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农村公社和世界历史的再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除了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研究笔记中显露出来以外，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在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所“直截了当地说”出的结论中。为此，我们需要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主要的文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些文本按照时间顺序为：1875年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之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7年马克思写下但未寄出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4年3月6日恩格斯将其抄本寄给了查苏利奇^[7]），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该信的前三份草稿，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以及1892年3月15日、6月18日和1893年10月17日恩格斯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三封信，1894年恩格斯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1895年2月26日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等。从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1877年以后到80年代初，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些新的思想，国内外学界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带有传统色彩的观点，认为这些新思想涉及的仅仅是关于个别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具体结论的改变。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定民族、特定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俄国当时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去世后出现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系列绝对化，甚至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此来论证俄国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而在马克思看来，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而不是取代历史研究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尽管从世界历史来看，社会形态的演进必须遵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顺序，但就某个特定民族或国家来说，则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可以跨越其中的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结论，正体现了历史普遍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辩证法。

另一种则是带有“创新”色彩的观点，认为这些新思想涉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根本改变。它表明马克思晚年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完全不适用于东方。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70年代一度十分流行，其中以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最为典型。他提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问题上存在从“单线论”到“多线论”的转变。他认为，马克思原来主张“单线论”，即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但到了晚年，马克思改变了观点，提出了“多线论”，即认为历史可以不遵循上述五个阶段的依次演进，向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8]这种观点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反映，就是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晚年形成了新的“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

我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实际上，马克思对“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既不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作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里涉及的是对作为唯物史观基本内容之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化和发展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地域性历史”是在各自孤立的地点上发展起来的，只是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整个世界的发展才逐渐成为统一的过程。就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历史序列绝对化，在《资本论》第一卷比较工厂主和领主“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时，就指出“在多瑙河各公国”，农奴制关系就是通过徭役直接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9]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也讲过：“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10]因此在这一阶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多线”发展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与梅洛蒂不同，这是“多”中有“一”“多”趋向“一”：即无论是由原始社会经过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还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制，也无论这种封建制是“领主—农奴”形式还是“地主—农民”形式，其共同特征都是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其发展趋势都是从“或多或少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趋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而在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人类历史日益发展为世界历史，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里，不仅作为整个人类历史来说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而且某一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否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因为这不仅要自身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以发达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程度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能力、资本主义自身是否已造成了向更高阶段过渡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这一切表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绝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涉及“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问题。而上述两种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解读都离开了这一关键问题。

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一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历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最初动力，但不再是世界历史的实现形式。在最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成为经验的事实，“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一直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过程，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而，不仅世界历史的最初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而且世界历史本身也只能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式下形成。当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不过是将其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扩展到全世界，因而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将摆脱资本主义形式，但那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现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看法不同了：尽管世界历史的最初动因仍然源自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自身已经走向危机和衰落，它已经无法容纳在自身形式下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了。正像资本主义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只能为其创造条件一样，资本主义同样不能造成真正的世界历史而只能为其创造条件。世界历史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的狭隘关系才能得以最终形成，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共产主义的形式下实现的。

二是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纯粹被动的，而是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主动力量。

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把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看作资本主义向全球的单纯空间拓展，把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单向度地归结于西方社会。“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东方社会在他们看来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力，不过是世界历史形成的被动对象。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在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暴力、掠夺等兽行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客观的历史进步意义。这一点在马克思50年代对中国和印度的相关时事评述，特别是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确。他认为印度的村社制度“始终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其遭到破坏和趋于毁灭“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英国对农村公社从而对印度社会的破坏，“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3]

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马克思强调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原始公社本身具有比各种私有制形式更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认为：“（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2）它们解体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通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现代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14]其次，原始公社的天赋生命力还表现在，有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依然保持到今天；即使是在其被替代的地方，它的各种特征也仍然非常清晰地存在于取代它的公社里面。最后，特别是当时存留在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农村公社，作为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较之古代类型的公社有了新的特征：（1）冲破了血缘的狭隘联系，（2）房屋及园地已经成为私有财产，（3）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重分，产品归己。这种公有制成分和私有制因素并存的二重性构成了农村公社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一方面公有制及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私有制的出现，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公社的瓦解并非由经济必然性所致，而是“死于暴力之下”。他告诫说：“我们在阅读资产阶级作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善意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15]相应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殖民统治者在落后国家摧残农村公社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说：“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利·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们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16]“英国政府利用（已由法律批准的）‘抵押’和‘出让’，极力在印度西北各省和旁遮普瓦解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彻底剥夺他们，使公社土地变成高利贷者的私有财产。”并且指出，“阿尔及利亚存在高利贷的类似活动，在那里，国税重担是他们手中的进攻武器”。^[17]这样一来，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单纯拓展，而是东西方相互作用的结果，甚至主要是东方人民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实现公社再生和社会复兴的结果。

三是实现世界历史的阶级力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东方农民民族的联盟。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可以说，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创世界历史都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可是现在，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自身难保，“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因此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了。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只能由无产阶级，由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农民阶级的联合，由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民族革命的“互相补充”来实现了。今天看来，马克思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过高估计了农村公社的生命力和实现社会主义条件的成熟程度。但是，这并不能抹杀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上述新思想的价值。实际上，20世纪东方民族解放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表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潜力的肯定和东方民族复兴前景的预言，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实现。特别是体现在上述新思想中的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真正世界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历史辩证法精神，更是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