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马克思晚年写作“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原因，存在着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马克思研究方向的重大转变。他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转向科学人类学和实证历史学的研究，因此将其一生划分为“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人类学和实证历史学”三个阶段。有人甚至进一步将其说成马克思理论立场的根本转变，放弃了“经济决定论”，回到了“哲学人类学”的早期立场。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在晚年马克思那里，不仅不存在所谓理论立场的根本转变，其研究方向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所谓从经济学向人类学或历史学的转变，不过是后人将现代实证科学分类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罢了。马克思向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的拓展（不是转变！），特别是对农村公社和世界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真实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问题进行再研究，是出于写作《资本论》续卷，完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批判的需要。土地私有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前提之一，而农村公社表明，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并非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研究农村公社问题，揭示土地所有权的历史演变，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前提的生成、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此，早在1853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就谈到过俄国农村公社问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部分，马克思围绕“生产的原始条件”问题，依据当时所能找到的相关材料，开始系统地研究作为“原始共产主义最后阶段”的农业公社，在那里马克思详细地考察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的第二年，即1868年底，马克思继续研究有关地租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文献。1876年5—6月，马克思对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史》等著作作了详细的摘录。马克思认为：“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民、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1]并为在德国发现马尔克村社制度感到高兴。同年12月，马克思阅读了汉森、德默里奇、乌提舍诺维奇、卡尔德纳斯关于农村公社在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国演变情况的著作。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基本完成，需要进一步加工第三卷、完善地租理论时，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农村公社的研究上，着力理清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演化，正是上述理论批判要求的继续。

其次，指导欧洲工人阶级的现实斗争，论证“土地国有化”的需要。1869年9月，在马克思的直接参与和推动下，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土地国有化”的原则，并对土地由私人所有向集体占有过渡的经济必然性作出了深入的说明与论证。但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掀起了一场反对巴塞尔大会决议的运动。其代表之一瓦格纳在其《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一书中，还专门引证了俄国法律史学家波·尼·契切林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历史演变的观点。契切林认为，农村公社与农奴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是农奴制的废除引发了农村公社的瓦解。这种观点同马克思是完全对立的，这也促使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更为直接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回应俄国革命者的内部争论，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需要。这不仅是马克思重新系统研究农村公社的直接实践背景，也是他对世界史进行再研究的重要原因。1847—1852年，德国历史学家奥·哈克斯特豪森在游历俄国后出版了《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3册），在书中介绍了俄国的农村公社。他认为：“俄国的公社组织，对于俄国，尤其是现时，在国家制度方面说，是无限重要的。西欧的所有国家现在都患有一种病，想把这病治好，至今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任务——这种病就是赤贫状况和无产阶级化。俄国就不知道有这种灾难；因为公社的组织使它免于灾难。”^[2]哈克斯特豪森的发现使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把农村公社看做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希望之光，提出俄国可以在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他们的影响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了有名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与此相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俄国只能走同西欧一样的道路，“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出版以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也成了他们中的某些人论证自己观点的重要论据。1877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发表在“祖国纪事”杂志上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就是针对这一现象写的。到了80年代初，甚至在俄国革命者中都出现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论争。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并请马克思对此明确表示意见，强调“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3]。

同时，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而东方开始酝酿着新的危机和革命，这种革命风暴首先在俄国开始形成。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极大地推动着俄国革命的形势。因此，马克思密切关注俄国社会的动向和俄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早在看到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之后他就写下了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表示要“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4]不过这封信后来并未发出。在接到查苏利奇的信以后，马克思又极为认真地写了复信，共写了四稿（最后一稿与正式复信一致，前三稿是草稿）。可以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正是以此为直接背景的。

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主要体现在“人类学笔记”中的《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和《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中，在《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中也有涉及。

1879年10月至1880年10月间，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的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评注，篇幅超过原书的一半。柯瓦列夫斯基的书在空间上包括了美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的材料，在时间上涉及16世纪至19世纪末的漫长历史时期。他对印第安人、墨西哥、秘鲁、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等地作为原始社会遗迹的农村公社制度，从历史演变和相互对比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材料使马克思能够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更为全面地考察农业公社现象，探索农业公社的本质和发展趋势。1881年马克思还对菲尔的书作了摘要。菲尔描述了19世纪的印度特别是孟加拉以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农村的农业、村社和家庭状况，也描述了农民同地主、高利贷者，同政府捐税、司法机关的关系。马克思在摘录中重视的是有关农村公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对柯瓦列夫斯基、菲尔以及梅恩著作的摘录过程中，不仅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农村公社本身的历史和现状上，还十分重视研究资本主义殖民者的统治、掠夺和相关经济政策对农村公社的影响。这实际上是考察农村公社和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这同一个问题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大体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写下了《历史学笔记》，共有四个笔记本。其中按年代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历史事件。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题材极为广泛，时间上涉及原始社会之后的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上也涉及西欧以外的地区如俄国和巴尔干国家，第一册更是包括了广大亚非拉地区。从内容上说，主要是政治事件，但也涉及经济和文化领域，特别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形成的角度对意大利的社会制度、尼德兰革命、英国社会演变和原始积累以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状况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与《历史学笔记》同时，马克思还写下了关于各民族经济史的笔记。^[5]这是马克思继早年在“克罗兹纳赫笔记”中对格·亨利希《法国史》、蒲菲斯特《德国史》和林加德《罗马人第一次入侵以来的英国史》等包括古代史在内的通史研究^[6]之后的又一次全面的世界历史再研究。关于这一研究的动因和目的，学界有不同的推测。我们认为，正如在“人类学笔记”中考察农村公社的演变和命运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殖民者影响的考察一样，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也同他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有着内在关联：既要从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中得出的新的思想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历史包括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史，又要从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中深化了的新的理论高度重新审视东方社会发展的未来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