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波斯帝国境内各古老文明区域的文化传统

波斯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公元前550年建国，灭亡于公元前330年。最盛时疆域从埃及、小亚（Asia Minor）、多瑙河（Danube）一线到中亚（Central Asia）、印度河（the Indus）。伊朗高原西南部波斯本土是其发祥之地，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是其统治的核心。波斯帝国将全部领土分为23个行省，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管理体制。各行省由委派的将军或总督治理，他们一般是当地原来的王公、贵族或部落首领。各行省要缴纳数目不等的贡赋和特产，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军队由国王直接统领，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的“万人不死军”，即随时补充，保证满员。这是波斯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但重大战争发生时，波斯的兵源还是主要从各个省区征调。波斯国王可以一时征召数十万，甚至号称数百万大军，但由于民族成分复杂，组织松散，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同心合力之势。因此，不论在入侵希腊，还是在抵抗亚历山大东征之时，波斯几乎是屡战屡败。波斯的这种分权分级属地管理模式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笼络人心，扩大地盘，但也埋下了尾大不掉、鞭长莫及的地方分离祸根。波斯帝国内部的王位之争和后来的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公元前336—前330年在位）的惨败身亡，都与这样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统治模式有关。

就文明的更替而言，波斯是一个后来者，此前的埃及、西亚和印度早就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波斯帝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波斯文化的胜利。波斯人需要的是政治的臣服，而非文化的取代。因此，波斯帝国之内各地的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有的甚至得以延续。这固然由于波斯人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文化，也由于波斯人奉行宗教、文化上的宽容政策。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文化二元格局，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波斯帝国的故土上，遇到的都是地方特色明显的文化传统。

一、埃及

文明产生于大河流域，似乎是世界上古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古巴比伦文明植根于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源于印度河、恒河，中华文明始于黄河、长江。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尽管没有大江大河，但希腊本土三面环海，希腊人的殖民地遍布爱琴海、黑海、地中海沿岸。可见，大河大海对于文明的孕育、诞生何其重要。这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说这样的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息繁衍条件。也不是说大河流域必然产生文明，而是说大河流域为迁居此地的人类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即使都有人类存在，有的就可能长期处于封闭的原始状态，有的则发展出了先进的文明。正如汤因比所言，在亚洲的约旦河（Jordan）、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格兰德河（Rio Grande）、科罗拉多河（Colorado）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Amazon）流域就没有产生像欧亚大陆一些大河流域那样的文明。因此，他的结论是，埃及和苏美尔（Sumer）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只是例外而非惯例。文明的起源另有原因，这就是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1)

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区域之一，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东西两面是沙漠。尼罗河（Nile）是埃及的赠礼。南面是尼罗河的源头，深入中非，四大瀑布构成了天然的屏障。北面是地中海（Mediterranean）、尼罗河三角洲。埃及仅有东北角通过西奈（Sinai）半岛与外界相通。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埃及文明的原生态和独特性。自从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Menes）统一上、下埃及之后，虽然历经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大时期，中间出现过两次中间期，甚至出现了希克索斯人（Hyksos）的入侵，但埃及的历史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希克索斯人是第一批外来民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复合弓、镰刀剑和马拉战车，也接受并带走了埃及的象形文字。新王国时期，埃及开始走出尼罗河谷，向巴勒斯坦（Palestine）、叙利亚（Syria）方向进军，并把该地纳入了埃及的政治版图。公元前11世纪以后，埃及先后遭受到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来自西面的利比亚人（Libyans）、南面的努比亚人（Nubians）以及此后亚述人的入侵，波斯人的占领。但无论如何，古埃及文明的主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不过换了个法老而已。

古埃及文明的主要特点：政治上，实行法老为中心的君主集权制，王权神化，至高无上。经济上，实行国王土地所有制。神庙的神田、官僚的赐田，也都依赖于国王的恩赐。土地的分配、种植、灌溉、收益，所有的税收皆由法老政权掌控。宗教上，以太阳神阿蒙神（Amon）崇拜为主。祭司集团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是王权神授的中介，与法老政权既勾结又斗争。可以说，王权和教权的较量贯穿于古埃及史的始终。国王与埃及神的雕塑大多高大威严，是王权与神权的象征。

古埃及的文化独立发展，富有特色，影响至今。首先，最著名的是他们创造的象形文字，后来传到西奈半岛，形成西奈字母，再后来传到腓尼基（Phoenicia），形成腓尼基字母，由此衍化为希腊字母和阿拉米亚字母（Aramaic alphabet），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字母文字的基础。其次，他们创造的太阳历也被罗马人所接受。现在的公历就是在接受埃及太阳历的凯撒历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此外，埃及的量地法、秘教、一些神灵也都为希腊人所接受。埃及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对周边文明也有影响。希腊古风时期的人物雕像正面直立，没有动感，比较呆板，与埃及的同类雕像多有相似之处。埃及的造型艺术讲究宏大、对称，金字塔、卡纳克神殿（Karnak Temple）、拉美西斯二世神庙（Temple of Ramses II）可谓代表。追求永恒、神人相通、和谐稳定可以说是古埃及文明的精神特征。

虽然古埃及在新王国之后就开始衰落，但法老文化传统依然延续，没有出现大的停滞和断裂。因此，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后，不辞辛苦，拜谒远在西瓦绿洲（Siwa Oasis）的阿蒙神庙，并在那里得到了满意的回答，(2)从此，他就以阿蒙之子和埃及的法老自居。埃及后来成为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Ptolemy）的领地。他在坚持希腊—马其顿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埃及法老的王权神授传统和国家垄断经济。对活着的国王建立崇拜就始于托勒密王朝。该王朝与神庙祭司集团的相互利用关系，从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就可以看出。(3)

二、两河流域

两河文明广义上不仅指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流域的文明，也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一线的犹太文明、腓尼基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不同，两河文明属于多元文明。首先，它的创立者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多民族，先后有苏美尔人（Sumerians）、阿卡德人（Akkadiens）、亚摩利人（Amorites，巴比伦人，Babylonians）、赫梯人（Hittite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新巴比伦人）和波斯人（Persians）活动于斯，并统治过此地的一部分或全部。其次，与之相适应，它的文化传统兼收并蓄，多元组合。虽然周边不同民族的侵入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但最终汇入原来的文化传统之中。因此，虽有断裂，但也一脉相承，一流多源，像楔形文字、天文观测（占星术）和多神崇拜等就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时期。但两河文明也有新输入的元素，如波斯时期传入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和受波斯人扶植而复兴的早期犹太教（Judaism）。

两河文明对于未来的希腊化时代影响明显。对各地的神，希腊人一般都欣然接受，把他们与自己的神等同起来，如阿尔特米斯—娜娜（Artemis-Nana），瑞亚—库柏勒（Rhea-Cybele），(4)巴比伦的主神马尔都克（Marduk）被认同为宙斯（Zeus），叙利亚的女神阿塔耳伽提斯（Atargatis）和风暴之神哈达德（Hadad）被认同为希腊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和宙斯，腓尼基推罗城（Tyre）的守护神麦尔夸特（Melquart）被认同为赫拉克勒斯（Heracles），腓尼基和迦南人（Canaanite）的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也被认同为阿芙洛狄特。(5)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资料也被希腊人利用，希腊化时期天文学上的重大突破——日心说、星图都与此有关。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恪守自己的宗教传统，成功抵制了塞琉古王国的希腊化企图。但希腊语《圣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译出，又反映了部分犹太人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同时也给希腊人提供了接近犹太教义的机会，这就为未来基督教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三、伊朗

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波斯人是亚历山大之前两河流域的最后一位入主者。波斯人本来是从中亚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的一支），先是臣服于米底（Media），后来在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时期，北灭米底，西征小亚，此地的希腊城邦成了它的附属，随后挥师南下，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把犹太人（“巴比伦之囚”）放回巴勒斯坦地区。随后在北上征讨中亚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时，居鲁士战败身亡。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接着征服埃及，死于归国途中。阿黑门尼族人（Achaemenid）大流士一世（Darius I）借势获取王位，将波斯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Gandhara）地区。至此，波斯人与当时除中国、西地中海之外的古老文明地区几乎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波斯帝国对于西亚文明的贡献主要在于修建了从苏萨（Susa）到以弗所（Ephesus）的御道（Royal Road），开通了前往印度的道路；接受了伊朗地区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将其奉为国教，推动了犹太教的诞生；包容、继承、延续了各地的文化传统，为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地域空间的基础，也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提供了君主制、王权神化、行省管理、多民族分而治之的政治遗产。

四、中亚

中亚地区也有两条主要河流，即锡尔河（Syr Darya，古称Jaxartes）和阿姆河（Amu Darya，古称Oxus）。此地属于波斯的巴克特里亚总督区，实际上管辖着希腊人所称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这些地区受伊朗文化影响较深，据说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此地。但总体而言，此地属于波斯帝国的边地，他们有向帝国纳贡服役的义务。在大流士一世修建苏萨王宫时，巴克特里亚提供了黄金，索格底亚那提供了青金石和红玛瑙。(6)在薛西斯二世（Xerxes II）出征希腊的军队中，有来自这两地的士兵的身影。(7)波斯对此地的统治仅仅满足于设立总督，征收贡赋，地方治理则交给当地的贵族或部族首领。至于锡尔河之外的地区，则属于斯基泰人的活动区域，他们尚处于游牧阶段，是南部农耕地区的最大威胁。锡尔河可谓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亚历山大征服中亚时，也同样遭到了斯基泰人的对抗。他在锡尔河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就是为了防御斯基泰人的南下。巴克特里亚后来能够成为“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的核心地区，既与希腊人在这里长期立足有关（公元前330—前145年），也与此地远离两河、印度和中华文明，远离波斯帝国的腹地，自身没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极为有关。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它作为希腊、波斯、印度、中国以及草原五大文明的交汇之处，成为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交通枢纽。

关于亚历山大即将面临的中亚草原游牧世界，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63—前24年）有详细的记载：从里海（Caspian Sea）到索格底亚那，在锡尔河以北，有形形色色的游牧部落分布于此。(8)虽然他们迁徙不定，但都有大致的较为固定的活动范围。从西往东，主要有达海人（Dahae/Daae，即塞人）、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和萨迦人（Sacae/Sakas），以及统称为斯基泰人的其他部落。这些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称，其中就包括后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Asii、Pasiani、Tochari、Sacarauli部落。(9)他们大多过着游牧或狩猎生活，大概就如《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的“随畜移徙”的“行国”，譬如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10)他们或栖居于平原、山区、河泽之地，定居与游动结合，因地取食与打劫抢掠并存。这些行国与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中亚游牧民族或有关系，或可认同，如乌孙之地的塞人或可认同为波斯帝国时期提到的萨迦人，大月氏人或与灭亡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四部落之一吐火罗人（Tochari）有关，奄蔡(11)似与里海以东的达海人（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大益人）方位相似。与其相邻的宛西小国还有潜，即花剌子模（Khwarazm）。不论中外史料如何对应，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五、印度（西北部）

古代印度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南亚次大陆，这是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但就波斯帝国而言，只有印度西北部，也就是印度河以西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地区才一度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但在亚历山大眼里，这也是波斯帝国的遗产，自然应该由他来继承。但在他到来之前，波斯对此地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亚历山大在此地没有碰到过一个波斯任命的总督，他所遇到的都是据地自立的印度国王。

印度河流域最早有哈拉帕文化（Harappan Culture），有了城市和国家，可能和波斯湾（Persian Gulf）也有海上的联系。但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雅利安人（Aryan）的南下彻底改变了次大陆的文化面貌。印度文明的重心也转向恒河（the Ganges）流域，以四部吠陀书（Vedas）作为经典的婆罗门教（Brahmanism）成了印度文化的主流。列国时代，百家争鸣，婆罗门教一家独尊的局面得以改变，出现了六大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佛教（Buddhism）、耆那教（Jainism）和顺世论（Lokayata）。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Sakyamuni）本是一国之王子，但他看破凡尘，抛弃荣华富贵，毅然出家修行，宣扬人生皆苦、众生平等、得道解脱（四谛八正道），从而大获成功。佛教成为印度文化传统的代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之时，佛教还没有传播到印度西北部。但亚历山大公元前325年撤离后，印度兴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即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约公元前324—前187年）。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力发展，著名的弘法王阿育王（Ashoka/Asoka，约公元前268—前232年在位）就是这个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他在大事征伐之后忽然推崇佛教，现在依然可以看到的他的石刻诏令就是他宣扬佛教的实证。他在坎大哈（Kandahar）地区发布的希腊语和阿拉米亚语（印度的通用语言之一）双语诏令，显然就是为了让当地的希腊人能够皈依佛教。

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南下碰到的就是阿育王的遗产，于是印度的文字和神，佛教的标志物如大象、法轮，也就出现在了印度—希腊人的钱币上，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在位）甚至皈依了佛教。他是唯一在佛教经典中留下名字的印度—希腊人国王。

当然，印度人也创作了自己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那》（Ramayana），发明了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的数字符号和定位计数的进位制。印度盛行多神信仰，从后来进入印度的希腊人、塞人、帕提亚人、尤其是贵霜人的钱币上可以看出印度多神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