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今后的研究课题
鉴于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今后的日本国民性研究应该努力拓宽研究视野，挖掘新的研究素材，不断完善分析工具和方法，这也正是本书所要尝试的课题。
另外，至少还应重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课题。
一 梳理世界上各种“日本人论”
“日本人论”，是日本国民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本人论的种类很多，既有日本人自身的日本人论，亦有世界视野中的日本人论。世界视野中的日本人论，又分为西方的日本人论和东方的日本人论。西方国家的日本人论，又可细分为美国人的和欧洲人的日本人论；东方国家的日本人论，又可以细分为对日本人在文化上具有直接深远影响的中国、朝鲜半岛的日本人论，以及与日本文化渊源不深或基本无涉的一些地区学者的日本人论。如今，由日本人及外国人所著的五花八门的日本人论，通过媒体传播至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并已演变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仅影响着日本人的世界观，重新在创造着日本人的自画像，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对日印象形成的条件。这些日本人论是如何在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下得到建构的，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日本人论的生旺衰亡情况如何，其内容是否来源于正确的分析，这些内容无论对于那些想要借鉴日本模式的外国人，抑或那些反对效仿日本模式的外国人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持此观点的外国人如果身居国家要职或大企业的决策层，日本人论的正确性将直接关系到数亿民众的生活。
在讨论日本人的“国民性”时，必须首先明确“国民”所指涉的具体对象是谁，即“谁是日本人？”但是，在目前的日本人论中，无论是“日本”的范围，还是“日本人”的范畴都不是很明确。一些夸大了日本和其他社会差异的日本人论，不但扭曲了日本人的世界观，而且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重塑日本人自画像的社会力量。这种被不断重塑的自画像，不但在事实上成了日本对外交流的巨大障碍，也极易对那些想要借鉴日本模式的外国人造成决策误导。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厘清“国民性”与“人性”、“众趋人格（典范人格）”、“人格”、“民族性”等概念含义区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各个时期的各类日本人论因何而产生、其发展状况如何，这对日本人自我认识以及外国人获得对日本人较为正确的认识，都尤为必要。
二 加强日本国民性成因的研究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中，对于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居多，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研究较少，即对日本国民性成因的研究较少。
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个是物理层面的强制性原因，一个是心理层面的原因。物理层面的强制性原因，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心理层面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社会政策、文化战略等对人的心理层面的影响。目前，从这两方面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文章都可见到一些，但大多数的论著都还是侧重于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且，同样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国民性的论著，其关注点和结论也都不尽相同，这一点在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间尤为明显。
日本学者关注的多是日本地理环境温和秀丽的一面，他们不仅充分肯定日本的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甚至还有的学者把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视为日本人优秀论的根据。[63]与日本的学者相反，在很多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大家关注的则多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如日本因为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多自然灾害的岛国，所以才会常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积极面是使日本人精打细算奋发图强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消极面则是导致右翼势力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于人于己都非常惨重的危害，类似这样的论说散见于许多日本历史文化的论著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赘述了。
针对这种研究倾向的缺陷，刘德有先生曾在很多场合高声呼吁：“我们在研究日本的国民性的时候，要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必然看不准，而且容易主观片面。例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民族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日本的多自然灾害。这种论断，我认为也是不那么科学的。中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仍，是任人皆知的。不能说中国自然灾害多，而中国人缺乏危机感。”[64]
从刘德有先生的呼吁中我们再一次感到，研究日本国民性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只是就日本论日本，缺乏对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有时难免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欲从日本多自然灾害的独特地理环境来解释日本的宗教观、审美观、发展观等的文章，[65]其研究视野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而是尝试着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释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一点虽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评价，但还是有些过于看重地理环境因素之嫌。反过来，也有的学者几乎完全抛开地理环境论，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发生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左右着民族心理、性格结构的形成，但随着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弱，并且越向近代、现代及未来推移，这种影响力就越接近于零”，[66]这类观点又给人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感觉了。
因此，今后，我们应摆脱传统的地理政治学的片面影响，加强对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特别是要加强对心理层面的原因的探讨。因为国民性研究的对象是会想、会思考、会感受的人，不同于石头、木头和其他自然物，其心理层面的原因往往影响会更大。例如，任何社会，只要有利益之争，就免不了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怨恨，发生冲突，出现在集团及个人之间的紧张、对决、争端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随着时代、地域、产业的变化将会发生何种变化？结构变化的方式和冲突的内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模式？加强对日本人感情模式之一的怨恨意识的研究，对回答上述问题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分析现代性问题、现实问题，解读日本的国家战略，不仅能从外在的历史的社会结构变迁来规定和把握，而且也能通过内在的感情模式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后者的研究则涵盖着对日本人动机结构的考察。如能够将外在的历史的社会结构视角与内在的感情模式视角结合起来考察，则更能把握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中微妙而难以察觉的一面。只有较准确地把握和分析人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方有利于进行与人的行为相关的因果分析，研究化解冲突的机制等。在这方面，日本国民性研究应该大有用武之地。
三 进行中日韩国民性比较研究
日本国民性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首先是因为它自兴起之初，就是一种应运而生的集基础性研究和对策应用性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并且更倾向于对策应用性研究。中国语境下的新的国民性研究范式，应该不仅能适用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亦应该能适用于进行中日韩国民性比较研究，这既是国民性研究的学科使命之要求，亦是构建“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区域认同意识之需求。
构建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各国之夙愿。东亚共同体可谓是一个跨国界、超越民族、血缘的大的次级集团，它是东亚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各自的需求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东亚地区，尽管以中日韩国家个体为单位的发展成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耀人眼目，但是区域合作与区域国际政策协调一直窒碍不前。加文·麦考马克在其著作《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中说：“日本后来在‘共荣圈’上失败了，其原因是日本没有提供一个能给邻国的国民带有归属感，或者乐于参加的共同体的图像。”[67]其实，当年并非日本不想给邻国的国民一种归属感，原因是诸如“大东亚共荣圈”那种殖民体系下的共同体愿景，是不可能获得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认同的。日本自民党的西方价值观外交也不可能得到呼应，尤其是得不到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支持和呼应，也难行得通。2009年，新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了“自立与共生”原则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矫正片面追求西方价值观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该原则，基本上融汇了中国人缔结集团的“亲属原则”、日本人缔结集团的“缘约原则”、欧美人缔结集团的“契约原则”的一些原则，所以一经日本新政府作为其执政方策予以提出，即得到了中国与韩国的呼应与支持。
东亚地区融合和一体化的进程乃是历史大势所趋，从理论上讲，实现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种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比较理想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日本民主党新政府，不仅对东亚共同体的制度架构之类的形式问题避而不谈，也没有像自民党那样叫嚣必须由日本来主导东亚。其实，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终将由谁来主导，空费唇舌地讨论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不可能是某一国某一个精英政治家一厢情愿就能决定得了的事情。但是，无论将来哪国会起实质性的主导作用，大概类似朝贡体系下的那种国际关系，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的，共同体内的国家也将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实现和谐相处。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虽然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没有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直至今天，它依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中日韩三国国民性比较研究，切实地探讨增进三国国民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途径，这对于更有效地推动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必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四 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获得可资凭信的科研成果，就必须依凭科学的研究方法。目前，“寻找和探索国民性研究的科学方法乃是全世界国民性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68]。研究日本国民性，再单纯地按照以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或者是偏重于统计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显然已经不能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许烺光的“心理文化学”、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在知识社会学方法支撑下摸索出的研究范式——“多元化阶层模型”，[69]可谓较新的研究范式，但其功能尚未得到全面的发挥。比较而言，“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方法，更为关注影响国民性形成的心理层面的原因；“多元化阶层模型”，则更关注影响国民性形成的物理层面的强制性问题。今后除继续挖掘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潜力外，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可以综合二者之长处的研究范式，开创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方法与“多元化阶层模型”，还只是“鱼”，而非“渔”。因此，为了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循迹求“渔”，我们还可以从许烺光、罗斯·摩尔和杉本良夫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探索历程中，得到如下两点宝贵的启发。
1.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要注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下大势如此，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也难逃此命运。一个人的智力终究是有限的，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能解释的问题终究也是有限的，但倘若不同的学者、学科间的智力交流更频繁些，那么将会产生更为丰富的关于方法和关于对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来进行研究，也定将会有更多的更具解释力的文化成果问世。
倡议注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并非我等后学之创见，诸多学术大师很早就已经开始倡议并努力在付诸实践。正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科学界最值得称道的事，既不是原子物理的成就，也不是人造卫星的发射，而是科学整体化（Integration of Sciences）的运动。倡导科学整体化运动的都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目前各种科学高度的专门化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现象，如此长久发展下去，将导致极危险的结果；他们认为所有科学的最终对象和目的都是同一的，各种科学间表面的各异，只是同一形体的各面表现而已，而彼此间的关系都是息息相关互相依赖的。因此，这些科学家们认为统一的科学才是健康的科学，科学家们应该共同建设一套共同的见解，一套互相关联的基本定律，然后科学才能走上有益于全人类的道路。科学界整合运动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整合，而社会科学整合最具体的表现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的成立，这个混合三种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于一学系，在美国大学制度上是一个创举，其主要策划人即伟大的人类学家克罗孔教授（Prof.Clyde Kay Maben Kluckhon）以及他的几个知心朋友：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心理学家奥坡特（Gordon Allport）和心理分析学家莫锐（Henry Murray）。[70]
另外，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布罗代尔（1902-1985年）也曾撰文呼吁应该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虽然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对同一景观感兴趣，即对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活动这种景观感兴趣。但是，对于这同一景观，“每一门社会科学都很霸道，无论它们会如何否认这一点。它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结论表达为人类的总体图像”。尽管如此，“如果我们遗弃各个人文科学的观察点，这就等于说抛弃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而强迫自己来重做这一切。但是有谁能在黑暗中踽踽而行呢？今天有谁能够单打独斗地重新系统地阐述全部已知的知识，超越它们，赋予它们以活力，使它们具有单一的语言，科学的语言？阻碍这项事业的并不是获取如此多的知识，而是如何使用它们。他需要拥有我们所有人已掌握的全部适当的技艺和能力。但这些技艺和能力只是在我们各自的专业里获得的，而且常常要经过很长的学徒期。生命是短促的，不允许我们之中任何人掌握如此多样的领域。经济学家只能作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只能作为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只能作为地理学家，如此等等。”[71]因此，“我的迫切愿望，即把不同的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少争吵而多处理共同的疑难。这样就会使它们摆脱一堆虚假的问题和无用的知识。而且，经过必要的剔除和调整，就可能出现既丰富又有创造性的新分歧。我们需要有新的动力来激励人文科学”。[72]
其实，从文化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脱颖而出的“心理文化学”自不必提，“多元化阶层模型”也正是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才得以建构起来的。欲把握构成“多元化阶层模型”之原点的三大前提——“日本社会的多样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原理、权利结构对意识和行为的约束性”，及“多元化阶层模型”作为其图示中心的两大侧面——“社会资源和成层维度”，至少能够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统计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否则，这个模型几乎就是无法使用的。因此，我们要探寻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的新范式，首先必须是能集各学科所长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2.探求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要着力研究如何提升中国经验的地位
尚会鹏先生在探讨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时曾指出，许烺光的中国文化背景，使他能够对中国文化“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的思想给以学理上的提升，成为把握问题的一种方法论。但许氏并非一味赞扬中国文化，他也指出了中国模式的缺点。从他的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基本人际状态”都只是具备了某种条件的人存在的“场”，必定是强调了某些条件而弱化或忽视了另外一些条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也因此而各有利弊。人与人关系上和心理（精神）方面的弊端或短处可称为“文化病理”之表现。这种观点与中医学中的“不平衡则病”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73]
尚会鹏先生研究许氏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国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总结非西方社会经验并将其用于建立某种“后现代国际秩序”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74]因此，虽然尚会鹏先生在其论文中也提到了中医学的思想，但并没有展开讨论。笔者认为，从探寻日本国民性研究的中国语境，创新日本国民性研究的学科范式的角度出发，借鉴许烺光的探索经验，中医理论其实更应作为一个需着力挖掘中国经验的宝库。这是因为，无论是国民性研究，还是中医理论，从本质上说都是对“人”的把握。
一切宇宙现象皆建立在相对关系、相互调节以及均衡之上，人亦无例外。人不仅是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平衡体，还是一个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平衡体，后一种意义上的平衡体就是心理文化学家许烺光提出的“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理论。PSH理论模型以及“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的概念把人视为一个“社会-文化场”，这个“场”由内而外分为若干层（用七个不规则的同心圆表示）[75]，“场”中摆放着家庭、父母、神明、心爱之人和心爱之物、理想、信仰等，我们与它们维持着动态平衡。这个理论模型主要关注了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但对自然环境的层面关注不够。相对而言，中医学追求的则是这三方面的动态均衡。
中医将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之为“上工”，将医术拙劣者称之为“下工”，在《素问》卷八中有这样一段话：“虚邪者，八正之虚邪气也。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76]此即所谓“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之说的由来。
而且，中医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风寒暑湿热燥”等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还格外关注人的“情志”，即社会人文环境对人心理生理的影响。在《素问》“卷二十三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中有这样一段话：“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愿得受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后世益明，上通神农，著至教疑于二皇。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77]
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中医，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才行。中医的所谓开“方”，其实就是在开“时空”，“中医治病的真实境界其实就是利用药物的不同属性来模拟不同的方，不同的时间、空间。时间可以利用药物来模拟，空间也可以用药物来模拟，治疗疾病就是方的转换，就是时空的转换，将人从不健康的疾病时空状态转换到健康的时空状态”。[78]所谓“中知人事”，也就是说对社会人文方面也必须得有很深的造诣，方才能够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PSH理论模型所关注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即中医所讲的“人事”。
哈佛人类学家克罗孔（Clyde Kluckhohn）和心理学家莫锐（Henry Murray）在他们所编的名著Personality in Nature，Society and Culture（1949年，1953年）一书的导言中曾有一句名言：“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若干方面像所有的人，若干方面像一部分人，若干方面则什么人都不像。”像所有的人就是基本的人性，凡属人皆有之；像一部分的人就是在同一文化下的典范人格，不像任何人就是个人独特的性格。[79]
人之性格，千姿百态。但俗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人文地理环境下的人，总还是有其各种大大小小的共性存在。国民性从产生、发展到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国民性”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众数人格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性”研究只以众数人格为对象，它还与以个人为对象的人格研究和以人的类本质为对象的人格研究互相渗透、相互联系，如若谈及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回避其他几个概念，因为作为个体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当中，他的身份既属于某个民族也属于国民，同时又带有人类的一般本性。
研究国民性，其实与中医治病也极其相似。中医诊病，唯正确辨证，才能处方施药；唯方妙药效，才有望祛病延年。人之病状，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张仲景可谓是对人的研究业绩卓著的中医，其撰写的“《伤寒论》是中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医学著作，其不仅为外感热病立法，同时也兼论内伤杂病及其他疾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一千七百多年来，一直对中医临床各学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故被后世医家视为‘众法之宗，群方之族’，奉为圭臬，尊为医经，是学习中医者必读之书”。[80]专业人士可以借此成就神医之技，救死扶伤；门外汉如我者，虽无力普度众生，却也可以持此经书依症寻方施药，自解伤痛，且屡试不爽。在笔者看来，从可操作性及其效果来看，目前中医理论对人的把握要远远胜出已有的国民性研究理论模型。
例如，在《伤寒论》中描述少阴病症说：“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81]所以，如果“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疼，脉沉者，附子汤主之”[82]。中医诊病至此，便可处方施药称“附子汤主之”。所谓“附子汤方”，即“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茯苓三两人参二两白术四两芍药三两。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83]。
目前的国民性研究，具体到个人的性格该如何把握，还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在中医，处方施药至此，还会就个体情况作进一步的辨证施治，即虽同为“附子汤方”，但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也会略有增减，最直白的例子就是虽为同样的症状，成人与儿童的“附子汤”药量是绝对不可能一样的。其实，打个比方说，“病”即相当于国民性，“症”即相当于国民性的体现，“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即相当于研究国民性的方法和理论。具体以这个少阴病为例譬喻之，“像所有的人即基本的人性”即相当于生病，无论是谁，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像一部分的人即在同一文化下的众数人格”即相当于少阴病，部分人在特定时空下的行为体征；“不像任何人即个人独特的性格”即相当于“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疼，脉沉者”。中医查人至此，即可判以“附子汤主之”，如果国民性研究理论模型也能够达到如此精致、如此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度，能够给出具体的、针对变化万千之个体的“方药”，那对我们更加科学地认识日本国民性，把握其“多峰式众数人格”，[84]有的放矢地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团体、不同人作出得体的应对，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目前，很多的日本人论的内容，都尚停留在述说各种“病症”的程度，日本人论的著者们，虽然也想努力辨证明病、处方施药，但苦于没有具可操作性的科学方法和理论，还只能做个“下工”，或者是只能做一个连尚能治已病的“下工”都不如的庸医而已。如果能够将中医理论中研究人的一系列理论方法，提升到日本国民性研究理论中来，相信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1] 五部专著分别是：[日]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日本：中央公论社1990年版；文库版1999年；中文译本，杨伟、蒋葳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日]南博：《日本人论——从明治维新到现代》（日本：岩波书店1994年版；中文译本，邱琡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日本：筑摩学艺文库1995年版；中文译本，袁晓凌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日]船曳建夫：《新日本人论十二讲》（日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3年版；讲谈社学术文库版2010年；中文译本，蔡敦达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劲松：《日本文化认同的建构历程——近现代日本人论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两篇论文分别是：杨劲松：《日本人论的演变轨迹——从文明开化到经济大国》，《日本学刊》2005年第1期；张建立：《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7年第3期。在南博的著作中，只有戴季陶撰写的《日本论》，获得了几句评语（《日本人论：从明治到现在》，文库版，第151-152页）；在罗斯·摩尔、杉本良夫的著作中，虽对韩国学者的研究有所引述（例如，[韩]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日本：学生社1982年初版，2005年第27次印刷；中文译本，张乃丽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但对中国学者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却只字未提；在青木保的著作及杨劲松的论文中也主要是梳理日美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对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未予关注；在张建立的论文中，对近年来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虽有所提及，但也是极为简略；在杨劲松新近出版的著作中，专设一节介绍先行研究状况，但在“二、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仅是提到了有限的几部研究著作，未给予详细评说，也未谈及相关研究论文的情况（参见杨劲松《日本文化认同的建构历程——近现代日本人论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2] http：//www.cnki.net
[3] 所谓国民性，英文写成“national character”，翻译成中文，因人而异，有人又将其译作“民族性”。因此，在部分论著中，国民性和民族性，往往被作为同义词来使用，但严格来讲，民族性，并不等同于国民性。从世界的视野来看，民族性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于国民性，但是，若仅限于一个国家内而言，国民性的内涵和外延则要大于民族性。相对于较稳定持久的民族性而言，国民性则更易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关于“国民性”概念的详细界定，可参见[美]艾力克斯·英格尔斯著《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一章 国民性：众数人格与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与“第六章 国民性与现代政治体系”以及周晓红著《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相关章节的论述。例如，艾力克斯·英格尔斯将国民性定义归类为有“作为制度模式的国民性”、“作为文化主题的国民性”、“作为行为的国民性”、“作为混合物的国民性”、“作为种族心理的国民性”，还提出“作为众数人格的国民性”，指出“聚焦成人众数人格特征，把它作为国民性研究的中心问题具有很大的内在优势”（参见《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第9、196-198页）。笔者认为，国民性，简言之，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多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即在家庭等各类集团中，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及社会强制性规范，于有意无意中培养出来的行为方式的倾向性选择。这种特性，体现在人们的交换模式、情感模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相对持久性。在研究日本社会、文化和日本人的文章中，判断某一文章是否属于日本国民性研究、探索的范围，主要看该文所研究的内容是否符合国民性定义指涉的内容，这里统计的文章题名中含有的关键词，也是国际学界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题目中常见的关键词。
[4] 在本书“附录二 中文参考文献”的“二、日本国民性研究论文”，笔者将其中的648篇主要文章按照文章题目中含有的关键词进行了分类，并对每一类文章分别按其发表时间进行了整理。
[5] 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论》，《科学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顾雯：《谈谈日本式中国茶文化与中国茶学》，《农业考古》2003年第4期。
[6] 鲍刚：《日本传统国民性的基本特征》，《日本学刊》1996年第5期。
[7] 何星亮：《保守性与进取性——日本民族性探索之一》，《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李锋传：《从日语谚语看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2期。
[8] 文婧：《日本式集团主义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化》，《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刘绮霞：《论金融危机下传统日本式经营的回归》，《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4期。
[9] 刘利华：《日本历史认知的民族心理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隽雪艳：《日本人的美意识与无常思想》，《日本学刊》2008年第4期；廉德瑰：《“伙伴”意识与日本式民主主义》，《日本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贾华：《浅谈对蒙古族学生日语教学的难点——兼论日本民族特性与日语含蓄表达方式》，《民族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等等。
[10] [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唐晓鹏、王南译，华文出版社2005年；[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11] 严绍璗：《〈中国人与日本人〉序言》，载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2] 高增杰主编：《一笔难画日本人》，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13] 戴季陶：《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初版，九州出版社2005年再版。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 这方面的著作有：夏遇南：《日本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李兆忠：《暧昧的日本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金城出版社2005年再版；香港三联书店2006年繁体字版，九州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周兴旺：《日本人凭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马驿等：《丑陋的日本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祝大鸣：《独特的日本人（岛国文化之解读）》，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祝大鸣：《双面日本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萨苏：《与鬼为邻》，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王锦思：《日本行中国更行》，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
[15]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23页。
[16] 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0年第2次印刷；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再版；尚会鹏、徐晨阳：《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
[17]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18] 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国的比较》，《日本学刊》1995年第5期。
[19] 崔世广：《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日本研究》1996年第3期。
[20] 王敏编著：《“意”の文化と“情”の文化——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版。
[21] 尚会鹏：《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22] 例如，蔡荷《日本国民性选论》（《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2卷第3期）中，仿照日本国文学者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又为日本人归纳出了14种优秀的国民性。
[23] 例如，李卓《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5期总第132期）中，将“实用主义”、“集团主义”、“等级秩序”依旧视为日本国民性中较具代表性的特点，并对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
[24] 参见[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13页以及该书第11章。
[25] 尚会鹏：《“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论日本人的交换模式》（《日本学刊》2009年第4期）、《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察》（《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其中，《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被评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学刊》编辑部承办的2007-2008年度《日本学刊》优秀论文隅谷奖。
[26] 例如，张建立《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感情模式特征简论——以“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为中心》（《日本学刊》2009年第6期）、《从游戏规则看中日两国国民性差异——以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为例》（《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中国社科期刊网“理论与学术前沿”专栏予以全文转载）。
[27] 罗教讲：《国民性研究方法之探讨》，载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香港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88页。
[28]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章。
[29] 罗教讲：《国民性研究方法之探讨》，载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第90-91页。
[30] 关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及这些概念的含义、缺陷等问题，曾多次得到游国龙博士的赐教和馈赠相关学习资料，谨记于此，以致谢意。更为详尽的分析，请参见游国龙《许烺光的“大规模文明”比较理论研究：内容、方法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启示》第2章，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31] [美]巴尔诺：《人格：文化的积淀》，周晓虹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32] 读卖新闻社舆论调查部编：《日本的舆论》，弘文堂，2002年。
[33] 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喻国明《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和日本人——中国公众对日印象的调查分析报告》，《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6期。
[34] 汪向荣：《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5] 李文：《日本国民心理嬗变的原理与趋向》，《日本学刊》2010年第3期。
[36] 同上。
[37] 关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定位，详细请参见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2章。
[38] 大陆出版了《种姓·家元·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与《美国人与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的译作，后由于译书的删节、错译问题，许烺光未再授权大陆出版其他著作。台北南天书局出版了《许烺光著作集》10卷（1997年）。
[39] 该理论的详细阐述，参见[日]滨口惠俊《日本研究原论：作为“关系体”的日本人与日本社会》，有斐阁1998年版；[日]滨口惠俊《何谓日本型模式？》，新耀社1993年版。
[40] 尚会鹏：《“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41] 尚会鹏：《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
[42]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导读”，第5页。
[43]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页。
[44]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64页。
[45] 同上书，第7章。
[46] 同上书，第12章。
[47]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解读日本人论》，第6页。
[48]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71页。
[49] [日]尹健次：《作为课题的“民族”——围绕近代日本的认同》，日本《世界》1994年第1期。武尚清译：《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民族译丛》1994年第6期。
[50]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维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51] 周晓虹：《理解〈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代译序）》，收录于[美]艾力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52] 详细论述参见[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日]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第6章。
[53]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106页。
[54] 同上书，第80-81页。
[55] 同上书，第107页。
[56] 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初版，1993年第4次印刷；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序言“光荣与梦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7] [美]许烺光：《文化人类学新论》，台北：南天书局2000年版，第215页。
[58] 尚会鹏：《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59]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维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60]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0页。
[61]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序言“光荣与梦想”，第3页。
[62] [美]罗斯·摩尔、[日]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92页。
[63] 张建立：《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日本学刊》2006年第6期。
[64] 刘德有：《日本文化研究之我见》，载孙新、王伟编《世界中的日本文化——摩擦与融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3页。
[65] 例如，梁晓君《日本国民性之政治地理学解读》，《国际论坛》2005年第6期。
[66] 吕超：《从原始文化看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日本研究》1994年第2期。
[67] [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68] 罗教讲：《国民性研究方法之探讨》，载李庆善主编《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论集》，第87页。
[69] “多元化阶层模型”，是以“日本社会的多样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原理、权利结构对意识和行为的约束性这三大前提”为原点，以“社会资源和成层维度这两大侧面”为图示中心，构建起来的一种比较、分析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工具。该模型的目的，是用各个社会通用的共同分析概念来寻求不同社会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具体到日本而言，即把国际比较的视野纳入日本社会的分析过程，通过多个社会的相互比较，找出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特性。详细内容参见罗斯·摩尔、杉本良夫编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第12章与第13章。
[70] 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8页。
[71]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2页。
[72] 同上书，第77页。
[73] 尚会鹏：《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74] 尚会鹏：《“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5期。
[75] 由内而外依次为：第七层“无意识”；第六层“前意识”；第五层“不可表意识”；第四层“可表意识”；第三层“亲密的社会与文化”；第二层“运作的社会与文化”；第一层“较大的社会与文化”；第0层“外部世界”。对这个原理详细表述见许烺光《许烺光著作集》（第九卷），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240-260页。对该理论的评论和分析见尚会鹏《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76] 王洪图主编：《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77] 王洪图主编：《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第611页。
[78] 刘力红：《思考中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79] 李亦园：《文化与行为》，第3页。
[80] 梅国强主编：《伤寒论讲义》，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81] 同上书，第311页。
[82] 同上书，第323页。
[83] 同上。
[84] [美]艾力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