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聊城运河文献的编排与整理

聊城运河文献数量巨大，类型多样，且多散见于各类历史文献及文人别集中。对聊城运河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搜集、选择、编排与整理，对于展现聊城运河文献全貌，服务聊城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与文旅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聊城运河文献的收录

运河是南北贯通的整体，是活态的、流动的文化。对聊城运河的记述不能完全割裂与聊城外沿运各市的联系。特别是不少与运河有关的重要文献，涉及聊城运河，又不单论及聊城运河。因此本汇编收录的聊城运河文献，注重以记述聊城运河的部分为主，同时也酌收与聊城有关的记述范围更广的运河文献资料。在记述漕运的专书中，有不少运军管理方面的记述，并非专门针对聊城境内漕船而言，但又与聊城有着密切的关联。如《通漕类编》卷四“官军犯罪”记述：“（万历）十二年题准：凡运军土宜每船许带六十石，沿途遇浅盘剥，责令旗军自备脚价，例外多带者照数入官。监兑粮储等官水次先行搜检，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员沿途稽查。经过仪真，听运御史盘诘；淮安、天津，听理刑主事、兵备道盘诘，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经盘官员徇情卖法，一并参治。其余衙门俱免盘诘。”[25]此类内容数量较大，采择与收录亦需要一定的灵活性。为此，在本文献校注中，根据需要酌量扩展记述范围，以期全面展现聊城运河面貌，避免对聊城运河文献的人为割裂。

（二）聊城运河文献的编排

聊城运河文献的编排注重条理性与系统性，务求眉目清晰，查检方便。

首列正史运河文献，明晰发展脉络。《隋书》《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中记述了运河开凿与维护的大量历史事实，显示出较强的宏观性与概括性，其中除《明史》记述堵筑黄河决口，治理沙湾决河细致详备外，多数为黄运治理大背景下的简要记述，虽属提纲挈领，但仍不免稍显简略。

次列专书运河文献，丰富运河内蕴。自明代以来的运河专书对运河的记述颇为详悉，这与自明代以来废海运，专行河运，运河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有关。本汇编收录的运河专书最早的为《漕河图志》，为明中期的运河文献。《问水集》《漕船志》《治水筌蹄》《通漕类编》《北河纪》《居济一得》等因体例及纂修主旨不同，对聊城运河的记述各有详略和侧重。但总体而言，均较正史中对聊城运河的记述更为详细完备，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国家及地方对聊城运河治理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运河工程数据的记述及对聊城运河治理及漕运经验的总结，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次列方志的运河文献，突出地域特色。方志为我国特有的文献类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资料性。涉及聊城的存世方志数量较多，时间跨度从明代至民国，绵延不绝。本汇编选择纂修较晚、内容丰富的《（宣统）山东通志》《（民国）临清县志》，补充其他明清运河文献未收的晚近聊城运河资料。如《（民国）临清县志》收录民国时期漕运停止后临清运河商业区的萧条衰落，对于了解聊城运河盛衰变迁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本部分还收录了部分纂修较早的方志，如《（万历）东昌府志》为聊城市存世最早的府志，其中对今聊城市各县所辖河道长短及设置闸坝、人员情况的详细记述可与同属明万历朝的《北河纪》相关记述进行对照，为深入分析明代聊城运河水工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

次列聊城运河碑记、诗作文献，突出场景记述。此两部分均为与聊城运河关系密切的单篇诗文。这些诗文内容丰富，数量较大，是对聊城运河具体事件、具体场景的细致记述，可以有效补充上述正史、专书、方志记述之缺略。如本汇编收录王㒜《临清州治记》记述了弘治二年（1489）临清升为州，张竲就任知州后，扩建临清州署，完善临清建置的详细情况。张景枢《山陕会馆碑记》作于乾隆十一年（1746），记述山陕商人集资修建会馆，作为联络乡谊之地的本末，是聊城运河商贸兴盛的重要文献。梅曾亮《海源阁记》记述了杨以增创建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海源阁，阐述了杨以增的藏书旨趣与理念，显示出运河漕运对聊城文化兴盛的深刻影响。

末列域外聊城运河文献，作为必要补充。本部分收录了自元代鄂多立克起，直至清代的外国使节、旅行家对聊城运河的记述。其中不少见闻颇为细致。特别是其独特的域外视野，对于更为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聊城运河的文化特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如《荷使初访中国记》记述聊城县、张秋镇的城市格局与整体风貌，保留了对清初聊城运河城镇的宝贵记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通过细致观察，记述了聊城境内的运河工程，对运河闸坝的形制的评价颇为深入。

（三）聊城运河文献的整理

本汇编主要采用传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对聊城运河文献进行整理。

一是选择整理底本。为保证聊城运河文献整理的质量，在选择整理底本时，尽量选择刊刻较早、较为精善的本子。如谢肇淛《北河纪》有谢氏明万历中自刻本与清乾隆《四库全书》本。本汇编即以刊刻较早、保留文献原貌的明万历刊本作为整理底本。本汇编收录的诗文在版本选择上，首选作家别集。如徐溥《安平镇治水碑记》录自《谦斋文集》。王鏊《安平镇治水工完之碑》录自明嘉靖刻本《震泽先生集》卷二一。王鏊《安平镇治水工完之碑》亦收入《（康熙）张秋志》卷九，今将两本文字异同稍加辨析，以说明选择整理底本之重要性。

《震泽先生集》卷二一“至决口去窒舰沉”[26]一句中之“舰沉”，《（康熙）张秋志》卷九作“沉舰”；《震泽先生集》卷二一“辅以滉柱”一句中之“滉柱”，《（康熙）张秋志》卷九作“榥柱”。“滉柱”意为防洪护堤的木桩。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称：“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27]而“榥”意为“窗棂”。据此，则当以《震泽先生集》卷二一之“滉”字为确。《震泽先生集》卷二一“命臣某纪其事。臣某拜手稽首，而献诗曰”句中两处“某”，为第一人称自称语气，而《张秋志》卷九改为“鏊”，均未符原文。

兹再举一例，详加申说。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〇收录《临清州观音阁下浮桥记》，《（万历）东昌府志》卷二〇亦收录此文，题为“临清东浮桥记”，与程敏政别集之题目文字出入颇大，当为《东昌府志》纂修者之改换，已失此文题之本来面目。《篁墩程先生文集》“家河之北岸”[28]一句“北”字，《（万历）东昌府志》作“南”。《篁墩程先生文集》“以成化乙巳捐己赀”，中“乙巳”，《（万历）东昌府志》作“甲辰”。《篁墩程先生文集》“为白金六斤有畸”，中“六”字，《（万历》东昌府志》作“十”。《篁墩程先生文集》“后五年，为弘治己酉”中“己酉”，《（万历）东昌府志》作“戊申”。《篁墩程先生文集》“而舟之更造者六”中“六”，《（万历）东昌府志》作“九”。《篁墩程先生文集》“又三年为辛亥再弊”，《（万历）东昌府志》作“又五年为癸丑再弊”。《篁墩程先生文集》“乃能识所锢”中“识”字，《（万历）东昌府志》作“释”。《篁墩程先生文集》“修运道二百余丈”一句，《（万历）东昌府志》作“修运道，以便挽拽。于闲地造屋庐，以居茕独”。《篁墩程先生文集》“孙淮亦治经待试”，《（万历）东昌府志》作“锡亦治经待试”。二本所录此文出入颇大。为慎重起见，即以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为底本进行整理。

此外，若碑记原碑仍存世，则直接以碑刻作为底本进行整理。如刘健所撰《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原碑尚存，大部分文字尚可辨析。相对而言，方志存录此文则多有不同。如《（嘉靖）长垣县志》卷九录此文，标题与碑刻题名同，而《（道光）东阿县志》卷一九所录此文题“奉敕撰黄陵冈河工完之碑”，题目改易较多。《（嘉靖）长垣县志》录此文“且势损南北运河道”，之“势”字，《（道光）东阿县志》脱。据下文“尝命官往治，时运道尚未损也”，可知弘治二年黄河初决时，尚未扰及运道，有“势”字符合实际情形。

二是注重细致校勘。本汇编选录的文献，往往收录于不同古籍中。在整理过程中，注重加以校勘，以还原文献本来面貌。如《（万历）东昌府志》卷二〇《艺文志》及《（乾隆）东昌府志》卷七《山水》均收录刘梦阳《南板新开二闸记》。刘梦阳无别集存世，上述二志均为转录文献。今加对校，《（万历）东昌府志》所录此文“一以板障之，名曰板闸，继后改为石闸”一句，《（乾隆）东昌府志》脱“继”字。《（万历）东昌府志》所录此文“峻泻既杀，胶涸亦除”中之“涸”字，《（乾隆）东昌府志》卷七作“固”，当误。《（万历）东昌府志》卷二〇所录此文“弘治年间，司徒白公昂改修会通闸，导流而北，闸底过卑，便谢于前，仍南闸以行。今皇帝临御之七载，冥顽弄兵，水陆途绝，廷议都宪刘公总师靖丑，清道通漕”。涉及弘治中白昂改修会通闸情况。特别是介绍了刘公受命督漕的背景，为临清修闸的重要背景信息，《（乾隆）东昌府志》径改为“督宪刘公总师通漕”，均未提及。《（万历）东昌府志》所录此文记述刘公“复于会通闸底沉杉九板，峻泻既杀，胶涸亦除，澹为安流，大往小来，穷昼继夜”，《（乾隆）东昌府志》则略去“澹为安流，大往小来，穷昼继夜”，缺失了此次修缮会通闸后的便利船行的情形。《（万历）东昌府志》所录此文于“新闸则仍其旧，而易其闸之金口与闸之底焉”句后，有“参决则工部郎中李公师儒、陆公应龙，督课则东昌府通判倪鼎、临清州判官林恭也。抡工而工良，选材而材坚，趋事有严，布力无怠，历时告成，巩辈如镕金，整如截肪。再于两闸之间，下旧河之身若干，阔旧河之身若干，乃以是岁六月六日工完放舟，上者无号挽之劳，下者无激射之险，群吁众异，相目以嬉，曰：是何就续之易、策筭之神也？盖自前元，以至今日，闸更几作，率以不能利涉为憾。至是始克免焉。收效于废，变易于难，识洞于隐，才周于事，至智也。速输贡之程，广货殖之用，加惠兆人，流泽来裔，至仁也。在昔开一渠，修一堰，民兴谣，史载事，度德量力于公，其大小久近何啻倍蓰，可无纪乎”一段，《（乾隆）东昌府志》删略。此段记述修建运河闸之各级官员、完工日期及作者对此次工程效果之评价，均为重要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此文之末句记述刘公，《（万历）东昌府志》作：“公讳恺，保定新安人。”颇为简略，而《（乾隆）东昌府志》作：“公讳恺，字承华，保定新安进士，西皋其自号云。”则颇为详细。又检《（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载此文，末作“公讳恺，字承华，保定新安人，由进士历今官，西皋其自号云”。于睿明于清康熙中奉朝廷修志之名纂修此志，所本为明方元焕之旧志，此处所录之文，当亦袭用明志。故核对三志文字，遂据《（康熙）临清州志之文加以校订。

对所录诗作，亦加以认真校勘。如李东阳于成化八年（1472）南下返回湖南原籍，途经临清时所作《临清二首》，为记述临清繁华的代表诗作。《（万历）东昌府志》卷二一收录其二，题为“鳌头矶”，《（康熙）临清州志》卷四全录，题“鳌头矶二首”，此诗与鳌头矶关联遂密，体现出后世纂修方志对诗作进行改造的痕迹。再如孔胤樾《溯洄集》卷一《登清源廓外塔》，张自清修、张树梅等纂《（民国）临清县志》亦载此诗，题为“登永寿寺塔”。孔胤樾《溯洄集》此诗之原题所指为临清永寿寺塔，但未点出塔名。经方志纂修者修改诗题，此诗与永寿寺塔的关联遂更为紧密，亦更符合方志记述域内风物的纂修特色。

三是随文酌加注释。运河工程与治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为方便学界使用，本文献校注对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多简要记述其生平，突出其治理运河的事迹。如对宋礼生平记述称：“二年（1404），拜工部尚书。九年（1411），浚会通河，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坝遏汶水，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临清者十之六，并相地置闸，以时蓄泄。十三年（1415），遂罢海运。”简要记述了宋礼治理会通河的事迹。此外，本文献校注还注重对涉及名物及典章制度的注释，以方便读者准确理解文献内容。如明初徐达率军北上，在塌场口开凿运河。注释中解释“塌场口”称：“在今山东鱼台（谷亭镇）北。《方舆纪要》卷三二鱼台县：塌场口‘旧为运道所经。永乐九年，刑部侍郎金纯浚元人运河故道，引汴水自开封入鱼台塌场口会汶水，经徐、吕二洪入淮。汶水即泗水也。嘉靖九年，黄河由单县侯家村决塌场口，冲谷亭，即此’。”通过直接解释与引用文献相结合，介绍塌场口这一重要历史地理名词的含义。此外，本文献校注还注重对收录内容的考辨。如张廷玉等修《明史》卷八三记述刘大夏修筑黄河堤防称：“其西南荆隆等口新堤起于家店，历铜瓦厢、东桥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29]此“凡百六十里”之说，不同文献记载不同，遂在注释中详加考辨：“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记为荆隆口东西各二百里，黄陵冈之东西各三百里。潘季驯《河防一览》卷三称：‘都御史刘忠宜公（大夏）筑有长堤一道，荆隆口之东西各二百余里，黄陵冈之东西各三百余里，自武陟县詹家店起，直抵砀、沛一千余里，名曰太行堤。’明代黄河北岸太行堤初成于刘大夏，为阻止黄河北流的主要屏障。”列举了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及潘季驯《河防一览》的相关记述，为读者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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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魏征等：《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0页。

[2] （明）宋濂等：《元史》卷九三《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64页。

[3] （明）宋濂等：《元史》卷六四《河渠一》，第1608页。

[4] （明）谢肇淛编：《北河纪》卷三，明万历刻本。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4页。

[6]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信函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页。

[7]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765—1766页。

[8] （明）王命爵、李士登修，王汝训纂：《（万历）东昌府志》卷一四《河渠志》，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

[9] （清）张曜、杨士骧修，孙葆田纂：《（宣统）山东通志》卷一二六《运河考》，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10] （明）赵用贤编：《大明会典》卷一四九，明万历内府刻本。

[11] （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一三，万历间于纬刻本。

[12] （清）温承惠：《山陕会馆众商重修关圣帝君大殿财神大王北殿文昌火神南殿暨戏台看楼并新建飨亭钟鼓楼序》，据聊城山陕会馆原碑整理。

[13] （清）李正仪：《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据聊城山陕会馆原碑整理。

[14] （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钟纂：《（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廛》，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15] （清）李贤书修、吴怡等纂：《（道光）东阿县志》卷一九，道光九年（1829）刻本。

[16]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之《职方典》卷二五五《东昌府物产考》，雍正六年（1728）铜活字本。

[17] （清）孔广海原纂，董政华督修：《（光绪）阳谷县志》卷一八《风俗》，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

[18] （明）王命爵、李士登修，王汝训纂：《（万历）东昌府志》卷二。

[19] （明）王命爵、李士登修，王汝训纂：《（万历）东昌府志》卷二。

[20] （明）王命爵、李士登修，王汝训纂：《（万历）东昌府志》卷二。

[21] （明）王鏊：《震泽先生集》卷二一，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

[22] 周寅宾整理：《李东阳集》（第1卷），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22—623页。

[23]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34页。

[24] 策彦周良：《再渡集》卷下，《策彦入明记 笑云入明记》，崇文书局2022年版，第373页。

[25] （明）王再晋：《通漕类编》卷四“官军犯罪”，天启、崇祯间刻本。

[26] （明）王鏊：《震泽先生集》卷二一，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下文《震泽先生集》卷二一王鏊《安平镇治水工完之碑》出处同。

[27]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一《官政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28] （明）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〇，正德二年（1507）刻本。下文《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〇《临清州观音阁下浮桥记》出处同。

[29]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