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
评价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应当根据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并参照世界上关于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水准，从大的视野来予以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概言之，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主要可以总结为如下两点。
一 译介普及了国外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成果
日本国民性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首先是因为它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并且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在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中，首次冠以“国民性”之名的著作，当属1907年12月由富山房出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这是一本迎合美化日本的时代要求的著作，在该书中，芳贺矢一把日本国民性分为十项，即忠君爱国、尊崇祖先重视家名、讲求现世务实、热爱草木喜欢自然、乐观洒脱、淡泊潇洒、精巧纤细、清净廉洁、重视礼仪、温和大度这样十个项目来加以描述，但对于其得出的这十个特点都是仅凭借个人生活经验等进行的直观、零散的描述，并未经严密的资料考证，也谈不上什么理论支撑。而真正具有理论支撑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当首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的重要人物。《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的重要研究成果。它的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而提交的一份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它不仅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国民性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也是西方的国民性理论首次直接应用于现实问题研究的杰出范例。
日本国民性研究不仅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追求对策应用性的研究，而且至今这一目的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研究者所追求的应用性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者们，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除了追求能够用来分析和解释日本社会的理论模式，分析和预测日本人的行为模式而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冷战正酣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统治阶层都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定义为砸碎一切的理论。因此，在日本发展史中，美国的学术界不失时机地把原因侧重点放在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循序渐进的变革上。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回应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决定社会变革方向的最关键因素是阶级对立的观点，就成了美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把文化与传统作为日本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打造新课题，就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重温这种理论背景，可以明白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日本文化论和国民性论在日本和世界同时走俏的意义。”[47]
美国的部分日本国民性研究者的目的，与日本国内的日本人论者的目的，在很多方面都不谋而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内学者积极炮制的日本人论著，“看似非政治的、文化的、中立的言论，实际上与各时代的权力关系及论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深的关联。这些言论间接地、无意识地、隐含地反映了日本社会各集团的利害关系。认为日本特殊独特论大都维护了日本统治阶级、权力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日本人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不是无稽之谈”。[48]
另外，日本学者自己探讨日本人的国民性，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破解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日本作为最早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随着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已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49]“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50]日本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论，很多正是被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催生而出的。
但是，我们中国学界同人研究日本国民性，显然既不是为了帮助日本人化解其身份认同的危机，更不是如日本和美国那样欲寻求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概言之是为了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起到对中国读者和民间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如果以时间为界来作一粗略划分的话，基本上可以20世纪末为界，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截至20世纪末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大多是想探讨促使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日本人独有的国民性，并希冀能对其进行借鉴。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中，题名冠以“日本型”、“日本式”、“集团意识”、“集团主义”的论文较多，而且大多是在集中探讨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等问题。这段时期，中国学者出于对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憧憬，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结论也多盲从国外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结论，对所谓的日本独特论充满了溢美之词。所以，这一时期也可以概括为对日本国民性的礼赞期。
从世界国民性研究的发展情况来看，由20世纪30年代的草创期、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全盛期后，国民性研究由于自身的弊病而逐渐失去吸引力，开始呈现相对萧条的景象，国民性研究转入调整反省时期。[51]具体从世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进展情况来看，据青木保、杉本良夫、罗斯·摩尔的研究可知，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国民性研究的转折期，即这是一个从对日本国民特殊性的礼赞期向批判期转换的时期。[52]也就是说，截至20世纪末，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是严重滞后于世界同领域研究的步伐的。参照前述的综述性论著可知，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从观点上，都缺乏创意，诸多文章基本上就是在重复以《菊与刀》为首的国外研究成果而已。《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进入21世纪后，《菊与刀》在中国再度成为畅销书，这与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学术无作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在推动世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是谈不上有多大贡献的，所以得不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那么，从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来看，其贡献度又如何呢？一般而言，“理论命题必须包含一定的预测性，同时，该命题也必须能随时接受事实的检验。检验理论有效性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该理论所预测的事情是否会发生，既包括未来是否将会发生也包括过去是否发生过。后者有必要将理论与历史事件进行整合对照。”[53]总览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不符合这种理论命题要求的，可以说既未能充分满足国家内政外交的需要，也未能提供一个很好地把握日本人的方法，做到对中国读者和民间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导。本来，追求独具特色的“日本式”“日本型”本身并没有错，其实，所有日本国民性研究者的共同愿望，正是希望能够科学地把握真正的“日本式”或“日本型”的东西，只不过，目前很多所谓的“日本型”“日本式”的结论往往因缺乏明确的比较标准，实在是令人难以凭信而已。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式’这一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既然可以称之为日本式，那么就必须是其他任何社会都不具备的属性，至少这种属性需要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否则就不能冠之以‘日本式’的名号。但事实上，时下流行的日本人论，虽然对日本情况如数家珍，但对于作为比较对象的其他社会，不管是信息还是认识，都了解甚少。号称日本特有的属性，如果在海外也大量存在的话，恐怕就不能称之为‘日本式’了吧。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某种现象在日本存在，就称其为日本式。说得极端一点，全世界都有空气，日本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恐怕不能因为日本国土上有空气，就称其为‘日本式空气’吧”。[54]“所以，最好别在日本人的行动、思维方式上随意粘贴‘日本式’的标签。事实上，现在所谓的很多‘日本式’的现象既可能是‘西式’的，也可能是‘全球式’的，我们必须要直面这个问题。”[55]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虽然既未能切合中国学者们的夙愿，亦未能为推动世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但是，历史地看，这段“述而少作”的工作，在向中国学界和国人推介国际上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方面，还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也为我们认识日本人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因此，笔者认为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可一概否定，也当给予应有的评价。
二 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新范式
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和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特别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大概是中国经济锐不可当的发展势头也无形中增长了中国学者们的信心，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国际政治学等领域，探讨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56]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目的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已经从单纯地借鉴经验，转变为客观地分析日本人的言行思维方式等，以利于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角度出发，有的放矢地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对日战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交往的增加，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学者在接收国际学术信息的环境方面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从现有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上看，虽然还不是很理想，但是，尚会鹏先生与游国龙博士对许烺光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完善和运用，可谓是对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新范式进行的非常有益的探讨。
许烺光是美籍华裔学者，心理人类学开创者之一。1909年生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的庄和，1933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赴英国伦敦随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1941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国立云南大学（1941-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4-1945年）、康奈尔大学（1945-1947年），从1947年起任教于西北大学人类学系，曾任美国人类学会会长（1978-1979年）。许烺光擅长心理人类学理论和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比较研究，曾经在中国西南部、印度、日本从事田野工作，旅游讲学的足迹更遍及美国和远东。许烺光1999年12月15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0岁。许氏一生游历甚广，著述丰富，目前中国台湾为其出版了《许烺光著作集》10卷（其中第10卷为英文）。[57]
心理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是“心理-社会均衡”理论，这是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尚会鹏先生通过对该理论的详尽分析指出：“该理论在四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即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58]许烺光在参考了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PSH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概念，使“中国经验”在心理文化学理论中得到了学理性的提升，为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和人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使我们以一种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成为可能，特别是为我们从心理文化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为构建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新范式也提供了很大的探索空间。
以上，通过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的梳理可知，截至20世纪末，虽然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水平一直滞后于国际上同领域的研究水平，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质与量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探讨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开创国民性研究新范式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另外，从骤然增长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数量也可以获知，在中国，亟须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社会需求也在日益增加，因此，在今天，应该进一步加强日本国民性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也就毋庸赘言了。
曾以“文明冲突论”引起世人关注的美国资深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2004年出版的新作《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指出：“国家利益来自国民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对国民特性的定义不同，就会衍生出“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59]“美国的特性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问题的绝不只是美国。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60]恰如亨廷顿所言，虽然说寻找和探索国民性研究方法的步伐依旧很缓慢，但是，随着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世界对国民性研究的社会需求却是越来越强烈。为了不再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写成“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61]为了不再将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写成“只是在对某些新颖奇特的表面现象进行漫无边际的杂谈”，[62]展望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未来，对于专事此业的同人而言，可谓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