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库丘古雷古城
库丘古雷古城为平原类型古城，坐落在自马尔科沃村沿公路至米哈伊尔洛夫卡（布拉戈维申斯克区）以西1.5千米处的阿穆尔河河岸。河岸距古城城墙约40米，其所在周边地形主要为长有少量植被的河漫滩之上台地，植被主要为桦树、椴树、白杨、柳树、橡树和榛树。目前古城内外区域大多已被耕种，开垦活动使古城除了部分城墙外的大部分筑城建筑被破坏了。
И.А.洛帕京于1868年首次对古城进行了著录。1928—1929年，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对古城进行了调查，对筑城建筑进行了测量，并记述了古城的主体筑城建筑、绘制了古城平面图。1972年，В.И.博尔金领导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中世纪国家研究部的考古学家对古城进行了研究。在古城中采集到一批考古材料，据此将其断代为达斡尔时期。[9]2012年，Н.Н.扎伊采夫领导的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对古城进行了调查。这次调查主要研究了古城的筑城技术情况，记录了城墙剖面的地层关系。
从古城的平面布局和筑城学特点上来看，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左岸沿岸地区未发现如库丘古雷古城一般的其他城址。
根据1928年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对古城的描述，古城内外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开垦。但研究者依然成功进行了城址测量，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记述：“古城为规则正方形，用土筑城墙确定边界，城墙内侧高达3米，其外侧为壕沟。城角向外伸出约125步见方的平台，从其内侧看，在城墙四个方向的墙体上均有两个每侧距离城角都相同的凸起。古城每个方向均有被横墙防御的城门。……”[10]出于描述需要，附上古城的平面全图和东门平面图（图3-3 库丘古雷古城平面图；图3-4 库丘古雷古城东门平面图）。在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的著录中标注了在古城地表“保存有不同形态和大小的房址地表坑”。在其稍晚的发表论著中记述了古城形态基本为一规则正方形，每边长为500米。古城向阳，城墙上存在土筑堆积而成的带有平台的外凸部分，为塔楼基址。[11]
图3-3 库丘古雷古城平面图[12]
图3-4 库丘古雷古城东门平面图[13]
总之，综合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的材料信息可知，古城城墙边长约500米（平面长度约665米），墙体内侧高3米。每侧城墙外均有壕沟，也存在4座角楼和8座马面（每侧2座）。4座城门被Г形的瓮门所防御。根据2012年最新的调查材料，古城目前仅存西墙，墙体长428米、壕沟宽452米。城墙高0.9—1.2米，墙基宽7米，墙脊宽1—1.5米。壕沟深0.5—0.8厘米，宽1.5—1.6米。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曾记录，当地村民在库丘古雷古城城内进行开垦时，发现了瓦、石器和铁器碎片、“生铁散弹”（炮弹）和小型雕像。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收集的陶器碎片——“主要是‘满洲’类型”的陶器。[14]
后来对古城的调查表明，古城的筑城建筑被耕作完全破坏了。
学者们在对古城的断代和族属的论证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已经体现在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的论著中。在1930年和1953年的论著中，他提出库丘古雷古城是“无可争议的达斡尔人遗址”，其起源与17世纪来到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行纪中提到的达斡尔公爵Bambulay的乌卢斯有关。[15]1961年，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又提出，古城族属为满族。该城为“新博格达城”，根据俄罗斯文献，该城位于距离结雅河口一天路程的地方，并于1686年被以A.巴依托恩为首领的哥萨克人摧毁。[16]在之后的发表成果中还有学者提出库丘古雷古城为女真要塞。[17]
在关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古城研究的最新成果中，О.В.季亚科娃和В.В.舍甫琴科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即认为库丘古雷古城及其他与之相似的“具有复杂筑城建筑的大型方形要塞系蒙古人的军事政治中心，用于控制领土和收缴贡赋”[18]。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观点没有建立在能够将库丘古雷等古城族属视作蒙古城邑的经验性考古学材料的论证中。
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在М.А.米罗诺夫参与库丘古雷古城调查的报告《“库丘古雷”古城：一些研究的假设和展望》中提出了一种创见，该报告发表于2013年召开的“亚洲东部：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问题”学术研讨会（布拉戈维申斯克，2013年）。基于H.H.克拉金在蒙古的考古发掘材料，М.А.米罗诺夫提出库丘古雷古城与其他一些契丹古城在平面布局上存在高度相似。
这一相似性确乎是存在的。在一部对远东中世纪古城进行研究的集体著作中，收入了由H.H.克拉金和А.Л.伊夫利耶夫执笔的章节“辽代的城市”。[19]在该章节中，作者描述了契丹古城的筑城学和平面布局特点。H.H.克拉金和А.Л.伊夫利耶夫论证了大多数契丹古城的重要特征：平面呈矩形，向阳，古城一面或两面使用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建有角楼和马面，马面有规则分布。根据作者所论，契丹古城筑城学和平面布局的独特之处在于门址和防御性建筑的修建：大多数城门修建于古城四墙的中央，大多数城门都由Г形或П形的带有侧通道的土筑墙体所防护。这些防御性建筑有时也应用于远东及更早期的高句丽、汉人和渤海的古城中。但正是在辽代，它们在蒙古和中国东北广泛地传播并占据主流。这种防御性城门的修建技艺在更晚期被女真古城建筑广泛使用。[20] 值得注意的是，著作中提到修建于13—14世纪的蒙古人古城与契丹、女真城址存在不同。（图3-5）
图3-5 蒙古国乌兰赫日穆古城平面图[21]
库丘古雷古城与其他契丹古城的相似性有以下三个最有可能的结论：其一，库丘古雷古城是由契丹人或契丹政权统治下阿穆尔河上游的居民建造的，这一地区是辽代的要塞边界之一；其二，古城是在契丹城邑建筑学传统的指导下，由女真人或女真统治下阿穆尔河上游的居民建造的；其三，古城修建于达斡尔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早期历史时期，当时他们还保留着可以追溯至辽金的筑城和城址布局传统。上述结论都排除了库丘古雷古城的蒙古族属，并推测古城出现于10—14世纪，要塞和古城所在区域被不同族群沿用至17世纪。
[1] 《呈送叶费罗·哈巴罗夫军职人员雅库茨克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弗兰茨别科夫关于在阿穆尔河军事行动及其他的批文》，载《历史文献补编》第3卷，圣彼得堡，1848年，第360页。
[2] 《1653年С.В.波亚尔科夫信息呈文及其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考古学家的意义》，载《17—19世纪远东的俄罗斯开拓者（历史考古研究）》第2卷，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95年，第37页。
[3] О.В.季亚科娃、H.H.扎伊采夫、В.В.舍甫琴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达斡尔城镇（基于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载《“中国与俄罗斯：历史与合作前景”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7—98页。
[4] Д.П.鲍罗金、Г.П.利托夫琴科、Н.Н.扎伊采夫：《阿穆尔州地区新发现的中世纪古城》，载《1993年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田野与实验室研究成果概要》，新西伯利亚，1995年，第243页。
[5] В.И.博尔金：《阿穆尔州早期中世纪遗址的勘察成果》，载《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第2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国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9页。
[6] Я.Е.比斯卡列娃：《远东南部的靺鞨文化：专业经济视角》，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所刊》2019年第4期，第25卷，第139页。
[7] В.И.博尔金：《阿穆尔州早期中世纪遗址的勘察成果》，载《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第2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国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8] Е.И.杰列维扬科：《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址》，新西伯利亚，1975年，第26页。
[9] В.И.博尔金：《1972年阿穆尔州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远东民族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档案》，1号目录47号文件，第4页；Н.Н.扎伊采夫、А.Л.史楚姆科娃、Д.П.沃尔科夫：《阿穆尔州古城》，载Д.П.鲍罗金、А.П.扎比亚科主编《亚洲东部的传统文化》第5辑，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国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0]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阿穆尔边区阿穆尔—结雅区伊格纳季耶夫卡、马尔科沃、叶卡捷林诺夫卡村地区的考古调查》，载《阿穆尔地区博物馆和方志学会论丛》，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30年，第28页。
[11]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古代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卷，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53年，第10页。
[12]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阿穆尔边区阿穆尔—结雅区伊格纳季耶夫卡、马尔科沃、叶卡捷林诺夫卡村地区的考古调查》，载《阿穆尔地区博物馆和方志学会论丛》，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30年，第28页。
[13]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阿穆尔边区阿穆尔—结雅区伊格纳季耶夫卡、马尔科沃、叶卡捷林诺夫卡村地区的考古调查》，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和方志学会论丛》，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30年，第28页。
[14]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阿穆尔边区阿穆尔—结雅区伊格纳季耶夫卡、马尔科沃、叶卡捷林诺夫卡村地区的考古调查》，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和方志学会论丛》，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30年，第32页。
[15]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古代的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载《阿穆尔州地志博物馆与方志学会论丛》第2卷，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1953年，第10页。
[16] Г.С.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历史考古概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阿穆尔图书出版社1961年版，第34—35页。
[17] 持该观点的学者如Д.П.鲍罗金、Е.И.杰列维扬科，见Д.П.鲍罗金、Е.И.杰列维扬科：《女真时代（繁荣的中世纪）》，载《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初的阿穆尔州历史》，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2008年，第108页。
[18] О.В.季亚科娃、В.В.舍甫琴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通古斯—满人和达斡尔人：民族文化的边界（以筑城学为材料）》，载班恰罗夫、斯基科夫主编《第7次菲德罗夫—大卫多夫圣迹国际会议材料》，基希讷乌，2016年，第29—30页。
[19] H.H.克拉金主编：《远东中世纪帝国的城市》，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202页。
[20] H.H.克拉金主编：《远东中世纪帝国的城市》，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185页。
[21] H.H.克拉金主编：《远东中世纪帝国的城市》，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