月16日致萧珊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31] 萧珊1960年10月17日致巴金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
[32] 萧珊1965年1月1日致巴金信，载《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第568页。
[33] 巴金1965年1月9日日记，载《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8页。
[34] 另外三次是：1966年3月20日，“三点半后济生夫妇带孩子来，在我家吃晚饭，一起看完电视节目（故事片《英雄儿女》）”。（巴金1966年3月20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7页）1977年8月14日，“晚饭后看电视（《英雄儿女》）”。（巴金1966年3月20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151页）电影之外，巴金还听过广播剧：“《团圆》广播剧我在‘文革’前听见过一次，现在印象也模糊了。最近看《选集》校样，看了一遍小说《团圆》。”（巴金1979年7月28日致朱梅信，载《巴金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35] 巴金1965年2月23日日记，载《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36] 陆正伟：《〈英雄儿女〉幕后的故事》，载《永远的巴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页。
[37] 巴金1952年3月20、21、22日日记，载《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38] 巴金：《〈英雄的故事〉后记》，载《巴金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373页。
[39] 巴金：《谈我的“散文”》，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页。
[40] 巴金为《李大海》所写的附记，其中说：“李大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写这篇小说时借用了‘二级孤胆英雄’刘光子的一部分立功材料和李江海烈士的一部分事迹。”（《巴金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9页）
[41] 巴金：《〈李大海〉后记》，载《巴金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页。
[42] 参见李存光编著《巴金研究文献题录（1922—2009）》，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3] 仅有一篇涉及《团圆》的评论，其实是针对电影《英雄儿女》的，而非小说原著。它是叶家林《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影片〈英雄儿女〉观后》，载《人民日报》1965年1月4日。另有一篇晓立的《作家、理想和人物——读巴金同志的三篇新作》（《上海文学》1961年第2期），是评论《李大海》集中其他三篇小说的。
[44] 参见上海作家协会《文学风雷》编辑部编《文学风雷3》，1967年10月11日。
[45] 参见上海新闻出版系统《大批判》编辑小组编：《〈大批判〉第3辑》，1969年9月。
[46] 未署名，参见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编《彻底打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1968年6月编。
[47] 未署名，参见《砸烂巴金的战争文学》，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版指）编印《造反》第51、52期合刊，1968年7月编印。
[48] 未署名，《砸烂巴金的战争文学》。巴金本人也谈道：“批判的重点是小说《团圆》和根据它改编摄制的影片《英雄儿女》，人们甚至拿它同《一个人的遭遇》相比。”“以后支左的军代表来到作协分会，批判了一阵‘反动的战争文学’。批判刚结束，《英雄儿女》又作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影片在全国上演了。一共开放了五部电影，据说是周总理挑选的。当时我在干校，有人找我谈话问我感想，我只说影片是编导和演员的成绩，与我的小说无关，小说还是毒草。我这样表示，还得不到谅解。”（巴金：《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4—215页）
[49] 参见郑文平《从〈团圆〉到〈英雄儿女〉看文本转换艺术》，《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3期。
[50] 参见李春雨编著《心灵的憩园——走进巴金的〈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1] 参见陈丹晨编选《巴金读本（中学生文库）》，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52] 陈丹晨：《关于〈团圆〉》，载陈丹晨编《巴金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53] 参见舒晋瑜《一部由巴金的〈团圆〉改编成的电影〈英雄儿女〉风靡了整个时代甚至影响了几代人》，《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3日；陆正伟：《巴金赴朝后写的小说〈团圆〉被搬上了银幕——巴金与电影〈英雄儿女〉》，《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4日。
[54] 程光炜：《文化的转轨（1949—1976）——“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61、263、263页。该书这一节文字有两处信息错误，一是小说集《李大海》的篇目并非如作者所述七篇（见第258页）；还有一处是英雄王成的呼叫“我是王成，我是王成，请向我开炮”这处细节，并不是出现在小说中的，而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作者混淆了。（见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