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平等的隐喻：一段经历
在与乔伊斯和托马斯的首次访谈结束后，我和玛格丽特一起骑车回家，往常我们俩都会滔滔不绝地讨论白天的工作，但那天晚上，我们俩却什么都没说，只听到周围各种车辆的声音。“怎么了？”最后，我打破了沉默。
玛格丽特没有理睬我，而是盯着前方：“我很累，今天很辛苦。”
两个小时后，玛格丽特还是沉默不语。孩子们不停地要求我们与他们聊天，玛格丽特做了晚餐，马克和我一起洗了碗，但是玛格丽特看起来更累了。“有点不对劲。”等我们终于得以独处了，我说道。当时10点，我们已经在卧室了。
“跟乔伊斯和托马斯的面诊让我很难受，格斯。他们太像我们了，我不禁想起以前的日子。我知道情况变了，你现在很努力；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我当然明白她话里的意思；因为这次面诊也让我不太舒服。虽然以后我们会告诉这对夫妇我们也曾有过相同的问题，但首次面诊并不能这样做。那样的话，我即使再自信，给托马斯的建议也会显得空洞可笑。
这时候的玛格丽特疲惫不堪，心灰意懒，我对她说：“你看起来太累了，为什么不上床看会儿书呢？”
“我正想这么做，”她说，“你能为我沏一杯脱因咖啡吗？”
“没问题。”我回答，顿时感到如释重负。
有很多年，我都不愿思考我们婚姻中的平等或公平问题。我觉得玛格丽特和我很平等，虽然有点传统。直到搬回南方，我才开始注意到这种伙伴关系的深层构造。但是那时候，我不只看到了这种构造，还抵触它。
离开麦迪逊是我提出来的，起初只是试探，后来愈发坚持，因为我发现当时的工作让我非常痛苦。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与导师卡尔·惠特克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其他问题。
有那么几年，能够跟随德高望重的惠特克学习，用“春风得意”来形容我也不为过。很多同事都很羡慕我，因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经常接触他，要知道他可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奠基者。而且由于我童年时缺乏父亲的关心和支持，强大的惠特克的出现恰恰填补了我内心深处的渴望。
然而，当我30多岁的时候，我开始担心起对他的依赖。家里遇到难题，我会毫不犹豫咨询他。需要任何建议，无论个人还是工作，我都会问他。我禁不住去依赖他，而他似乎也没想过让我改变。
我的同事们也视我为他的门徒。我的大部分论文都是跟他一起合作的，虽然很多观点都出自我，但大家也都认为是他的。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自立门户呢？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他给我带来了稳定的来访者；我主持的一些工作坊也是他无法主持然后给我的。我对家庭治疗的很多观点也来自他——他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除了依赖他，我还对他感恩戴德。
带着这种无意识的偿还心理，我决定写一本书讲述我们工作中的故事。那年我35岁，书的名字叫《热锅上的家庭》（The Family Crucible），描述了一个家庭的心理治疗过程。那几年，我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写这本书。即将写完的时候，我也马上40岁了，开始有了离开麦迪逊的想法。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男性发展的一个阶段——“拥有主见”——师徒关系中的徒弟往往会有强烈的冲动，要“自立门户”，拥有独立的职业身份，而这往往意味着师徒决裂。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提出了这个概念，盖尔·希伊（Gail Sheehy）的《进程》（Passages）一书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女性师徒关系似乎也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只是相关研究仍很罕见。
我刚提出搬家的想法，玛格丽特就开始和我争吵。她也不喜欢威斯康星州的冬天，但她不想离开。她喜欢她的学校、朋友和湖边的房子。虽然我还有学生心理，她却已经在麦迪逊落地生根了。不过她也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不甚满意：我总是加班，工作压力巨大，很少陪孩子。所以，我们吵着吵着便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如果搬家，我愿不愿意改变男性主导的传统家庭模式？我愿不愿意降低工作强度，多花时间陪伴孩子？我愿不愿意在家里多帮忙，多尽家庭责任？玛格丽特是否也可以尝试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治疗师？我们的生活节奏能不能稍微慢点、舒服点？虽然惠特克、房子、朋友和湖泊都让我十分留恋和不舍，但一想到能够搬回亚特兰大，我还是喜出望外，于是便答应了玛格丽特的要求。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玛格丽特为此放弃了多少；特别是温格拉学校对她的重要意义——那些特立独行的老师，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那个由她帮助创建起来的生机勃勃的社区。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确看到了这些，却对她的成功深感妒忌；或者看到了这些，却选择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选择搬回亚特兰大，表面上因为它是个大城市，气候宜人，我可以在这里私人开业讲授家庭治疗，还有一些熟人可以帮助拓展业务；但真正的原因是这里有我的根。我的父母是在亚特兰大结婚的，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而当我父亲失业后，他们也选择回到这里安度晚年。我的父母都在这里去世。惠特克去威斯康星州之前也一直在此居住；而且亲爱的读者之后会发现，我是在这里遇见他的。因此，选择这个城市的原因很复杂，交织了我们的记忆，具有多重内涵。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搬家往往就像结婚、出生、死亡一样，可以代表人生旅途的重大转向。为了补偿玛格丽特所放弃的东西，我向她保证会改变自己的家庭角色。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任务如此艰难——对我们双方都是。
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一个新城市立足。《热锅上的家庭》当时的读者众多，很多心理治疗师、牧师、内科医生和其他“帮助”行业的人都在阅读，所以我们刚搬进新租的房子，电话就开始响起，不断有人邀请我举办工作坊、讲座或担任机构顾问。当时的我们需要钱和关系，也需要融入一个新城市，而且我也想试试自己离开惠特克单飞的能力，所以我又开启了全盘接受模式。没过多久，我甚至比在麦迪逊的时候更忙了。
同时，玛格丽特则失去了她的庞大根基，毕竟没有哪本书能够让亚特兰大人认识她。人们只知道她是格斯的协同治疗师；在我们孩子就读的实验学校——派迪亚，她只是一位新成员，而且这个社区已经很完善，她似乎没有可以融入的机会。我很忙，于是买菜、找儿科医生、带孩子们活动之类的家务又都留给了她。虽然在麦迪逊时她也要负责这些，但是现在，萨拉的舞蹈课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而亚特兰大又极其拥堵；此外，马克要上足球课，朱莉娅只上半天学。
对我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工作比以前更忙碌，而玛格丽特却失去了所有家庭以外的支持和认可，而且她的任务也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乞求我：“格斯，帮帮我，支持我一下。我搞不定这些事儿。开车或打电话耗光了我的时间，要不就是找各种各样的东西。等我好不容易到了派迪亚学校，又觉得自己像个无名小卒。”她开始看起来灰头土脸、心力交瘁，郁郁不乐。
我竭尽全力去理解她的处境和需求。我聚精会神地听她倾诉；理智上，我明白了她的困境。但这并不能真正让我感受到其中的折磨。每次我都能成功地把话题转移到我所面对的压力上。为某个工作坊感到焦虑，为某个家庭治疗时感到无助，能让她和我一起面诊吗？还有我的论文和书。我一个都没写完。她能帮我腾出一些时间吗？我总是非常善于把焦点转移到自己的困境上。最后，她叹了口气，放弃了。
我无法理解玛格丽特的困境，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时候她都显得那么阳光开朗，精明强干。她看起来不知疲倦。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她其实在扮演着原生家庭教给她的角色，要求她乐观、坚强、乐于助人。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含蓄地暗示她：“我不允许你脆弱，你得坚持住。”
因此，像今天这样听乔伊斯和托马斯的对话，就像让我们再回首自己当时的一些对话一样，是一种痛苦，就如同自己身上那个内在小孩说：“给我坚强起来，帮助我，”还用那种威胁和苛刻的语气命令着，“你不许有别的样子。”不仅痛苦，而且不堪。
现在我能看清自己当时的状况了：依赖而且充满控制欲。我就像一个小孩，想方设法取得好成绩来讨好母亲，沉迷于母亲的表扬和安慰。既然如此，母亲为什么还要抱怨我呢？我可是一直在竭尽全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啊。每周工作60个小时，而且内容相当艰深，难道还要求我是全能的吗？她还想要什么？作为一个男性殉道者，我已经伤痕累累，够尽职尽责了。
玛格丽特当然也希望我看到她的脆弱和需求。但是大概因为她不太擅长表达需求，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她要求过高，控制欲过强。她开始变得像“念经”一样。但她越是恳求，我就越是反感。有时她甚至看起来就像一个霸道的暴君，试图控制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没有选择正面冲突，而是躲避、承诺，用微妙的、无意识的方式进行斗争，例如忘记去买菜。由于我的逃避，玛格丽特愈发孤独了。
她还在坚持不懈：努力融入派迪亚，负责组织家长拼车，承担全部买菜的工作，监督我们新房子的装修，协助我做家庭治疗。她还努力构建自己的交友网络；无论走到哪儿，她都会遇到熟人，就像以前在麦迪逊那样。而我当时忙于工作，甚至连自己没朋友都没有注意到。等我们搬回亚特兰大第二年的时候，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我们的争吵日复一日，毫无新意，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家务、买菜、拼车。玛格丽特总是让我多帮她，我也不断承诺和努力。我同意每周去采购一次，但我经常忘记。有时安排好了其他孩子拼我的车，而我却没有出现，其他父母就会向玛格丽特抱怨。我嘟嘟囔囔地帮着忙，满腹牢骚，还得一直有人提醒才行。
玛格丽特开始变得对来访者中的那些丈夫们言辞犀利，还有一些时候我会无意间听到她对男性愤怒和贬斥的言论。甚至，她和马克之间也开始出现问题。如果马克拒绝她的要求——比如家务——她就会对他大发雷霆，然后就让我去管教马克，我会狠狠地教训马克一顿——他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呢？
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马克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离谱，而且我们俩之间的愤怒几乎不加掩饰，毫无例外地发泄到了马克身上。玛格丽特会因为他没有完成她布置的家务而恼羞成怒，我也责备他——为了我自己也深感愧疚的事情。马克发现了我们在把他当替罪羊，于是就跑到学校发泄自己的怒火，经常与其他男孩打架。我们隐约感到这一切是由我们造成的，开始担心起来。
直到我们搬回亚特兰大第二年的秋天。一天早晨我决定提前一个小时去上班。可能我想要写一些文件，私人开业的文件简直无休无尽。我正打算走，玛格丽特叫住了我，吩咐我给马克的足球教练打电话，问一下被推迟的比赛在哪里补办。我只回应了一句：“你介意自己打电话吗？我快迟到了。”我站在后门边上，手握着门把手，瞥了一眼玛格丽特；她看起来心力交瘁。她穿着浴袍，我穿着大衣，打着领带。这时，一股遥远的寒意从她的眼里迸射出来。
“是的，我介意。”她回答，声音里透着心灰意冷和怨恨。接着她的表情和语气都严厉起来。“我非常介意。”
“你什么意思？”我问，“我得写几封信，再看一下账目。”
“你总是有事情要忙。”她挖苦地说。
“你什么意思？”我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竟然有一丝期待。我也很生气。
“我的意思是你总是有事情要忙，而且那总比我对你的要求更重要。”她一脸冷若冰霜地转身离开。后门开着，我感觉它在拉着我去工作，但我犹豫了。本来只需一步，现在似乎远隔千山万水一般。
“好吧，我今天早上确实有很多事，但如果你想让我帮你打电话，我会照做。”愤愤不平，却还带着救世主般的居高临下。玛格丽特转过身来。
“帮我？”听起来她更生气了，“那你呢？你对他没有责任吗？”
“当然有。”
“好吧，照你那么说，他放学后跟亚当（Adam）打架了，你怎么还没想办法跟他的老师联系？那也是我的分内事吗？”
“好啊，我可以联系老师。”我更生气了。
“需不需要我提醒你，并且待在你旁边。”
“看，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你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想想昨天晚上。”她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眼里又闪过那种寒光。
“昨晚怎么了？你去开家委会了。我在家带孩子们。”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一片狼藉，碗碟没洗，孩子们也都噘着嘴。朱莉娅的额头上有道伤口，她和马克一直在打闹；我一进门，萨拉就哭了，因为你忘了去芭蕾舞学校接她，她等了你半个小时。” 她停顿了一下，肯定还有话要说。
“你看……”我开始道歉。
“我知道，你有很多借口。你要写文章，你没有注意到孩子们在打架，你只是忘记去接萨拉。”她的声音越来越冲了。“但最让我气愤，让我怒不可遏的是，你竟然还敢厚颜无耻地批评我，就因为我开会回家晚了。那个会很小，但是是我主持的，是唯一一件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情，而且我只是比计划中晚了一个小时而已，你就对我横加指责。”她滔滔不绝：“你在因为我开会惩罚我，把我交代你做的事情都搞砸了——甚至压根就不做——然后你竟然还因为我晚了批评我！”她吼了起来：“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吗？！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回应的机会，可能也不想回应。“你让我想离婚。就这样离开，把孩子、房子和所有一切都留给你。”
我们已经结婚16年了，但是我从来没觉得玛格丽特像今天这样想要离开我。我一直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她的关怀、承诺和对我的爱都不会改变。可是现在，我突然间几乎要看到她在楼上收拾行李了，多么可怕！
玛格丽特还没有说完：“因为你，我很难融入派迪亚。下星期我就有可能忘记打一个关键电话，或者惹别人生气。”
我知道自己错了，但错肯定不全在我。“就因为我说了那一句？天哪，所有的错都在我？”我感觉该开始反击了，也准备好要说什么了，我要说我是家里唯一担心钱的人，她从来都不管钱，她也不关心我的压力；但我立刻意识到我还是不要反击为妙。这场争吵不一样，我们都在悬崖边上。
“听着，”我退缩了，说道，“我承认你说的都对。我知道我没有好好地支持你。”我停顿了一下：“我正在努力。接下来我还会更努力。但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想要什么？我可能没太明白。”这一次我是在恳求。我要开始尝试着真正理解我的伴侣。
我们仍然在门边站着，凉爽的秋风在我们之间吹过。玛格丽特抬头看着我，表情不那么生气了。她终于又开口说话了，神色缓和了许多，眼里还噙满了泪水。她努力憋着不哭：“格斯，帮帮我。我希望你能把我当作我，而不是你需要的那个样子。我也有脆弱的时候。所以，帮帮我。”
“怎么帮你？我知道你以前说过，但再说一遍吧。”
“帮我照看孩子、收拾房子，做好生活的后勤保障。”她等了一下，因为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交代你的事情，你要去做，别总等我提醒你。我希望你能主动发现问题，告诉我。你还得更主动地帮助马克解决他与其他男同学的问题。你还可以关注家里的菜，如果没有了就去买；随时观察我们的房子，看看有什么需要整理。”又等了一阵子，她接着说：“我的意思是在你心目中，好像除了钱，我们的生活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了。”
她说得对，我知道。我爱她，爱我的孩子。但我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使命；因此这种专注是对这个家的背叛。我点头承认。
“格斯，关于我在派迪亚的工作，你不许再拐弯抹角地批评。这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明白吗？原本就已经很艰难了。那里的人几乎都不认识我，如果你也因为那的工作批评我，我就要放弃了。我发现自己已经在退缩了。”
我也想哭，也强忍着自己的眼泪。因为很抱歉，我的声音低了下来：“我知道我让这件事更艰难了。我的确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也许我害怕会失去你。”说出这些话，反而让它们显得更荒唐了。一个成功的成年男性怎么会因为自己的妻子有与他不同的事业而感到威胁呢？
“好吧，你得接受这个事实。你不想再生活在惠特克的阴影下，我也不能再生活在你的阴影下。”我对此完全无法反驳。
我们的争吵似乎结束了。也许真的有什么改变了。也许我真的理解了她。我们走出门，走进凉爽的早晨。我注意到自己脚迈下了的石阶，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然而，那些石阶看起来坚硬、巨大；要想再次迈上它们，用新的面貌回到自己的家，将是无比艰难的。
那次争吵之后，我连着几天都沉浸在困惑和迷茫之中。似乎我们整个婚姻的构造和我16年来一直依赖的所有生活模式，都出了问题。虽然玛格丽特的话仍然在我耳边萦绕，但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她想要什么。当然，我知道这是一场关于平等的斗争，尽管开始争吵时我只听见她在那儿慷慨激昂地呼喊，说我们的关系缺乏公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分辨出更具体的平等问题。
一个核心问题是婚姻中工作量的分配。我像许多丈夫一样，“被授权”拥有一份刺激、有趣的事业。虽然我也宣称认可玛格丽特有她的事业，但她的其他任务太多，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业发展大受限制。随着我们谈话的深入，我发现她的责任相当庞杂：买菜、做饭、收拾房子（我们都会打扫房子，还请小时工来帮忙）；还有关于孩子的大部分事务，这是负担最重的部分。
玛格丽特不仅要随时回应孩子们的需求，还得解决数百项由他们引发的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拼车、带他们看病、保证他们的午餐、跟踪他们的学习进度等，还要为他们担心。即使我努力地“帮忙照顾孩子”，但再怎样我都只是辅助者。他们健康快乐的最终责任，以及这种责任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一直都由她来承担；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责任会造成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旦她要把精力用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上，那么我必然就得做得更多，而不只是像现在这样“帮忙”而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际工作中我都至少要承担起她原来工作量的一半，而且履行起这些责任还得积极主动。
毋庸置疑，我们的婚姻中还存在着一种更微妙、更普遍的不平等现象。我的情感和感受往往最受关注。我们像许多夫妻一样，创造了一种“人际不平等”——在决定谁的情感和感受最“重要”的过程中，没能保证平衡。我跟大多数男人一样自恋，是情感的“索取者”，而玛格丽特与许多女人一样倾向于自我牺牲，是情感的“给予者”。
我耳边一直响着玛格丽特说的话：“多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做你喜欢的饭菜，在你想要的时候做爱，根据你的时间表安排生活，搬到你想搬到的城市，想方设法让你的生活更舒服。我一直对你的想法和需求观察入微。你为我做过这些吗？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什么会让我开心？你想过为我考虑吗？”
我不得不承认：我考虑的主要是我自己以及我的事业。我并不是不关心玛格丽特，也不是不关心家庭；但我认为要承担这些责任意味着自己必须要取得某些“业绩”。因此，跟大多数男人一样，我更关注自己在社会中是否成功；在我心目中，好丈夫和好父亲就应该做这些事情。我只是不习惯直接思考玛格丽特的生活。她也不习惯直接告诉我她的需求。很多时候她都表达得很模糊，我无法理解，于是她就叹着气自己做了。因此，她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一个原因。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的世界中鼓励男性自恋和强迫女性自我牺牲的形象太多了：他们历来就大行其道。这些形象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通过或微妙或公开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男性有权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女性必须否认和牺牲自己的需求。尽管妇女运动唤醒了许多妇女，激发了她们内心深处维护自己权力和宣扬自己价值的需求，但这些原始的固有观念仍然顽固地遗留人间。例如最近一项对课堂的研究显示，男孩在课堂上被点名的次数远远多于女孩，即使是女教师（且是自认女权主义者的女教师）也是如此。一些女性高管，即使事业相当成功，也必须赶回家照顾孩子和家庭，而她丈夫的家庭责任则比她少得多，因此她们仍然没有逃脱自我牺牲的藩篱。其实这些女性把时间和精力用于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时，会体验到更大的自我牺牲——比她们的母亲更加深刻。
婚姻中的自恋和自我牺牲的确有比较固定的性别模式，但以自我为中心的伴侣不一定是男性。玛格丽特和我目前正在治疗一对夫妇，其中的妻子就长期自恋并以自我为中心，而丈夫则相应地长期自我牺牲并照顾女性。“让我恼火的是，”这位丈夫说，“我的妻子总是期望我对她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可她却很少给我同样的支持。有一天，我失去了一个广告大客户，她却坚持要应邀参加一个聚会。她很少注意到我有多沮丧；她关心的总是谁会出席聚会，她是不是漂亮。”
有一种方法能够更形象地解读这种“给予/索取”二元关系的概念。首先，每个人都是主观的、有感觉的、能体验的主体，有许多身体和精神需求。接着，主体要寻找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人则会变成这些需求的客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主体）体验到性需求，而玛格丽特则成为这些需求的目标（客体）。我利用她来满足我的需要。
这种“高利盘剥”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只是意味着我们需要他人来满足某些需求。在健康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是“主体”（他们的体验和需求都很重要），同时也是其伴侣需求的“客体”。用性来比喻的话，我利用玛格丽特满足了我的需要，而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利用我。
当然，没有哪对伴侣能做到完全的互惠互利，彼此满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情绪和需求。例如，假设我想要性生活，可是玛格丽特无论如何都不想。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的，那就会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共同协商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人们之所以会交流，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个原因：表达诉求，或是回应别人的诉求。如此循环往复下去，协商过程也日渐错综复杂，当事人几乎完全凭借直觉就建立起了某种关系。
为了保持这些关系的平衡和平等，关涉其中的每个人都要坚定地主张自己的需求，与此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去理解他人的需求。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这意味着我们除了要珍视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还要用心关照自己的伴侣，珍视他们，关注他们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们能服务于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承认他们独立平等的地位，承认他们的内在价值。
对于婚姻来说，尽管谈判、交换、“交易”很重要，但是它们都太机械了，远不能体现最高级的平等。我们得像对待自己的感受一样去珍视对方的感受。所谓爱的最佳定义是：用我们自己的同情心不遗余力地理解和接纳他人的感受。一旦拥有了这样的同理心，我们会在交往中更加珍惜对方，因为他们不仅是能满足我们需求的“客体”，也是独立的、与我们同样重要的“主体”。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把这种关系称为“我—你”关系，即每个人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最珍视的人格。这种质的飞跃很难界定，虽然更多的细节还有待探讨，但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彼此欣赏对方的感情生活、勇气和“精神”。
毋庸讳言，要保持自我价值和他人价值之间的平衡很难，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伴侣“物化”，用他们来解决我们的私人需求。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总是想得到玛格丽特的支持和照顾；我很想把她变成这种需求的“客体”。我认为她必须照顾我，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想法等于把她变成了一个象征，她需要为了支持我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至少在婚姻的某些时刻，我希望她承担我母亲的角色。
玛格丽特非常契合我的这种角色需求。她是女性，又在原生家庭中扮演照顾他人的角色，因此在我们的婚姻中几乎顺理成章的扮演了这个角色。这种对伴侣的“物化”是婚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对方也是独立的人。这便是人们常说的熟视无睹吧。我们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世界观，把他们当成了某种功能、某个角色或某种心理安慰。显然，我就是这么对待玛格丽特的。
虽然在婚姻中自恋型伴侣的确利用了自我牺牲型伴侣，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比如玛格丽特，她精明强干，对家人的付出几乎不计代价，但是这种角色设定的起因肯定是为了在原生家庭中适应并生存下来。我们俩最开始发生激烈冲突时，根本无法醒悟各自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但随着我们更仔细地研究各自的早年经历，真相豁然开朗，玛格丽特的家庭一直致力于把她培养成“给予者”，而我则从小便接受着“索取者”训练。
通过多做家务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存在感、安全感和重视，这种角色设定对很多女性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一方面由于天性使然，她们必须为照顾孩子而学会付出；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社会都很少给予她们正式的权利。于是女性只能通过隐藏或者压制自己的需求来获得权利，或是通过积极帮助他人，让他人感到亏欠她，以获得权利。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良策：面对妻子的付出，我们男性的责任感（和内疚）的确会更加深刻；所有对我们付出过的女性，都值得我们极尽忠诚。此外，她们还可以间接地获取成就感，比如子女或丈夫的成功。但是在当今社会，这些间接的成就感反而让她们愈感沮丧。
自恋模式的起源也很复杂。虽然男性在天性上往往比女性更专注自我，但总有某些家庭因素造就了自恋的孩子——长大后自然就成了自恋型伴侣。这些家庭因素往往可以分为两种：情感忽视，以及它的反面——“过度教养”或“低幼化”。被忽视的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需要在成人关系中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照顾和帮助。他们感情“饥渴”，因而严重依赖朋友、雇主，特别是配偶。另一类孩子的问题恰恰相反：父母的帮助过多，养育过于细致，使他们成了“过度满足的废人”，无法自力更生，更做不到善解人意。这类现象往往是因为自我牺牲型父母无法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便将其“投射”到孩子身上，过度养育，最终导致孩子不会考虑他人。
然而，随着我对自己的了解日益加深，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多数孩子都既享有过过度溺爱，又承受过视而不见。父母中的一方可能总是忽视我们，但另一方却将我们“低幼化”。甚至他们各自的立场也前后不一，彼此矛盾，我们更加茫然无措。我觉得男孩的养育特别容易变得如此错乱。母亲们往往对我们的饮食起居关心备至，却对我们的精神需求不闻不问，于是我们只能在内心挣扎中长大成人。在跟玛格丽特发生冲突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男性的此类问题，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问题不仅一一暴露，而且往往真实得让人痛彻心扉。
婚姻中这种人际不平等有一个风险，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伴侣之间的两极分化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给予者”精疲力竭，越来越愤怒，直至最终不再相信另一半会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她们往往无法正常地寻求别人的支持、理解和帮助，于是就只能苛求甚至批评自己的伴侣，比如说：“你做得不对啊；你不来帮我啊！”玛格丽特就是这样。她们的内在小孩渴求关注，可是她们又从小就知道，只有自己自强有用，成人们才会出手相助，因此不知不觉中，她们下定决心绝不暴露自己脆弱、“孩子”的一面。
“给予者”的烦躁让情感“索取者”焦虑不安，像是遭到了攻击。托马斯和我即是如此。我们谨慎起来，立刻开启防备心理。这种心理在男性中尤为常见，几乎是我们对威胁的本能反应，从小便是如此。但是防备心理只会给婚姻带来更多的问题：
“不是我干的，”如果她们指责我们，我们就这么说，“是她。”
“抱歉，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你也一起了啊！”
“我真是尽力了。”
孩提时代，一旦遇到父母晦涩的要求，或是直接的命令、批评或攻击，我们就会不知所措。彼时的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像一只困兽一样走投无路，无助而弱小；于是便学会了一条自我保护策略——至少在那一刻调整自己，适应他们。上面提到的那些话我们可能都说过；与此同时，我们还学会了放弃、安抚以及一众其他保护自己的措施。
问题是，即使长大了，我们还在沿用这些防备策略。而防备的对象变成了我们的伴侣，就好像他们替代了父母在威胁我们。比如，每当玛格丽特不耐烦地对我抱怨说：“你没做……”我便开始启用那一套复杂的老办法为自己辩护：
“我出钱了！”
“我工作压力太大了，实在没精力再去管其他事情。”
“你也没管账啊。”
“下次我会更努力。”
“我真是尽力了。”
这个问题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一个男人，把妻子的需求当成了威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可这些措施却让妻子更加孤独、落寞和疲惫。那么，男性为什么会觉得妻子的需求是威胁呢？这其中隐约可见母亲情绪的阴影，以及母子相处的那些时光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我们将在后文中探讨男性这些问题的童年根源，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们的妻子。她们一样把小时候的遗憾带到了婚姻中，想要丈夫予以弥补，可是她们走不出自己的怪圈，只能越来越愤怒。
把这些问题都敞开，再去深入理解，的确对玛格丽特和我有帮助，但我们很快就发现真正困难的是改变行为模式。玛格丽特素来聪明机敏，开展工作时也干脆利落。可是一旦完成这些工作，她又立刻沮丧起来，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精明强干、自我牺牲的状态。而我呢，当然是默许了这种状态。
与孩子相关的家务我们也决定共同分担，但最终结果跟上面一样。比如，我同意辅导马克和萨拉的数学作业。我开始行动，带着他们中的一个进房间学习，但玛格丽特会突然出现，各种唠叨和建议。每当她“干涉”的时候，我都会非常恼火，然而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接手，而我则悄悄溜走。我会指责她，说她虽然喜欢帮助孩子，却也独享了他们的控制权。一般情况下，我会一边指责她，一边溜走。
对于孩子们的生活，我素来无感。我爱他们，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只要玛格丽特吩咐我做任何跟孩子有关的事儿，我一定努力完成，但是这种关心始终无法转化成持久的兴趣。马克在学校怎么样？谁是他的朋友？萨拉的数学学得怎么样？她的舞蹈团要求很高，她是怎么挺过来的？孩子们哪天要去做牙科检查？这些冗杂不堪的细节全都“属于”玛格丽特，如同赚钱养家“属于”我一样。虽然她把买菜的工作分给我时很干脆（“我只要看到菜市场就累。”她强调），但孩子们的事儿，她却做不到；当然，我也的确难堪这些重任。
然而，我们之间另一个矛盾也很激烈。玛格丽特有个强烈的追求，跟家庭无关，也跟我毫无瓜葛，那就是派迪亚，一所非常像温格拉的学校；她一直想要在那里拥有一席之地。“做家庭治疗师还不够吗？”我问她，“为什么你这么想从事教育？”
“因为我喜欢学校啊，”她的语气非常坚决，“只有在那里，我才有机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塑造孩子。”她又补充道：“而且这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事业，不用跟你分享。”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如此激烈了，因为这项事业会让她与我渐行渐远。
经过协商，我还是同意了给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己的教育事业。她的才华和活力很快就显现出来，晚间会议也更频繁了。那段时间，她会做好晚饭，再陪孩子们待上一会儿，然后便离开。我接下来会带着孩子们打扫卫生、写作业，只要他们需要帮助，我随叫随到。渐渐地，我习惯了照顾孩子，也开始享受帮助他们的过程。但奇怪的是，我还是无法适应玛格丽特不在家的感觉；每次看着她回家时一脸疲惫却兴奋的样子，我就会找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吹毛求疵。比如，她白天是不是忘了什么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比预计的晚了一些回来？我的这些批评都没什么实质内容，只是为了掩盖我的不满。我隐隐地为她感到紧张，虽然我一再下决心要以更包容和成熟的态度看待这件事，但还是含沙射影地把自己的情绪传递给了她。
最终，玛格丽特又跟我爆发了。“混蛋，格斯，你怎么回事？只要我去开会，你就对我含沙射影。我太难受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做对不对了，甚至在考虑该不该放弃。”
“是我太紧张了；我清楚，我太紧张了，”我承认道，“挺可笑的。”然而即使可笑，我也没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也很尴尬。难道我担心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有可能。派迪亚有几个男性董事，颇有魅力，玛格丽特现在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回来晚的时候，我的确曾经闪过一个念头：黑暗的停车场里，她正站着和一个男人说话。对，就是这个念头。
等这个念头再次闪现，我决定向玛格丽特坦白：“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你是不是跟哪个男董事在一起了？”玛格丽特笑了起来，又爽朗又诚实。
“有几位的确不错，”她用眼睛直视着我回答道，“我非常尊重他们。但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打算跟别的男人有什么瓜葛。我目前唯一的想法就是为这所学校出点力。”很多男性都会因为妻子有了自己的圈子而焦虑，甚至产生幻想，因为她们不再受自己的影响和控制，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对我们俩来说，这几乎纯粹是我自己的臆想。
我还是很紧张，还是吹毛求疵；玛格丽特只能继续煎熬。比较理性的时候，我会赞许她的努力，还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在不经意间，我肯定还是颇为勉强。于是，我虽然嘴上积极，但心里还是怀着对她“离开我”的不满，仿佛觉得她这么努力只是为了“离开我”。她当然感受到了我这些嘴上没说出来的情绪，于是回应道：“格斯，你每次这样反对，我都会更怀疑自己一些。”她又接着抱怨：“你不许再这样了！”我们俩的关系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有的原因虽还隐而未现，但另一些已经水落石出。我们很快就发现，原来玛格丽特的原生家庭从来没有真正“允许”她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女性的原生家庭一般都不会鼓励她们进入职场。母亲们一般都会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你的孩子怎么办？”这些女性的母亲总是话里有话。只要有女性提到自己的孩子出现了任何困难，就会有人暗示她：孩子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她的陪伴。有些母亲虽然嘴上同意，但实际行动并非如此。比如，一位女性心理学家曾经说过：“我获得博士学位时，妈妈看起来极其自豪；但我的毕业礼物是——你们想不到的——一台食物搅拌机！”
即使没有遭到母亲的反对，职场女性们也深受她们人生经历的影响。一位女士曾经对我说：“我会把妈妈的人生跟我自己的相对比，然后几乎每次都会感到内疚。相对于她，我的生活太多姿多彩了，她太落后了。而且在职场中，我也时常感到孤独。如果她能理解我的困难，给我一些帮助该多好啊！”
我们想逃离同性父母的生活模式，非得经过一番苦苦挣扎不可。玛格丽特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母亲：不仅社区活动非常积极，桥牌也打得很好，自己的家庭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对于玛格丽特工作这件事情，她素来不表示反对，但也没有支持过。
玛格丽特的父亲保罗则完全不一样。他生下来就没了父亲，因而对自己的母亲极富责任感；至于妻子和女儿们，更是保护得无微不至。有时候，玛格丽特会在电话中透露自己很忙，保罗便会因此格外心疼。
“好吧，你得注意点，”他会劝道，“你很能干，总是把所有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但这样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我知道了，爸爸，”玛格丽特不耐烦了，加快了语速，“如果你失去了健康，一切就都完了。”
玛格丽特是听着这句警告长大的，而且每次听，她都能隐隐感到自己被催眠了。“每次他说这句话，我就知道他不赞成我做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质疑自己。你根本想象不到这句话的威力有多大。”有一次，保罗又跟她提起了这件事。结果我发现从那天起，只要我对她在外面的活动表现出一丁点儿不安或反对，她就会立刻警觉起来；如果情况的确如她所料，她就会立刻火冒三丈。“你为什么不去怪你爸爸呢？他也有问题啊，”我反驳道，“我们之间的问题他也有份！”
“他是个老人，他连我说什么都不明白，”她愤怒地回答。“你知道自己都在做什么吧。”
“我可不觉得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争辩道，“他太了解怎么对付你了。”
其实，不管玛格丽特的父亲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的确无法满足玛格丽特向我提出的所有要求。于是，她那些指责的话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我耳旁：
“你看看我，我很脆弱，我需要你帮我。我不是超人。”
“这些年我一直支持你的事业，请你也同样支持我在家庭以外的追求。”
“这些孩子也是你生的。你对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能比我少。”
冲突仿佛没有尽头，而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这场斗争将何其艰难。妻子们显然有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一个神智健全的男人怎么就是不愿意放手呢？看来占了上风的绝不是我的理智。
问题很可能在于我的童年经历，这时父亲的形象缓缓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他是一个传统型的父亲，既不是我心目中的模范丈夫，也绝非我想成为的那种模范父亲。
“你们小的时候，他只希望自己回家的时候你们都穿好衣服，喂饱肚子，准备睡觉了，”我母亲曾经说过，“他会和你们玩一会儿，然后由我把你们哄睡着，最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吃晚饭。这是他全部的期望。”
我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传统型的家庭，父亲的意愿决定了这个家的一切。他的意愿就是自己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受他掌控。他偶尔会帮助做家务，但抚养孩子的大部分责任显然是我母亲承担的。他经常不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离家4年，除了几次很美好的军休假期；之后大概还有10年，他一直在外地做推销员，只有周末才回家。
可我不是，我一直努力要做那种尽职尽责的父亲和体贴妻子的丈夫，我想要找到某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或是某种可以参考的模式。直到这些时候，我才感到巨大的虚空，仿佛自己的一部分不见了。是我父亲的缺位。我想起在战争年代和他出差做推销员的那些岁月里，我是多么想念他。然而，他的缺位不仅仅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即使跟我们在一起，他也是一副心事重重、萎靡不振、自我陶醉的样子；有时候他的确只是累了，或是担心工作；但后来工作越来越辛苦，他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我们的文化中，父亲精神缺位是一种常态，它与身体缺位往往同时发生。父亲们工作日出差或在书房里用电脑工作，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实际上，他缺席了家庭的亲密生活。这种缺位是对这个家庭无声的暴力，带走了这个家庭的无限的幸福感，也在子女们心中留下了无声的创伤。我将讲述这种创伤带给我们的影响。例如，像我这样的男性如果想对子女们更尽职尽责，就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虚空，因为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
我开始发觉自己竟然异常忠诚于他，跟他一样心事重重和自我陶醉，而且也对家庭生活无感。我不断挣扎，想要改变这些模式，但是每当我打算“洗心革面”的时候，那种新角色就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尴尬和紧张，内心深处也开始抵触这些改变。可见，尽管我的父亲有很多缺点，我仍然爱他，忠诚于他的本色。
为什么我会如此纠结呢？我不禁想起了玛格丽特和我在威斯康星州居住的那段时光。那时候，孩子们都在上小学，我的工作铺排得非常紧张，既要做私人诊疗，又要教书、写作，还要在全国各地主持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不仅要出差，而且要耗费巨大精力。某次开展工作坊之前的一个夜晚，我住在艾奥瓦州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里，无眠。美国中西部的冬夜将我吞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外面，冬日寒风低声呻吟，雪嘶嘶地砸在窗户上。而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得起床，打起精神，面对工作坊的巨大压力。那一刻，我似乎是个孤家寡人，形单影只。但紧接着，我想到了玛格丽特、孩子们和房子。我很想回家。为什么在这样的冬夜我却待在艾奥瓦州的一个汽车旅馆里？这是为了什么？突然间，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漂泊在外的那些年。他在军营或汽车旅馆里醒着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想起他和他的人生，我似乎安慰了很多。他能熬过这样的艰难岁月；我也可以。虽然当时他已经去世近10年了，我却感到与他无比亲近。随后，我终于意识到，我也是推销员，我要做的就是在内陆地区推销家庭治疗。
“我们明明不喜欢父母的生活模式，为什么却又无法摆脱呢？”我回想着这一幕，暗自思忖。“过往那么艰难，我们为何一再重演那些最痛苦的经历？”无论男女，要想塑造崭新的人生角色，都得先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很显然，在这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做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于男性更重要一些。对于男性来说，走出传统的角色定义，摆脱父亲打造的“人生脚本”为何如此艰难？虽然有人会说男性之所以不急着改变，是因为无论在婚姻中还是社会中，男性都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我相信更复杂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内心。改变的最大障碍不是我们可以一窥究竟的理性世界，而是黯淡无光的无意识世界。在玛格丽特和我的矛盾中，有个焦虑恐惧而又强势执着的内在小孩在我心中不断崛起，手里似乎攥着我心中所有困惑的谜底。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这样的内在小孩，告诫我们不要改变。
家庭心理治疗师伊万·博索门伊—纳吉曾经在他划时代著作《看不见的忠诚》中说过，我们对父母无限忠诚。每个人都领悟过父母管教的痛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坚定不渝地沿袭他们的人生观；他们树立的性别榜样对我们的影响更是贯穿一生。只有承认这份忠诚的力量，特别是对同性家长的忠诚，我们才能着手改进他们的模式；尽管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本章中我解释了什么是自恋模式和自我牺牲模式，但是婚姻不平等的根源错综复杂，远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我们需要讨论这方面的其他一些主题，其中一个就是权力——难以厘清却又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量。此外，我们还得拨开婚姻表层模式的迷雾，深入探查原生家庭是如何推动并胁迫着我们承担现在这些角色的。通过这些探讨，我们希望能够学会“性别共鸣”——家庭心理治疗师诺曼·保罗（Norman Paul）提出的一个概念——深入了解人类社会两性设定的由来及其痛苦，再用同理之心理解男性和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