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灾区：“前所未有的纪录”

灾荒有轻重之别，灾区有大小之分。灾区不是历史旁观者。可以说，古代中国，无“灾”不成史，灾荒与灾区都积极参与“创造”历史。当然，王朝不同，灾区影响与破坏程度及其发生频度亦不同；古代中国，灾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地域性特征。明代是中国古代灾荒高发期，水灾、旱灾、冰雹、霜冻、雪灾、风灾、蝗灾、地震、瘟疫等灾害密集袭来。与之相随，水旱等各种灾区亦频繁出现。其中，水灾与旱灾最为严重，破坏性极大。进而言之，水灾灾区与旱灾灾区是明代最主要灾区。是时，大明版图之内，灾荒与灾区频繁“作为”。如黄河等河流时或决溢漫流，洪水滔天，平陆成川，禾稼淹没，死者相枕藉；如大江南北旱魃不时为虐，赤地千里，“河泉枯竭”“饿殍塞途”“父子或相食”；甚者一些灾区旱涝相继，旱蝗相仍，饥荒蔓延，瘟疫横行。所以，若从“灾区”视域视之，一部中国史，是一部灾区史；有明一代，亦可称之为“灾区”的王朝。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明代灾区研究的成果不多，灾荒研究成果则堪称斐然。有灾荒就有灾区。兹结合学界关于明代灾荒研究成果，就明代灾区情况稍作概述。

一 灾区：“倒元”的重要力量

“灾区”作为一类社会现象，贯穿有“社会”以来的人类始终。古代中国，灾荒与灾区没有朝代界别。但是，不同王朝的灾荒与灾区，其具体情况各有不同，都具有不同的朝代特征。明代的灾区，似为元代灾区继续，演绎着同样的模式——生成，蔓延，最终消失，因灾来而成，因灾去而去。实际上，因为历朝救灾能力及实际情况有别，灾区生成“模式”及其“作用”多少有些不同。换言之，灾区的破坏力量与王朝的救灾能力成反比。仅就元明之际灾区“作用”而论，它是“倒元”的重要力量。而且，元末灾区问题累及明初民生。

元代灾荒频发，灾区密布，而且越到后期越严重，灾民境遇极为悲惨。如元朝至大三年（1310），官员张养浩（1270～1329）所述：“比见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荐臻，沴疫暴作，郊关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累累焉，鹄形菜色，就食他所者络绎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比比皆是。”元朝天历二年（1329），关中又逢大旱，饿殍遍野。时任陕西行台中丞的张养浩奉命办理赈灾事务，深入灾区，目睹灾区萧疏、饥民载道，流民哀号等悲惨情景，震撼之余，悲从中来，触景生情而写成如泣如诉之《哀流民操》:“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夫妻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汝俱生存。哀哉流民！”

元代后期，政治越发黑暗腐朽，荒政废弛，灾荒肆虐，饥民动辄百余万。是时，元朝四境之内，实则变成一个“大灾区”，灾区成为“饥荒的世界”。如《元史》载：元统元年（1333）,“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余，饥民四十余万……黄河大溢，河南水灾，两淮旱，民大饥”。元统二年（1334）,“杭州、镇江、嘉兴、常州、松江、江阴水旱疾疫，敕有司发义仓粮，赈饥民五十七万二千户”。是年，“江浙大饥，以户计者五十九万五百六十四”。又如，至正十二年（1352）,“大名路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至正十四年（1345）,“江西、湖广大饥，民疫疠者甚众”。而且，灾区“人相食”惨剧多发。如至正三年（1343）,“卫辉、冀宁、忻州大饥，人相食。四年，霸州大饥，人相食……五年春，东平路须城、东阿、阳谷三县及徐州大饥，人相食……九年春，胶州大饥，人相食……十四年春，浙东台州，江东饶，闽海福州、邵武、汀州，江西龙兴、建昌、吉安、临江，广西静江等郡皆大饥，人相食……彰德、山东亦如之。十九年正月至五月，京师大饥，银一锭得米仅八斗，死者无算。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莩死盈道，军士掠孱弱以为食。济南及益都之高苑、莒之蒙阴、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皆大饥，人相食”。灾荒问题不断累积，灾民因饥饿而烧杀劫掠——由零星小规模抢粮“劫掠”之举而激生大规模起义，“人祸”肆虐，社会严重失范。如时人称：红巾军起，“寇掠汴、汝、淮、泗之间，死者成积，中原丘墟。汝宁盗韩山童男陷汴梁，僭称帝，改韩为姓，国号宋，改元龙凤，分兵攻掠。其下有刘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为粮食。人既尽，复陷一处。故其所过，赤地千里，大抵山东、河北、山西、两淮悉为残破”。又，元末陶宗仪记载：“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

无疑，灾荒加重元末民众苦难，灾区成为“元朝覆亡”的策源地。若从环境史角度视之，元代众多“灾民”由“饥民”而“暴民”，由夺粮而夺权，这种灾民“身份”与行为目的的转换也是一种“灾区”表现形式，不断严重的“灾荒”与日趋扩大的“灾区”参与了元明改朝换代“革命”的“行为”。元代后期的一个个具体灾区不只是“灾区”小环境，而是一个灾区加上另一个灾区以及无数个灾区而形成的社会大环境。而且，灾区之间互为因果而恶性互动，成为“倒元”重要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决非“天灾”自身所决定，而是加上政治腐败、荒政废弛及民生贫困等诸多“合力”使然。如《新元史》作者柯劭忞所论：“元中叶以后，课税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至十余倍。其取于民者，可谓悉矣。而国用日患其不足，盖縻于佛事与诸王贵戚之赐赉无岁无之，而滥恩幸赏溢出于岁例之外者为尤甚……夫承乎无事之日而出入之悬绝如此，若饥馑荐臻，盗贼猝发，何以应之？是故元之亡，亡于饥馑盗贼，盖民穷财尽、公私困竭，未有不危且乱者也。”又如，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称：“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

二 明代灾区：“前所未有的纪录”

有明一代，在灾荒史与环境史视域里，同样演绎了“局部灾荒酝酿→局部灾荒爆发→局部地区成灾→全国性灾荒酝酿→全国性灾荒爆发→王朝覆亡”的历史。从这点而言，明代灾荒与灾区，不过是元代历史的重演。不过，相对而言，明代灾荒与灾区更加严重，可以说都是空前的。

（一）明代灾区次数统计

历史学家邓拓统计：明代“灾害之多，竟达一千零十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一百五十六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饥有九十三次；疫灾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灾有十六次。当时各种灾害的发生，同时交织，表现为极复杂的状态”。而据陈高傭统计，明代灾荒共计1224次。其中，水灾496次，旱灾434次，其他灾害计294次。鞠明库则据《明实录》《明史》《古今图书集成》等资料相关记录统计得出，明代共发生自然灾害5416次。无疑，每一次灾荒都有一定面积的受灾区域——灾区，据邓拓统计明代灾荒次数，可以推算，明代至少先后出现有1011个灾区；据陈高傭统计明代灾荒次数，明代至少先后出现1224个灾区；据鞠明库统计明代灾荒次数，明代至少先后出现5416个灾区。有些灾区跨州连省，面积广大；有些灾区持续多年，甚者各种灾区相继叠加一起。如公元1000～1099年，我国发生旱灾8次，水灾97次；1100～1199年，旱灾23次，77次；1200～1299年，旱灾9次，水灾59次；1300～1399年，旱灾31次，250次；1400～1469年，旱灾39次，水灾323次。又如湖北历史上洪灾频率，东汉为8.43年，魏晋南北朝为8.71年，唐朝为7.96年，北宋为5.68年，南宋为4.20年，元朝为1.93年，明朝为1.63年；干旱频率，东汉为11.50年，魏晋南北朝为19.50年，唐朝为11.95年，北宋为7.57年，南宋为3.26年，元朝为2.78年，明朝为1.78年。陕西省，水灾平均间隔，隋唐五代为4.41年，宋辽金元为8.5年，明代为2.46年；旱灾平均间隔，隋唐五代为2.51年，宋辽金元为2.72年，明朝为1.70年。广东旱涝灾害频率，宋代为22.8年，元代为5.9年，明代为1.3年；广西旱涝灾害频率，宋代为16.8年，元代为3.3年，明代为2.0年。显然，较之以往，明代灾害频率明显增快，灾害次数增多。由灾荒而灾区，较之以往，明朝灾区地域广，灾区生成频率加快，灾区种类多，灾区次数剧增，灾区人口数量巨大，灾区民生极为悲惨。正如邓拓所论，明代“灾害之多”，属于“前所未有的纪录”。本书认为，明代灾区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纪录”。

（二）明代灾区特征

（1）有明一代，灾区连续性、普遍性及积累性特征较明显，灾害破坏性影响加大，灾民反复为灾民，“灾区”反复为“灾区”，某些地区“灾区化”明显。

明前期，灾荒问题不时激化。成化（1465～1487）以来，灾荒问题更加严重（见表1-1），频繁灾荒打击之下，乡村经济非常脆弱。如成化初，一些州县灾区“饥荒尤甚，村落人家有四五日不举烟火、闭门困卧待尽者；有食树皮草根及困饥疫病死者；有寡妻只夫卖儿卖女者”。仅成化七年（1471），明廷“赈济顺天府大兴等四县饥民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余口，赈济真定府所属州县十五万八千二百七十口，赈济河间府所属州县三十九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可见当时饥民人数之多，饥荒问题之严重。随着民生贫困化及乡村社会脆弱性加剧，灾荒破坏性增强，加之疫病流行及社会失范效应，至成化中后期，一些灾区饿殍剧增。如成化二十年（1476），大臣叶淇亦奏：“山西连年灾伤，平阳一府逃移者五万八千七百余户，内安邑、猗氏两县饿死男妇六千七百余口，蒲解等州、临晋等县饿莩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弃其子女于井而逃者。”是时，一些徘徊于饥饿与死亡边缘的灾民，其社会属性让位于动物属性，作为“动物人”，活着是第一需要。为了苟活，竟然以人为食。凡此，灾区及灾民都笼罩在道德底线崩溃、人人自危的惶恐不安之中。如成化二十年七月，巡抚陕西右副御史郑时等奏：“陕西连年亢旱，至今益甚，饿莩塞途，或气尚未绝以为人所割食，见者涕流，闻者心痛，日复一日。”“人相食”本身及其影响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具有颠覆性，造成民众心理创伤是长期而巨大的，对于灾民心理恢复及灾区社会道德重建的负效应不可估量。论及灾年“人相食”悲剧“病理”，有学者做了概括，即“在遭受灾害之后，个别人失去了正常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理性、理念、心理的回归，即向原始的、本能的、生物的本性的回归，无视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将自身活动降低到仅仅求得生命延续即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层次上”。

（2）有明一代，灾区呈现明显的地域扩张特征，甚至跨州连省，由点而面，蔓延不止。明初以降，各级政府敛财有术，救荒无心，漠视民瘼，不以灾民安危及生死为意。因此，明代灾区，往往由灾而荒，因灾荒而瘟疫，往往饥馑与瘟疫并发，饥饿的灾民或为饿殍鬼魅，或不得已而背井离乡，卖儿卖女，许多灾区亦化为萧索凄凉之地，多沦为“悲惨世界”，数以百万生灵殒命于灾荒之中（具体内容见表1-2、表1-3）。

综上，不难看出，大明帝国终其276年之国号，灾荒无时无之，无处无之；“灾区”亦无处无之，无时无之。各类灾区密布，甚至叠加在一起，形成“复式”灾区；“灾区”犹如一个幽灵，肆意游走于大明帝国各地。各个灾区，或“合纵”，或“连横”，演绎极为复杂的“灾区史”。换言之，偌大一个明王朝的统治区域，也是一个灾荒此起彼伏的大灾区。如果从环境史角度检视，明王朝不仅可以称之为“灾荒王朝”，亦可称之为“灾区”的王朝。进而言之，明代灾区以无数看似偶然的事件与现象展示着它的必然性，以貌似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衍生着诸多偶然因素。于是，明代历史附和其他因素一并徘徊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明代“灾区”则在明代历史上扮演着必然而多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