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书信研究

在古代文明世界中，印度和中国一样，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它产生了印欧语系最古老的诗歌总集，宏伟的两大史诗，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精美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和小说，以及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概述自公元前十五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的印度古代文学，即吠陀时期、史诗时期和古典梵语文学时期的文学。其中，梵语文学是主流，也包括巴利语和俗语文学。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当代文艺也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应势发展，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新的文艺现象、文艺方法、文艺思潮等。今天，文艺理论研究者既要面对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也要探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新表达、新方向、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也在“后理论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更多的全球性空间。本书

处于学术总结期与转型期的清代文话，表现出集历代之成而不乏新创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古典文章学最后的辉煌。本书在普查清代文话文献的基础之上，结合清代特有之学术风会与时代思潮，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清代文话展开研究。宏观的理论专题研究基于对具体文话文献的提炼总结，力求宏中有微；微观的专书研究旨在考察重要文话个体与相关理论或文体的关联，希冀微中表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力图借助此项重大倡议推动丝路文化研究，并通过具体研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因此，2015年8月20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举办了“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学”研讨会。本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就是从与会者提交的30余篇论文中选出的。这些论文涉及文学、历史、宗教、音乐、美术、探险、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展现了丝路文化的丰富性。

这部文艺评论集选取了包明德先生近年来创作发表的文艺论文、文章与短评，共计七十余篇。这些文章基本都发表在国家级文艺报刊上。结合多年的教学、研读和理论经验，作者在多篇文章中阐释了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文艺创作与评论的百年课题，正确地解读了经典著作中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精神，作者在多篇评论中，阐明了细节的真实对于刻画人物、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重要意义；并且在评论文章中，

本书是对晚清时期（1840-1911）中国人所作的海外竹枝词的研究，以欧美部分为主。书中追溯了唐代以来的竹枝词传统和海外竹枝词的源流，考察了晚清海外竹枝词的研究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吴樵珊、斌椿、陈兰彬、袁祖志、张祖翼、潘飞声、王之春、潘乃光、张芝田、张煜南等十位作者的作品。作者对失传的文献做了钩沉，对主要作品做了考校和笺释，清理了一些相关的史实。在意义方面，作者力求超越近代化研究模式，从中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故事机变包含三个方面：一、故事作为口口相传的民间散文叙事，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异；二、故事变异不是任意变异，而是表现为核心要素相对稳定的“有限变异”和细节更替的逐步“位移”；三、变异是有规律的，故事变异受到口头传统、时空环境、记忆偏差，甚至流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情感性、模式化、适应性等特征。本书借用“机变”（随“机”应变）概念来概括故事传播和重构的方向性（非任意性）变异特征。从经典回顾、历时梳理

明代哲学家王畿（号龙溪）推崇“自然”、“真狂”、“无欲”、“自悟”，创立了“龙溪心学”。嘉靖、万历年间，龙溪心学在国内广泛传播，并远播到日本等国，这使得《西游记》的作者接受王畿哲学思想，并在以往“西游”故事基础上以龙溪心学为哲学起点进行主旨和人物形象的再创造，《西游记》由此诞生。本书从传播学角度出发，以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为切入点，展开龙溪心学的传播与《西游记》研究。在厘清龙溪心学学术个性基础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