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督徒与儒家伦理:豫西李村教会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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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村与镶嵌于地方社会中的李村教会

第一节 李村周边社会经济概况及其生活心态

本文的研究围绕李村教会的信徒展开,这些信徒来自周边十多个村庄。由于地处两个县市的交界,所以这些村子有些属于不同的行政区,但与李村为保护田野调查地的利益,根据学术惯例,本文所用的村落名称及人名已做了处理,特此说明。相邻,生活方式一致。虽然属于不同的县区,但实际生活中,民众并没有那么多区分,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行政区划的原因受到太大影响,由于几个村子挨得很近,而且同质的东西很多,几个村子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本文以主要调查地所在的地方为主加以介绍,其他村子稍微提及,特此说明。

教会所在地的李村位于河南省西部,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庄,是“三下乡”活动从来不曾到的地方。像中国大部分北方村子一样,李村经历了近代的深重苦难,也经受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李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子,历史上没有显赫的人物,也没有著名的事件发生,太普通太不起眼。明清的地方志上看不到关于这一村子和这一村子里人物的任何记载,现在也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村子的名字或者村里人的名字也没有在地市级及其以上的报纸上出现过。

2004年春节前夕笔者回到调查地,发现乡政府所在地的十字路口,去年拆旧房扩建的地方已经整修好了,路两边新开了中国移动营业厅,公路两边开了几家商店,不同的是有几家的名字叫某某超市或某某量贩,县城一家2004年刚组建的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已经在此地营业,而且我所调查的村落已有分销处。

2005年4月、5月的村干部选举,因为有村干部挨家拜访、拉选票,而显得与以往的选举不一样。

1988年李村所在的乡共管辖40个行政村、36个自然村,15915户70000人汝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汝州市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851页。,户均4.40人户均人数是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出来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总人口848575人,总户数190321户,其中家庭户189411户、集体户910户,平均家庭人口4.46人。《汝州市志》,第133页。2005年,李村有345户1530人,户均4.43人,多为两代之家,核心家庭居多数。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村里开始有人在农忙过后到洛阳、郑州打工,用干活挣的钱回来盖房子。2000年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农村土地的进一步贬值,一些未婚男女青年开始到广州、北京、上海打工,也逐渐地充实了打工妹、打工仔的队伍。如今,村中只有老幼病、中年女性等“剩余劳动力”,村落成为“空村”。

与附近其他村落一样,作为边界不断开放的农业村落,李村逐步被裹挟进中国的市场经济甚至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位于内陆省份,人均土地占有量低于八分地,又缺乏乡镇企业,贫穷是这个地方的突出特征。关于中部农村的贫穷生活,可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以及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就河南全省而言,“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83元。以行政村为单位看,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村有2217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4.6%;人均纯收入1000至2000元的村有16854个,占34.8%;人均纯收入2000至3000元的村有22587个,占46.6%;人均纯收入3000至4000元的村有5767个,占11.8%;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上的村有1105个,占2.2%。总体来看,河南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低,低收入户多,贫困面大,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河南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亦参见百度百科“中部崛起”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31787.htm?fr=ala01。。据估算,李村教会附近村落,每年的农业收入每亩夏秋两季加起来的毛收入可达1600~2000元,除去种子、农药、花费及灌溉投入,基本所剩无几。为了生计,农民被迫离土又离乡,造成夫妻分离、父子分离的状况,而缺少年轻人的村庄日显凋敝。由于家庭中某些社会角色的缺失(如中青年男性作为丈夫、父亲的角色),家庭处于一种不完整状态,家庭伦理也在发生变异。而由于生活的同质性以及各村亲属关系的缘故,周边村落发生的事具有示范效应,很快会传至其他村落,对其他村落产生潜在的影响。

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农民苦,活着没有盼望”成为村民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表述。尽管穷,但基本生活却能得到保障。尽管看到单靠农业无法满足生活所需,但由于此地的封闭性及保守的心态,村民普遍闯劲不足,在外打工者多,创业和从事商业的极少,他们大多在外打工挣了钱回来盖房,几乎没有将钱用于投资的。挣钱回乡竞相抬高房屋地基,成为村民“炫富”的常见行为。

村民常说“舍不了穷家”,以此作为自己留守家中的理由。除了在家从事运输业以及加入建筑队的数十户以外,能出去的中青年男性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只留下中老年妇女和小孩子。在孩子上学的时间里,家中往往只剩下一个人,故一个人在家成为生活的常态。得知一位亲戚在家里觉得沉闷,一位基督徒劝他去教会,并以自己为例说:“以前,老一个人在家,感觉心里不得劲,所以教会一有活动都去,一去教会心里就安静了,你也试试去教会宽宽心。”此话揭示了村民生活的常态不仅在村民离土又离乡的中原地带如此,在曾有离土不离乡传统的江浙一带农村也是如此。在江苏阜宁县硕集镇小冯村的调查发现,70%的人在外打工。“乡村越来越寂静,像一所巨大的无人管理的自助式养老院。周日早晨,从小冯村基督教堂大喇叭里传出的圣歌,震响在苏北田野清寂的空气里。每到做礼拜的时候,这里是农村最富生气的地方。小冯村60%的老年人信仰基督教,小戴的房东——硕集谷物合作社派驻小冯分社总代表老卞及其老伴就都是基督徒。乡村民众的社会身份越来越多样化了。老卞说,教会的号召力强得很。做礼拜时,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走不动,拄着拐杖也要7点准时到。失去生气的乡村,唯有教堂成了提供精神欢乐的场所,似乎只有教堂能将那么多佝偻着背、不停地咳嗽和吐痰的老年农民集合到一起。”(石破:《副镇长“被下岗”:我不是李昌平——苏北小镇农民合作运动的奇迹与低潮》,《南风窗》2010年第3期,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6225&cid=10342300。)以及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所在。

第二节 李村所在县宗教历史与现状概览

1.佛道教概况

像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李村所在县历史上曾经有佛教和道教流传,汝州有回民,也有伊斯兰教,在我所调查的几个村子中,只有一个村子有回民,但人数少而且没有清真寺,所以伊斯兰教对我所在的调查地的影响甚微。另外,由于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只在自己相对封闭的群体中有较大的影响,对我所在的调查地的影响可以不计。而且留下了寺庙道观。就拿道教来说,金朝时道士马丹阳,为全真道北七真人之一,他曾经在李村所在县城关镇居住并传道,据说丹阳观就是他的修道处,现在丹阳观已经不复存在,只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虽然在历史上道教可能对李村所在县影响很大,李村所在县的北边就是登封,闻名国内外的少林寺就在那里,那里还有中岳嵩山,中岳庙也在那里,我所调查的村子里,老太太们前几年还到中岳庙烧香。所以提到道教对李村的影响,不能不提登封的中岳庙。但是“建国前道士寥寥无几,在群众中影响不深”《汝州市志》,第143页。。作为制度型宗教,道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乡村影响不大,并非李村所在县一地特有的现象,一些学者在河北乡村的调查中也发现道教的影响小于佛教。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第40页。

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佛典的翻译,与洛阳有莫大的关系。由于离九朝古都洛阳近,李村所在县佛教的历史也很悠久,李村所在县市北10公里处是著名的佛教寺庙。寺的建立早在南北朝时期,鼎盛时期在明朝万历年间,当时拥有寺僧千余人。民国时期还有方丈及众寺僧,而且拥有不少的土地、武器,抗战时寺僧拥有枪炮借以自卫,是李村所在县抗战和解放时一股重要的势力。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8年之后,佛道教活动逐步停止。“文革”期间,寺院曾遭红卫兵破坏。1988年,该寺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有庙会,作为旅游景点、文物保护单位,风穴寺平常也有不少游客,寺中还有十多位出家人。

据当地民族宗教局相关负责人2005年8月介绍,在全县94万人口中,有佛教徒1万人,开放寺院7处,其中出家人20多位;道教徒2万人,正式出家的有两三人。佛教徒1万人,道教徒2万人,虽然两者之和也没有基督教的信徒多,但是佛、道两教是值得重视的,它们的影响是在深层,甚至可以说已经深入民众骨髓。民众在看待、接受基督教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带着这些观念,比如佛教地狱观念对民众的影响估计得再高也不为过。和尚和职业道士人数少,但我们不能以其人数估计其影响。

2.全县基督教历史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李村所在县的影响,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只能说是不大。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经由沿海城市然后来到内地。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基督宗教在李村所在县的传播始于20世纪初期。据记载,1910年,美国人崔雅德曾在当地创办基督教“豫中信义会分会”,这是有关李村所在县传教活动最早的历史记载。《汝州市志》,第600页。20世纪20年代之前,当地的教堂和教士集中在城关附近地区,尚未深入乡村。新中国成立前夕,当地“共培植长老9人,执事21人,发展教徒230人”,“外国人离去,其他教牧人员自动解散,教堂关闭,聚会自动停止”。《汝州市志》,第600页。李村所在县的县志提到由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办的两处医院,一处于1910年设于南门里,1912年即迁到许昌,另一处1937年设于东关福音堂内,1944年5月因日本侵略而停办。《汝州市志》,第600页。

除了地方志的介绍,很难见到关于当地基督教的资料。难得的是,一条史料提及1944年3月河南的路德传教士收到加急电报,很快分布在禹县、许昌、郏县的传教士中的一些人先在李村所在县碰头,然后到洛阳,再到西安避难。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74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基督教自办教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在全县14个乡镇中开放‘三定’(定点、定片、定人)礼拜点13处,培养教牧人员9名,现有《汝州市志》时间下限为1988年,个别地方为1990年。信教群众9210人。1986年12月23日,建立了某某县基督教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爱国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筹备组,宗教活动基本正常”《汝州市志》,第142页。

3.李村教会历史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李村所在的县基督教处于发展迅速的状态。如果按照地方志的记载,基督教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30余人,发展到80年代末的9210人,达40倍之多,确实不可思议。这里面存在统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的统计(230余人)可能漏掉了好多人,80年代末的9210人,似乎也并不准确。要搞清楚这些准确数字实在不易。尽管这些数字不太准确,也还是能大致说明问题的。至于现今的宗教信仰状况,并没有准确情况公布。笔者到县宗教局访谈,发现他们所能提供的也只是大致情况,只能依据这些笼统的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2005年8月底,笔者来到民族宗教事务局,见到了宗教科的负责人。据相关领导介绍,“前两年统计时,全县共有基督徒6万多人,2005年有4万多人”。笔者询问几年来基督徒人数为何减少这么多,科长说主要是因为现在打工的多。据介绍,2005年统计的是常去教堂的人数,所以统计出的人数比以前少。现在全县20多个乡镇、办事处都有基督教,共有16个堂、23个聚会点,实行以堂带点的策略,现在一个乡镇有一个点。全县共有1位牧师、6位长老。至于天主教,由于没有神职人员,没有纳入堂点管理。

结合地方志及在李村附近的调研,笔者发现民国时期,像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当地制度型的佛道两教衰微。改革开放之后,佛道寺庙以新的形态开放。作为寺院、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点的佛教寺院,与民众的信仰并不紧密。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发展迅速,基督教的传播与这些制度型宗教的式微有一定的关系。

蒙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科相关负责人热情相助,笔者复印了一个乡的信徒资料,使笔者得以做统计分析(这是刚收集上来的资料,还没有进行处理)。

在李村所在乡的1145名信徒中,按照年龄段统计的结果如下:

综合来说,30~50岁的有607人,占总数的53.01%,超过半数,20~50岁的有847人,占总数的73.97%, 50岁以上的只占总人数的20%。

至于基督徒的文化程度,在1131个有效数字中,文盲415人,占有效人数的36.69%;小学378人,占有效人数的33.42%;初中含中师一人,农中一人。297人,占有效人数的26.26%;高中41人,占有效人数的3.63%。如果把初中和高中合起来,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占29.89%。

具体到李村,1923年基督教传到李村附近的镇上。新中国成立前,李村只有三家有人信教,在附近村子礼拜;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聚会逐渐停止,这三家人在家里进行宗教活动,并传了几个人。8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附近几个村子得到广泛传播。如今,李村所在乡有三所教堂,信徒们根据这三所教会的建立时间和属灵程度,将这三个教会依次称为“神的第一教会”“神的第二教会”“神的第三教会”。李村教会被称为“神的第二教会”。李村教堂于1990年左右修建,2001年花费十多万元进行大规模整修。如今,李村教堂涵盖了周围十多个村庄。尽管李村是教堂所在地,但李村并不是教堂范围内信徒比例最高的村庄,李村基督徒占村民的比例约为1/5。

李村教会北屋墙上张贴的用毛笔书写的教会历史介绍了教会的发展历程,照录如下:

1923年福音的种子撒在我们某某村,有某某镇张同心先生、同道华永庆和陈中天、白有兰等人管理福音堂,堂内凳子100根,大缸四口,还有其他物品等。他们在车坊传福音的时间大约一年之久,当时传福音是在街市上人多繁华之处。

解放后,那些老牧长们受社会的影响被打成坏分子,他们的一生为主殉道、留下佳美的脚踪。

1940年,在神的带领下,初期聚会点是在某某乡田某某家,占用草房两间,当时信徒有20多人,后又转到李某某家——神的恩典,由信徒奉献现金400元,又当了三间瓦房,聚会生活了一段时间。1940年到1966年这中间停止一段时间,在1979年5月《人民日报》提倡宗教政策后,1980年到1985年在李青家生活聚会,徒2: 2节:“忽然有一阵响声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人员天天增加,福音好像一天比一天兴旺,这样形成达五年之久,随着人数的增加、地方的狭小,为此教会向上级提出要地方(教会原来有空地),经上级批准,搬到公路南(现在教会),面积六分。

拉1: 1-2节:“波斯王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励波斯王吉列的心使他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太的耶路撒冷为他造殿’。”

从1986年引导我们开始造殿,当时因现金缺少,教会分文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全教信徒向神祷告祈求,信徒献心身,齐心协力,物资钱财全奉献。

第一次建造基督教会

信徒在河滩准备石头,从王村到李村的上下河里布满了人群,有100人左右,三天运完石头,天天送茶送饭,热心侍奉供应,信徒全力以赴——神的恩典,1986年2月开始立根基,主给预备了许多能工巧匠,三天根基完成,7月份开始垒墙,11月份正式建成六间大平房。

诗127:“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枉费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一、教会堂礼拜荣耀真神,以后因路途遥远,信徒生活(不)方便,要求政府批准两个教会(王庙村、李村)。

二、1990年被评为全县五好教会,并开了现场会,宗教领导和各教会教工同道参加,这真是救恩的显现。

三、省市县乡各级领导到我们教会参观检查工作,罗13章中说:“凡当官的,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1991年开始过灵性生活,每月一次,由三个会在一起律会。

特色性灵性运动

创35: 1节 伯特利是雅各多年离家出走,神向他显现的地方。

祷告事项

可14: 38节 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都软弱。

严肃会

珥2: 12-18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特色重大使命

徒1: 8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第二次建造基督教会

2001年准备建造圣殿,仍需10万元以上,教会上年现金不到两万元,按人意说:没办法,此时召集信徒分组讨论,有说先盖教堂,有说先盖门面,人在无办法的情况下,神的恩典,决定禁食祷告,求神带着吧……神不亏待我们,2002年建殿结束,共建造一座6间大教堂,门面房5间,价值10万元,接着又买乐器1万多元,神的恩典超过了我们的所求,超过我们所需,哈利路亚——耶稣做主啦。

2002年过圣诞节时,20多年来从没有过像这圣诞节过的人心欢快,神得荣耀,大家同心歌唱,哈利路亚,耶稣又一次做主啦。诗8:4-5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桂冕。”神借着县连会和公教会,实行两次大赞美。

神的恩典真是奇妙

阿门

以马内利

经过访谈核实,笔者发现,尽管1923年基督教已经传播到李村所在的乡镇,传教士在街上繁华之处公开传讲福音,40年代该乡曾有20多名信徒,但未有神学造诣深厚者,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活动的逐步停滞,新中国成立前的神学倾向并未遗留下来。“文革”中,村子里只有三位老太太信基督教,在村子中并不显眼,也未受到批判。据教堂看门人介绍,“文革”期间,她儿子生病烧香求医无效,后来由人介绍,去求临近村中信主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要求她将家里的神像统统扔掉再来,因“破四旧”的宣传,当时的她并未抗拒随即回家将神像全部扔掉,与信主老太太一起祷告之后,其儿子逐渐得以痊愈,她也随之信了教。

基督教在李村所在乡的快速发展,是在1980~2001年。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多,家庭聚会已无法满足信徒的需要,于是,信徒要求给地建堂,1986年开始建堂,是为“第一教会”的正式建立。“第一教会”位于李村所在乡的核心路段,教会大门对着乡镇中心的马路,离镇政府和镇派出所很近。1990年左右,由于路途遥远,离第一教会比较远的信徒逐渐建起了李村教会,即“第二教会”。后来,在王村小学附近建起了王村教会,是为“第三教会”。

三个教会的建立,均在“第一教会”负责人即被信徒尊称为“神的仆人”当笔者第一次听到信徒称第一教会负责人为“神的仆人”时,以为这也许是李村附近的特有称呼,似乎不太合乎基督教的正统。但经过向北京及北美的教内人士请教得知,“神的仆人”这一称呼在基督教内较为常见,并无特别之处。的指挥下进行。笔者访问“神的仆人”时,他说:“建这三个教会的时候,我都去了,从打根基一直到盖成,我都在场。”据信徒介绍,“神的仆人”七八岁就开始信教,时在新中国成立前,“文革”期间也未停止信仰,恢复宗教信仰政策之后,他作为老信徒参与筹备建堂,并逐步成为李村所在乡“第一教会”的负责人。对传道人尤其是“神的仆人”身上所具有的卡里斯玛特征及灵性资本的积累,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神的仆人”属于县基督教联合会的委员,在当地对信徒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本书所调查的李村教会,建堂晚于第一教会。在没有建堂时,信徒平常在村里聚会,礼拜天一大早到第一教会聚会。由于路途遥远,1990年左右,信徒在一座废弃的小庙旧址上建堂。建堂时,“神的仆人”也在场,并且是主导力量。据负责人介绍,建堂时,信徒热火朝天,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车出车,奇迹般地完成了建堂事业。此处原为小庙,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村里唱戏和开批斗会的地方,后来闲置,被教会出钱买来盖为教堂。如今教堂里做饭的地方,还是原来小庙里旧的房屋,只是里面的塑像及大门早已没有了。

上文抄录的教会历史张贴在李村教堂北屋的墙上,但北屋门经常关闭,所以笔者起初并未发现。笔者几次询问教堂信徒和负责人,但只能得到零零碎碎的历史记忆材料。直到有一天,李村教堂北屋大门洞开,笔者自己发现了墙上用毛笔书写的历史。这并不是李村教堂负责人对笔者有防范心理而有意不提供给笔者,带笔者来的远房亲戚经常进出北屋也从未注意到墙上所贴的教会历史。对信徒来说,教堂历史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对笔者来说教堂历史却极其重要。

经过核实,笔者发现,李村教堂北屋的墙上张贴的教堂历史,并不仅仅是李村教会一个教会的历史,而是整个乡基督教的历史。1986年建堂,讲的并不是李村教会的建堂,而是第一教会的建堂。由此可见,第一教会及“神的仆人”对第二教会(李村教会)的影响。

李村教会是从第一教会分出来建堂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建立分堂的过程。李村教会现任负责人为一位女性,在2003年春节期间笔者第一次调查时,该负责人48岁。她从1982年起因病信教关于李村教会负责人因病信教的详细经历,参见本书第四章。,病好之后不信,五年后又生病到郑州住院,此后才“完完全全交给了耶稣”,坚信至今并逐步成为李村教会的负责人。她小学三年级毕业,“开始学《圣经》时,她一手拿着字典,不认识就查字典,硬是把《圣经》读完了”2003年对李村教会信徒李菊的访谈。。从第一次访问她到现在,9年过去了,她依然负责教会大小事务,在信徒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关于李村教会负责人对李村教会的影响,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因忙于教会事务无暇顾及家里,该负责人曾想退出教会事务的管理,但不久之后生了病,她认为这是上帝不允许其退出教会管理,故继续献身教会。为应对教会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她有意培养了不少信徒参与教会管理及讲道事务。

李村教会(第二教会)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场所,人员、资金均独立,与第一教会没有纵向的联系,但经常邀请第一教会的人员前来讲道。自1991年起,李村所在乡三个教会在每个月的三号集中起来一起开律会,律会的参加者均为各个教会的骨干。届时三四百人穿着各自所属团队的统一服装参加律会,规模大,很有仪式感。第十二章会加以介绍,为避免重复此处从略。持续20多年每月一次的律会,由“神的仆人”做总负责,统一安排,轮流在三个教会中举行,借机锻炼各个教会的组织能力,并统一协商教会事务。笔者在参加的几次律会中,明显感觉到“神的仆人”在各项事务中的权威,以及他对李村教会的无形影响。

李村所在乡的三个教会,均为三自教会,各个教会内均张贴政府颁发的奖状及宗教场所管理条例。由于牧师长老的缺乏,这三个教会均由平信徒讲道、由平信徒组成堂委会负责管理。圣餐礼也由平信徒主持举行。

李村教会每年举行一次连续三天的“大复兴”活动,借以复兴灵性。除此之外,还学习第一教会,开展“属灵运动”,要求信徒悔改。

在教会内部,为了更好地照顾到每一个人,除按照信徒所属村庄进行分组在村里查经以外,教会还成立了老年队、弟兄队,任命了队长,由他们负责自己的团队。如统计资料所表明的那样,教会的主力为中年女性,唱诗班、乐队均由中年女性组成,每组40人左右。2007年4月20日,李村教会成立了使命团,由12人组成。2007年8月,乐队改称第一队,唱诗班改称第二队。2008年圣诞节,开始筹建第三队,一下子有20多人报名。这三个队加上弟兄队,成为律会的成员。这并不是第二教会独有的措施,而是三个教会一致的行为,是仿照第一教会而采取的措施。第一教会尤其是其负责人“神的仆人”对李村教会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为过。第一教会经历的“旷野生活”对旷野生活的详细介绍参见附录。对李村教会也产生了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李村所在乡的三个教会在全县50多个教会中是最为特殊的。因为“神的仆人”具有卡里斯玛特征,具有较强的灵恩派灵恩派的主要特征为医病赶鬼、说方言等。河南南阳的传道人具有明显的灵恩派倾向。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南阳传道人对李村教会的影响,但由于李村距离南阳较近,南阳的传道人在李村周边的教会活动过,是故,可以说南阳的灵恩派倾向对此地有一定间接的影响。关于南阳地区传道人的研究,参见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Regnery Publishing, 2003。倾向,受其影响,整个教会都呈现出灵恩派的倾向。这也是李村基督徒能够树立新自我的原因之一。

当地社会中,由打工经济兴起而带来的男性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缺席,为女性在教会中起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女性的宗教虔诚也为女性主导当地的传道工作提供了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教会的圣乐团和唱诗班的成员都是中年女性女性在亚洲基督教中的地位较为重要,参见Jekins Philip《新兴的亚洲基督教:性别角色及家庭结构变化》,高师宁、杨凤岗主编《从书斋到田野》(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她们是教会的骨干,也是下文讨论的孝道伦理的承载者和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