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人笔下“灾区”景象

有明一代，农民是灾荒最主要、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是灾民主体，他们对灾荒感受应该是最为深刻、最为真切的。然而，农民几乎是“灾荒史”失语者。除少量由灾民与流民集体创作的灾荒谣谚外，士大夫事实上独占了灾民形象及灾区民生状态的话语权。由于个体的情感倾向与道德价值尺度及认识水平不同，士大夫关于灾荒现象的认识有别，故而所记录灾荒内容“情节”各异。本节仅摘取其中一些士大夫关于明代灾荒的记录文字，部分“复原”明代作为“失语者”的灾民的生活情况及灾区景象。

一 农民形象与灾民形象

有明一代，灾民主体是农民，灾区主要在乡村，灾区社会基本是沦为灾区的乡村社会。因此，在明人笔下，灾民形象多为受灾农民形象，灾区主要是指成为灾区的乡村聚落。若以正统时期为界，将明代分为两段，明代农民形象与灾民形象则可以两分。就农民形象而言，即由明初基本“足食者”向明中后期“饥饿者”与“灾民”转化；就灾民形象而言，即由明初偶尔饥饿的“劳动者”形象向明中后期经常性饥饿的“逃荒者”形象转化。

（一）“足食者”与“劳动者”

明初，地广人稀，政府劝民垦荒，农民多勤于农事，农民生计基本有所保障，只是遭遇水旱灾害时，生计会陷入暂时性困窘。由于明初政府救灾济贫较为积极，多能挨过灾荒。如明太祖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如正德《松江府志》称：“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自以为幸，无怨尤者。前辈士大夫起自田里者，亦亲身为之。妇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是时，安土重迁、尽心农事成为当时农民的一种幸福和追求。如宣德五年（1430）初，明宣宗与一位老农的对话，诠释“治世”的农民心理：

上（明宣宗）罢朝，御左顺门，召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等曰：“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事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

（二）“饥饿者”与“逃荒者”

明中后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重，灾荒频发，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境遇更加艰难，丰年尚能吃糠咽菜，勉强度日。一遇灾年，不为流民，则为饿殍。是时，“饥饿”成为农民摆脱不了的处境，“饥饿者”成为农民普遍的形象，“逃荒者”成为灾民的“代名词”。如成化年间的文人朱诚泳收集一首《农民谣》，描述当时关中农民生活处境：“我昨过农家，农民于我陈。嗟嗟天地间，而唯农苦辛。春耕土埋足，夏耘汗霑巾。秋成能几何？仅得比比邻。老农惟二子，输边亲苦均。大儿援灵夏，惟命逐车轮。小儿戍甘泉，身首犯边尘。老妇卖薪去，老农空一身。荒村绝鸡犬，田壁罄仓囷。公家不我恤，里胥动生嗔。鞭笞且不免，敢冀周吾贫。我农老垂死，甘为地下人。尚祈孙子辈，犹为平世民。”至明后期，灾荒连年，赋役繁重，农民生活极为困苦，灾区相继，农民形象基本等同于灾民形象，即便京畿之地亦如此。如时人称：“人民逃窜，而人口消耗，里分减并，而粮差愈难。卒致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萧条。”

二 灾荒景象与灾区景象

关于明代“灾荒”景象与“灾区”景象，多为士大夫或各级政府记述的“景象”，透过这些被记述的“文字”，我们还是能够从中“追寻”灾荒情况的。

（一）前后类似，南北略同

明人笔下“灾区”景象的文字记录，有着基本相同的信息选择“标准”，即以灾区民生状态为主要内容；灾区民生状态，则以灾区粮食供给状况为基准。对于灾区社会状况的记录较少，或一笔带过，或稍作描述而已。

关于明代“灾荒”景象与“灾区”景象，正统前后，其“悲惨”景象大致相同；有明一代，南北灾区景象记录内容亦大致相同。如被后世誉为“洪永盛世”的永乐时期亦如此，如永乐十九年（1421），大臣邹缉称：“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处人民饥荒，水旱相仍，至剥树皮、掘草根、簸稗子以为食。而官无储蓄，不能赈济。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穷财匮如此，而犹徭役不休，征敛不息。”明中后期，灾民形象尤为悲惨。如成化时期，大臣丘濬（1421～1495）在其所著《大学衍义补》中描写：“凶荒之时，吾民嗷嗷然以待哺，睊睊然以相视。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货无所售。典质，则富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鱼虾螺蚌，采取已竭，木皮草根，剥掘又尽。面无人色，形如鬼魅，扶老携幼，宛转以号呼。力疾曳衰，枵腹以呻吟，气息奄奄，朝不保暮。”如万历中后期，即便天子脚下，灾区民生亦很凄惨。如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大臣冯琦（1558～1603）如是陈述京畿附近灾情：“臣等伏见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突无烟。据巡抚汪应蛟揭称，坐而待赈者十八万人。过此以往，夏麦已枯，秋种未布，旧谷渐没，新谷无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数年以来，灾儆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又如明人屠隆（1543～1605）于《荒政考》中描述的灾区民生情形：“夫岁胡以灾也？非五事不修？时有阙政？皇天示谴，降此大眚；则或小民淫侈，崇慝积衅，酝酿沴气，仰干天和。雨旸恒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室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拾橡子、采凫茈以为食，掩螺蚌、捕鼠雀以充粮，甚而断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

明代江南为富庶之地，相对说来，北方为经济落后地区。另则，南北气候与植被不同，地理环境各异。这些客观条件，都是影响灾荒程度及灾区状态的要素。如明中期重臣丘濬所言：“人生莫不恋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业，弃坟墓，扶老携幼，而为流浪之人哉。人而至此，无聊也甚矣……今天下大势，南北异域。江以南，地多山泽，所生之物，无间冬夏，且多通舟楫，纵有荒歉，山泽所生，可食者众，而商贾通舟，贩易为易；其大江以北，若两淮，若山东，若河南，亦可通运。惟山西、陕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时运道，今皆湮塞。虽有河山，地气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岁，所资者草叶木皮而已，所以其民尤易为流徙。”这种地域性差别虽然存在，但是，灾荒打击之下，灾区民生主要差别不是来自地域性，而是来自政府救灾能力。政府救助不力，即便号称富庶之乡的江南，灾区悲惨程度毫不“逊色”于北方地区。

（二）明人视域“灾区”景象

下文选取的是明人有关“灾荒”与“灾区”形象的几段描述性文字。明朝皇帝亦有写诗文记录灾荒者，为我们描绘几幅帝王视域里的灾区景象。其中，明宣宗就是一位代表。如宣德五年六月，“永平卫、兴州左屯卫及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各奏蝗蝻生。尚书郭敦言：‘比已遣官往捕。’上曰：‘遣官之际亦须戒饬，颇闻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贪酷害人，不减于蝗，卿等须知此弊。’是日晚，出御制《捕蝗诗》示敦等曰：‘蝗之为患，此诗备矣。卿遣人往捕，当如救焚拯溺，不可缓也。'”诗曰：

蝗螽虽微物，为患良不细。其生寔蕃滋，殄灭端匪易。方秋禾黍成，几几各生遂。所忻岁将登，奄忽蝗已至。害苖及根节，而况叶与穗。伤哉陇亩植，民命之所系。一旦尽于斯，何以卒年岁。上帝仁下民，讵非人所致。修省弗敢忽，民患可坐视。去螟古有诗，捕蝗亦有使。除患与养患，昔人论已备。拯民于水火，勖哉勿玩愒。

又，宣德八年（1433）六月，明宣宗“以天久不雨，祷祠未应，忧之”。于是作《闵旱》之诗，并以之示群臣。诗曰：

亢阳久不雨，忧夏景将终。禾稼纷欲槁，望霓切三农。祠神既无益，老壮忧忡忡。粥将不继，何以至岁穷？予为兆民主，所忧与民同。仰首瞻紫微，吁天摅精衷。天德在发育，岂忍民瘝痌！施霖贵及早，其必昭感通。翘跂望有渰，冀以苏疲癃。

除了明宣宗，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等多位明朝皇帝也都或多或少写过有感于灾荒与灾区民生的“忧民”诗作。作为帝王视域里的“灾荒”与“灾区”景象或形象，与官员及普通百姓及灾民所知所感有所不同，自然别有意蕴。诗文多从灾荒影响写来，表达“人主”为子民生计的“忧切”。至于其诗或工或拙，其情或真或伪，其意或深或浅，自当别论。

明代灾区民生问题越到后来越严重，灾民生计越来越悲惨。明人留下大量关于明中后期灾区民生状态的“带血带泪”的文字。下文，分别摘取几则明代士大夫“独撰”的较为典型的“灾区”与“灾荒”形象的文字。

“景泰中，吴民大饥”。时人昆山龚钝菴诗云：

一经水旱便流离，风景萧条思惨悽。到处唤春空有鸟，连村报晓寂无鸡。颓垣弃井荒芜宅，苦调哀音冻饿妻。更有社共同寂寞，年来不复享豚蹄。锅无粒粟灶无薪，只有松楸可济贫。半卖半烧俱伐尽，可怜流毒到亡人。

天顺元年（1457）五月“丙子，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史兰奏：‘顺天等府，蓟州、遵化等县军民自景泰七年冬至今年春夏，瘟疫大作。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口，或一家同日死三四口，或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病者极多。'”又，天顺元年（1457）五月，小官吏张昭奏疏：

今山东、直隶等处连年灾伤，人民缺食，穷乏至极，艰窘莫甚。园林桑枣、坟茔树砖砍掘无存，易食已绝，无可度日，不免逃窜。携男抱女，衣不遮身，披草荐蒲席，匍匐而行，流移他乡，乞食街巷。欲卖子女，率皆缺食，谁为之买？父母、妻子不能相顾，哀号分离，转死沟壑，饿殍道路，欲便埋弃又被他人割食，以此一家父子自相食。皆言往昔曾遭饥饿，未有如今日也，诚可为痛哭矣！

成化（1465～1487）以来，明代政治更加黑暗与腐败，传统社会危机加剧，荒政基本废弛，灾民遭遇最为悲惨，关于这一时期灾区与灾民景象描写的文字颇多。下面主要摘取成化与万历时期（1573～1620）时人关于灾荒与灾区“实况”的文字，从中透视明中后期灾区民生状况。

如成化二十年（1484），大臣徐溥（1428～1499）在《题为救荒事》疏中，也对政府禳灾与灾区民生情况有所描述：

成化二十年九月初八日，节该奏：钦依着臣前往山西地方致祭西海等神，为民祈福。臣仰惟皇上之心，视民惟恐有伤，保民真如赤子之盛心也。斯世斯民，何其幸欤！臣奉命惟谨，于本月十九日起程，二十八日到于山西布政司，行仰本司委官督属，将银两钞贯转行该府州县，照依时价，两平收买品物备祭。随择本年十月初十等日，如仪沐浴斋戒，躬率各该衙门官员人等，陆续致祭中镇霍山之神、西海之神、河渎之神。祭毕，仍行本布政司，将给领收买过银钞、品物数目径自奏缴外。臣自入山西太原府及抵蒲州，尽其境界，看得山西地方旱灾于前，霜灾于后。太原一府、汾州一州并所属州县，今年秋成约有三四分熟，此处人民今冬可过，来春乏食。平阳府迤北并潞、辽、沁三州所属州县今年秋成约有二三分熟，此处人民冬初可过，冬深乏食。至如平阳府迤南所属蒲、解等州，临晋等县及泽州所属沁水等县，秋成全无，即目人民已是采野菜、剥树皮度日，扶老携幼遍于原野，而流逋颠连塞于道路，已嗷嗷待哺矣。今冬加以寒冻所迫，不知何以存活？况闻山西地方连年薄收，仓库多空，官司虽欲赈济而莫知措手。又兼边事方殷，馈饷惟急，人民愈觉惊惶，诚恐流移日众，啸聚山林，意外之虞又不能保其必无也。洪惟皇上一德动天，百神感格，化灾为祥，行有日矣。但此等民情皆臣目击耳闻，不敢隐默。缘奉钦依救荒祭祀事理，为此具本亲斋，谨具题知。

成化二十一年（1485），右副都御史何乔新（1407～1502）赴山西、陕西赈灾，一路所见，灾区连绵，饿殍遍地。如他在《答余司徒》信中具体描述灾区悲惨景象：

三月中，仆在蒲州，忽报阁下仍以节钺出总军务，盖朝廷以北虏为忧，故暂辍庙堂之象，以为边陲之重耳。方欲遣使问候起居，忽承华翰诲谕，且以不及与仆始终赈饥之事为歉。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阁下垂念及此，仆敢不尽言以献于左右乎？山西之民凋敝极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杀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杀夫而食之。至于叔侄相食，姻娅相屠，又其小者耳。人类至此，有识寒心。盖自去岁春夏不雨，而麦菽无收；八月降霜，而黍糜尽槁，非惟平阳、泽州二处而已，潞、沁、汾、辽与太原之岢岚、保德二州与岚临河曲四县灾伤莫不皆然。有司已尝具奏，该部移文覆实，而分守分巡者，以边储方急，虑为己累，但将平阳所属十五州县、泽州并所属四县勘作全灾，其余州县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俱派边粮，督责严急，人情不堪，军民所以逃亡，或去为盗贼者以此也。幸蒙阁下在朝翊赞皇猷，将平阳所属三十五州县并泽州所属四县税粮悉皆蠲免，已征者亦留赈济，而潞沁汾辽等处，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误国病民之罪也。仆至此以来，加意赈恤，流逋复业者十才一二，近闻贵部委官催征去岁所派边粮，百姓忧惶，咸欲逃窜。愚窃以为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瘠已甚矣。饲之以粥，尤恐其不活，又从而夺其食，其有不死者耶。

嘉靖时期（1522～1566），明代进入灾荒高发期。是时，大江南北，天灾与饥荒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如嘉靖二年（1523）前后，江南闹水灾。是灾，灾区面积大，灾情非常惨烈，淹没农田，摧毁房屋及道路，淹死无数灾民，灾区卖儿卖女卖妻者比比皆是。如大学士杨廷和（1459～1529）如此描述灾区“地狱”般景象：

淮扬、邳诸州府，见今水旱非常，高低远近一望皆水，军民房屋、田土概被渰没，百里之内寂无爨烟，死徙流亡难以数计，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称斤而卖，十余岁者止可数十，母子相视，痛哭投水而死。官已议为赈贷，而钱粮无从措置，日夜忧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麦熟时尚数月，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近传凤阳、泗州、洪泽饥民啸聚者不下二千余人，劫掠过客商舡，无敢谁何。

由于朝廷救灾不力，嘉靖二年前后的江南灾荒不断发酵，灾区蔓延，灾区民生持续恶化，灾区社会动荡不安，灾区不断扩大，贩卖人口，盗贼横行，杀人越货。如嘉靖四年（1525），吏部尚书费宏（1468～1535）对当年南方灾区的一些悲惨情形之描述：

窃见今年以来，四方无不告灾，而淮、扬、庐、凤等府，滁、徐、和等州其灾尤甚。臣等询访南来官吏，备说前项地方自六月至八月数十日之间，淫雨连绵，河流泛涨，自扬州北至沙河，数千里之地，无处非水，茫如湖海。沿河居民悉皆淹没，房屋椽柱漂流满河。丁壮者攀附树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死。即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水中，二麦无从布种，或卖鬻儿女，易米数斗，偷活一时；或抛弃家乡，就食四境，终为饿字，流离困苦之状所不忍闻。臣等窃惟各府州处南北之冲，为要害之地。圣祖之创造帝业，实以此为根本，江南之输运钱粮，实以此为喉襟。况自古奸雄启衅召乱多从此地，若不急议赈恤，深恐冬尽春初，米价愈贵，民食愈难，地方之变殊不可测。盖小民迫于饥寒，岂肯甘就死地，其势必至弃耰锄而操梃刃，卖牛犊而买刀剑，攘夺谷粟，流劫乡村。虽冒刑宪，有所不恤。啸聚既多，遂为大盗，攻剽不已。且有逆谋，于是欲招之则法废而人玩，或未必从。欲剿之则兵连而祸结，或未必胜。贻害不小，善后实难。

万历时期（1573～1620），特别是万历中后期，明朝政治黑暗腐败至极。官员以贪污纳贿为能事，以党争为事业，倾轧不已，视民瘼为儿戏。如明朝官员陈应芳（1537～1601）记载：“万历拾柒年尝大水矣，势更凶于两岁者。偶有当路从上河来，父老群聚而控之，反逢其怒。曰：‘吾亲闻两岸栽秧歌声不绝于耳，若曹何自言水灾也。是诳我！为首者磅（杖）笞三十。’及如皋尹奉檄来勘，而尹故善谀当路风旨，州又适同知署事，时届端阳，方驾龙舟戏水上为乐。属视如皋不为礼，尹怒而去，报如前。当路言：是岁也，水尽滔天，兴则改折，泰则全征。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儿以供，而民不堪命矣。”大部分官员贪污是内行，救荒理政是外行，甚至遇灾匿灾、贪污赈银赈粮，灾区民生悲惨至极。如一生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曾在陕西、山西、山东及朝廷为官二十余年而熟稔民情的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吕坤（1536～1618），对万历九年、十年西北的连续旱灾与饥荒情形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想那万历九年、十年，连年天旱，说起那个光景，人人流泪。平凉、固原城外掘万人大坑三五十处，处处都满。有一富家女子，父母都饿死了，头插草标，上街自卖，被一个外来男子调戏一言，却又羞惭，两头撞死。有一大家少妇，见她丈夫饥饿将死，将浑身衣服卖尽，只留遮身小衣，又将头发剪了，沿街叫卖，通没人买。其夫饿死，官差人拉在万人坑中，这少妇叫唤一声，投入坑里。时当六月，满坑臭烂，韩王念他节义，将妆花纱衣一套要救他出来。他说我夫身已饿死，我何忍在世间吃饱饭，昼夜哭，三日而死。同州朝邑一带拖男领女几万人，半是不贯辛苦妇人，又兼儿女连累，困饿无力，宿在一个庙中，哄得儿女睡着，五更里抛撇偷去，有醒了赶着啼哭的，都着带子捆在树上，也有将毒药药死了的，恸哭流泪。岂是狠心？也是没奈何如此。又有一男子，将他妻卖钱一百文，离别时，夫妻回头相看，恸哭难分，一齐投在河中淹死。万历十四年，邯郸路上有一妇人，带三个小儿女，路上带累，走步难前，其夫劝妻舍弃孩儿，妇人恸哭不忍。其夫赌气儿先走了数十里，又心上不忍，回来一看，这妇人与三个孩儿吊死在树。其夫恸哭几声，也自吊死。又有一男子，同一无目老母与一妇人，抱个十数月孩儿同行。老母饥饿不堪，这男子先到前村乞食供母，这妇人口中还吃着沙土，仰卧而死。老母叫呼不应，摸着儿妇，知是死了，也就吊死道旁。这男子回来，见他母亲吊死，又见那孩儿看看将死，还斜靠着死娘身上吮奶，也就撞头身死。西安府城外有大村，千余家居住，一时都要逃走，那知府慌忙亲来劝留，说道：“我就放赈济。”这百姓满街跪下诉说：“多费爷爷好心，念我饥寒。就是每家与了三二斗谷子，能吃几日，怎么捱到熟头？趁我走的动时，还闸挣到那丰收地面，且救性命。”大家叩头，哭声动天。那知府也恸哭，放他散了。走到北直、河南，处处都是饥荒，那大家少妇那受的这饥饿奔走，都穿着纱段衣服死在路上。当此之时，慈母顾不了娇儿，孝子救不得亲父，眼睁睁饿死沟中路上。狗吃狼食，没人收尸。

又如，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615～1616），山东一带闹灾荒，民情凄怆，悲惨异常。明臣毕自严（1569～1638）在其所撰《灾祲窾议》中，较为翔实地记录了这次大灾荒的民生状况，读之令人唏嘘不已：

天灾流行，何地蔑有？而齐鲁之凶荒，则非常一大劫数也。先是甲寅之秋，旱魃为虐，谷豆所入，业极微鲜。暨于乙卯之春，颇沾雨泽。民方播种谷苗，殚力胼胝，以期有秋，而入夏则大旱矣。蕴隆虫虫，数月不雨。入秋之后，谷苗尽槁，始降霡霂。民又高价购求黄黑绿豆荞麦等种，竭力布殖，冀资藿食，而无何则又旱矣。加以蝗蝻遍野，青草不留，农圃荡然，佣赁束手，民间之盖藏，尽费于耘籽，而田畴之收获，莫偿乎颗粒。环视六郡，比壤一辙，山谷险巇，舟楫难通，既移民移粟之维艰，实一死一生之可惧。延至今兹，余祸为殄，春来依旧亢旸，二麦又复无秋。询之父老，佥称数百年来无此灾荒，齐鲁之民未知所税驾也……东省自灾荒以来，粟价腾涌，斗粟千钱。齐民素鲜蓄积，比屋莫必其命，菜色载道，行乞靡怜。于是鬻衣袴啊，鬻釜爨，鬻器物门牌，尽室倾储，曾不足充数口之一饱。继而咽糠秕，咽树皮，咽草束、豆萁，犬豕弃余，咸足以供生灵之一餐。乃有散而之四方者，乃有立而俟其死者，亲族掉臂，埋掩无人。或僵而置之路隅，或委而掷之沟壑，鸱鸟啄之，狼犬饲之，而饥民亦且操刃执筐以随其后，携归烹饫，视为故常。已而死尸立尽，饥腹难持，则又不惮计啖生人以恣属厌，甚至有父子兄弟夫妇相吞啖者，狐兔之念藐然，骨肉之情绝矣。其事发而寘于理者，若而人恬不知怪。有谓人肉咸而难食，食多困惫，必驯至于死者；有谓五脏脑髓，味甘脆，胜肢体，食之可得不死者。忠异比干，尽作剖心之客；虐非帝豝，或为御穷之具。伤哉！……东省自去秋以来，已有弃坟墓，远亲戚，去昆季而之异乡者。嗣因饔餐莫继，沦胥堪忧，谚云“添粮不敌减口”，又云“卖一口，救十口”，乃始鬻妇若女于赀财稍裕之家，为婢为妾。其价甚廉，往往一妇女之直，不足供壮夫数日之餐。然犹未离故土也。久而四方闻风，射利者众。浙直中州之豪咸来兴贩，东省青衿市猾，亦多结党转鬻，辇而致之四方，价直视昔稍赢。妇女一挥不返，骨肉抛弃，于兹极矣。此辈号为贩稍。又有短稍者出，要之中途，劫其妇女，不假资本，坐规重利。近闻淮徐夏镇地方，甚有误认流移家口以为贩稍之徒，剽夺淫污，远卖异境，无端割离，号天莫应者矣。乃又有鬻及童子者，马前追逐，若驱犬羊，力惫不前，鞭垂立毙。彼苍者天，胡使东民天札荡析至此极也……齐鲁之民，自罹灾荒以来，糠秕已尽，树皮无存，百室之市，顿成丘虚，千家之村，杳绝烟火。以故饥民聚族而谋曰：等死耳，与其坐而待亡，不若揭竿而起，劫掠升斗，犹可以活旦夕之命。粤自客夏，业有以祈雨打旱魃为名，乘机而行攘寇者。此后萑苻肆起，强窃蔓延，愍不畏法，日甚一日，故益都有铁山之盗，安丘有崇山之盗，泰安有徂徕山之盗，动皆千百成群，啸聚为奸，致烦官兵剿捕，乃始捕灭。其它夜聚晓散，焚庐采囊者，至不可胜纪。

明末，因为救灾粮食短缺，甚至采取“粥担”方式救济灾民。如时人称：崇祯年间，江南闹饥荒。流民“沿途求食，而坊曲之民，去丐无几，莫应其求，死者无数。初议设粥厂以济，而虑私储有限，饥民四集，散遣无方，将酿后忧，进退踌躇，有心无策。适见有担粥以施于市者，一再施而止，阁学钱公因仿行之，吾家遂踵行之。其法无定额，无定期，亦无定所。每晨用白米数斗煮粥，分挑至通衢若郊外，凡遇贫乏，令其列坐，人给一勺。约每担需米五六升，可给五六十人一餐，十担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数日，或旬日，更有仁人继之，诸命又可暂延。”其实，翻阅明前期灾荒史料，灾民遭遇亦很悲惨。史籍中关于“民无粒食”“杂草芽木皮为食”“掘石屑食之”“发瘗胔以食”“人相食”“饿殍塞途”“死者枕藉”等灾民生存状态描写，不胜枚举。

又据明末清初叶梦珠撰《阅世编》载，崇祯后期，松江府一带闹蝗灾，继而饥荒，继而瘟疫，灾区景象极为悲惨：

崇祯十四年辛巳夏，亢旱，蜚蝗蔽天，焦禾杀稼。郡守方公岳贡，听讼赎锾，俱责令捕蝗瘗之，动以数百万石计，蝗终不能尽。是岁大饥。越明年春，壬午，有司各劝缙绅富室捐米煮粥，分地而给。饥民远近响应，提携襁负，络绎不绝。甚者不及到厂而毙于路，或饱粥方归而殒于途，道殣相望，婴儿遗弃，妇女流离，有望门投止，无或收惜而转死于沟壑者。是时，白米石价五两，斗麦稍差，糟糠秕秆，价亦骤贵，宾客过从，饷之一饭，便同盛筵，雇募工作，惟求一饱，不问牟麦，世风为之一变。盖松民贸利，半仰给于织纺。其如山左荒乱，中州糜烂，尤甚吾乡，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布商裹足不至，松民惟有立而待毙耳。加以军兴饷急，欠漕米一石，时须价银五两有奇。本邑无米，乞籴他境，莫不破家。值邑绅张讱叟先生入掌户部，疏请准麦折价，得允十分之二，每石折银一两五钱，较之米价，犹称易办。延至初夏，麦秋大稔，民庆更生，而疾疫大作，几于比户死亡相继。此予有生以来所见第一凶岁也。

以上出自士大夫之手的有关灾荒与灾区景象文字，或描写，或议论；或悲怆，或怜悯；或出自士大夫对灾民真挚情感而催生，或源于政治利益考量而激发；或出于心灵深处内省而鼓与呼，或流于形式的上疏言事。凡此种种，也是一道值得探究的课题。通过上述摘取的几则文字，可以管窥明代灾区与灾民悲惨遭遇。其实，述及明代灾区民生，“悲惨”两个字焉能概括得了！

在《明实录》中，在记录明代“灾荒”内容的诸多方志及其他记载明代灾荒的典籍中，载有大量有关明代灾民“吃人”事件，灾民互食，或吃灾民尸体，或将灾民活活打死而食之；或生吞或熟食；或煮或烤。甚者，一些灾区还公然买卖“人肉”，肉身多为饿死或被杀死的灾民。历史上，灾荒之年吃人现象不独现于明朝，其他王朝亦有；不独现于古代中国，其他国家亦有。究其所以然，饥饿与死亡威胁造成人性泯灭，人的生存需要压服其他一切需要。其实，灾区灾民自杀现象特别普遍。对于灾民来说，死者死矣；劫后余生的灾民，亲朋走死逃亡，满目凄凉景象，又多贫病交加，政府往往有救济之名而无赈救之实，也是生不如死。研究表明，“灾害中对人的思想的伤害集中地表现在生存意志和生活信念上。由于生存条件严重损坏，使得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灾后幸存下来的人们在依然面临着死亡威胁而又无望无助的情况下，在一个短时间里，一部分人产生‘没法活下去了’的思想。这已经不再是心理伤害，而是这些人对灾后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作了悲观、消极的观察总结之后，在心理上产生极度悲伤、悲观、忧愁失望情绪的基础上出现的理性认识，是一种带有总结性质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对人的思想、观念、意志的伤害，它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人的生存意志弱化乃至产生生存不下（去）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