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故乡

记得我18岁那年，也就是1973年，来青岛坐火车好像要坐三个半小时，沿途要停将近20个站。到过青岛之后，我回到村里就不安分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像青岛人那样生活，住到楼房里，坐公共汽车，睡床不睡炕，然后这样一种愿望就支撑着我不断地奋斗。

当时那么想挣脱故乡怀抱的莫言，想不到在离开之后的几十年，故乡会在他的小说里打下那么多烙印。

法国有一个翻译家，他翻译了我很多的小说，30多篇短篇和五六部长篇。他去年在巴黎的一次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上讲，莫言的大部分小说里边都有一条河，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尤其是孩子，一出门之后，必定要沿着胡同往北跑，几百米就跑到一个河堤上去，然后再沿着河堤往西跑，跑大概100多米必定要跑到一个小石桥上去，过了石桥以后必定沿着一条宽阔的公路再往西走，这条公路就通往县城、通往省城、通往北京。后来他问过我，我说我的村子就是这样。因为这样一条路线我走了大概20多年，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走的这条路线会在小说里面反复地出现，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我小学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回家了。当我看到同龄人都在学校里面读书、打球、嬉笑打闹的时候，自己却是牵着几头牛去放牧，对一个少年来讲，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折磨。这就逼着我过早地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我的童年时期，那个时候农村还是人民公社，譬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割麦子了，五六十个人都在一起。每天早上戴着星星就出发了，早饭都在地里吃，每次休息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抽烟，说话，讲故事，年轻人精力无法发泄就摔跤，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孩子，在这个成年人的群体里面，确实就感到是——上课。

《红高粱》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真实故事的基础上写成的，当年打日本那个小桥，桥头依然存在。我们当年劳动离那个地方就很近。我听过起码有10种关于这场战斗的描述，因为每个人讲得都不一样，有的说打死了一个中将，有的说打死了一个少将。每个人在讲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的时候，都会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就是每一个作家实际上都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乡亲。

我的早期的很多小说，有的时候甚至都直接使用了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原名。《红高粱》里有一个人物叫王文义，小说里面他是怕死的一个人，当过逃兵，打伤了他的耳朵，他就说他的头被打掉了。这也是个邻居，而且论辈分我还要叫他叔叔。《红高粱》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张艺谋在最早的剧本里面也是把这个人物写成了王文义，后来我就跟张艺谋说，这个千万要改掉，不能再出一个王文义了。因为这个小说出来以后，王文义已经找我父亲说过：“我们两家还是老亲呢，我们处得也不错，他怎么会把我写成那样呢？”我父亲回来也跟我说：“你以后千万不要把这些人左邻右舍写到你小说里去，让人家一找说得我脸上像被耳光扇得一样，没法解释，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儿子大了嘛我也说不得他。”

像我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面，小说里的四叔一家基本就是在我真实的四叔他们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样写一个好处就是感觉到特别方便，因为这些人物你非常熟悉，熟到这个人隔着几十米一咳嗽你就知道他来了的程度，这么熟悉了写起来自然就会非常得心应手。

我们高密现在有所谓的“三贤四宝”，四宝就是像扑灰年画，色彩大红大绿，跟杨柳青的木版年画相比，就显得幼稚，技术上也没那么复杂。高密还有一种泥塑，泥娃娃、泥老虎，它的色彩也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大红大绿的颜色。另外高密还有剪纸、茂腔。我在写的时候当然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多的笔墨在写颜色，后来一些评论家总结出了我创作的特点，譬如说特别愿意用红色，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只能想到我们的民间艺术。

你要知道三八大盖枪的子弹穿透力是多少，你也要知道我们当时游击队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样的一种武器，只有这样，在细节描写上才不会捉襟见肘。一个作家只有对生活充分占有，仿佛这些人的呼吸都可以听到，他们身上的汗臭味、他们受伤之后的血腥味都可以闻到，你才会感觉到写不完。

本来如果没有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插这一杠子的话，我的新作肯定早就出来了，一个是得奖以后确实事越来越多，把很多创作的时间给挤掉了，再一个确实感觉到如果过去的话就可以拿出来出版，现在就应该再想想再修改一下再修改一下，生怕让人家笑话，给父老乡亲丢脸，但有时候越想写好越写不好了。

当我的小说进入80年代之后，我就感觉到写作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写到当下的农村，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心理我把握不好，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写得不自信不肯定，所以我写得就很犹豫。第一嘛我要么就还写过去那点事，写历史，要么我就走另外一条道路，走这种超现实的道路，我写鬼怪，写幻想，这恐怕也是我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的这一批像我年龄差不多的作家迫切所要解决的问题。

（2014年6月6号，莫言为“2014青岛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所做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