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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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非物质设计

非物质设计是基于信息化、商业化背景下消费形态的转变引来的设计的非物质化的概念,又叫作“非物质主义设计”,是在创意产业背景下兴起的设计潮流。所谓“非物质设计”即高于物质设计的全面注重美感和情感因素的设计,同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一样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设计思想是倡导资源共享,倡导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强调设计作品以外的因素,如经济、环境、心理等方面,消费形式从产品本身过渡到产品所带来的服务上。这一设计重点是突出设计的人性化、情感化,设计的可持续性与低耗性。一定程度上非物质设计对传统的设计环境、次序、格局带来冲击,是设计伦理上的一次变革,具有很强的进步性。非物质设计并非近几年才出现,随着信息化的兴起、发展,非物质设计一直紧随其后,甚至在古代农耕社会中已经有非物质设计意识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设计学界就提出了基于电子信息空间的虚拟化设计、信息设计、网络界面设计等概念,这类设计涉及数字语言及程序化等非物质特征,因此提出了非物质设计概念。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器物之外的价值不可忽视,如现代计算机无论硬件配置多高,脱离了软件的作用计算机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做人也如此,离开了宽广的胸怀,一摊肉身又有什么价值呢?

一 非物质设计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际性概念,在中国即民族民间艺术,范围较广,包括地方语言、表演艺术、风俗礼仪、手工技艺等对地域自然、社会认知的实践行为。我国自“文革”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抢救性保护措施,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也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省相继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2004年8月,我国政府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全球为数不多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2009年9月,历经30年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志》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认定、传承场所、传承传播活动、相关经费、产权、后继人才培养等实际问题做了法律上的支持,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仅仅停留在通过以上方法获得保护,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传承和发展。传承和发展需要人,需要新一代的年轻人,现状是年轻人谋生手段多样,对缺少活力的传统技艺行业没有浓厚的兴趣,以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成了普遍性的问题。在厦门蔡氏漆线雕(图2-61)研究所接待的社会学员中存在很多开始感觉很新鲜、兴趣很浓,而真正长时间操作时却又耐不住性子的现象。传统工艺贵在技艺的修成,这种短时间的学习很难有起色甚至入门都很困难的事物,不被年轻人所接受,即便有法律的强制、政策的优厚待遇也很难得到保护、传承,强制的传承也会失去文化意义。如何加强对年轻人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成为一个难题。这时非物质设计无疑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对接,让年轻人在商业文化氛围中得到熏陶,挖掘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新途径。

图2-61 厦门蔡氏漆线雕

在非物质设计中非物质文化的数字化是设计的重要环节。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将非物质文化变成易于被广大年轻人所喜欢和接受的形式,或许比单纯技艺的学习更为有效,进而才有一部分人对非物质文化产生喜爱的可能。

首先,动画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在场景设计、人物设计、剧情构思等环节中必然需要对相关文化背景的梳理、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智慧的先辈艺术家就解决了让水墨动起来的技术难题,巧妙地将动画与水墨结合起来创作了水墨动画,先后制作了《小蝌蚪找妈妈》《牧笛》,“文革”后完成的《鹿铃》《山水情》赢得了国际好评。第一部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轰动了世界,其中的形象塑造、动画技巧可谓处处见功底,它把童话故事和水墨画恰到好处、不着痕迹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对“意境”的表现和对“气韵生动”的追求,在诗情画意中蕴含深刻哲理,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很可惜的是,由于国际动画市场的冲击、水墨动画成本高昂等原因,水墨动画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被搁置,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起色。近年来我国数字动画也取得了一定成绩,《魁拔》《秦时明月》《风云决》等动画中天地、山水、武器、人物等设计处理中越来越细腻、真实,一部分电影使用3D技术,增加了观众对场景身临其境的感受。从中看出,一方面,设计中一味不惜工本地对艺术追求的要求,在当代商业环境中生存必须有所取舍;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非物质文化的数字化问题,提高设计效率。另外,引导年轻人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从乏味的快餐文化中脱离出来也十分重要。

其次,数字化博物馆的建立。通过声光电、虚拟现实等多种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声音、实物等高品质地数字化,更加直接、高效地让年轻人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深刻认识。数字化博物馆的虚拟展示环境,可以依托新型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模式,突出信息服务特征,带给群众方便快捷的学习体验;可以引导性地开展教育活动,充分满足观众以自我导向为基础的探索性学习要求,寓教于乐,博物馆的职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向世人传达了善良博爱、崇尚正义、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扶危济困、忘我利他等崇高精神,建设虚拟妈祖源流博物馆(图2-62),对于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代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妈祖信俗在当代进一步传播的手段之一。2013年1月,妈祖源流博物馆在福建莆田湄洲岛的东蔡上林自然村开馆,向海内外的妈祖信众及游客还原了1052年前湄洲岛妈祖诞生地的历史原貌。所谓非物质设计,一方面可以改良馆体陈列设计,拉近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将馆体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包括虚拟场景、虚拟实物,通过3D体验馆,让观众体验身临其境感受的同时,真实感受这位勇敢善良女性的故事;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技术,改良传统网站平台,以妈祖相关场景的信息库为基础,以良好的交互界面,向不同需求的人群提供不同层次的访问信息,避开了交通工具和时间的不便。两方面一主一次,相辅相成,数字化博物馆是实体馆型的信息发布平台,实体馆提供更加真切、原始的文化信息。这样一来,馆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让“潜在观众”变为“实质观众”。

图2-62 湄洲妈祖雕像

再次,数字游戏的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作。数字游戏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主动、灵活的空间。在数字游戏设计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人物、事件、器物、技艺都被设计为游戏中的一个参数、一段数据等,通过影像、声音的形象表达,让玩家在游戏中得到文化熏陶。难点在于,非物质文化在经数字转化、游戏设计、玩家接受后,是否仍保持原有的准确性,处理好这一点可使两者得到良性互动、协同发展。

二 儒释道思想与非物质设计的发展

相比传统,当代居民楼提高了利用率、方便了生活,却带来了邻里的生疏。当代信息手段的多样化发展,压缩了人们想象的空间。以上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导致人们生活次序发生变化,影响观念的转变,而观念又会转向何处呢?当代设计方便了物质需求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变化,如何评估这种变化的对错?如何规划、引导这种变化呢?从实际上看,非物质设计正在解决以上问题。非物质设计更像是设计实务的一个外力,即设计伦理,它不仅规范设计的底线、谴责不良设计的罪恶,更主要的是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次序关系以获得平衡和协调,并使人从中获得精神需求,对此古人也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并发展成为了当代人为人处世的准则。将传统伦理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放下传统伦理中脱离现实伦理生活的致思方式,并为健全非物质设计伦理理论建设所用,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对于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儒家、道家与佛家的学者们以带有直观或顿悟性质的思辨,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敬重生命、保护自然的思想。经过时代发展,为更多人所认同并发展成为道德标准,也发展成为治国的伦理思想。

儒家思想中,孔子将孝、义、信、忠、恕等伦理道德概念延伸到自然界,提倡仁爱万物,善待生命,网开一面,反对竭泽而渔。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物”,朱熹解释为禽兽草木,即自然万物;“爱”主要是指爱惜,“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将“物”“民”“爱惜”“仁爱”系统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生态环境与人际关系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中的《中庸》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构建“至诚”“仁爱”的人类、社会、自然关系是现代非物质设计伦理所宣扬的一个重点:将物质设计改善为充满情感、充满爱的世界环境,以仁爱之心的展现作为设计需求的最高层次之一。《荀子·天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强国》又说:“夫义者内接于人而外接于万物者也。”荀子指出,自然的运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没有偏袒。顺应这个规律就吉利,违背它就有灾祸。所以人的能力在于顺应自然的规律,处理人世间事务,而不去考虑怎样改变自然规律,让天、地、人三者各司其职。荀子进一步将人的道德“义”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将处理生态自然的行为上升到了道德层次,与人间伦理形成内外关系,正所谓“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经过历代发展与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诸多学说。儒家关于如何处理人的需求与自然的破坏的矛盾问题有很多具体的论述,这些对治国、强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不同于现代的是,儒家的论述不是针对鱼已经被逮得精光了、森林植被严重被破坏了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是基于对自然认知的自发性与伦理道德扩展的自觉性提出的,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对人们更具有自我约束力。反观现代设计中所谓绿色设计、环保设计是缺少根基的,是在自然环境破坏已经危及人类的背景下被动的反应。如果自然环境问题得到缓解,新能源得到大范围利用,绿色设计是否还有存在意义?是否还会有新一轮的环境破坏?这些仍是未知。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理解是当代人的优势,也是当代人妄为的优势,只有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上升到伦理、宗教、哲学的层面,在设计上才能形成理论根基,人类才会重新掂量手里的科学技术是否是一道“关牌”,所谓真理是否是我们科学论证的真实结果。

道家思想中关于消费模式或商业文化的“知足”“寡欲”“俭”“轻物重生”“养性”等精神价值取向,与当代非物质设计所倡导的一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尊重自然、环境保护等消费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值得深入研究。

道家思想同儒家思想一样源于《易经》,在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同之处在于道家引出了“道”的概念,进而阐释宇宙万物如何依道而行。《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本原、万物起点,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大生命体,在世界形成之前存在一个混为一体之“物”,即天地万物之根——“道”,“道”是世界万物存在发展的依据。《老子》又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进一步将“道”划分了天道和人道两个方面。

天道自然无为。对于天道的描述,《道德经》中出现的次数很少,我们姑且将其解读为“天地运行的依据”。《道德经》第二章云:“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七十三章又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姗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揭示了“天道”公义谦退的品质。《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又云:“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公平和正义是“天道”运行的道德依据,人道相对显得不足,所以有了人道顺其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由“道”所产生,就应该遵循自然法则,融入大自然运行规律之中,作为自然的一部分。

在当代社会环境中,人类早已忘记了古人所谓的自然法则,中心主义、功利主义、科技至上主义横行,设计成为了反自然的行为,人类不再冥想和沉思,内心不再宁静和澄明,开始疯狂地对物质世界盲目追求。随之产生了很多问题。环境问题只是其一,更为危害的是人不断失去了对自然的虔敬之心。人的贪欲不断合理化发展,仁爱之心日渐缺失,初尝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却又忽视了人类认知是有极限的。以身边的汽车为例,最初汽车只有满足交通便利的需求,而后有了审美性、可操作性、舒适性、安全性等诸多需求,更多的是对地位、自我的展现。诚然这是一种科技所带来的文明进步,却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中国每天有数百人死于车祸,是日本的数十倍;城市汽车尾气污染成为隐形杀手;资源消耗进一步加剧;更为严重的是汽车内部营造的氛围与自然环境形成的对比生疏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人们逐渐忘记双脚踏入大地的坚实感、真切感;与徒步者相比车内外环境差异、速度与效率的差异产生了一些驾驶者的等级心态,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当代设计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滋长了堕落的人性,这无不需要当代非物质设计去思考。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进一步理解为“创造空间,留住空间”的观念,给当代自然环境留出空间,为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创造空间。老子在物质上强调“知足”与“寡欲”,厌恶工艺技巧,他认为“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以获取的东西,它的诱惑力会使人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事。老子所谓的对“无”的追求对当代人来讲似乎过于极端、过于“寒酸”,其实不然,老子对“无”有进一步的阐述。《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不为”在当代设计中解释为“非物质设计”再恰当不过了,非物质设计跳过物质设计对人的功能(使用功能、美学功能等)满足实现人类社会伦理与物质创造的直接对话,正是设计之大为。老子对“德”“仁”“义”的描述也是如此,《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强调了“德”“仁”“义”无意而为,强调自发性、自觉性,所谓无为正是以自然之道而为。

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华夏,并与儒家、道家思想融合,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论述相对儒、道更为丰富、全面,伦理道德色彩也更为浓厚。关于佛家的慈悲、悟、禅、如相、轮回、佛性、缘生、因果、三身等诸多概念和观念不再赘述,笔者就相关非物质设计,列举一二并论述佛学一些基本思想在当代设计中的价值供与读者分享。

设计的修行。佛家中的“修行”讲究教、理、行、果四个方面:教是通过语言形式所表达出来的思维概念;理是语言背后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行是通过理论指导而进行实践的方法;果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相应结果。包括印度大乘、南传佛教、藏传密教、汉传禅宗等的修行,方法较为丰富,但无论哪种修行都有一个佛家重要的内容,“去除人生的烦恼,忽略自己的情绪,抛掉经验的观念,准确地观察真实的世界、人生。佛家讲的烦恼比较广泛,如贪婪、执着、自私、傲慢、虚荣、妒忌、吝啬、怀疑、猜忌、生气、愤怒、憎恨、残酷、反感、愚昧、无知、麻木、散乱等非正面情绪。佛家将烦恼归类为贪、嗔、痴,并提出去除烦恼的方法,即“戒、定、慧”。修戒:完善道德品行;修定:致力于内心平静;修慧:培育知人生真相、洞察世间本质的智慧。此三者为递进关系。弘一法师在抗战时期写道“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当代国内外环境虽然没有了战乱的烦恼,但出现了新的问题:科学沙文主义对人文精神的排斥;社会道德逐渐沦落;社会发展模式与价值取向使得每一个人都被绑在了时代的快车上。饥不择食、饮鸩止渴,设计也存在在时代的快车上欲罢不能的烦恼,这何尝不需要“自觉觉他”德行的修行。所谓“修戒”,对自己需要恪守设计法规、设计伦理,正身为范,对受众则是适度消费、勤俭节约;所谓“修定”,对自己要求静心设计,不因观念、情绪的干扰影响对外界的判断,对受众要不因琳琅满目的设计之物对感官的刺激而欣喜若狂、得陇望蜀;所谓“修慧”,对自己要抛开常人的有色眼镜,从局外的角度时常审视设计的合法性、正当性,对设计伦理的构建要有所看法,为人文世界的复兴与发展有所作为,为真实的世界而设计,对受众要三省吾身,检讨自己的行为,探索需求的本质,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缘起论与非物质设计。佛家讲世界因缘而起,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不能分割的。任何事物离开周围的万物就失去了它的本性,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情与无情,同圆种智”的观点。自然万物都是有佛性的,虽然常人看来地位不同,但众生法性是平等的,应平等对待,进而有了众生与佛平等、众生与无情平等。而当代设计趋利避害,在商业环境中贪婪地搜寻着利益的猎物,已经危及了众生基本的生存权利,更何谈“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境界。在设计中,对涉及的材料、设计作品后续应用中对各方的利害等诸多方面要常怀一颗慈悲之心,平等对待,度己度人。

禅与设计。禅是佛教沉寂思想和道家清静无为观念孕化而生的中国化的文化思想。禅是一种人生境界,又并非多么高深的境界,只要我们彻底放下身边的矛盾、困惑,哪怕就几秒钟的时间,那就是禅的境界。禅在生活中有很大受用,白居易访恒寂禅师诗云:“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到,为人心静身即凉。”不敢说恒寂禅师不出汗或未感到热的存在,他通过内心的调节达到了主客体的平衡,从而减轻、消除肉身感官带来的苦恼。

设计中的禅是什么?许多设计师将设计作品冠以“禅意”来褒奖,其实作品本身是不存在禅的,它绝非如一些设计师所言通过自然的材质、简约的风格所营造的朴素、空静等之类的感觉以供受众遐想,如果如此简单完全没有必要在设计中引入禅的概念,禅不是设计作品叫卖的资本。设计中的禅应该是一个体验过程,一方面需要设计师博览群书日积月累,通过对设计的透析,抛掉功利,获得对人生释怀的坦然、对世间大爱的豁达,达到禅的高层次境界,化万物为己所用,即禅宗所谓“开悟”;另一方面需要受众有同样的参禅意愿,共同获得设计作品之外的自由、快乐感。但禅宗又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美好的禅的境界只能自己受用,是不可与别人分享的,两者应是“因指见月,得月亡指”的指与月的关系。根据禅的释义,在设计实务中需要设计者具有以上积累后,放下所谓构成原理、人机工程、用户研究等方面对思绪的限制,让心灵在自由与纯净的精神世界里游弋,游弋的外在表现正是设计。对一般设计者来讲,或许会更加关注设计作品的盈利、自身生计问题,禅对一般设计者来讲路途似乎太过遥远,其实也不然,禅宗指引我们如何对苦恼的顺应和对精神的解脱,习惯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我们一直极端地认为低效益与幸福、快乐是必然的对立关系,重复的劳作和苦恼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当不再轻易为外在世界所苦恼的时候,就懂得了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